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中人·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精彩片段：
常读常新的契诃夫
李辉凡
契诃夫的精美的短篇小说及其优秀的戏剧作品瞩目于世界文坛已有一个世纪了，而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喜欢他的作品，仍然阅读他的作品，仍然研究他的作品，这是因为真正的好作品、优秀的世界名著是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俄国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得好：“契诃夫的这一章还没有结束，人们还没有像应有的那样读完它，还没有深刻领会它的底蕴，而过早地把书合上了。希望人们重新打开它，钻研它，读完它。”☾1☽
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大师。他首先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也正是以其精彩绝伦而又朴实无华的短篇小说跻身于世界经典作家之列。他一生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一系列的优秀剧本。契诃夫作品的伟大意义在于，他无情地嘲弄和鞭挞了现实生活中一切庸俗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和奴性的东西，唤醒人们同它们进行斗争，并坚信美好的生活必将到来。与此同时，他对人生丑恶的种种形态的披露又是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用幽默家温和的微笑表现出来的。这也许就是契诃夫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魅力之所在。
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1904）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一个三等商人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农奴。1841年契诃夫的祖父以三千五百卢布的代价赎得了他自己和全家的自由。后来契诃夫的父亲开了一间杂货店。年幼的契诃夫除了上学外，也帮助父亲看小店和算账。父亲笃信宗教，并要求自己的孩子们也认真做礼拜。但是，小契诃夫对宗教并不感兴趣，他最高兴的事是到当地的剧院看戏。这是他对文艺爱好的最初的萌芽。由于父亲不善于经营，1876年杂货店倒闭了，全家迁居莫斯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契诃夫只好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当家庭教师）。1879年中学毕业，同年他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0年用安托沙·契洪特的笔名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1884年契诃夫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问世。大学毕业后又于1886年和1887年出版了两本小说集《五颜六色的故事》和《黄昏》，从而奠定了作家在文学界的声誉。
契诃夫的早期作品数量很多，良莠不均。青年契诃夫由于生活和上学的经济困难，为了多发表作品，有时不得不迎合当时报刊的口味，写过不少逗人发笑、无伤大雅的“急就篇”，如《在剃头店里》等（大多署名契洪特）。契诃夫后来反省过这一时期的创作，在出版文集时删去了很多不成熟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他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和优秀的小说如《迟开的花朵》、《一个官员之死》、《胖子和瘦子》、《胜利者的胜利》、《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和《在钉子上》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深邃，文笔幽默而凝重。《一个官员之死》写某庶务官在看戏时打了一个喷嚏，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前排一位文职军官的秃顶和脖子上，庶务官从而神魂不安。虽然他三番五次地对将军赔礼道歉，仍旧是惶惶然不可终日。结果不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故事表明，在专制主义的不平等的社会里，大人物的淫威，灵魂被扭曲了的小人物的奴性心理达到了何等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地步。《变色龙》中的小警官奥楚梅洛夫则是一个阿谀权贵、看风使舵的奴才。广场上发生了一起狗咬伤人的案件。开始时警官以为咬人的狗是一条普通人家的狗，便扬言要把狗打死，还要给狗主人一点颜色看。但当听说这是日加洛夫将军的狗时，警官被吓出一身冷汗，顿时改变腔调，替狗辩护起来。这时将军家的厨师出来说，这狗不是将军的。话音未落，警官的态度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其实厨师的话并没有说完，他接着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结果警官又换了一副脸孔。作者通过警官的三次变脸，活脱脱地勾勒出了沙皇鹰犬的丑恶嘴脸，并且给这种“变色龙”式的典型形象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普里希别耶夫军士》的同名主人公也是一位奴性十足的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他虽然已经退伍了，却仍旧自愿地为专制制度卖力，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不许人们唱歌，不许人们笑，不许人们点灯……这位军士的奴性已经渗入骨髓，深深地体现了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反动实质。
又如《胖子与瘦子》，写两位老同学不期而遇，见面时称兄道弟，问寒问暖，亲密无间。后来知道瘦子已做了八品文官，胖子只是三等文官时，两人关系骤然巨变，立即从嘘寒问暖变成了打躬作揖，小官对大官的那种阿谀谄媚、低三下四的丑相，简直令人作呕！在《胜利者的胜利》中的柯祖林和库里岑等几个小丑的那种奴才对上司、上司对奴才的精彩表演，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从上述作品我们看到，契诃夫无疑继承了果戈理、谢德林讽刺幽默的创作传统。他通过诙谐、揶揄的笔触针砭了沙皇统治下的种种野蛮和黑暗，抨击了倚仗权势、阿谀奉承，以及俄国国民性中庸俗愚昧的奴性心理。这些作品有的令人愤恨，有的令人发笑。即使是笑，也不是开心的笑，而是使人压抑、催人泪下的苦笑，同时充满作者忧郁的谴责的调子。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凡是有辱人格、有损人的尊严的东西，都在作者的讽刺、贬斥之列，只是契诃夫的讽刺比较含蓄，它不是让你放声大笑，忘乎所以，而是不动声色，含而不露，笑声里带有苦涩的东西，使读者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动情。
二
