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致年轻同学的信

致周小芳同学之一

小芳：

让我们先来谈第一篇作业——我们暂时还无法从文体上确认它的属类。它不属于小说、诗歌或散文诗是肯定的了。那么它属于散文吗？属于随笔吗？

我认为它也不属于随笔。随笔，一般而言，它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望文思义，可以理解为随笔写来的那一种。中国古代的文人，对于写作这件事的态度往往是很郑重的，怎么又会随笔写来呢？不是与他们对写作这件事所持的普遍态度不一致了吗？

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随笔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文体。只不过在古代不叫随笔罢了，称为“话”、“录”、“谈”等，属于一种对文学和艺术现象做断想式思考的文体。虽然不像现代动辄长篇巨作的文艺理论论文那么分条分目、条理清晰，却往往于三言两语之间，精辟地道出他人用长篇大论才说得清楚，甚至竟说不大清楚的一些经验和规律；或道出他人之眼所不曾见、他人之心所不曾想的“文理”。所以一篇好的随笔的特征，那一定是见解独到，角度新颖又言之有理。比如古代的《文心雕龙》、近代的《人间词话》，当代的《谈艺录》、《管锥编》，若择其单篇欣赏，无不使人大获启迪，茅塞顿开；而整本读来，内容又极为广泛丰富，一概的文学和文艺现象，几乎无不囊括。

随笔是与阅读、欣赏心得、边读边想的联想、质疑与思考相结合的一种文体。古代这一种文体虽有经典，但并不盛行。清代有一本比较著名的书是《雪桥词话》，就属于这一类。我在课堂上讲到的好诗句词句，如“半截云藏峰顶塔，两来船断雨中桥”“黄叶当关道，青霜脆布袍”“说峡山垂座，谈湖水在襟”，盖引于《雪桥词话》。五四时期，随笔这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坛大量涌现，也才开始以“随笔”指谓如上文体。这乃因为，文人多了，院校多了，学子多了。那是一个中文教学的黄金时期。对于文学和文艺的欣赏评论，需要启蒙，尤其需要及时的、不拘一格的、有别于专著文风的那一种启蒙。所以五四时期，不仅是杂文，也是随笔的黄金时期。

今天，随笔依然是与阅读关系紧密的一种文体。当然，它，从未局限于文学和文艺，几乎与一切书籍的阅读发生关系。所以，也可以这样说——随笔是阅读这一件事的思想成果。我们的《来园》、《文音》中，不乏同学们写的这一类文章，有的也写得挺好。

小芳，谈得太远了，现在言归正题。

你的作业，既也不是随笔，那么我们就只能视之为散文了。你的作业又非抒情夹议的那一类散文，不是写景咏物的那一类散文——它是记人记事的一类。这一类可归在“大散文”的概念中，比如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你的第一篇作业，讲述了一名已经考上了大学的女生在高中时的经历。但你在文中又没用“她”来讲述，而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而“她”又分明地并不是你，故你在文题之下，当有几行题记，以向读这篇文章的人释清这点。高尔基曾有自传性名著《我的大学》，你这一篇，不妨以《我的高中》为题。因为有了题记，文题中的“我”，当然就被明确了是“她”。

一位出身贫寒的女大学生，将她高中时期的一段切身经历讲给你听了，而你听了之后居然写了出来，当然不只是为了完成一篇作业。在这一点上，你和宇嘉同学是一样的，都是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以一种文体写了出来。说明什么呢？说明对方的切身感受作用于你们的心灵了。对于你们的心灵，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作用呢？缘何你们写了出来，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并同样地感染别人呢？在宇嘉那儿，是较为清楚明白的。我们读出了对人性的“恶”的震惊，读出了对一种违背了最起码的人道的现象的叩问，也理解了作者表达得异常冷静的愤慨。那愤慨通过宇嘉为小说设置的结尾，令人深思地呈现了出来。

但你的这篇作业，我个人以为，想要表达的意图，还没有表达得那么清楚明白。不错，“我”最后说，她虽然考上了大学，“却觉自己像一只陀螺，一刻也难以停下来了”，这里似乎可在原话中再加两句，如，“一停下来，陀螺就倒了。再转到原速，仍须鞭抽。而自己再也不愿被鞭抽了，所以不敢停”，并令我们心疼地说“我已很累，很累……”

“很累，很累”，不是已将你想经由别人的切身感受间接表达的意图表达得清楚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说你还没有表达得那么清楚明白呢？

因为我作为一名读者觉得，《我的高中》一文中“我”的切身感受，实非一个“累”字所能全部包含。似有几分欲说还休之苦。还“欲说”些什么？何以“还休”？——是我这位读者想要进一步知道的。而“我”又未对你言。但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的人，由你再转述给读者，按常理，即使“我”欲说还休，你也能比读者对“我”的切身感受有更多感触。否则，你也许不会郑重地转述给我们听。你从“我”的讲述中，当咀嚼出更多的苦味儿吧？我们知道，一盘录像原带，转录的过程，信号常是会减弱的。一种感受的转述，往往也是这样。宇嘉显然是懂得这一点的，所以他通过小说所允许的虚构方式，强化了他的感受。你写的不是小说，属于纪实性文体，口述笔录的那一种。故我们不可以要求你非要加以虚构来强化你的间接感受，但我们有理由要求你多给我们一点儿你的思考……

