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精彩片段：
01、奥尔罕的分身
献给
我的父亲冈杜兹·帕慕克
（Gunduz Pamuk，1925——2002）
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阿麦特·拉西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记不得这想法是从哪儿来或怎么来的。肯定是来自错综复杂的谣传、误解、幻想和恐惧当中。然而从我能记忆以来，我对自己的幽灵分身所怀有的感觉就很明确。
我五岁的时候被送到另一栋房子住一小段时间。那时我父母几番波折的分居结束，两人安排在巴黎见面，大家决定让哥哥和我待在伊斯坦布尔，分住不同地区。我哥哥跟祖母住在位于尼尚坦石的家族聚居的帕慕克公寓。我则被送往奇哈格（Cihangir）的姑妈家。在这户善待我的人家中，墙上挂有一幅儿童相片。姑妈或姑父有时会指着他，笑着对我说：“看！那是你呢。”
镶在白色小框里的那个可爱的大眼男孩看起来确有几分像我。他甚至戴着我偶尔戴的软帽。我知道我不是相片中的男孩（那是某人从欧洲带回来的一张廉价的“可爱孩童”相片），然而我不断问自己——这是不是住在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
当然，那时的我也住在另一栋房子里，仿佛我必须搬来这里才能见到我的孪生兄弟，但因为我一心一意只想回我真正的家，因此没兴趣结识他。每回被姑妈和姑父逗着说是相片里的男孩时，我就更加明了一件事：我对自己、家、相片以及跟我相像的相片、看起来像我的男孩以及另一栋房子的种种想法都交织在一起，使我越发渴望返家，有家人围绕身边。
过不久，我的愿望成真。但住在伊斯坦布尔某个地方，另一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奥尔罕的幽魂从未离我而去。在整个童年以及大半的青春期，他始终缠绕在我内心深处。冬夜走过城里的街道时，我总会透过浅橙色的灯火凝望别的人家，幻想和乐的家庭过着和乐的生活。而后我想到另一个奥尔罕可能住在其中一户人家，便不寒而栗。随着我逐渐长大，幽魂成为幻想，而幻想成为反复出现的恶梦。在某些梦里，我问候这位奥尔罕——总是在另一栋房子里——的方式总是惊恐的尖叫；在别的梦里，我俩在可怕无情的沉寂中逼视彼此。之后，在睡梦间飘进飘出的同时，我越发猛烈地抓牢我的枕头、我的家、我的街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每当我不快乐，便想像去另一栋房子、另一个生活、另一个奥尔罕的居处，而终究我总会说服自己或许我就是他，乐趣无穷地想像他是多么幸福，其乐趣一度使我觉得无须到另一个想像中的城区寻找另一栋房子。
这里，我们谈到问题的核心：我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没离开过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虽然我住过别的城区，但五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回到帕慕克公寓，我最早的相片在这儿拍摄，也是母亲最早抱着我看世界的地方。我知道这样的坚持得归功于我那假想中的朋友，以及我从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所获得的慰藉。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具有生产力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因此我有时很难说明我不但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楼房的原因。母亲的悲叹又回到耳际：“你怎么不出去待一阵子，你怎么不试试换个环境，去旅行……”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像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像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环境。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我们出生的家庭，人生签牌分派给我们的国家和城市——都期待我们的爱，最终，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财富若是关键，那我的确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家：当时这城市正处于最衰落期（虽然某些人有法子证明事实相反）。基本上，我不愿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虽然我宁可更英俊，体格更健美）和性别（即使我依然天真地问自己，假使我生为女人，情况会不会更好）。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