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_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1

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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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后的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落入不安定的历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当年的基石已经粉碎，再也不能成形。直到世界的一部分全面倒坍之后——即实际“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东欧集团——这股危机的全球性方才为人认识。在此之前，发达的非共产党地区自然更不承认危机的存在，多年来，众人都仍将每一回的经济难题，称为过渡性的“景气萧条”（recession）。半个世纪以来，令人联想起大灾难时期的“不景气”（depression）和“大萧条”（slump）二词，于是成为至今犹未完全解禁的禁语。更有甚者，只要提一下这个字眼，就可以使人不寒而栗，唤回当年那个恐怖的阴魂。甚至当80年代的“景气萧条”是“五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时，连这句话也小心使用，不敢直指那段相对照的时期——即30年代。（广告人的文字魔术，已经被人类文明提高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一环；可是文明本身，如今却陷落在它自己这个专长构筑幻境的机制之中。）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才有人敢开始承认（如在芬兰），目前的经济难题，确实比30年代还要糟糕。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种情形实在令人困惑不已。为什么世界经济变得不再稳定？正如经济学家的观察一般，各项有助经济稳定的因素其实比前更强——虽然一些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如美国的里根与布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后继者，试图将其中几项因素的力量减弱（World EconomicSurvey 1989，pp．10－11）。旧有大量生产制度中的一大关键所在——即难于控制的“存货周期”（inventory cycle）——在电脑化的存货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讯传输下，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如今生产线上可以配合需要变化，随时调整产量：扩张期“刚好赶上”（just in time）大规模地生产，缩减期“原地不动”静待存货销清。这项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试行，并在70年代科技的帮助下成为事实。其宗旨是减少存货，只需生产足够数量，“刚好赶上”经销商的所需即可。总之，生产能力的弹性大幅度升高，随时因应需求变化，在极短的通告之下灵活调度。这不再是一个亨利·福特，而是贝纳通（Benetton）的时代。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项目下的私人收入——社会福利金及救助金等“移转性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前述两项政府开支的总和，如今已高居国内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危机时代里有什么东西上涨的话，恐怕就数这两项了。单是失业救济、养老金，以及医疗费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动它们的上涨。这个危机时代，一直延伸到短促二十世纪末期。我们大概得再等上数年，才能等到经济学家也拿起历史学家的最后武器——即后见之明——为这个时期找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诚然，将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经济困难，拿来与两战之间的难题相比，在方法上自然有其缺陷；虽然在这个新的20年里，另一场“经济大萧条”的恐惧时时萦绕人们心头。“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许多人都问道，尤其是在1987年时，美国（及世界）股市一场极其戏剧化的大跌，以及1992年国际汇兑发生危机之后（Temin，1993，p．99），忧心之人更多了。1973年开始的数十年危机，其实并不比1873年后的数十年间更接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意义（虽然1873年那段时期也被人视作大萧条），这一回，全球经济片刻也未崩溃——不过当黄金时代于1973－1975年结束时，的确有几分类似古典的循环性萧条。当时“发达市场经济”的工业生产在短短一年之内骤降一成，国际贸易则跌落13％（Armstrong，Glyn，1991，p．225）。黄金时代过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虽然持续增长，可是比起以前的大好时光，速度显然缓慢许多，只有某些“新兴工业国家”（多数位于亚洲，见第十二章）是例外，后者进行工业革命的历史甚短，自60年代才开始。但是总的来说，一直到1991年，先进经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额始终在增长，只有在景气萧条的1973－1975年和1981-1983年间，两度稍微受到短暂停滞的干扰（OECD，1993，pp. 18－19）。世界增长的主要动力，即国际工业品贸易，也在继续增加之中，进入80年代的大发展时期，其加速之势甚至可与黄金年代媲美。到短促的二十世纪的末尾，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的富庶程度与生产力，总体来说，甚至远超过70年代初期，而依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全球经济，此时也比当年更为活跃。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上另有一些角落的状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在非洲、西亚，以及拉丁美洲，平均每人的国内生产总额完全停止增长，到了80年代，多数人反而变得比以前贫穷。这10年当中，非洲及西亚的产量多数时候都在走下坡，而拉丁美洲则在最后几年也陷入同样境地（UN WorldEconomic Survey 1989，pp．8，26）。对这些地区而言，80年代无疑是它们严重不景气的时代。至于在西方原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地区，80年代始终保持着差强人意的增长幅度，可是1989年后完全崩溃。它们陷入的危机险境，若以“大萧条”命名倒很合适。进入9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的状况甚至更惨。从1990年开始到1993年4年之间，俄国的国内生产总额年年跌落，其跌幅分别为17％（1990－1991年）、19％（1991－1992年），11％（1992－1993年）。波兰经济到了1990年初期虽然开始多少转趋稳定，可是纵观1988－1992年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额总共锐减21％以上。至于捷克，则减了20％；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更惨，损失高达三成甚至更多。综观这些国家在1992年中期的工业生产，只有1989年的半数到三分之二之间（Financial Times，24/2/95；EIBPapers，November 1992，p．10）。