你一定读过《聊斋志异》的。其中有些故事，蒲松龄每以“异史氏曰”的方式来评论一番。有时，为文之道，以含蓄为上；有时，也反过来，以明澈为佳。具体到你的这一篇作业，我以为做后一种选择似尤好些。不是要求你也来一套周小芳式的“异史氏曰”——而是希望，在最后，将你自己听了“我”的讲述以后的心情，写出那么几行来给我们看。因为我们读此篇，有一种阅读的心理，即我们联想到的，也希望知道你是否联想到了。我们尤其希望，你联想到的，我们没联想到；经由你的联想，给我们以进一步的启迪……站在读者的角度这样去想一想，即或一篇小文，我们也会要求自己想得更深一层。说写作这一件事实际上也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自我训练和培养，正因为此。

又，同学们对有些文体，还不能驾轻就熟。所以我的建议是——一旦写，先问自己，你将采取的，是哪一文体。文体一经确定，以最“正宗”的为范文。这么建议，似乎有些教条。我意乃指这样的一种写作过程——先通方圆之要求，知晓而后破之。其破，胸有成竹也。

古人云：“文无定法。”

现代有的作家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依我之见，大概都是知晓而后破之的意思吧！

谨供参考……

致周小芳同学之二

小芳：

你的第二篇作业，题曰《走入生活》。

细细想来，此题出自大学本科生笔下，似有那么点儿不妥之处，或曰不够贴切。

“生活”二字，有两种属性——普遍性和特指性，也可以说是相对性。就普遍性而言，凡人都在生活中，包括儿童。故有所谓“童年生活”、“老年生活”之分。就相对性而言，“生活”有时特指“社会”，因而有所谓“结束学生时代”、“迈向社会”的说法。

我想，你文题中的“生活”一词，当是在谈它的相对性。因为内容告诉了我这一点。而我认为不妥，也正在这一点。

为什么不妥呢？

因为你目前还在学生时代，还并没有迈出校门，并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生活”这个特指之“场”。

“生活”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大学是其中的一种“场”，社会也是其中的一种“场”。这两种“场”意味着区别很大的两种生活。

而你作业的内容告诉我们，你只不过人在大学这一种生活之“场”上，对社会那一种生活之“场”做了一番学子角度的窥视而已。

所以，你作业内容的文题，似应是“窥视社会”，而非“走入生活”。

当然，我不是要求你一定改成“窥视社会”。这也不是什么好的文题，只不过与内容贴切些罢了。

苏联有一部儿童电影，其实也是拍给大人看的，片名是《我不愿长大》。

为什么一个儿童不愿长大呢？

因为他从大人们身上，看到了大人之社会他很不喜欢的一面。他不喜欢什么呢？即小芳你的作业中，所列举的种种无奈和丑陋。任何人都应该承认，那是确实的情况，是使社会这种生活之“场”比大学这种生活之“场”复杂的原因。

多年以前，我也曾构思过一篇小说。题目都确定了，就叫《拒绝出生》——打算写一个胎儿，通过母亲的眼和心灵，在母腹中便感受到太多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于是不再吸收营养，“自杀”于母腹中……

我打算写的这一篇小说，思想未免消极。

但我并不认为你的作业的思想性也是消极的。恰恰相反，它的思想性是积极的。虽然你列出了社会生活的不少阴暗面，但你最后也阐明了自己所持的一种朴素的人生观，即一种自行限制欲望之无限膨胀的人生观。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甚至会反对。他们认为，社会是靠着人的欲望的不断增长才能发展和进步的。这也有一定道理。但一个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增长，也很可能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人类欲望的无节制的膨胀，也可能毁了人类，毁了地球。

总而言之，我是支持你所持的那一种朴素的人生观的。那是我喜欢的人生观，也是我遵循的人生观。

你是有思想的女生。

我仍记得你上学期的第一篇作业，加上现在的两篇，三篇都证明了你是有思想的女生。这三篇作业的内容，都比较庄重、严肃，丝毫没有游戏式写作的自娱性。我并不特别反对游戏式写作，但对庄重严肃的写作，确实每每另眼相看。

为文之道，有一种现象是——笔者越庄重、越严肃，读者对文章的要求越高。对于其他事情也是这样。比如电影吧，不太会有人对《大话西游》怎样认真，但对《辛德勒名单》，人们一定会以特别认真的态度对待之。

以稍高些的眼光来看你的《走入生活》，除了文题的贴切与否之外，还有内容全面与否的问题。

依我想来，生活本身才是人的终身伴侣。没有谁能伴谁一生，父母不能、子女不能、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再恩爱的夫妻也不能，只有生活能。而且你不愿和它保持这样的关系都办不到。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资格有条件脱离社会生活。那是一种“隐”的生活。不是“隐于市”，而是彻底地隐到社会生活的直径外去。我们都不可能那么生活。

