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中国的“太极”与美国的“拳击” 精彩片段：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令许多研究者神往，愿意为之付出心血和劳动。将中美关系作为主要研究领域，也是因为自认为中美关系对中国、对世界太重要了。
中美关系怎样发展，不仅涉及到这两国15亿人民的福祉，还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甚至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太深远的不说，单说中国，中国能否实现中国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了100多年的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同美国的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将对美关系定位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眼下，中美关系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一名研究者，不仅要分析现状，对已发生的事情探究原委，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思路，更应该寻找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及中长期发展态势，以便能为国家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好准备，提供参考。
有两件事更坚定了我要研究中美关系中长期走势的信念。
第一件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依笔者之管见，中国领导人之所提出这个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中美关系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内能较平稳地发展，否则战略机遇期就不能存在。问题是：第一，怎样确保战略机遇期内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第二，还应当着眼于战略机遇期后的中美关系。
第二件是，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并引起中美两国战略界的极大关注。本人有幸参与了中国战略界对和平崛起课题的研究工作，促使本人对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进行了一些思考。中国要实现崛起，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而和平崛起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是美国。所以，能否搞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环节之一。
就在课题基本思路已经形成的时候，笔者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从事6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是笔者深入研究所设课题并与美国战略界人士进行交流的绝好机会。
从2003年10月1日始至2004年3月31日止，本人走访了60位美国的战略专家，涉及18所大学、22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为了便于采访专家，经美方学术合作者的同意，笔者于2003年12月1日至2004年1月31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大西洋事理会做了为期两个月的客座研究员。
笔者采访的专家按身份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曾在政府中任职的前政要，他们熟悉中美关系，离任后又在思想库中从事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布热津斯基、斯考特罗夫特、施莱辛格、托尼·雷克、布莱尔等前政府负责安全、外交和国防事务并熟悉中美关系的官员，还有洛德、芮效剑、李洁明、尚慕杰等前驻华大使。
第二类是国际战略专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其中不少是中国学界所熟悉的大家，如约瑟夫·奈、亨廷顿、保罗·肯尼迪、沃勒斯坦、福山、华尔兹、基欧汉、米尔斯海默。
第三类是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许多也是中国学界所熟知的著名专家，如付高义、陆伯斌、盖瑞特、谢淑丽、江忆恩、兰普顿、李侃如、何汉里、沈大伟、施乐伯。
第四类是保守主义思想库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其中有新美国世纪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尔，执行主任斯密特，传统基金会副总裁卧策尔。
他们都是在美国战略界和中国问题研究界非常活跃的顶尖级的专家，有些是中国学界熟悉的大师、大家，有些是正在“崛起”、前景十分看好的青年学者。同他们的交流，既完善了我已经形成的思路和基本观点，同时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使我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些专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虽然差异甚大，有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但有助于人们了解美国战略界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问题上的现实状况及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