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下的传统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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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棗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棗别再误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儿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策,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参考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棗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国,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中国太难了解了。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认D练,笨头笨脑的。明未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奔;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九有两个,洋鬼子睾九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