焦距转向东方，情况则完全相反。就在苏联集团经济纷纷崩溃解体之际，中国经济却开始了惊人的增长跃升，对比之强烈，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称异的现象了。在中国，事实上再加上自70年代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地图上最充满活力的一个角落在内（东南亚及东亚的大部分地区），“萧条”一词，可谓毫无意义——说来奇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却不在这些幸运国家之列。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繁荣增长，其中的气氛却不轻松。凡是资本主义在战前世界最为人指责的缺陷——“贫穷、大量失业、混乱、不稳定”——本来在黄金时期已被扫除长达一代时间，1973年后却开始重现。经济增长，为严重的不景气一再打断，先后计有1974－1975年、1980－1982年，以及80年代结束时三次，规模之大，绝非“小小的景气萧条”所可形容。西欧地区的平均失业率由60年代的1．5％猛升为70年代的4．2％（Van der Wee，p．77）。在80年代末期景气繁荣的最高峰，欧共体的失业率，却竟然平均高达9．2％，1993年更爬升到11％。半数失业人口的赋闲时间甚至超过一年，更有三分之一长达两年以上（HumanDevelopment，1991，p．184）。问题是黄金年代的战后婴儿潮已经过去，潜在的工作人口本应不再继续膨胀，而且不论年头好坏，通常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都高于年纪较长者。在这种情况下，永久失业率若有任何变化，照常理应该呈缩减之势。

至于贫穷混乱，到了80年代，甚至连许多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发现如今自己“又开始”习惯于每日乞丐流连街头的景象了。更骇人的是，流浪者栖宿檐下、藏身硬纸板的镜头，大家也都变得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如果警察尚未干涉，把他们从众人视线之内移走的话。1993年，无论在哪一个夜晚，纽约市内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头或栖身收容所内。这个数字，实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从1993年开始倒数回去的5年之中，全纽约市更有3％的市民，头上一度没有片瓦遮盖（New York Times 16／11／93）。在英国（1989年），则有40万人被正式列入“无家可归”之列（UN Human Develop－ment，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谁能预想到今天这般惨状？

无家可归贫民的重现，是新时代里社会及经济愈发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一环。其实根据世界性的标准，“发达市场经济”富有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实并不至于太不公平——至少尚未达到极为不公。在这些国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瑞士四国，20％居于最上层的家庭所得，平均为最下层五分之一的8-10倍。至于那高居顶尖的10％的家庭，他们带回家中的收入，通常更高达全国总收入的20％～25％。而瑞士、新西兰最顶端的天之骄子，以及新加坡与香港的富人，其所得比例更高。但是上述差距，若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秘鲁、牙买加，或委内瑞拉的不平等状况相比，自然更属小巫见大巫，后者的富人收入，高达其本国总收入的三成以上。至于危地马拉、墨西哥、斯里兰卡、博茨瓦纳（Botswana）等国，贫富差距之大，更是不在话下，有钱人收入的比例，占其国总收入四成之多。至于名列举世贫富悬殊冠军头衔的巴西，在这个社会不公达到极至，堪称“社会不公纪念碑”的国度里，最下层的20％人口中，一共只得全国总收入的2．5％以供分用；而最上层的20％，却几乎享有三分之二。至于那居于顶端的10％，更掠去高达半数之多（UNWorld Development，1992 pp．276－277；Human Development，1991，pp．152-153，186）。

然而，在这“危机二十年”里，贫富不均的现象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愈发严重。原本黄金时代众人都已习以为常的“自动加薪”（即几乎等于自动增加的实际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终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贫富两极的比例都开始增加，双方差距的鸿沟也随之扩大。1967－1990年间，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黑人人数都有增多之势，牺牲者自然是居于中间的一层（NewYork Times，25／9／92）。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富有国家的腰包比前更为雄厚，同时整体而言，如今其子民也有黄金时代慷慨设置的社会安全福利系统垫底（见427页），因此社会不安的程度比原来可能为低。可是社会安全福利的负担太沉重，如今的经济增长却远较1973年前为低。在出快于进、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政府财政自然日见拮据。然而尽管百般努力，富国的政府——多数为民主国家——却始终无法削减这方面的巨大支出，甚至连有所抑制都感到极难，即使连那些对社会福利救济最不存好感的国家亦然。

回到70年代，可没有半个人会预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后竟会一变如此。到90年代初期，一种缺乏安全感、愤恨的气氛开始弥漫，甚至连多数富国也无法幸免。我们将会看见，这种氛围，造成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形态的解体。到了1990－1993年间，人们再也无法否认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已经陷入不景气的事实。但是怎样救治，却没有人敢认真地拍胸脯儿，只能暗暗希望霉头赶快过去。然而，有关危机二十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资本主义好像不如当初黄金年代灵光，问题却出在它的整体操作已经完全失控。世界经济不稳定，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修理，也无人有仪表可以操纵。黄金时代所用的主要仪表，即由国家或国际间协调拟定的政府政策，现在已告失灵。危机二十年，是一个国家政府失去其经济掌握力的时代。