生活是我们怎样的终身伴侣呢？

它也有特别可亲可爱的一面呀！比如它毕竟会赐给我们亲情、友情、爱情这些美好的情感；还会赐给某些人在社会舞台上展示种种才华和能力的机会；还把世界上美好的风光展现给我们。如果你没有条件远足、旅行，也可以从报刊上看，从电视上看。最起码，它有一点是公正的，好天气是人人都享受着的，不独属某些人。故古人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这时，生活像我们的朋友。

当然，生活也有像小人的一面。它使有些不幸者的人生“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这时，生活甚至显得冷酷无情。

何况，还有人与人之间处处的尔虞我诈、忘恩负义、损人利己、墙倒众人推，等等。似你文中列举到的。

我觉得，你笔下若能对生活的两面性都有所观照，并能在人与生活之关系的问题上，从生活的两面性以及人们应采取的正确的态度上再加以分析和议论，总结出更个人化的见解，此文便全面了。

再说一遍。你是有思想的女生，分明又是持积极的入世人生观的女生；你似乎有以文章干预生活的态度倾向——这是我一定要鼓励的。

所以，我对你的两篇作业，提出较高的要求，望你再改改，之后交付《文音》的编辑同学才好……

致方宇嘉同学

宇嘉：

对你要说的话并不太多。你以小说体裁所写的作业《午夜》，我在课堂上已作过评价——认为那是很“正宗”的一篇小说。

我用“正宗”二字评价它，并非语焉不详。我的意思乃是，第一，构思好。事件发生于一个午夜，确切地说，只不过发生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而又事关人命，肇事司机在朋友的“好心”怂恿之下，竟将自己所撞之人倒轮碾死，为的是来个干脆，避免伤残引起的欲了难了的责任麻烦，宁肯承担轧人致死的“一次性”罪名——这短短时间里的“思想斗争”，读了令人胆战心惊。第二，朋友为什么会有此“好心”呢？因为朋友经历过类似事件，撞人未死，只不过一般伤情，但对方是派出所所长的老婆，便没完没了地遭索赔，于是倾家荡产，眼看就要“起步”的好日子，从此一蹶不振，希望渺茫。不能说这朋友不是好朋友。不是好朋友，肇事之际，能急赤白脸地“现身说法”吗？但，以朋友之间的关系，说服对方将一个被车头撞倒之人继而碾死，这为朋友着想的“好心”，端的是违背了起码的人性，“好”得着实恐怖。第三，这一篇小说，自然也可以从此人所经历的类似事件写起，那么小说将必然分为两个部分，先后写两次司机驾车撞人的事件，笔墨分散，情节又有重复之感。肯定不如现在这一种穿插回忆的写法紧凑。这第三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小说将被写成怎样的一种面貌。而你，虽总共才写了三篇作业，但在一篇小说的谋篇布局方面，已显出较老到的经验，可喜可贺。《午夜》和《少年与邮差》，都是同学们在小说的谋篇布局方面，自己“设计”了即便有近30年写作实践的老师也未必能做到的构思方案，足见“青出于蓝胜于蓝”之说，自是规律。当然，若言你们现在已胜我，未免太过夸张。但我20余岁时，写小说的水平，低于现在的你们确是事实。倘你们也像我一样勤奋，不需30年，10年以后便足令我愧于以师自居。第四，接下来的情节更加有力度——司机碾死的竟是自己的妻子！现在你这样写了，我和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当然是一个强烈的情节，也是此小说的最佳情节。其实，你的小说写到此处，情节有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另外的每一种，都将使小说成为另外的样子。比如：人是碾死了，但只不过是千百次交通事故中的一次，也只不过在法律部门的调停之下，根据经济赔偿能力，赔了4万元，比他的有类似肇事经历的朋友，还少赔了1万多元，于是两个朋友过后在一起喝酒时，谈起那事，都当经验，即驾车撞人致伤致残，远不如致死，因为致死也许反而少赔些钱，撞而未死如何，那就再碾……于是两个人，一个因少赔了钱而心存感激，一个因说服“得当”而自鸣得意，竟交情愈深。还有一种写法，那就是——少赔了钱的人，给了说服他该当机立断怎样怎样的朋友一些钱，以堵其口，免彼口舌不严道出那一夜的实情。但交情却完结了，因为觉出了对方人性方面的太狠，虽然丧尽天良之事是自己做下的……若我，依据同样事件，亦即“中心情节”，很可能会如上写来。

而我不但接受你现在的写法，且认为不失为“出人意料”之笔。尤其结尾，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我在课堂上，关于救人与见死不救的现象，讲过报刊所载诸事，都是未救的恰是自己亲人的例子。那些例子都非我编的，是大千世界中发生的真事。

