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调查启示录·马家军调查 精彩片段：
代序 风雨同舟
赵瑜
我从20世纪80年代呐喊的文学喧嚣中走来，走入90年代，带着一个贯穿始终的感觉——在文艺创作的洪流里，论实践，论探索，散文不及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不及小说，小说不及美术，美术不及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突破禁锢，最勇敢者是早期的诗人们，远在知青时代和四五运动中，诗歌的光焰就灼伤了封建专制者的昏眼；画家们的队伍从“星星美展”出发，掠过北大荒，占领首都机场，踏过了父亲的土地，再不回头；小说家从回归到革命到成熟到收获，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奠基者，他们不仅在短短的20年里成就了自身，并且还推动了中国的电影。我用报告文学来叙事，实在是因为我的愚拙无奈。如果我有稍大一些的创造才能，我还是想成全一个虚构艺术的世界。小说主题的厚重深刻，小说文体的相对自由，小说语言的地道与美好，小说作者主体意识的高扬，小说批判的含蓄而有力，小说人物的生动神奇，小说叙述的多变与幽默，小说中生活场景的广阔深远，小说中氛围的尽情营造，小说中无故事的复杂心理或有故事的悬念构置，特别是小说总是把人、把动物、把我们的生命视为研究的对象，这需要多么值得沉醉的创造力！80年代后期，是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鼎盛时期，好评如潮而读者踊跃，报告文学作家进入黄金时代，我的几篇尝试性的作品也算出了点风头——即使是在那时，我也没有找到自己进入创作佳境的真感觉。我力图摆脱报告文学特定规范的捆绑，却始终在文体的狭窄河道中困惑着、怀疑着。为了获得讨论，我在那时曾经唱过关于报告文学的低调子，记得其中一篇文章叫做《清醒才有前途》。
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他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赋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们面对着极鲜活的当代现实生活，却要用极古板的艺术形式去承载，就很不好办。中国队踢足球输的时候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创造的灵悟，木然僵化，仿佛健儿们的腿是假肢，战术皆来自兵书且尚未读通，只剩下板着面孔退场的份儿。
你永远难以见到中国足球人有纵情大笑的情景，结果中国球迷也落了个一任大泪滂沱的使命。
报告文学越写越僵，文学编辑们就缺少了生命的快感，读者们就会“换频道”，评论家们如李炳银等先生就生出了去打打麻将的念头，书摊儿的老大爷就扑向了戴安娜。我原先也做过文学编辑，尤其看重编辑们宽广的思索和中肯的意见，而他们的见识，他们的直觉，往往是作家们最好的参照系。天下没有哪个编辑想把一部好稿子整坏。报告文学文体的革新，只有作家与编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十年前《当代》发表《强国梦》，编辑部五位资深编辑不仅奋力“接生”，而且在数年之后，仍然给了我独行于辽东半岛深入马家军的动力。在马俊仁故乡的崇山峻岭中，在王军霞故乡的热炕头上，在大东北呼啸的寒风里，在旅顺港漫长的海岸旁，我真真切切地、不止一次地想到了秦兆阳、朱盛昌，想到了章仲锷、何启治，想到了刘茵在新年之夜到旅社来，帮助我修改《强国梦》的情景。《兵败汉城》的紧急约稿，直至从写作到发表，全赖于上海编辑们的当机立断，运筹帷幄。
《但悲不见九州同》则是我在一次发言中提了个设想，山西《黄河》编辑部追逼“催产”的结果。《太行山断裂》更是《花城》编辑们从北京毅然拿到广东给救活的……我尊重文学编辑，绝不仅仅是出于礼节或职业道德，而是在创作中寻求着力量，追赶着质量，保证着数量。甚至可以直白地说，我是在挽紧了编辑们做搭档，就像乔丹舍不得皮蓬那样。赢了球，我们共同把奖杯举起来；输惨了，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俩苦瓜；丰收了，我们是打谷场上乐呵呵的一家子；战败了，那便是俘虏营中俩伤员抬着一副滴血的担架！
