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中国崛起的30个历史关键 精彩片段：
第十四章 共和国外交风云
四、中苏关系正常化
听其言，观其行
“文革”结朿后的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始走向繁荣富强。而此时的中苏关系，却因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和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出兵入侵阿富汗等对中国安全形成直接威胁的行为，呈现对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在1982年初，出现微妙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变化。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仍然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釆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3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邓小平随后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两天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3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1☽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声明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年盛夏，邓小平提出，要釆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条件是苏联生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外交部在8月20日给了正式答复，表示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消除障碍。此后，中苏双方开始了磋商拉锯战。
“葬礼外交”与“三大障碍”
1982年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中国抓住时机，在外交部提出派副部长钱其琛做特使的基础上，采取出人意料的惊人步骤，大大提高规格，派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开创了“葬礼外交”，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取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随后的两年内，中国副总理万里、李鹏先后赴苏联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髙层接触机会，再次做出努力，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方而拿出实际行动。此后，中苏关系日益改善，经贸科教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邓小平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髙级会晤的设想。邓小平说：“请你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2☽
1985年10月22日，齐奥塞斯库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当即表示要予以认真考虑。11月下旬，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访问东欧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的李鹏，在谈话中强调两国关系应该完全正常化，同时还提出了两国最高级会晤的具体建议，作为对邓小平口信的答复。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并在撤军、中苏边界问题上表现出了诚意。
中方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収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审慎欢迎，但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同意恢复边界谈判。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來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南、柬埔寨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而。中国在9月7日发表了这一谈话，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答复。
只握手，不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