我不知道——我所讲，对你决定“让”肇事司机倒轮碾死的恰是自己妻子这一点，有无情节“设计”方面的影响？

若无，那么完全是你自己写前的理性决定。说明一篇较好的小说，通常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便自然而然写出来的。写前，一定对诸种写法，思考再三，才做出最后决定的。

若有影响，那么说明——写作之人，当耳听八方事，眼观普世人，并且，还要善于也将自己置于众生相中。对于世相，有时写作之人当站得高些；有时写作之人当趋近前去；有时写作之人，当取一种低姿态观察和睽注；更有时，写作之人当与笔下人物发生感情的互动……

记得上周的下课你和另外一同学伴我走向校门时说：“原来生活中便每有写作的素材，全靠自己敏感到了没有。”

这是很有悟性的话。

我很欣慰你悟到了这点。

从《“她”的故事》，到《阳光计划》，到《午夜》，你的长足进步，老师是多么高兴。

依我想来，在我们全班，你可能是最无什么“自己事”可写的同学。你有较高的想象的能力，有缜密的理性思维能力。当我们从影视蒙太奇的角度欣赏中国古诗词时，你举例说到了“离离原上草”，并谈出了时空蒙太奇的欣赏角度，令我印象颇深。当我讲解我自己一篇小说的情节产生的过程时，你指出，身为老师的人，不太可能当众说某句话，那意见也是对的。可惜我当时没太理解，稿已寄出。过后细想，才悟到你是对的……

你要多多关注现实，使你的眼、你的心、你的思想，常对现实处于反应敏感的状态。如我常比喻的，像海星那般。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常给天南地北的友人写信，征集创作素材，契诃夫、莫泊桑，都曾那样。一个人头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生活中却往往蕴涵着无尽的可为创作提供素材的人、事。敏感的写作者从生活中去发现，包括从日常交谈之中获得。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念头，也是听来的乡下事件促发的……

说到底，小说、戏剧、电影，乃是咀嚼生活的结果加上想象力亦即虚构之能力充分开发——两者相结合的现象。缺一个条件便不能长久下去。

习写的过程，也是思考世间诸事的过程。而这种思考足以提升人对世上诸事的认识水平——相信你已有所体会……

致吴弘毅同学

弘毅：

在今天这个重理轻文，甚至简直可以说有点儿“鄙文”的时代，你和某“一小撮”，亦即《文音》的“创始”者们，分明地，依然对“文学”二字一往情深，并且不仅仅停留在欣赏，还尤其一往情深地舞文弄墨，这真是中文教师的幸事。

你和“一小撮”，又都继续成为我们选修班的学生，这真是我们选修班的幸事，也真是我这位老师的幸事。因为，倘教师所面对的学生，内心并不喜欢文学，而又成了中文学子，于是每每内心沮丧，似乎是心口永远的疼；那么，对于教与学双方，除了用“不幸”来形容，还能怎么说呢？

而你们又都是男生。这一点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经验告诉我——大学男生对文学一往情深者，十之八九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的事情。

那么，情形肯定是这样的——你们乃因从小喜欢上了文学，才没法同样程度地喜欢数理化；而不是反过来，由于没法喜欢数理化，才从高二分班后开始与文学发生非“亲密接触”。

这就好比香港凤凰电视台那一档叫做《非常男女》的节目：男士一排，女士一排，相向而坐，编了号码；有男士选了一号女士，一号女士说，对不起我已经选了二号男士；于是他又选二号女士，二号女士说，对不起我选了三号男士；于是他的目光又望向三号女士……

我想将文学比做《非常男女》节目中容貌最不靓丽的一位女士，衣着发式也显得很不入时——而你们这些家伙的目光，一上场就盯在了“她”身上，一开口就异口同声毫不害羞地承认——“打小就爱上了她，盼着长大和她交友这一天！”心里想的是，巴不得马上和她拜天地成亲入洞房。

问你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她”，你们也只能回答：“因为她的名字叫‘文学’！”或最多补上一句，“因为她的‘气质’！”

我呢，好比是“文学”这位女士的忠仆，我家“小姐”被你等厚爱，我当然欣慰。

以上是多少有些玩笑的话，绝无对我们选修班一概女生的歧视。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班女生都很懂事，都有良好教养，亦都可爱。只是，女生们集体太文静了。在我的课堂上，你们大可造次，多点儿活跃。倘不，以后你们几乎一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对于人生，那确是憾事。

让我再来谈弘毅。我们从你已见诸同学们自办的报刊的诗文中，知道你从中学时起，已是校刊的主办者了。难怪你在我们的大学，又办起了《文音》。

依我想来，你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当是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尚开始的。毫无疑问，你是我们选修班上古文功底最好的同学。你对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究竟涉猎了多少，我不详知。但我猜测，若考试作一篇文言文的文章，你大约会是全班获第一名。倘我也和同学们一起考，以1000字为限的话，你的分数很可能在我之上；3000字为限的话，我的分数肯定高于你的分数。3000字的古文是大文章了，我那时只有往文言中大注白话“水分”，而你那时恐怕要暗暗叫苦没那么多要表达的，驾驭文言的能力倒还在其次了……

