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和笔记（1947-1963）_前言

前言

我向来认为，凡生者谈及逝者，最愚蠢的说法之一，便是讲“某某会乐意如此行事”。往最好处说，这是臆测；而多半，无论出于怎样的善意，这都是妄自尊大。你根本就无从得知嘛。所以，关于这本《重生》——即苏珊·桑塔格日记选的第一卷（共三卷）——的出版，无论还有多少别的话可说，它并不是一部她会出的书——即一开始就假设她生前就做过出版这三卷日记的决定。相反，无论是决定出版，还是着手遴选，都是我一人所为。即便不存在审查问题，这样的事业于文学之危，于道德之险，均不言自明。在此提请读者注意☾1☽。

这决定我从来就不想做。但家母辞世，并没有留下什么嘱托，交代如何处置她的文件和未辑录、未写完的稿子。这看起来似乎与其个性不符——一个对自己的工作如此殚精竭虑的人，一个对于那些她只能算粗通的语言的译法都孜孜以求的人，一个对于全球的出版社和杂志都广知博闻并能对它们作出果断评价的人。然而，尽管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深具摧毁性，尽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夺走了她的生命，直到其辞世前数周，她仍然相信自己能活下来。因此，她并未谈及一旦她无力亲自处置工作，则希望他人如何代劳——那些更顺命于死亡的人就会这么做——而是强调说要恢复工作，念叨所有那些她一出院就要写的东西。

就我而言，她当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离世。当她为活下去而抗争时，并不亏欠子孙什么，更不欠我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她的决定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眼下最重要的后果是，决定如何出版她的遗著就成了我的任务。事关她的随笔——它们在她去世两年后出版的《同时》中露面——选择相对要容易一点。尽管家母无疑更乐意在重新出版时大幅度修订原稿，但毕竟她在世时，那些文字或是曾经刊印过，或是作为讲稿在演说中发布过。她的意图是明确的。

这些日记全然是另一回事。她纯粹写给自己，常记不辍，从豆蔻年华写到人生的最后几年——彼时，她从电脑和电子邮件里得到的乐趣似乎抑制了一点她写日记的兴致。其中没有一行字是她允准出版的，而且，与某些日记撰写者不同，她没有念给朋友听过，尽管与她亲近的人知道有这些日记存在，也知道她有个习惯，每写完一个笔记本，就跟之前那些本子归拢在一起，存放在卧室的步入式壁橱里，边上是其他一些饱受珍爱但某种程度上基本属于私人性质的物品，比如家人的照片和孩提时代的纪念品。

截至2004年春她最后一次患病，这样的笔记本已有近百本。她去世后那年，我和她最后一位助手安妮·江普、她最好的朋友保罗·迪洛纳尔多一起整理她的物件时，又有些笔记本冒出来。关于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几乎一无所知。我跟母亲关于笔记本唯一的一次谈话是在她白血病第一次发作时；这辈子她先前已经两次罹患癌症，这一次，她尚未重燃其信念认为她能够像以前一样战胜白血病活下来。只有一句话，轻轻的一声：“你知道那些日记本在哪里的。”至于她想让我怎么处置它们，她只字未提。

我说不准，但我愿意相信，若全凭我裁断，我会等好久以后才出版日记，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版。有几次我甚至想将它们付之一炬。不过那纯属妄想。事实上，无论如何，这些有形的日记本并不属于我。家母健在时，就把她的文件卖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图书馆，协议规定，她一旦辞世，那些日记就得和她的文件、书稿一道运过去——如今也确实运过去了。既然家母签署的合同并未就使用作任何重大意义上的限制，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情势已经替我做好了决定。我如果自己不筹划出版，别人也会做这件事。看来最好还是迎上前去。

我仍然心存疑惧。说这些日记揭示了自我，那实在是太轻描淡写。我最终决定将母亲的许多极为严苛的判语纳入书中。她是个伟大的“评判者”。然而，将她的这一特质暴露出来——而这些日记真是充满了“暴露”——就难免相当于邀请读者来评判她。做这件事，最叫人进退维谷的问题之一就是，至少在家母晚年，不管从哪方面看她都不是个乐意袒露自己的人。尤其，关于她的同性恋问题，关于她是否承认自己的雄心的问题，她都尽一切可能，在不否认的基础上避开任何形式的讨论。所以，我的决定当然侵犯了她的隐私。对此，再也没有比这更公正的描述了。

相形之下，（本书中的）这些日记紧紧扣住了她青春期自身性倾向的觉醒，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16岁大一新生时的初期体验，以及她刚刚成年时经历的两段重大关系——第一段关系中的那位女子，此处以H代称，她们初次相遇是那年在加州大学，之后，1957年在巴黎同居；第二段是同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母亲同年在巴黎与其邂逅（原本福恩斯与H是一对情侣），她回到美国与家父离婚之后搬到曼哈顿，于1959年至1963年间在纽约与福恩斯同居。

