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精彩片段：
序言
约翰·J.米尔斯海默☾1☽
乔治·凯南将会作为“遏制政策之父”而青史留名，遏制战略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应对苏联威胁所采用的战略。乔治·凯南是冷战早期一位关键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让乔治·凯南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随后成为美国国务院的长期智库。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马歇尔非常倚重凯南的建议。确实，凯南在制订马歇尔计划中起了核心作用。除此之外，在建立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an）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秘密行动指挥部中，凯南也起了核心作用。
1926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年后，凯南以外交官身份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凯南被派往多个欧洲国家，其中包括三次去德国和苏联游历。他近距离地目睹了希特勒（Hitler）的崛起和斯大林（Stalin）的统治。因此，在20世纪，凯南对这两个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国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里，对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来说，这两个国家理所当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重要。
但是，凯南不仅仅是一名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他还是位一流的战略思想家，具有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重大和重要问题的天赋。例如，当着手建立政策规划司时，他担负着“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的角度”考虑各种问题的重任。他希望确定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概念”（《前言》，第1页）。☾2☽他对弄清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特别感兴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战后苏联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凯南对什么是应对苏联的最好战略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思考。
此外，凯南还是一位富有创造性和有条理的思想家。对涉及他的问题，他会提出清晰而大胆的答案，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他挑战传统观点以及提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的无畏精神。他几乎总是以他的理解道出真相。但是，他也自然倾向于对国际政治，尤其是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归纳总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以探寻“理论基础”来解释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并希望弄清在未来美国领导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前言》，第1页）。总之，凯南具有一流的分析能力以及综观全局的嗜好。
1950年，凯南离开政府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间除短暂出任苏联（1952年）和南斯拉夫（1961～1963年）大使外，他的余生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在这里，凯南使自己成为一流的学者和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凯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两部同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 Prizes）和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参与公共事务。例如，1980年他认为美国应当对其核武器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当近100岁高龄时，他仍然反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大外交》是凯南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用他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此书一直受到“持久关注”的原因（《前言，1985》，第1页）。本书最前面的五篇摘选文章是他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沃尔格林基金会的演讲。第六篇摘选文章是他194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凯南阐明了遏制苏联的理由。第七篇摘选文章是另一篇《外交事务》上的文章（1951年），这篇文章论及美国应当如何思考苏联内部的变化。最后两篇摘选文章是1984年凯南在格林内尔学院的演讲。其中，凯南回顾了沃尔格林的演讲并为听众提供了新经验。
在芝加哥首场演讲的开始，凯南就阐明了贯穿《美国大外交》一书的中心难题。凯南相信，在1990年，美国非常安全，但五十年之后，美国会非常不安全。他写道：“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3）。”凯南的目标是要弄清：“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没有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4）”
在设法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关于美国的安全是如何直接受到亚洲和欧洲权力均衡的影响这一问题，凯南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观点。尤其是凯南阐明了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外交政策如何受到欧洲权力均势变化的影响。自然，他的叙述包括在二战后遏制政策的采用。而且，关于军事力量和国际法的局限以及在其他国家试图实施社会工程的危险，《美国大外交》一书提供了聪明的见解。凯南为追求谦逊而非傲慢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这些议题都与当代美国有关。
最后，《美国大外交》用大量篇幅描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两者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是学者和美国外交政策实践者之间关键的知识鸿沟。凯南是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现实主义者——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凯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义思想驱动的，而自由主义思想通常会使美国陷入困境。事实上，凯南断言，自由主义（凯南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条文主义和道德主义）要为1950年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负主要责任。
虽然每一个认真的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都应当接触凯南的观点，但是他们没有必要认同凯南所有的观点。实际上我认为凯南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一断言：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无视强权政治而去追求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凯南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其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截然不同。美国在国际政治的严酷世界中处于劣势。我认为凯南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美国大外交》一书有大量的证据支持我的观点。然而，这些问题与这本经典著作中丰富的深刻见解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地缘政治与美国安全
凯南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货币，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权力均势。对美国而言，理想的境况就是欧洲“均衡”，或是我所说的平衡的多级体系。☾3☽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应当有少数几个大国，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国家。英国地处欧洲但不在欧洲大陆，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换言之，当需要遏制一个国家因过分自大而试图引起不均衡时，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使用军事力量。凯南认为，平衡的多极化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并使美国安全。因为没有欧洲大国能威胁欧洲的稳定和美国的安全（99）。
对欧洲和平和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是地区霸权，即一个特别强大的大陆国家能够支配整个欧洲。凯南写道：“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和英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推论直截了当：欧洲霸权应当“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亚欧大陆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6）。相反，如果欧洲存在均衡，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强国都很难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驰骋——尤其是在西半球——因为它会整天担心其邻国会在美国后院制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