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的亡灵_后记

后记

在过去七年时间里，无论我什么时候提到我在写一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小说，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看了”，我认为人们的期待不过源于对中央情报局的敬畏之情而不是对作者的尊敬；关于小说的第二种反应，尤其是那些不清楚小说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写出来的人，他们会礼貌地问：“你是不是有朋友在情报局，而且你们还很亲密？”然而我却宁愿他们这么问：“你凭什么了解他们并写关于他们的小说？”

我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是的，我认识一些情报局的人，但是我不便透露太多。这是事实，要想写好情报局的故事，认识几个情报员是必要的基础。这些问题太无知，就像你问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他是否偷了对手球队的秘密信息，我想那个足球教练会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做。专业的足球是一种文化，而我们就身处其中。另外，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书写一份合理的对抗计划。”

所以，我应该这样回答：我是凭借自己在情报局待了四十年的经验来写这本书的。毕竟，《夏洛特的亡灵》是经过反复想象的产物，而且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甚至仔细思考过情报局在人们生活中的神秘与诱惑；我不需要身处那个组织，也不需要与情报员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只管相信自己已经十分了解情报局的内部工作结构。十九世纪早期的一个苏联犹太人对东正教异常感兴趣，他不需要为了苏联东正教而刻意和一个牧师保持亲密的关系吧？当然，如果他这么做，并且他本来一出生就是苏联东正教徒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得到一些内部关系让他成为一个修道士。但是对我来说，为了获得写作必要的材料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情报局是不可能的，并且我对情报局有着不一样的政治偏向。

显然，我是在告诉你们，优秀的小说可以和作者的实际生活偏差很远，小说灵感可以源于文化体验，也可以是作者的想象力。这几年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我才得以在该主题下完成搭窝建巢。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刺激作者的想象力，比如美国总统的生活，或者是流浪汉的一天，这些或许马上就可以让作者灵机一动。小说家不仅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同时他们还会在生活中发展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刚开始那些人物形象不可能清晰地出现在作者脑海中，只有经过作者的构思，他们才能在作者的笔下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当然，写作过程并不总是如此充满魔力。在写《夏洛特的亡灵》时，我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如果我没有阅读上百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的话，那我可能就必须接近情报局，但是我很幸运，在我写作的时候，关于情报局的作品也在源源不断地涌现，而且其中一些书籍对我帮助很大。如果这是一本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我一定会在很多地方加脚注和解释说明，再加上一个目录和参考书目，并且在这份免责声明出现之前，一直心存感激七年来这些书对我的帮助。

但是，《夏洛特的亡灵》是一部杜撰小说，书里面大部分的主要人物以及绝大多数的配角人物都是虚构的。由于这里面牵涉了现实生活中的名人政要，其中还有一些历史上非常杰出的人物，所以很有必要在这解释一下我如何使用了我研究的书。

一些非小说文学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书中的要人名士光彩照人，也就是说，人们会觉得作品中的人物跟实际生活中的男人或女人一样真实、立体。但是，使用研究文献越多就越缺乏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事物着了迷，并全神贯注地研究，那么即使是普通的事物也能够让想象力无限放大；当你对它充满激情、热衷于研究它时，你就能够突破困惑，找到深埋的事实，就不会选择逃避模糊的事物。在我看的书籍中，有一些并不那么成功，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只是隐藏在作者的写作风格中。打个比方，一个担任足球教练四十年的男人只需要看几场高中生持球跑动进攻的比赛就可以知道谁是有天赋的；职业拳击赛的教练也是这样，他们只需要看一个业余选手打出一个左勾拳就知道这个人是否具有天赋。那些终身从事写作的小说家也不例外，过去的岁月，我已经写了很多不痛不痒的作品，并且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差。在这些积累沉淀中，我已经能够从作品中了解到作者是做什么的，他是男是女，甚至更重要的是我能知道他真正要表达什么，这和反情报机关的工作很相似，他们需要区分敌人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对中央情报局的理解有一半直接来自我所阅读的书籍，另一半则来自我对这些书籍的分析重组。结果只有一点，我让我的读者感受到了我眼中的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情报局的样子，至少他们是通过一个年轻男人的眼光看它，而这个年轻男人在情报局里长大成长，所以对情报局的情况他有一定的话语权。书中的情报局是一个虚构的情报局，它真实的样子只存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已经在情报局里工作了四十年的男人和女人也一样，他们对情报局的认识也仅限于他们自己参与的那部分，就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美国一样，没有两个人的观点是相同的。如果我一定要有个参照让自己的小说尽量逼真，那么我脑海里的情报局比任何当事人眼中的情报局都要真实。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有许多方法可实现文章的逼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为出现在作品中的所有名人编造虚假的名字，否则就会给人留下语言粗糙不规范的印象，比如你讲到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时，硬生生编出个名字——詹姆斯·费茨帕特里克，那读者一定会觉得很别扭，文章也就难以逼真了。

因此，很显然，我们应该直接给出杰克·肯尼迪的真实名字，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小说的效果，他在小说里的生活就会和小说中其他虚构人物的生活一样激烈了。如果说作者非要使用虚假的姓名，那么读者也只能感叹一句：“噢，是的，费茨帕特里克总统就是肯尼迪总统，让我们看一看杰克·肯尼迪的特征是什么吧。”

霍华德·亨特和艾伦·杜勒斯也一样，就后面这个人物来说，问题还不是那么大，因为他在这里不是中心人物；至于亨特，他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角色，所以还不能妄下结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考虑要不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作查理·斯坦特·史蒂文斯，但这有侵犯他的肖像权之嫌，因为精明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那是霍华德·亨特。”然后适应了假名之后，读者就会猜测我写的每一个关于“假亨特”的内容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我公然使用他的名字，读者就不用怀疑了，他们或许会说：“这并不完全是我了解的亨特。”

然后，为了寻求作品依据，我找了两部亨特的传记，《情天长恨》（Give Us This Day）和《卧底》(Undercover),书中描写了他的性格，我在对这两本书的理解基础上写出了有关霍华德·亨特的内容。当然，他说的话除了有几句是我摘抄的以外，剩下全部是我自己写的。我的书写不会超出他的性格界限，我不会仅仅因为是我的小说，就主观安排给他我都不相信他能完成的秘密任务。

或许最自由的真实人物就是威廉·哈维了。有一本写得很好并且很有娱乐性的书叫作《荒野镜子》，大卫·C.马丁著，这本书很客观地描写了哈维的长相，为我的想象提供了素材并且刺激我超越马丁的真实描写。我笔下的威廉·哈维和已故的威廉·哈维有一定关联，而且他还紧跟真哈维的职业脚步——柏林隧道工程，他的婚礼，因为“猫鼬计划”而和真实的兰斯代尔将军以及真实的罗伯特·肯尼迪发生过争执，最终他的职业生涯在罗马结束，这些没有一个是编造的。虽然马丁的描述看起来像是哈维的原型，但是对于哈维的描写我还借鉴了其他书籍，所以我笔下的哈维更具想象力（因为我不希望他和霍华德·亨特一样真实）。

至于夏洛特，我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想象就更不受限制了，他的原型可以说是情报局传奇中的老大詹姆斯·杰西·安格勒顿，但是因为在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安格勒顿，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令人费解的人，所以我决定自己创造这个人物，这个完全虚假的休·蒙塔古，当然，还有他的妻子，基特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