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精彩片段：
前言
一个作者，还是一个正义的作者
现在回想这篇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它作为欲望的斑点，诞生于二〇〇六年夏。那时，我看到一则简短报道：一个年轻人杀死同学，没人能找到他的杀人动机。当时我和文学的关系很简单，只是一个普通读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过，料想这报道也如此。但在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它自行变大，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装载着对它的广泛理解和无穷编造，就像背负重物。二〇〇七年春节，我没有回乡过年，试图将它产下来，但只写出十五节。当年五一，续写两节，国庆时又加了一节，但被迫停手。因为写作间隔时间太长，文本前后掣肘，互相矛盾，词句也因时间将尽而显得仓促凌乱。当时它叫“杀人的人”，有八万字左右，计划总长度为二十四万字。因为这个，后来我只敢写短篇。一些人还以为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自觉选择。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〇一〇年，在倒腾橱柜时看见材料，才想起还有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尽力搜集资料，如何旷日持久地推算，如何试图去法庭旁听，如何钻研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这些狂热的准备，以及它的草草收场，便被一种耻辱感紧紧包围，就像一个穷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从头来过，而生活中别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轨道运行过来，挤成一团。在祖母下葬的同时，我按照父亲的要求，购买新房，准备结婚。而因为写作所带来的对生活的敌意，我与女友的关系其实已走到尽头。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着世界杯报道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觉就像游泳好手要将自己溺毙，“好，我陪你们去生活，陪你们买房、结婚、加班”。我像困兽愤怒行走，最终作出的却是相反的选择。今天看来，这个选择没有辜负我，但相比《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以及不少狂热的朋友，我还是缺少出格的勇气。他们都曾为创造的理想辞职，而我只是命令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开始。我容易在妥协状态里生存。我在开始时打上这天的记号，后来才知在四年前，同样是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驱使，举起屠刀。这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最终因为我的专横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上班，晚上八点多回家，我总是试图在网站工作中保护住精力，但每次回来都气息奄奄，一个字也写不动。然后我等周末。在周六，我会因为要找到续写感觉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终只剩下周日能畅快地写几千字。在这过程中，平均每三天，父亲都打电话来，以商量的口吻问：“找女朋友没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说：“正因为你想让我结婚，我有了一间房子；正因为要还月供，我不敢轻易辞职、跳槽；正因为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有一天接过父亲电话后，我翻开电话簿，找到一个自认妥当的人，发短信：我喜欢你。她和我进行了接触，但是犹疑。对女人来说，这种紧迫的求爱不但值得怀疑，还值得鄙视。在见到她后我笨手笨脚地抱她，被挣脱开，这事情就完了。后来父亲问我如何，我说高攀不起，听得出来他很悲哀。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篇薄薄的小说终于修改完毕。当时是下午，窗外铺陈死气沉沉的建筑物、冰块、树和时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伤应该从哪里来。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完长篇后号啕大哭，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但一直没等来。我对自己很失望。当夜我失眠，恐惧像大风不停地刮进空洞。我害怕这一切都是在做无用功。
这篇小说标题（原名）为“猫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逃。小说的主人公在被无聊完全侵蚀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杀人，试图赢得被追捕所带来的充实。想一想这场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间夹一根燃烧的香烟，好在烟头烧到皮肤时醒来，继续逃命。
我将他设置为一个纯粹的人，就像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夫，他的子弹注定要射出，至于射死的是总统候选人还是黑社会，他并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弹射出。他并没有先天的善恶动机，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杀死总统候选人而可以击毙黑社会成员，因此被捧为城市英雄。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为为世人不齿，他们集体呼喊：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在原初的动机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着“如何充实”，杀人只是这一动机的外延。我着重探究的是这一动机。从动机上看他和过去的我并无区别，很多年我都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战。只是我止于语言，而这个主人公却付诸行动。他设想过频繁地做好事，好让受恩人去搜寻他，但他想这样的搜寻注定松弛、松散，从技术上并不能使他充实。因此他去当了恶棍。在杀那个漂亮、善良、充满才艺的女孩时，他考虑的也是技术，因为杀掉一个完美的人，会激怒整个社会，进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写作时我很平静。我从来不赞美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也没有急不可耐或先入为主地对它进行审判。因为一个作者一旦将自己设置为正义的化身，他的立场便可能偏颇，思想便可能空洞，说教便可能肤浅，所揭示的也可能为人们所麻木。在这方面，我遵循加缪的原则，像冰块一样，忠实、诚恳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无论光芒来自上帝还是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