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尚，分明地，也太过地偏重于修辞方面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魅力，自是不消说的。而古文的谋篇之美，载负思想和情感以及写景咏物叙事刻画人物的独特之美，也往往令人赞叹不已。而你在这方面的消化理解，尚嫌稚嫩。但你才大三，来日方长，不必苛求自己。只不过若考研成功，当更努力钻研之。

你的古体诗写得很棒。

我写不出来。

但你用现代的词汇来描写现代生活、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文采，稍逊于你写古体诗时的行云流水，才气横溢。

因而，你要加强用现代的词汇来描写现代生活、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实践。

不知你作为《文音》的掌门人，发现这样的情况没有——我们的同学在行文中，惯用形容，而少见比喻。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形容往往是靠现成的词来体现的。形容之词是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课堂上学来的，或从书中看来的。故形容的语文能力，基本上是对形容之词的应用能力。好比技工对于各式各样的螺母、螺钉、扳钳等工具的应用能力。在技工，没有足够丰富的那些应用之物和应用经验，就不能成功组装较复杂的机械。在写作，没有足够丰富的词汇量和遣词造句的灵气，就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

但比喻则不同。比喻是联想思维的能力。是将某事物恰当精妙地比做另一事物，从而使人对某事物产生更深印象的经验。它的前提是对丰富的社会现象和自然万物平素细致观察的宝贵积累。没有这一种观察，没有这一种积累，便没有联想，因而难有比喻。

如“二人相向，势不两立”——倘形容之，可曰“彼此虎视眈眈”、可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曰“恨不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倘比喻之，往往这样写——“像斗鸡场上难分胜负的两只公鸡，恨不得一嘴就将对方的眼珠子啄出来！”或者，“像一条眼镜王蛇遇见了赤链毒蛇，恨不得立刻就将对方吞入腹中”。又如，若写一人嘴大，倘形容，可曰“一口塞得进一个馒头”；倘比喻，干脆就写“河马一样的嘴”。

中国是世界上形容词最多的国家。故中国学生从小学习语文，教和学双方都十分重视形容。久而久之，词汇量倒是渐渐多了，但主要是学会了应用前人留给我们的现成的词。由于缺少比喻能力的训练，因而联想之能力也衰减。一个成语，千百年以来代代用之，便没了最初的魅力。许许多多的成语，其实已成了日常语，成了广泛而又广泛的公用语。

而外国尤其西方语言中，形容词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学生从小学习“语文”，强调的是联想的能力，比喻的能力。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米里哀神父的妹妹和女管家“一个像天使，一个像鹅”，“鹅”——比喻得多形象，对应于“天使”，妙趣横生；进而写米里哀神父妹妹的单薄而气质圣洁的样子，“仿佛是用光和影造就的，有一些血肉，仅够表明她的性别。再加上一点儿凡人的气息”，天使的形态，跃然纸上。林语堂先生在一次演讲时说，“演讲应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也是精妙的比喻。

有时形容似乎与比喻分不大清。比如“蛾眉”、“樱唇”、“如笋玉手”，最初当是比喻，后来百千年间不断被公用，于是仿佛成了形容。《三国演义》中写刘备的形象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此形容也；写张飞的形象是“豹头、燕额、环眼”，此比喻也。苏东坡做诗打趣苏小妹：“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形容也；清人龚好古，有诗才，然以诗句自谦曰“螳螂误入琴工手，鹦鹉虚传鼓吏名”，比喻也。

我们的古人，其实是极善比喻的，可以说个个都是比喻的大家。他们留下的精妙比喻太丰富多彩了，我们用现成的还用不过来，所以反倒退化了在语文方面的比喻能力，也使那些起初极智慧极生动的比喻，渐渐退化成了公用的形容。在今天，即使读一篇好的文章，也往往是引古多于自己头脑中产生的“专利”比喻。

一条精妙的比喻，那一定是不与前人重复的，因而是极新鲜的；它一定是自己的，不是应用现成的，因而更是“创造”式思维的产物，不是公用的联想。

弘毅，对你讲这些，不是说全班只有你最不善于比喻，而是借此机会，指出同学们中普遍存在的写作现象。

你的古文基础好，这是硬于别人的一手，再留心观察，培养自己的联想能力，加强比喻之训练，就两手都硬了。

所以，倘考上了研，也不妨在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同时，看几部外国的小说。现在不必。现在你们打算考研的同学，更应集中精力。

我建议你将来读一读雨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还有大仲马。

他们都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的大师，也都是细节的大师。也许有人会对你说，大仲马才算不上大师呢。那也不要紧。他在比喻方面不是比我们高吗？高者即吾师也，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到沙威警长时，除了特别具体地描写他的五官，又这样比喻：“沙威在严肃的时候是一条看门狗，在笑的时候是一头老虎。”因为他笑时，“不仅露出牙齿，而且牙龈也让你看得一清二楚，在鼻子周围挤出一圈圈凶狠的皱纹，就像野兽的吻端。”

