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侦讯师 精彩片段：
推荐序 一颗石头的重生
颜九笙
“八个月前，盖格在一个精神疾病网站上的名单里找到柯立的名字，来电约了时间。在他们第一次的会谈中，他揭露自己出现的原因：两个月前，他梦到一个非常复杂又具戏剧性的梦境，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偏头痛。他告诉柯立，从那之后，这个梦境每隔两、三个礼拜，就以稍微不同的版本出现在他的心灵舞台上，每次都由剧烈的偏头痛展开第二幕。在他们所有的会谈中，盖格都非常精确、坦率、提供不带情绪的报道。柯立发现这位新病人是令人好奇的矛盾体，相当于一颗聪明的石头。”
——《无名侦讯师》第一部第二章
现在你要踏入的是一个混沌世界：起初，道德感还未诞生。
盖格（Geiger）没有名字只有姓，一个德意志式的冷硬姓氏，然而连这个姓氏本身也是一种误导——拼法跟辐射侦测器（盖格计数器）一样，真正的由来却是另一回事：H.R.吉格（Hans Ruedi Giger），这位超现实主义画家因为《异形》系列电影中的怪物造型设计而名闻遐迩；他创造的诡异物体泛着冰冷的银光，半是生物半是机械。藏在盖格这个名字底下的男子，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团谜；他只知道自己在十五年前搭着灰狗巴士来到纽约，当时大约二十岁，在此之前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有天晓得。“他是个带着伤痕、痛楚的身体，没有负担的心灵，一个没有记忆卡的人体机器。他只依赖直觉运转。”在直觉的指引下，他开始找寻自我的旅程。他发现的第一件事情是，他会做木工。这是他赖以维生的第一份工作。他发现的第二件事情是，他有让人说实话的天赋——他是分辨谎言与实话的天生好手，能够观察出每个人的弱点，懂得用最低程度的肉体伤害，造成最强烈的精神恐惧，从而逼出实话。
所以，拷问变成他赖以维生的第二份工作。
就像他的心理医师柯立所形容的，盖格是个矛盾体。他似乎总是处于一种比他人更清醒的状态，总是保持自制，也控制着身旁的一切——即使是苦于不明原因的梦境和随之而来的偏头痛，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师，他还是利用某些小伎俩小幅度地侵犯医生的个人领域，借此占得上风。在这位拷问专家的术语之中，被拷问的对象称为“琼斯先生”，这典故来自巴布·狄伦的歌《Ballad of a Thin Man》，其中有一段反复出现的叠句：“有事情发生了，但你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不是吗，琼斯先生？”这些被关进拷问室的琼斯先生，他们终于发现的事情是——不管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完全无力控制，只能任人摆布。他们什么都不是，无名的侦讯者要什么，他们就得给什么。
这样应该能带给一个人莫大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之主，掌握了莫大的权力。但盖格甚至没有这种妄自尊大的幻想。也许他很清楚，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独一无二的天赋和宰制“琼斯”们的力量，都像浮萍一样浮游无根。
他有他的原则——不拷问小孩和七十二岁以上的老人，不把拷问对象弄得永久伤残、甚至死亡——但这似乎无关道德底线，就只是出于职业上的谨慎考量：七十二岁以上的老人心脏病发或中风的几率太高，很难精准地控制。小孩在面对强大压力时的反应难以预期，有时候可能会说出非常逼真的谎话。在这两种对象身上，无法进行有效率的拷问。不让拷问对象永久伤残，则是因为没有这种必要——他懂得如何让对方在那之前就吓到崩溃。
旁观盖格的工作过程，读者会得到一种印象：跟他的对照组达尔顿不同，他并不引以为乐，但也不以为苦；然而这颗聪明的石头，还是跟天生缺乏同理心的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没两样，冻结在一个冰冷的异世界里，情绪没有容身的空间，他只在乎如何漂亮地完成工作，之前跟之后的事情一概与他无关。他唯一的朋友兼同事哈利负责跟客户之间的实际接触，却不涉入盖格的工作现场；这样的“分工合作”，正好把所有可能的良心问题降至最低。许多为虎作伥的人，像是主导“最终解决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他们的借口是“一切都是奉命行事”——但盖格连借口都没想过，因为他并不思索自身行为的道德意涵。在作者马克·艾伦·史密斯如诗的笔触之下，阅读盖格施加暴力的过程，也能带给读者一种文学上的愉悦，让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像盖格这样的人其实非常可怕。他就像灵薄狱（Limbo）中的未受洗婴儿，纯洁如白纸的意识中没有罪恶感的存在，所以能够像机器一般，不断地重复摧毁他人意志的行为。我们无法论断他是否邪恶，但他的行为肯定是一种罪行；他的同类越多，就会带来越大的灾难。然而他的冷漠无情之下，有一股暗流提醒我们，他并非天生如此。他还有希望恢复人性吗？
值得庆幸的是，他毕竟不是机器。他的记忆与道德感，终究还是从混沌之中苏醒了。
唤醒他的，是一个在箱子里沉睡的孩子。他的父亲带着内容不明的重要资讯失踪，他却成了名副其实的代罪羔羊。
在他打开箱子的那一刻，箱子里的艾斯拉与他被禁锢的自我，同时重新诞生。
在《无名侦讯师》的英文官方网站上，马克·艾伦·史密斯表明他的灵感来源之一，是他为了深度报道节目“20/20”追踪的一个故事：七〇年代巴拉圭独裁政府如何酷刑折磨、杀害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从一九五四年当政到一九八九年的独裁者阿佛列多·史托斯纳尔（Alfredo Stroessner），除了以恐惧治国之外，还有个著名的“事迹”，就是大量庇护德国纳粹战犯，让他们在巴拉圭安养天年）。另一个来源，则是一九八七年发生的丽莎·史坦柏格（Lisa Steinberg）案——这个六岁小女孩被她身为刑法律师的养父乔尔·史坦柏格（Joel Steinberg）打到昏迷不醒。她的养母（养父的同居人）海达·娜斯邦（Hedda Nussbaum）原本是蓝灯书屋的童书编辑，自己也出版过两本书，但在长期虐打之后失去正常的判断力，没有同居人的同意，竟然不敢打电话叫救护车。警方逮捕娜斯邦的时候，她也遍体鳞伤，如果放任不管，下一个死掉的可能是她。屋子里面还有另一个小婴儿，全身被尿跟泥巴弄得脏兮兮。小女孩在昏迷中去世，而养父在坐牢多年后，仍然认为他的过错只是延迟送医——但是小女孩身上有新有旧的多重伤势该怎么解释，他倒是没有说。饱受虐待却幸存的娜斯邦，后来努力为像她一样的受虐妇女争取权益，但她到底算是受害者还是共犯、该负多少责任，至今仍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