一旦决定出版她的日记，我就没有删材减料的打算，无论这材料是将我母亲曝光到某种程度，还是在性事上颇为坦率，抑或对于日记中出现的人物不甚友善，不过，我最终还是略去了某些隐私人物的真名。相反，我的遴选原则部分仰仗如下观念：这些材料呈现的是年轻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时她正自觉而坚定地致力于塑造她所向往的自我，而这肖像的青涩与质朴，恰恰是这些日记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将这一卷定名为“重生”，取自某则早期日记的开端；它似乎能概括家母告别童年之后的情形。

与母亲同代的美国作家，谁都不像她那样与欧洲趣味有如此深厚的渊源。约翰·厄普代克谈及其写作生涯之初，曾说他家乡的那个小镇，即“整个［宾夕法尼亚］希灵顿”都可供他“讲述”，很难想象母亲会像他那样，说她拥有“整个图森”或者“整个加州‘谢尔曼奥克斯’”来供她“讲述”。更难想象母亲会像她那一代的许多美国犹太裔作家那样，通过追忆其童年、回溯其社会及种族背景来汲取灵感。她的故事——似乎再度印证本书以“重生”为名有多么妥帖——恰恰相反。在许多层面倒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2☽相同——那个来自深乡僻壤、一心要在首都出人头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当然，在性格、气质或事业的任何其他意义上，母亲都不是吕邦泼雷。她并不希求恩宠。相反，她相信自己的命运。刚到青春期，她就意识到自己天赋异禀，且能有所贡献。那强烈而不懈的，力求使自身学识愈深、愈广的渴望——这项工程在日记中占据了那么多篇幅，因而我也试图在选集中纳入相同的比例——某种程度上即是她这一自我意识的物化形式。她想向她崇敬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们看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萨克·巴别尔巴别尔（1894—1941），犹太裔俄罗斯作家，在欧洲文坛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其在俄罗斯本土，国际文坛将他誉为“苏俄时代的莫泊桑”。他的《红色骑兵军》曾被列为禁书。他于1937年蒙冤入狱，1941年屈死狱中。的那句口号“你必须无所不知”，也可以用在苏珊·桑塔格身上。

这和我们如今的想法截然相反。世间成功人士的思维中，“相信自己”是一个恒量，但自信的方式受到文化的制约，随时代更替而显著变化。母亲的自信，我想，是一种19世纪的观念，而她沉湎于这些日记的行为就跟那些伟大而自私的“成就斐然者”颇有气味相投之处——我想到了卡莱尔☾3☽。这种方式在21世纪初表达雄心的记录里已经荡然无存。一个想要在其中寻找反讽的读者会一无所获。对此，家母深有觉察。在她关于艾利亚斯·卡内蒂的随笔中——我总觉得，这篇随笔加上她关于沃尔特·本雅明的文章，简直就像从她的自传里逸出的妙笔，但凡她写自传的话——她满怀赞赏地引用过卡内蒂的冥思，“我试图想像某人对莎士比亚说‘悠着点儿！’”。

因此，再度提请读者注意。在这部日记里，艺术被看做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反讽被定义成缺陷而非优点，严肃性则是至高无上的美德。这些特点母亲早就有所展露。她身边从来都不缺少想让她悠着点的人。她曾经回忆，说她那位和蔼而世俗的、在战场上当过英雄的继父恳求她少读点书，否则找不到丈夫。更为自信且高雅的版本来自她在牛津的导师、哲学家斯图亚特·汉普夏，她曾告诉我，汉普夏在某堂辅导课上沮丧地说，“哦，你们这些美国人啊！你们是如此严肃……就像那些德国人。”他并无恭维之意；但家母却把这话当成一枚荣誉勋章佩戴起来。

上述种种也许会让读者认为，家母是一位“天然的欧洲人”，即以赛亚·伯林所谓的，既有“天然是”美国人的欧洲人，也有“天然是”欧洲人的美国人。但我认为这话用在家母身上并非完全合适。诚然，在她看来，美国文学不过是伟大的欧洲文学——德国文学首当其冲——的边缘，然而，可能她最深沉的假设是，她能重塑自己，我们都能重塑自己，出身背景其实能凭着自己的意愿——确切点说，如果你有这意愿的话——被抛弃，或者被超越。菲茨杰拉德说过“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第二幕”，如果不充当这理论的化身，那又是怎样的情形？我说过，就在她从来不肯完全相信那是她临终床榻的临终床榻上，她还在筹划，一旦治疗为她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她将如何展开余生的第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