雨果的小说中，还时时可见这样的文字：“被命运压得抬不起头的人是不向后看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跟在他们后面的总是噩运。”

这与修辞水平已没什么关系，而是思想水平了。

同学们的作业也罢，发表在《文音》或《来园》上的作品也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开头总是较好，甚而很好，1500字后，往往显得力有不逮。仅仅有修辞的基础，几乎必然这样。

你的此篇作业，存在三点不足：第一，朱自清的引言太长；第二，诗、画借用也多；第三，似乎不明白，主人公绝不是吴惊，而是汪星。写汪星当用七分笔墨，写“我”用三分即可。写不好汪星，就写不好“我”。而不是反过来，似乎写好了“我”，也便写好了汪星。

试着改一改，看会改成什么样子。引了那么大一段朱自清的话，也终究还是别人眼中“可爱的女人”的条件罢了。试着写写汪星在自己眼中的可爱，看自己能不能写出更好的细节，更多的精妙之笔……

我对你的要求，自然是高于别人的。

《文音》上发表你们“一小撮”的作品，要一次次见进步，一次比一次水平整齐才好，对不？

不必再交我看，改过，直接交德术发即是。

当然，我的意见也不全对，自己感觉改哪处好，怎么改好，听凭自己的感觉即是。

但这些日子别累着了……

致裴春来同学

小裴：

你的诗写得不错，这是不消说的。我虽然不是诗人，但欣赏诗的水平还是有些的。何况认为你有诗才的还有杨牧——他可在《星星》诗刊当了近20年主编了，他是中国著名诗人，且是我的朋友——他的评价，比我的评价有权威性。

我在课堂上谈到你的诗时，曾觉很有点儿“雨巷诗人”戴望舒的诗风。此由衷言也。我比较喜欢戴氏的诗。喜欢他那一种情感婉约，表达细腻，弥漫着淡淡的忧郁之美而又不过分缠绵的诗风。

你的诗颇有戴氏之诗的意韵。景、境、情——此诗之三昧也。你的诗中都是包含了的。“情”中蕴涵着诗思。

然现今的时代，早已不是一个诗的时代。诗人们都似走失在社会游艺场的孩子。游艺场根本不是诗人们喜欢的地方，连习惯之往往也不能够。他们总在试图走出游艺场，但当整个社会已变得近乎一个大游艺场了，他们又如何走得出去？

所以我理解，你虽为学子，心中也定有诗人们那一种苦闷和迷惘，尽管你从未说。

要将诗和天性爱诗的人分开是不容易的。别人不大能做到，他们自己也是。正如倘不许我写作，即使让我去过贵族的生活，我也活不了多久的。

我以为，诗人们摆脱苦闷和迷惘的最好方式，便是一方面尽可依然写诗，另一方面，将诗意注入到文学的其他体裁中去。在现今的时代，诗人应为人们提供诗性的散文、小说，等等。这会滋润并丰富散文、小说的表现力。

许多诗人都已这样做了。

你这名爱诗的中文学子也已开始写散文了，这是很应鼓励的尝试。

你的《独角兽》，当算一篇寓言体小说。它是有些诗意的，但立意模糊不清。

文学的任何一种文本都是有魂魄的。所谓立意、主题、思想性便是。它有时是单一又明确的，呈现在短篇小说里往往是这样；它有时又是多重的、一言难尽的，呈现在长篇小说里往往是那样。

模糊不清和多重性、复合性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一部长篇小说，也许不同的一章便包含有不同的主题；也许前几章根本不涉及任何主题，而只编织人物关系，只将刻画人物作为首要任务；到了它的中间部分，多种主题思想才一下子纷呈出来。

短篇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能那样要求短篇。

但并不意味着一概的短篇因而便可无立意、无主题、无思想性。某些短篇看似无立意，其实是有的。那往往是一类唯美倾向的或情感特质鲜明的短篇。在这样的短篇中，美上升为一种主题，情感得到了一种思想性的诠释，立意完成得较为含蓄。

在这样的时候，几乎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所多次提到的别林斯基的那句话——“如果所谓主题干扰了人物塑造，那么作家可以不考虑主题是什么”——才是一句有的放矢的话。

比如《孔乙己》。

人物本身即立意，即主题，即体现了作家本身所要表达的全部思想。

在上个学期，我曾主张你们可以不管什么体裁特征，不考虑什么主题立意，动笔写来就是。对于你们的作品的点评，我也多赞长处，少评不足。每评，三言两句带过而已。

上学期是以鼓励为主。这学期应有所要求。否则，同学们的水平将没有提高，我也对不起大家。

从上学期的作业来看，《父亲》、《少年与邮差》、《天意》、《爱尔兰咖啡》、《幸福的女人》、《一双鞋子》、《父亲的天空》，都是有立意，有主题，有思想性，而且表达得都比较好的作品。

但不久前，你和弘毅的两篇作业，按照这学期的较高的要求，都有同样一种欠缺。这两篇作业，第一，是可以改好的；第二，不改好便发在《文音》上的话，已与你们所应达到的水平不相符，所以你们理应改好。然现在“非典”猖獗，你们也不便必改，千万不要当成任务，还是要以身体为重。情况特殊，《文音》这一学期不出也罢。

