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卫夫人 精彩片段：
译本序
一
多少年来，谈起意识流，不少人似乎认为，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观点。例如，当代英国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里维斯教授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作品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因为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并说，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勃卢姆斯伯里集团☾1☽，乃是一群孤芳自赏、蔑视传统与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狭窄，视野不广。我国某些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论调，譬如有人指责伍尔夫“对生活和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际关系和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
对意识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观点，涉及传统与创新。相当流行的一种见解是：在当年（20世纪20—30年代），意识流是崭新的、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完全摆脱传统，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云，均有一定根据与道理，但又不尽然。因为，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以至尖锐的批判性；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并非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社会意识与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有时颇为激烈，甚至偏激哩。不过，归根结蒂，伍尔夫之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来揭露与批判伪善的、扼杀性灵的资产阶级伦理、习俗、偏见和理性主义，貌似一针见血，其实浮光掠影而已。
总之，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色泽或浓或淡，个儿或大或小，盘根错节，姿态横生，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
就社会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些论著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譬如，在论文《斜塔》（The Leaning Tower）内，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现代英国杰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除了戴·赫·劳伦斯），攻读于高等学府，可称“天之骄子”，踞于金塔之顶，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众。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后，这座宝塔逐渐倾斜了，作家们再也不能“闭塔自守”，而逐步认识到：金塔原来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易言之，他们的家世、财富与教养，都来源于非正义的制度。即使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成名后也不会保持矿工的本色。
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强调，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她主张，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牛桥”☾2☽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馆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此外，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让工人成为作家，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艺更多样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这些理想近乎“乌托邦”，但毕竟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民主倾向。
正由于伍尔夫有这种思想，她在作品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加以讽刺、暴露及批判；同时，对于被欺凌、被压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就以《达洛卫夫人》为例，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3☽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典型：一个是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个是平民出身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由于在欧战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终于自戕。作者以锐利的笔锋强烈地谴责前者，而怀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后者的苦难。她把批判的锋芒凝聚在那名医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势力，乃是窒杀赛普蒂默斯这类牺牲者的个性，迫使他走上绝路的刽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个得意的口头禅，常用来告诫病人：必须有“平稳感”，即处世要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切忌与众不同、异想天开，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始终稳健。对此，作者鞭辟入里地讥讽：“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总之，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制度和秩序，决不可离经叛道，事实上，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在这种氛围里，赛普蒂默斯被逼得发疯，但不肯屈从，不愿随波逐流，宁可自尽来维护个性与独立的精神。
关于这一要点，小说里有一节饶有意味的描绘：当情节的关键（达洛卫夫人举行的晚宴）达到高潮时，贵宾们正在觥筹交错、尽情欢乐之际，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妇传来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达洛卫夫人心有灵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灵与肉都是被那名医扼杀的：“如果那年轻人曾去威廉爵士诊所求医，而爵士凭他的权力，用他一贯的方式迫使病人就范，那青年很可能会说：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保持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达洛卫夫人对死者深表同情，并在内心涌起息息相通的共鸣。然而，她毕竟是位贵妇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愿同习惯势力决裂，相反，却有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和迎合上流社会的本能；于是只得采取折衷的办法，在热闹的宴会中，悄悄地躲入斗室，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实质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独立不羁的一面，也表现在对家庭女教师基尔曼的深恶痛绝，主要因为那阴郁的女人力图转化其学生（达洛卫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千方百计企图改变那少女的信仰，强求她皈依基尔曼自己信奉的宗教。关于这一点，作者概括道：“稳健有一个姐妹，不那么笑里藏刀，却更强大、更可怕……她名唤转化，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炫耀自己，强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这种专横的作风使达洛卫夫人打心坎里憎恶，因为她“从来不想转化任何人，只愿每个人保持本来面目”。然而，基尔曼却煞费心机、不择手段地要转化伊丽莎白。这一强烈愿望充分体现在基尔曼带伊丽莎白去百货商店的场景中。那少女在店里伴着絮絮叨叨的女教师，委实不耐烦，渴望离去，基尔曼却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紧她，使她绝对服从自己，那死也甘心了。”最后，伊丽莎白忍无可忍，径自奔出店门，把女教师撇在里面。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兴呵！清新的空气那么爽快，而在百货商店里，简直闷死人呐”。
上述两节乃是这本小说揭露与批判的聚焦点。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画笔触描摹达洛卫家的清客——宫廷侍从休·惠特布雷德，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只是轻描淡写而已，但也一语道破其本质：“他没有心肝，没有脑子，徒有英国绅士的仪表与教养罢了。”简括得很，却入木三分。
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传统与创新，也可用《达洛卫夫人》为例证。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并且是主体；在当年，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然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划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铺叙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强烈的谴责、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