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底层笔记 精彩片段：
06、难忘的大学生活
两位大右派
1
方书记有一次给全校学生上政治课，讲：我们学校有两个大右派。一个是党内的、当过省委宣传部长的杨小椿；一个是党外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复旦大学二级教授王恒守。两位大右派我全认识，王恒守先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们“数学物理方法”；杨小椿则认识得更早，他在图书馆专门为大家干借、还书的事，同学们叫他“老杨”。王先生和“老杨”都戴眼镜。
当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中青年妇女，绝大多数是干部家属，什么科长夫人啦，处长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识几个字。这些人虽然啥也不懂（对学生的查询一问三不知），“阶级觉悟”倒很高。对在图书馆监督改造的“老杨”态度很凶：“杨小椿，去搬书！”“杨小椿，你怎么干的！这里没搞干净。”有一回两个妇女吵架，吵到最后都把气撒到“老杨”身上：
“我们吵嘴，你这个老右派高兴什么？”
“老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冬天还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干部的样子。看得出他很高兴为我们学生服务，我们要借什么书，他很快就拿来，有时还和我们聊天（此时“革命妇女”往往在专心结毛线）。我三天两头去图书馆换书。一天下午，“老杨”在我借书证上一边核对书号，一边和我聊：“你是学理科的，（借书证上写明物理专业）借的都是外国小说。我介绍一本苏联现代小说你看看。”我说我苏联小说读得太多了，什么西蒙诺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读过。“老杨”还是坚持推荐：“这本书和他们的有点不一样，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
1962年随着曾希圣下台，“老杨”被平反了。他离开了校图书馆，去化工厅当厅长。听人说那两个“革命妇女”在化工厅附近的长江路上巧遇“老杨”，两位很不好意思，“老杨”却很客气地请她们到自己办公室坐坐，把这两位高兴得逢人就说。
巫宁坤在《一滴泪》这本书中对杨小椿表达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农村，工资一分钱没有，作为一位学者又没有体力靠种田挣工分养活自己。他只得到处申诉，素昧平生的时任省革会副主任杨小椿收到了申诉信，硬是冒着“右倾”的风险，把巫先生调到了自己老部下当头头的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老杨”确实和“他们”有点不一样。
2
王恒守先生高个子，佝偻着背、戴老式金丝边眼镜，走起路来两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远套一件长风衣，冬天必定穿浅灰色呢大衣。他说的一口浙江嘉兴官话，本地同学倒也听得懂。
王先生在国内大学学的是数学，到美国哈佛研究生院攻读理论物理，1932年回国后就当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国物理学界的前辈了。“数学物理方法”这门课程是他在国内第一个开设的，时至今日，这门课仍是各大学物理系的必修课。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霉，被“踢”到我们这所地方高校，我们无缘听他的课。
有的老师讲课条理清楚，有的老师讲课逻辑严密，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紧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师才会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学生、抓住学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老师。他的眼睛在金丝边眼镜上边发出光芒（眼镜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说道：“贝塞尔函数……拉格朗日函数……”我仿佛觉得一个个美味的嘉兴粽子（裹着函数的外壳）飞过来，砸到我脑门上、落到我嘴里……
有时候，王先生估计我这类差生“粽子”塞得太多，会消化不良，他就讲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家的趣闻轶事：天才伽罗瓦、神童高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等等，听得我们都忘记了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