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_引子 走近事变背后的角力

引子 走近事变背后的角力

在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矗立着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物，叫做残历碑。巨大的碑身宛如一座翻开的台历，花岗岩碑体被雕刻成弹痕累累的造型。那上面的时间，永远停在了1931年9月18日。在这个日期的旁边，有一段短促却足以触动国人神经的文字：“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十多年来，每逢9月18日的夜晚，沈阳的上空便会响起3分钟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

无疑，人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永远地记住九一八事变。可是，是否我们已经忘却了些什么，尤其是关于那段历史的背景和事变本身的某些重要细节？

细节就那么重要么？是的，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如同听不到心跳的标本，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都存在于细节之中。历史不是泼墨大写意，而是工笔画，只有鲜活的细部，才能构成趣味盎然的整体。

我们或许回避不了这样的问题：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还能够像残历碑那样把那个日子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心中吗？我们还能够真切地找寻到那段历史与今天的血肉联系吗？

让我们一起把思绪拉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

所谓满蒙者，……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这段话出自著名的《田中奏折》，反映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个神秘文件的真伪，从那个年代及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处心积虑的侵略和掠夺，完全可以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既定国策的产物。可是，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具体背景，情况却要复杂得多。简单说，它是日本内部三股政治力量在一致认同其大陆政策的前提下，又出于不同的政治考虑和利益诉求而角力的结果。

积极筹划和推动事变爆发的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他们把日本的政治高层和军事高层，看作是老朽腐败的官僚，认为只有迅速在中国东北动武，变满蒙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才能在大国角逐的国际格局中居于有利地位。关东军是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军，通过武力赢得帝国更大的在华利益，“天然地”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上至司令官，下至基层联队长，都是事变的积极支持者。

限制甚至反对关东军的“激进”态势的，主要是日本内阁。与“不管不顾”的军人不同，他们有更深远、更讲求调子的政策图谋和行动路线图，也更关注其他列强的反应。其策略，是要把对中国“亲善”的政治秀做足，从而在“不得已”对中国动武时，能够得到列强的谅解。事变的爆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日本政府既无力量也无决心管束“不听从命令”的军队，只能不情愿地跟在帝国军人的身后亦步亦趋。第三种力量是以陆相和陆军参谋总长为核心的陆军中央部，它的态度是最暧昧的。作为陆军的中枢，他们既要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又不能不顾及到海外驻军的要求和利益，军人的本能也告诉他们自己，只有在战争中军队才会成为国家的柱石。所以，事变爆发前，他们优化了关东军的军事配备；事变爆发后，他们又以明抑实扬的方式，为日军军事行动的节节升级开绿灯。

考察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中国的情形，情况似乎简单得多——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主要的责任人是蒋介石以及严格执行其政策的张学良。这实际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答案。避免与日本开战，这不但是蒋、张的主张，也是国民政府中的主流意见，甚至像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陈寅恪之类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一位专家在仔细讨论了当时中日双方陆军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后，结论是如果两国正式开战，中国要用一比六到一比八的军队数量，才可能与日军相抗。当时，蒋介石刚刚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可实际的情况却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激战正酣；国民党内部斗争激化，不但导致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国民政府，双方还兵戎相见；地方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央政府叫板；羸弱的中国又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灾的打击……总之，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与日本在战场上一见高下的力量。

但是，不抵抗政策仍然是一个基于错误判断的错误决策。国民政府过高估计了日本政府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分量，总把日本通过其外交管道透露的信息看得过重，而不了解对于日本军队而言，日本政府其实是说了不算的。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以为只要不抵抗，不给日军以扩大战事的口实，日军终究会受到政府的节制，撤回到满铁附属地去。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决定中国命运、在一定程度也决定着日本命运的九一八事变，竟以日方“低层”推动“高层”的方式诡异地发生了。不向日本宣战是一回事，不抵抗是另一回事。一味屈从于人，不但不会增加自己在谈判桌上的分量，反而会助长对手得寸进尺的贪欲。况且，在日本人的性格中崇拜强者的特点根深蒂固，在这样的对手面前，表示屈服就可能要面临最可悲的后果。

考察九一八事变还不能忽视国际背景。当时英、法等老牌列强，还深陷于一战后形成的战略思路中，不但看不到日本崛起对其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还纵容和支持，尤其是英国，它一向把日本看作远东地区的盟友，尽管一些英国政治家并不喜欢日本；美国虽已是世界头号强国，但其对外政策的基调是所谓的孤立主义，这不但使其国际战略缺乏远见，而且在行动上往往犹豫不决；至于国联，实质上是受英、法控制的，“老板”不想有所作为，要指望国联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帮助想来也难。

值得指出的是，对九一八事变的走向和结果影响最大的“国际因素”，是与中国和日本都毗邻的苏联。就战略而言，日本占领满洲，主要是冲着苏联去的，它要在为一场可以预见的与苏联的战争中，为自己赢得巩固的后方和战略纵深。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最担心的也是苏联的介入，所以狂妄无比的关东军在向黑龙江省方向推进时，竟也逡巡不前，因为北满铁路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看透了日本人心中的斤两，他并不愿意去挑战风头正劲的日本，而更愿意看到日本在羸弱却又地域广阔的中国泥足深陷，这样，苏联的东面就是安全的。所以，苏联不但忍下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对自己势力的冒犯，甚至连日后的伪满洲国也承认了，并于1935年以1.4亿日元的价格把北满铁路一并卖给了伪满洲国。斯大林设了个大局，日本就一头钻了进去，直到行将战败，也没能发动那场假想中与苏联的决战；而中国，则要更多承受战火和苦难。

当然，九一八还有许多说不尽的话题，它绝非仅仅是一个“悲惨的时候”，也不是像一些西方史学家所描述的，是一场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战争。所以，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仔细品味九一八事变背后的政治角力，不但有意义，而且也不枯燥，只要回忆起那些重要的细节，我们就可以读出那段历史与现实的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