1995年初夏，我从辽宁回到山西，又来到北京，马家军营寨里五十多天的生活，使我背出了一个足够沉重的行囊。满肚子的话未知从何说，笔往哪里下？我找到章仲锷先生的新居，讲给他一堆没有头绪的故事。我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十年前《强国梦》的前缘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章先生对于重头长篇多有把握，此前他主持的《文学四季》屡以鸿篇巨制获胜，马家军的故事如以中短篇说话实难说清。章大编辑谈了许多设想后，给我印象很深的两句话，一是说报告文学应秉笔直书，但不可偏激，二是“你要抡圆了写”，求丰富而拒干枯，以此两点来对得住马家军这一堆难得的好素材。
大约有半年时光，“抡圆了写”这句话时在耳畔。作品的主体部分完成于太行山巅的古城陵川县里，我常常自问：赵瑜你抡圆了吗？我对于“抡圆”的理解，除了自己不遗余力这重意思之外，还有要写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重意思，还有充分借鉴其他艺术手法的意思，感谢章老师！
我一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在讲述客体的故事时，要严格运用真实的细节，而在马家军的故事之外，又何妨有一个充满了寻觅、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的存在？我愿意像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在报告中“无我”，在文学中“我在”，糅合而成为报告的文学或文学的报告。过去，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在《小木屋》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种充溢着作家主观感受和心灵冲动的美，很可惜，后来被偏重于理念的冰水所浸泡。
理念固然可贵，激情岂可残缺？报告文学理应区别于哪怕是最好的社会学调查，理应区别于最好的通讯报道，理应在运用绝不虚构的素材时，达到生活本质的美，追求文学的美、心灵的美，使读者与我们一道，同悲哭，共欢笑。
《中国作家》向以推动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为己任，许多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从这里启动，在这里成名。因此，杨匡满、萧立军等编辑一直在思考着报告文学的得与失。匡满兄与我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他的诗情，他的创作实践，使他不能满足于缺乏文学色彩的任何一类作品。也许他是基于这个原因，看到《马家军调查》比我原先的社会问题作品注重了一点文学性，就再也舍不得撒手。想发节选，觉得容易片面；想发连载，觉得半途必殇。从1996年初完成这书的写作，大约是在那年的秋季交给匡满兄指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乐意把稿子退给我，我也并不曾催促他定稿刊发。朋友间，有心灵的沟通和理解足矣。在这期间，章仲锷老师与匡满兄都与我交换过一个善良的想法，就是期待着马家军再创辉煌。马俊仁和王军霞都太不容易了，舆论界包括国际上，都在爆炒“兵变”的悲剧，让他们这一老一小安静些时日，好好地养愈创伤，《马家军调查》如发表过早，并不利于马家军成员对全文的正确认识，他们唯有在逐步提高了各自的承受能力之后，才能做到冷静地看待别人和自己。如爆炒再度加温，更不利于新老马家军集中精力恢复训练，去完成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艰巨使命。
对马家军补台而不拆台，永远是我们的共识，即使是文中人物有些缺点，我们仍是宽容他们、爱戴他们的。作品晚一些面世，又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1998年初，我要到《中国作家》去取回稿子，主要目的是想利用闲暇细看一遍“旧作”。匡满兄实在舍不得还给我，便与萧立军交换意见。
这位萧老兄此前我只是相闻并不相识，早知他视编辑事业如生命，又分管报告文学的编发，多年来在他手上不知推出了多少佳作。此刻定是“职业病”又犯，一见面，他极坚定地不许我携稿而去。他像一个风雨中的渔夫，网提半边，未知网底有无鱼鳖，是不会放弃的。多年来，每一期刊物，他都是这样，站在船舷边，在波涛中一网一网打捞作品。有时候，他打捞起满网的失望，重又坚毅地把网撒向江河。这一次，他并不拐弯抹角，像许多东北汉子那样说话：赵瑜你啥也甭说，我只看两天！好货对不起我留下，赖货我登门给你送去，告诉我你住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