契诃夫1884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地方的医务工作。他一面行医，一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功力也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反映在他的创作上，是从滑稽可笑的题材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和劳动群众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优秀短篇如《哀伤》、《苦恼》、《万卡》、《渴睡》等都是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作品。作者通过细腻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心理分析，描绘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哀伤》中的格里高里本来是个优秀的工匠，在正常的社会中他本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他却贫穷潦倒，醉醺醺地、半睡半醒地过了一辈子。老婆讨饭，生病无钱医治，终于死在上医院的马车上。直到这时他才清醒过来，哀叹自己“四十年如同在云雾里一样过去了”。《苦恼》中的马车夫死了儿子，心里极度悲伤，多次想向人倾诉内心的痛苦，但是在这冷漠的社会里却无人同情他，因此只好对自己的老马去诉说。《万卡》写一个小学徒的遭遇。九岁的万卡没有父母，由爷爷领他到一家鞋铺当学徒。在那里挨打受骂，吃尽苦头；他举目无亲，无法向人诉说，只好写信给爷爷诉苦和求救：“亲爱的爷爷，你来吧，我为你向基督上帝祈祷，你带我离开这里吧，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我的生活苦极了，比狗都不如。”一字一泪，读来令人揪心。《渴睡》也是写一个小姑娘当保姆的悲剧故事。十三岁的瓦尔卡在一个老爷家当小保姆。她白天干繁重的杂活，马不停蹄地东跑西颠，晚上照看孩子的摇篮，还挨打受骂。孩子哭闹不停，她得不到一分钟的休息，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她为了想睡个觉，竟无意识地犯罪——把小孩掐死了。显然，等待着她的悲剧是可想而知的。
这些故事，在生活中是平常的、真实的，同时又是可怕的。契诃夫善于把这些日常现象如实地描写出来，成为一幕幕动人的又是血淋淋的悲剧，并从中揭示其重大的社会内涵，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劳动者的悲惨处境呐喊。在契诃夫的早期创作中，《迟开的花朵》是独具特色的一部作品，它从题材到风格上都与上述各篇迥然不同。作品描写一位破落贵族家庭小姐的爱情悲剧，极其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大变动的生活动态，它与作者后期创作的剧本《樱桃园》颇有相似之处。故事分两条线索平行展开：一是贵族普里克朗斯基家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日趋破败的情况；二是贵族小姐玛露霞与托波尔科夫医生的悲凄爱情。作品重点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浪荡子叶果鲁什卡，是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作者给予了严厉的揶揄和批判；医生托波尔科夫，则以未来新生活主人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女主人公玛露霞小姐是没落制度、没落时代的牺牲品，作者对她表示了深切的怜悯。爱情之花为什么会迟开？读者自会作出判断。这朵爱情之花虽然迟开，甚至没有绽放，却依然艳丽，因为爱情本身是美丽的。这是一种短暂而凄美的爱情，作者赋予它无限的同情和惋惜，也给读者留下了一抹淡淡的哀愁。
三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俄国最动荡也是最黑暗的时代，国内形形色色的理论、宣传、说教层出不穷。沙皇统治者曾叫嚷要把整个俄国冻结起来。契诃夫是一位严肃、正直的作家，面对这种丑恶的现实，他开始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和信念，不仅将一事无成，而且是“一种可怕的事”☾2☽。随着作家声誉的日益增长，他的艺术责任感也越来越重了，他明确指出：“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装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责任的人，受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3☽他这个时期写的许多作品都是有意讨论世界观和生活目标问题的，如《没有意思的故事》中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杰潘诺维奇，他虽然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胸前挂满了勋章，但是却缺乏一而贯之的完整的世界观，没有远大的生活目标，回答不了“怎么办？”的问题。他直到晚年才醒悟过来，才发现自己缺乏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可是为时已经晚矣。
九十年代是契诃夫创作的成熟阶段。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作品如《在流放中》、《六号病房》、《带阁楼的房子》等的最大特点，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强烈的批判性。《六号病房》是直接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不抗恶”理论而发的。医院的六病房是一间精神病室，但是关在这里的并不都是精神病患者，有些不满现实或“不安分”的人也被当作疯子关进这个病房，格罗莫夫就是一例。他在大学念过书，知多识广，作风正派，道德纯正，但是他对现实不满，激烈地批评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卑鄙的家伙吃得饱、穿得好，正直的人却忍饥受寒”；社会“像野兽一般生活”。格罗莫夫由于自己说了许多激越的话，下意识地感到害怕，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后来他终于被关进了六号病房。作品的另一位主人公是医院的医生拉京。他虽然正直、善良，却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信奉一套“不抗恶”的哲学；他没有受过苦，也不知道是非、善恶。当格罗莫夫问他：“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时，他说：“一切取决于机遇，谁被关了起来，谁就得待在这里。”他甚至说：“停止诉苦，疼痛就会消失。”然而拉京万万没有想到，与格罗莫夫谈话后不久，自己竟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进了这个病房。这一结局本身就说明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破产。六号病房是一间黑暗地狱，到处是污秽、恶臭，管理人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殴打、虐待病人，一片乌烟瘴气，阴森可怖。作者把它比作监狱。它何止是监狱，简直就是整个黑暗俄罗斯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