怎么改呢？

比如河边卵石、树上叶子、豆荚里的豆子，它们天生就是那样的。但它们又可以做成工艺品。做的过程，就要有所选择。选择了还要加工。比如蛋壳做成工艺品，那加工的过程便是创作的过程。

你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高中时期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儿来写。

这没什么不妥。这很好。少女如花，少年如诗，青春期的情愫如自谱的一首歌，一吟三叹地唱来，是值得写的事。

但你们是否加工了呢？

生活中有些事，原本动人，感人，正如上品的雨花石，那是无须加工的。

但你们经历的那一种青春期的情愫，那一种和女孩儿之间的关系，还不能说是雨花石；而好比蛋壳，须以清漆增加光泽度，须着色，须画上图案，才可成为工艺品。

你们几乎是仅将经历记录了，只不过记录时注意了修辞而已。而那是不够的，还缺细节、情节、典型性格的刻画及典型语言的锤炼。

比如你的《小薇》，在第二段，写到“后来我们的感情升温，每次见面，却又不能不背着大人们”云云。

无论就经历本身而言，还是就创作加工而言，以上一段文字中，该有着或可以想出多少新的细节、情节和情愫成分啊……写出来了，以后的思念，才有意味。省略了，仅靠对第一面的描写，难以支撑后来那么忧伤缠绵的思念……

好比我在点评你的《小薇》时，举到的“人面桃花”的例子，设若诗人崔护，只见了那农家少女一面，再往，未遇，于是题诗，便决然构不成故事。一定是题诗之后，少女遗憾二次失缘，又有三次前往，少女的父亲当面说：“你害了我女儿了！”——于是奔入门中，才构成故事。小说即使不是项链，也起码是用珠子串成的手镯。见过一个珠子串成的手镯吗？那是戒指，是耳环。一篇正宗的小说，须有恰适其量的情节和细节。

你的《小薇》，在情节和细节之量上，多乎哉？不多也。故不“恰适”也……

以上写给你的话，也是写给同学大家的。

《小薇》的构思，更接近诗。

将诗转变为小说，不仅是原有成分的溶解，还须添加新的成分。因为小说或散文这一类“杯”，是大于诗那一类“杯”的器皿……

就以诗词而论吧，让我们来分析李清照因思夫而写的《一剪梅》，词曰：“……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你和某些同学的写作，往往在“花自飘零水自流”处，便收笔了。或以为是含蓄，或因笔力不逮，文气不能继续下去，所以使人读之，总觉一切不够饱满。看李清照，接下来又佳句迭出。她追求的是饱满。“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仍其意难尽，于是再补一句“此情无计可消除”，还难尽，于是又有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之千古名句。

又比如她的《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已经“欲说还休”了，还是要继续说，“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这就说穷道尽了吗？未也，复加“休休”二字，仍自觉难罢难了，于是再写“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直至最后“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离情别绪，写到此种程度，任谁也不能再多添字了。此时，只有此时，多一字，乃画蛇添足。但少一字、少一句呢？那亦非恰到好处。

或者你们会认为，词牌要求了句数，不写够不成一首词！错矣。凑句数对李清照还不简单容易吗？她可以笔锋一转写开去呀。但她偏不，一句句，一层深过一层，浓过一层，全写的是那一个“情”字！因为她太明白“饱满”的意义了。

诗、词这样，小说散文同样如此。

这里有一个“饱满”与“含蓄”，浓淡相宜的问题。

对写作有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含蓄”便是“点到为止”，以为“饱满”意味着铺张。

不然。

有魅力的含蓄，就是“饱满”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高度凝练后的“饱满”。好比多种维生素合成的维生素片，每日只需一片，足够了。但人不可以每日只服维生素片而不食蔬果。同样道理，含蓄在文学中不能代替“饱满”，那就只能以“史笔”写作了。

先有“饱满”在心，后有含蓄在纸。心中无“饱满”，纸上无含蓄可言。那不叫“含蓄”，是苍白，是缺乏“原材料”。

寥寥数字皆是情，诗句也。

一个情节甚或一个细节，往往足以撑起一篇散文。

但小说又不同，往往需二三情节，多个细节。为了“二三”，胸中要预想“五六七”，优选之；为了多个，写前要有更多，反复掂量，留取最想留取的。

同学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有一块“石子”，便自命一个名，拿出来给人看。这不行。有了那一块，为了将那一块“搭配”得更好看，需再直接或间接地从记忆中、生活中去寻觅。

