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密战·1950-1954中国援越战争纪实 精彩片段：
第三十六章 胜利天平倾向越方
奠边府战役中负伤的法军士兵
杜勒斯的游说与艾登的质疑
1954年4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飞往伦敦，协调美英两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年2月25日出身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牧师家庭，1905年考入普林斯顿大学。1907年，19岁的在校大学生杜勒斯被选中参加第二次国际海牙会议，因能说流利的法语而被委派担任中国清朝政府代表团秘书，帮助处理礼仪问题和充当翻译。杜勒斯由此初涉外交事务，也首次接触了中国问题。随后，他到法国巴黎的索邦学院选修国际法。学成归国，他成为一名律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杜勒斯接受军职，是海军上校，到战时商业局就职，主管经济方面的军事情报。1918年，杜勒斯任美国代表团顾问前往巴黎参加和平会议。
20世纪20年代，杜勒斯再操律师职业，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律师之一。他同时担任英国、法国政府的财政顾问，被列为世界上十个收入最高的律师之一。
1939年，杜勒斯写的《战争、和平与变革》出版。他在书中考察战争的起源以及人们力图避免战争的种种努力，得出结论说，成功的办法必须是能导致“和平演变”的办法。这种观点引起了美国上层政治界人士的关注。
1944年，杜勒斯出任纽约州州长。1945年4月至6月，他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创建联合国的大会，并被任命为美国代表团顾问。1949年7月，杜勒斯补缺出任国会参议院议员，专心从政。不久，他的又一部著作《战争还是和平》问世。这部书集中显示了杜勒斯极端反对共产主义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该书将苏联树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主张“遏制”苏联集团的进攻势头。
1953年1月21日，他被刚刚就职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出身背景不同，经历迥异，性格恰成对照，但杜勒斯深得总统信任。杜勒斯自谓对国际法作过潜心研究，大刀阔斧毫不逾规。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对总统保持绝对忠诚，自己凡作重要演说、重要会见，都在事先或及时地通报总统，让总统作出最后决定。所以，人们常常疑问，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多少属于杜勒斯，又有多少属于艾森豪威尔呢？
杜勒斯是“冷战”的积极鼓吹者，极力主张对苏联阵营采取一系列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非武装进攻的手段进行“遏制”。进入1954年之际，杜勒斯“大规模报复”的思想逐渐成形，主张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苏联攻势的地方都应予以还击，“使潜在的侵略者清楚地知道侵略将是得不偿失的”。
在印度支那要不要使用武力？他比艾森豪威尔走得要远，其观点与“鹰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融成一体。
1954年4月11日晚，杜勒斯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艾登会谈。
艾登胸有成竹。早在丘吉尔收到艾森豪威尔4月5日来信的那天，艾登即通知英国驻美国大使马金斯，不得在关于英国是否参加“联合行动”问题上发言。
艾登看出来，美国鹰派人物的出发点是，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会迫使它停止援越。艾登认为这种假设根本站不住脚。如果美国使用空军介入奠边府战役，甚至轰炸中国南部的军用机场，会取得某种威慑作用，但远不足以迫使中国停止援越而是恰恰相反。艾登明确地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起作用的话，“盟军”将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光彩地不了了之，要么就向中国发起战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