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界（第7版） 精彩片段：
第十六章 秘密行动
传统上，美国政府不便直接出面时，就以秘密行动的方式影响外国政府、重大项目、组织或个人，以服务美国对外政策。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期间，“公开或秘密行动”被频繁使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针对尼加拉瓜左派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的颠覆活动和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支持。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这种曾经被认为是秘密行动的做法已经公开实施。
冷战期间，美国的秘密行动包括以下方面：（1）政策咨询和建议；（2）向个人提供经济资助；（3）向政治派别或团体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4）向劳工组织和企业等私营部门提供支持；（5）秘密宣传；（6）对个人进行培训；（7）经济行动；（8）为颠覆或扶植政权而采取的政治行动或准军事行动；（9）未遂的暗杀活动。准军事行动或政治行动等都是很明显可见的，一般被用来实现某些特定目标——颠覆政权或者打击叛乱武装。很多幕后的政治活动和秘密宣传活动也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标，例如在选举中打击某一候选人或党派。
其他不易观察到的行动，如秘密宣传或者针对个别人员、组织的援助，一般是为了实现美国的长期目标以及反制苏联方面的同类行动，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的短期目标。进而言之，一些显而易见的行动可能在实施时就没有预期“成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开始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援助，当时就没有将促使苏联撤军预期目标，而仅仅是为了消耗苏联方面的资源，并且吸引国际社会关注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自1946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开展了一系列秘密行动，包括：支持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派别和劳工组织；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团体；策划颠覆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府；针对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军事行动（包括暗杀）；意图阻止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竞选智利总统的政治行动以及在其当选后的颠覆行动；针对苏联在欧洲部署SS-20型弹道导弹以及尼加拉瓜共和国左派桑地诺政权的秘密反宣活动；在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的准军事行动；在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政治支持行动。
冷战结束之后至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前，可以划为后冷战时期秘密行动的第一阶段。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在西欧和其他地区支持秘密行动印制出版物宣扬西方民主价值的主要原因，其目的是为了削弱苏联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权对外宣传活动效果。相较而言，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拉克、朝鲜和利比亚之间并没有与美苏之间相类似的意识形态冲突。
除此之外，早期的秘密行动，例如支持政治派别或广播电台，现在都基本公开化了。因此，在1990年的大选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为尼加拉瓜国内反桑地诺政府的政治派别提供支持。1989年9月22日的总统国家安全令宣布，“国务院有责任为自由、平等的选举程序提供强有力的公开援助。在遵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任何方式支持与桑地诺政权竞争的民主反对派。”该总统令还进一步指示，“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不应采取秘密行动的方式支持任何政治派别或其他利益集团。”
199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开始为印度尼西亚人权事业和自由言论团体（其中包括由一名印度尼西亚民主运动领导人主导的印度尼西亚法律援助协会）提供经济援助，截至1998年总额已达到2600万美元。除此之外，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向30个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在2000年塞尔维亚大选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民主基金会为学生团体、劳工组织、独立媒体以及参加街头集会的塞尔维亚重金属乐队（以吸引选民参与投票）提供支持。与之类似，一些接受资助的广播电台项目，例如（经1997年国会批准）亚洲自由广播（Radio Free Asia）和波斯语法尔达电台（Radio Farda），都已为公众所熟知，而不再被认为是秘密行动。
新出现的多个流氓国家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苏联未解体时，这些国家受到苏联的约束。虽然在政治上削弱这些国家是美国秘密行动的政策目标，但是同等重要的目标是阻止这些国家获得能够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同时阻止其建设能够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
在这个时期，主要针对三大跨国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毒品非法交易。武器扩散的形式可以是从欧洲（通过物理或电子方法运输至目的国）获得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和情报，然后在目的国制造相关武器产品。同样，恐怖主义可以是在黎巴嫩和阿富汗策划，经过瑞士的资金提供资助，最后在伦敦、巴黎或者非洲实施恐怖活动。最后，毒品非法交易的整个实施过程中，指挥、生产、运输、储存、交接以及派送等环节都可能散布在不同国家。在每个案件中，可能会直接针对一系列部位采取措施，也会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以达到瓦解或消灭此类活动的目的。
除以上情况外，冷战后第一阶段的秘密行动还有其他重要内容。出于避免空中侦察和保护设施免受攻击的目的，地下建筑被广泛应用。因此，为了破坏这些地下目标，就必须更多地运用准军事行动的方式。这些目标可能是指挥和控制设施、导弹制造厂、飞机掩体、潜艇基地或者核设施。
另外，秘密行动部门也能够运用很多新的手段。网络武器可以算是众多重要新型技术中佼佼者。网络武器可以用来夺取敌方用于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或购买大规模杀伤武器技术的金融资源，或者也可以用于直接破坏敌方设施。一份报告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受命对塞尔维亚政治强权人物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银行账户实施网络欺诈行动。1997年，国防部长授权国家安全局从事计算机网络攻击行动。2003年，“五角大楼的策划人员设计了旨在破坏伊拉克金融设施的网络攻击方案”，不过这些方案并未得以真正实施。
行动目标和使用技术的变化，意味着秘密行动的策划和执行主体不再仅局限于中央情报局，其他机构也可以从事秘密行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军事电子信号情报机构也负有从事网络军事行动的责任。除此之外，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及其辅助机构（详见第六章）在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毒品生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8年发生袭击美国在非洲的大使馆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授权采取秘密行动，对基地组织策划的恐怖活动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破坏。克林顿总统签发了3项通知备忘录（Memoranda of Notification, MON），第一条授权击毙本·拉登，第二条将此授权扩大适用于基地组织的多名高级领导人，第三条是授权击落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用航空器。
“9·11事件”开启了秘密行动的新纪元。上文中所提到的冷战后第一阶段的秘密行动方式仍然得以沿用。但是美国却发现自己在全世界范围内面对一个全新意识形态冲突——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是激进伊斯兰主义或伊斯兰极权主义。如果说在“9·11事件”后这种冲突尚未立即显露的话，经过之后的若干年发展，这种矛盾已经非常凸显，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兴起之后变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