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 精彩片段：
前言 地标和一个国家的成长
60年的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漫长，但对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某个具体的人而言，这已经是超过了他整个生命中的四分之三的时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2岁）。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另有阐述，但是对已经生活过这60年历史、并且正生活在这延续的历史中的人，这60年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阐释也不为过。
这是他们的历史，这个国家是他们个人的情感交织之地。因而，试图告诉他们在这60年中，有哪些地标是如此重要，必须被选入这本描述地标的书中，又想避免非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就好像在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中，让一个经济学家准确地指出市场之底在何时呈现一样。总会有一些人失望地发现某些选择和论述同他们的个人观点分歧得厉害。为了请求这些可能遭到冒犯的情感的宽恕，我想要尽量清晰地阐述我个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的思路。
总体而言，我的思维方式是，希望能够通过60个地标的选择来勾画出这个国家60年的成长轨迹。在我的设想中，这宛若一个拼图游戏。你要用60个地标来拼出一个完整的国家的图像。只是这个拼图游戏不是平面的和物理的，而是时间的和线性的——历史正是如此，只能线性发展。
我选择了南京总统府作为开端。南京总统府凝聚着很多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它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办公场所，因此，尽管1949年发生了很多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有很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我仍然选择将南京总统府作为一个开启共和国历史的起点地标，它的一端连接着过去，一端连接着即将开始的共和国历史。
接下来我的思维方式如下：一个刚刚成立的政权和国家，它需要面对的问题都有什么，然后从这些问题出发，去寻找那些标志性的地点。毫无疑问，这些最紧迫的问题中有：国际关系问题，一个新生国家的合法性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领土问题，一个国家刚刚建立时，它的控制力最松动的地方就是遥远的边疆；军队和军事工业的建设问题；还有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的问题。
这就出现了几个最初的地标选择。拉萨和一江山岛对应的分别是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鸭绿江对应的是国际关系，它也是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一次战争对抗；罗布泊是军事工业建设的地标。这些地标都对之后的历史和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深远影响。比如对一江山岛的攻打瓦解了国民党针对中国大陆的海岛防线，但是却让美国更深地卷入了台湾海峡的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后，中美关系当然进入了冰点。
更深刻的变革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我们可以从农业和工业两条线索来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经济建设的演变之路——经济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还囊括了诸如社会结构的再组织这样的问题。
农业问题上，从长治、遂平、徐水、大寨，再到小岗，这些地标其实构成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路，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流变。比如，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在根据地实行的政策中，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随着中国各个地方一片片被解放，这种政策也在一个个农村施行。这是取得农民支持的一个最好方法。但是，土地既然已经分了，今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是如何产生的？这条线路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山西，“土改”完成之后5年，山西省委发现出现了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这就是重新出现了土地的集中和农民间的贫富差距，这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在当时的山西省委看来，此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他们开始了在长治的农业合作化试验，以此来动摇土地产权私有制，消灭贫富差距。农村和农业朝此方向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河南遂平开始出现的卫星公社，然后再到卫星公社的高潮，河北徐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就是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中国农村的产权制度和社会结构组织都发生了变化。这其中的明星就是大寨。
这条线索的演进也是随着共和国地标的变化而进行的。1978年的小岗成为明星，因为它瓦解了集体劳作和集体分配的公社制度，但是它没有在农村的产权制度上产生变革作用。随后，在改革开放年代产生的新的农村地标，诸如大邱庄、南街村和华西村，它们的共性是绕开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依靠“工”和“商”富裕起来。比如南街村是对小岗发起的“包干”的一种反动，但是它也领悟出禹作敏、吴仁宝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出的规律，“无工不富”。从1978年前后农村明星地标的变化，比如从大寨到华西村，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时代的变迁。
