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 精彩片段:
卷十 创作经验谈
从牯岭到东京
一
有一位英国批评家说过这样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
这两位大师的出发点何岂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同样的震动了一世了!左拉对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说是“冷观的”,和托尔斯泰那样的热爱人生,显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又同样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反映。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自然我不至于狂妄到自拟于托尔斯泰;并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这位俄国大作家也并没几分的相象;我的意思只是:虽然人家认定我是自然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许久不谈自然主义了,也还有那样的话,——然而实在我未尝依了自然主义的规律开始我的创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衰,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
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信徒;但我真诚地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两方面都没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想起要做小说,更岂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
二
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岭养病;同去的本有五六个人,但后来他们都陆续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访名胜去了,只剩我一个病体在牯岭,每夜受失眠症的攻击。静听山风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响,我捧着发胀的脑袋读梅德林克(M.Maeter-linck)的论文集“TheBuriedTemple”
短促的夏夜便总是这般不合眼的过去。白天里也许翻译小说,但也时时找尚留在牯岭或新近来的几个相识的人谈话。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的云小姐。“肺病第二期”对于这位云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为的“病”确已损害她的健康,而是为的这“病”的黑影的威胁使得云小姐发生了时而消极时而兴奋的动摇的心情。她又谈起她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在我听来,仿佛就是中古的romance—-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太好。对于这位“多愁多病”的云小姐,——人家这样称咱她,——我发生了研究的兴味;她说她的生活可以作小说。那当然是。但我不得不声明,我的已作的三部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中间,绝对没有云小姐在内;或许有象她那样性格的人,但没有她本人。因为许多人早在那里猜度小说中的女子谁是云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负责的声明,然而也是多么无聊的事!
可是,要做一篇小说的意思,是在牯岭的时候就有了。八月底回到上海,偏又病了,然而我在伴妻的时候,写好了《幻灭》的前半部。以后,妻的病好了,我独自住在三层楼,自己禁闭起来,这结果是完成了《幻灭》和其后的两篇——《动摇》和《追求》。前后十个月,我没有出过自家的大门;尤其是写《幻灭》和《动摇》的时候,来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那时除了四五个家里人,我和世间是完全隔绝的。我是用了“追忆‘”的气氛去写《幻灭》和《动摇》;我只注意一点: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并且要使《幻灭》和《动摇》中的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是合于当时的客观情形。
三
在写《幻灭》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动摇》和《追求》的大意,有两个主意在我心头活动:一是作成二十余万字的长篇,二是作成七万字左右的三个中篇。我那时早已决定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如果将这三时期作一篇写,固然可以;分为三篇,也未始不可以。因为不敢自信我的创作力,终于分作三篇写了;但尚拟写第二篇时仍用第一篇的人物,使三篇成为断而能续。这企图在开始写《动摇》的时候,也就放弃了;因为《幻灭》后半部的时间正是《动摇》全部的时间,我不能不另用新人;所以结果只有史俊和李克是《幻灭》中的次要角色而在《动摇》中则居于较重要的地位。
如果在最初加以详细的计划,使这三篇用同样的人物,使事实衔接,成为可离可合的三篇,或者要好些。这结构上的缺点,我是深切地自觉到的。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结构的松懈也是很显然。人物的个性是我最用心描写的;其中几个特异的女子自然很惹人注意。有人以为她们都有“模特儿”,是某人某人;又有人以为象这一类的女子现在是没有的,不过是作者的想象。我不打算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声辩,请读者自己下断语罢。并且《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中的女子虽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的同型。静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许有人要骂她们不彻底,慧女士,孙舞阳,和章秋柳,也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浅薄的浪漫的女子。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
四
《幻灭》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底写的,《动摇》是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写的,《追求》在一九二八年的四月至六月间。所以从《幻灭》至《追求》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多事之秋,作者当然有许多新感触,没有法子不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