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三卷） 精彩片段：
第一部
第一章
西欧军队从一八一一年年底起开始加强装备和集中。一八一二年这支几百万人的大军（包括辎重队和供养人员）浩浩荡荡自西向东往俄国边境移动；俄国军队从一八一一年起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界。于是战争爆发了，也就是发生了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事。几百万人犯下了全世界法庭在多少世纪里都记录不完的罪恶：暴行、欺骗、背叛、盗窃、伪造文件、印制伪钞、抢劫、纵火和杀人，但干这些事的人却并不认为这是犯罪。
这个非常事件是由什么引起的？它的起因是什么？史学家们天真地断定，这事的起因是奥登堡大公的受辱、大陆体制的破坏☾1☽、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外交官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勉采夫或塔列兰☾2☽在朝觐和晚会的间隙用心写一篇巧妙的通牒，或者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信表示“仁兄陛下，我同意把公国归还奥登堡大公”，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时人们这样看待此事是可以理解的。拿破仑认为战争是由英国的阴谋引起的（他在圣赫勒拿岛上这样说过），这也可以理解。英国国会议员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登堡大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对他施加的暴行；商人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使欧洲破产的大陆体制；老兵和将军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利用他们打仗；当时正统派认为必须恢复良好准则；当时外交官们认为，一切都是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奥联盟没有很好地瞒过拿破仑，第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词不当所造成。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人们提出无穷无尽的诸如此类的原因，因为他们持有无穷无尽的不同观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后代人全面观察既成事实，探究它简单而可怕的含义，这些原因就显得不够充分了。我们无法理解，几百万基督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是因为拿破仑野心勃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登堡大公受了屈辱。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情况同互相残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由于大公受辱，成千上万的人就得从欧洲那一边前来屠杀和扫荡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居民，而他们自己也被人杀害。
我们这些后代人不是历史学家，不迷恋于研究事件的过程，因此能用清醒的头脑按常理来观察事物，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原因。越是深入探究，我们发现的原因也就越多。每一个个别原因或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同样正确无误的；但由于它们本身的微不足道，同事件的宏大规模相比就显得荒诞不经；而且，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其他原因，它们也就不能起作用，从这点上说，它们同样是荒诞不经的。我们认为，一个法国军士愿意服第二期兵役，就像拿破仑不肯把军队撤回维斯瓦河对岸，不肯归还奥登堡公国那样，都是发生战争的原因，因为，如果那个军士不愿服兵役，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肯服兵役，拿破仑军队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战争也就不会发生。
如果拿破仑不因为要求他撤到维斯瓦河对岸而恼怒，不命令军队进攻，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愿服第二期兵役，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没有奥登堡大公这个人物，如果亚历山大不感到屈辱，如果没有俄国专制政府，没有法国革命以及随后的专政和帝制，没有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事件，等等，战争也就不会发生。这些原因只要少了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应该说，所有这些原因，亿万个原因，凑合在一起，才造成了这个事件。由此可见，这个事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原因，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非发生不可。几百万人丧失人性和理智，由西向东去屠杀同类，就像几世纪前由东向西去屠杀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似乎决定事件的发生与否，其实他们的行为就像凭抽签或应征而入伍的士兵那样，都是不由自主的。情况不能不是这样，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意志（事件仿佛就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得以实现，必须具备无数凑合在一起的条件，缺少一个，事件就不会发生。这几百万人，这些射击和运送粮草和枪炮的士兵，他们具有实力，但他们必须愿意执行个别软弱无能的人的意志，并受无数错综复杂原因的驱使，事件才会发生。
对历史上非理性的现象（就是我们无法懂得其理性的现象），我们还是不得不用宿命论来解释。我们越是要理性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就越觉得它们缺乏理性，难以理解。
人人都为自己而生活，利用自己的自由来达到个人目的，并且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可以做某件事或者不可以做某件事；但一旦他做了那件事，那件事就无法挽回，就属于历史事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注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生活，个人生活越是无所追求，他的生活就越自由；一是自然的群体生活，他在这方面必须遵守既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自己而活着是自觉的，但被利用来达到某种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却是不自觉的。做过的事无法挽回，这件事同千百万别人的事合在一起，就具有历史意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联系的人越多，他对别人的权力就越大，他的每一行动就越明显地表现为注定的，必然的。
“帝王的心掌握在上帝手里。”
帝王是历史的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