这个现象，一时之间并不很明显，因为大多数的政治人物、经济学家、企业人士，（照例）看不出时代经济已经走在永久性的转向关头。多数政府在70年代提出的对策，只是短期的治标方法，他们以为，不消一两年的工夫，大局必会好转，重回往日繁荣增长的景象；已经灵验了一代之久的锦囊妙计，何必无事生非随便乱改？于是这10年的故事，事实上根本就是寅吃卯粮，举国向未来借光的故事——就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的政府而言，它们的对策便是对外大笔借债，希望短期之内即能归还——并祭起凯恩斯派经济管理的老方子来治新症。结果，在7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均是由社会民主政府登台（或在保守派失败之后，再度复出），如英国于1974年，美国于1976年。它们自然不可能放弃黄金时代的当家法宝。

当时提出的另外唯一一项对策，来自主张极端自由主义一派的经济神学。这一群长久以来属于孤立地位的少数，笃信绝对自由的市场制度，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对凯恩斯学派及其他主张管理式混合经济与全面就业的阵营展开攻击。这个一向以来因循套用的政策显然不再灵光，1973年后尤其严重，愈发使得这批个人主义门下老打手的信念更加狂热。新增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于1974年颁给了海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风气在此后的流行。两年后，这个荣衔再度归与另一位极端自由主义的名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是1974年后，自由市场一派的人士开始转守为攻——不过一直要到80年代，他们的论调才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调。其中只有智利例外，该国的恐怖军事独裁政权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后，曾让美国顾问替它建立起一个毫无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见得在自由市场与政治民主之间，本质上并无真正关联（不过，在此得为海耶克教授说句公道话，他可不像那些二流冷战宣传家一般，硬说两者确有关联）。

凯恩斯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论其内容，并不是两派经济专家在纯粹学术上的对峙；论其动机，也不是为当前种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困境寻找答案。（比方说，当时有谁曾经考虑过，那种迫使70年代必须造出一个新经济名词“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来形容的现象——即经济增长停滞，物价却一味上涨，两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组合？）根本上，这是一场两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识思想之战，双方都提出自己的经济观点。凯恩斯派认为：多亏有优厚薪金、全面就业，以及福利国家三项特色，才创造了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经济扩张的能源。经济不景气，就该加入更多需求打气。新自由主义一派则反驳道，黄金时代的自由政治经济气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业不致采取控制通货膨胀和削减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也就是利润——得以不断上升。总而言之，他们主张，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双自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必能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s）带来最大幅度的增长，国内财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维持长久。这套说法，却完全为凯恩斯学派否定。两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可是双方的经济理论，却都将某种意识形态予以理性化了，即对人类社会持有某种先验性的看法。比方说，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当年曾是20世纪一大经济成功典范，可是新自由主义分子对它却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厌恶的原因，并非由于瑞典不久就会一头撞入危机的20年——其实当时无论哪一类型的经济，都将不免于这个噩运——却因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于“瑞典著名的经济模式，以及其中集体主义性质的平等观及合作论”上（Financial Times，11／11／90）。相反地，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即使在其经济颇获成功的年代，也为左派不喜欢，因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甚至反社会的自我中心观点之上。

这方面的潜在立场，基本上根本无法提出讨论。比方说，假定我们可以证明，医用血液最好的获取途径，乃是来自那些愿意以市场价格交易的自愿卖血者。像这样一种说法，有可能驳倒拥护英国免费献血制度的正大言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蒂特马斯（R．M．Titmuss）在其《赠与关系》（The GiftRelationship）一书中，即曾为献血制度慷慨陈词。他也同时指出，其实英国这种非商业性的献血方式，论效率并不比商业差，安全度则更有过之。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社会中成员若愿意慷慨伸手，帮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这样一个社会，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总比众人袖手旁观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于选民起来反抗当地猖獗的贪污现象，意大利政治体系为之崩溃——唯一不曾为这股正气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体制外的党派。选民的愤怒，并非因为许多人真正身受贪污之害——其实相当数目的人，甚至绝大多数，都从中受惠——而是出于道德立场。总而言之，挥舞绝对个人自由大旗的旗手们，面对着无限制市场资本社会的种种不公不义，却能视若无睹（如80年代绝大多数时间的巴西），甚至当这样一种制度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时，依然不改其坚持的主张。反之，相信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人（如笔者），却一有机会就表示，即使如资本主义式经济的成就，也唯有在国民所得维持相当平衡的基础之上，才最能稳固，如日本。同时，双方还将自己的基本信念，进一步转换成实用观点。比方说，以自由市场价格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尽乎理想，或只应属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横飞之余，两边还是要提出实际处理“经济发展减缓”的适当办法，才算得上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