然后是一条工业和商业的线索。早期的明星地标，都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所在地，也都是重工业之地。比如大庆、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的铁西，然后到三线建设时期的攀枝花——从一汽到攀枝花，其中的变迁也能体现出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变迁，一汽建立在长春，因为靠近苏联，方便得到技术支持和援助，攀枝花和三线时期的另一汽车城湖北十堰，则完全要远离苏联和美国，远离可能的战争威胁，三线建设时期中苏关系已经冷化。对于民间商业而言，1956年南京西路上，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三巨头走进中苏友好大厦，主动表示接受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出现民间经济的衰落，与之相对的是公有经济的勃兴。这条线索也随着明星地标的变化而前进、演化。比如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明星地标是诸如浙江温州的柳市、北京的中关村、浙江的义乌这些民间经济发达之地；汉正街、南京西路、中英街这些民间商业发达的地方成为开放年代的明星。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开放”，蛇口作为第一个招商引资的特区成为当时的风云地标，昆山没有成为国家批准的特区和开发区地点，索性自办开发区；外资涌入大城市，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北京的国贸都是当时招商引资的著名项目。曾经风光无限的国有企业反而在此时陷入困境，但是产权问题却仍让人忌讳，正是如此，1994年诸城的国企改革方式才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在金融制度上也要“现代化”，所以有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诞生。
至于国际关系这条线索在地标的选择中并没有得到如经济建设这样重要的呈现。因为这60年历史中，我们在外交上先是一边倒、然后是封闭态度，接下来又是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策略，总体来说这似乎是个“内向”的国家。这条线索中最重要的转折是中美建交，国宾馆接待过很多重要客人，有切·格瓦拉，也有赫鲁晓夫，但是他们都没有基辛格住到这里的意义重大。等到博鳌成为一个地标时，世界已经在议论中国的崛起，中国这时也试图在外交上寻找自己的新定位，比如，曾经很著名也得到了高层认可的“和平崛起”，正是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
地标产生的另外一个线索是各个时期的大工程，比如毛泽东时代的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三门峡水库，再到后来的青藏铁路、三峡工程。这些地标应该最无异议。此外还有各条线索演进过程的一些“节点”和重大灾难。节点比如庐山，庐山召开过无数会议，但是“庐山会议”一定特指1959年的那次会议，中国从此彻底左转；比如1976年的天安门，天安门曾经扮演过很多次节点，比如“五四运动”，而1976年的“四五运动”毫无疑问也是一个节点，因为此后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粉碎“四人帮”和邓小平复出等影响历史的事件。重大灾难比如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巧合的是这两年也都是中国的多事之年。
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个人认为此前一直被描述历史变迁的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忽略，那就是城市规划和建筑。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都知道，建筑和城市规划是和权力最为紧密的行业。所以，长安街我没有选择从政治角度来写，而是城市规划。这是当时建国之后，城市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于今来看，城市规划和建筑其实是理解这个国家变化的一条重要线索。浦东的开发，是经济建设成果，但也是城市规划里很重要的一步棋，如今中国各个城市的新城建设，几乎都是以浦东作为榜样和蓝本的。在这方面，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家也开始争论，现代化一定要以牺牲老的城市和老的建筑为代价吗？这种争论下，出现了上海新天地和平遥、丽江这样不同的选择。我甚至选用了包括央视新大楼在内的新建筑作为60年地标的最后结尾，特别打动我的是设计了央视大楼的建筑师瑞姆·库哈斯的两句话，一句话是“去他妈的文化背景”，另一句话是“建筑总是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也正是如此，它要摆脱过去的沉重的束缚，去走向未来，而不是停滞在过去。
以上论述的都是站在起点位置上的思考，然后跟随着起点演化。另一部分地标的选择则恰好相反，是站在当下这个节点上的思考，思考这个国家面临着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当然，这些新的地标其实也是上述的各条线索演进的结果。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我选择了大连和大连软件园。大连和大连软件园没有选择很多城市选择的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而是选择了附加值极高又没有污染的软件产业，这对中国的很多城市来说都是个新思维。对于我们面临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问题，我选择了太湖，这个美丽湖泊周围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乡镇，但是工业污染和治理不力让太湖在2007年有了一次大爆发，直接危及到人类的饮用水。在很多人一直讨论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上，我选择了平昌，这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乡镇级党委直选的县，它也被视为观察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窗口，甚至有人称它是政治领域改革的“小岗”；博鳌是直面中国崛起和亚洲崛起的一个地标；崇明岛是考量三峡工程移民问题的地标；阿拉善则是中国新兴起的企业家阶层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一个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