总而言之，小裴若悟明白了个中道理，今后定会写出极有诗意的散文和小说！

我期待着……

致俞德术同学

德术：

在我心目中，你是我们这个选修班上“背景”相当厚实的一名学子。

“背景”一词，是指你成长的那种家庭环境和农村环境。我绝不崇尚穷困。我是自穷困中长大的，深知穷困对于人类希望快乐的天性是多么冷酷的剥夺。我和你一样，从少年起便担负着很大的家庭责任。我从你身上看到了那一种熟悉的责任感。对父母的，对弟弟妹妹的。你在给我的信中，曾写到你认为自己在尽到那一切责任之前，甚至没有理由和资格谈情说爱，这一点像极了我。我32岁才迟迟结婚。倘我还不结婚，早已超过了结婚年龄的弟弟妹妹，便都将因我而继续推迟婚事。所以你的那一种家庭责任感，我是特别理解的，也特别令我感动。我们选修班的同学，无论男生女生，都是有责任感的。只不过与你所身负的那一份责任感有区别。比如有次我与一名女同学交谈，她说——为了有朝一日回报父母之恩，要求自己必须刻苦学习，希望能获得更高学历，希望由此能在将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收入高些，使父母过上较幸福的晚年……

这也是一份责任感啊。也令我很感动。这一份责任感，成为学习动力，进而成为以后实现具体人生愿望之动力，我以为是很符合人类美好本能的。我们的周研同学，有次我和她交谈，才知她是贷款上的学。这是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呀。这种志气当然使我感动，使我钦佩。

从前在中国，在大学，一谈起责任感，便是应为国家怎样，应为民族怎样，应为社会主义怎样。从前和现在，有没有不计小责任——对父母、对家庭的责任，只心装着某种大责任——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的人呢？可以肯定地回答，有的。他们都是些高尚的可敬的人。比如现在日夜奋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们，便都是为了大家，为了别人，而不顾小家利益的可敬的高尚的人们。

但依我想来，时代毕竟不同以往了。无论个人的能力多强，也是难以造福全社会的。全社会的文明进步，那是要通过集体的、集团的优势整合的能力来推动的。而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责任感，也许正是通过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与某一集体其他成员的关系逐渐形成的。我不相信一个对至亲者比如父母兄弟姐妹都少有责任感的人，在集体中会对其他成员有什么奉献精神。我更不相信，如果一个人对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毫无相互责任感和温爱之心，他会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大责任义不容辞的人。当然，个别的事例是有的，我们这里谈的是普遍。上一堂课，坐在我身旁的锦州女孩咳嗽不止，甚至跑了出去，而我们的晨晖同学立刻奔去表示关心。这个细节也使我感动啊，并给我留下深的印象。晨晖的这一举动，使我们选修班这个集体，体现出了一种温暖。几乎你们平时一切良好的表现，只要我看在眼里，心中都会感动，并且由此更爱你们……

德术，在给你的信中，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别人呢？这乃因为，我特别重视一个人有无亲情责任感这一点。从前我们不重视这一点。那是不对的。亲情责任感体现在你身上最为强烈。你与其他同学不同，你不是独生子女，你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你不打算考研了，除了为父母着想，也是为了早日参加工作，能供妹妹上学。毫无疑问，你还有一个愿望，早日用自己的工资为家里盖一间像样的房子！关于你的家乡及你的家，已有同学去过了，我们也从你一切的写作中了解了。我想，我们应感激你通过你的写作，使我们了解了发展中的中国的另一部分现实。它在减少，但还令人遗憾不安地存在着。了解这点，对每一个中国人尤其大学生很重要！因为，你们中如果有人以后有了为社会多做贡献的能力，那也许将是和大学时期的这些了解有关的。在今天，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肯把自己穷困的家境写出来给人看的。原因不言自明。而你有勇气写出来，并且你写得满纸真情。故，老师对你的特别关注，未尝不包含着敬意。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这样相信——倘我们的俞德术稍有能力，是不会拒绝为自己穷困的家乡做一份贡献的。倘他以后成为富人，一定会为家乡盖起小学和中学的。你对自己亲人的责任感，使包含老师在内的我们大家对亲人的责任感，在以后的某一天可能升华为一种更具内涵的责任感。

下边就该谈到你的《父亲》了。

《上海文学》的编辑来信认为，《父亲》不像小说，像散文。而作为散文，又太长。

这位编辑是我的朋友。她说得对不对呢？也不见得全对。因为当年我的《父亲》也差不多是类似的写法，发表后获了全国短篇小说奖。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也是被视为短篇小说经典的。不以所谓故事来构成，以写人物为初衷，这样的小说，古今中外范本很多。

但我这位编辑朋友的话，又有很对的地方。那就是，作为一份刊物，都是分了栏目的。既有小说栏目，也有散文栏目。两个栏目每期并存，对所发作品，自然便会有文本特点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求发在小说栏目的作品，其小说特征应是鲜明的。而以这一点来看《父亲》，它的小说特征，就不如《少年与邮差》、《午夜》和《天意》鲜明。我在谈到《午夜》时，为什么用了“正宗”二字来评说呢？因为它小说之文本特征鲜明。还有你的《少年与邮差》和同江的《天意》，它们之小说文本特征鲜明于何处呢？那就是——不但有情节，而且情节有转折。有转折就有起伏。恕我省略跌宕二字。其实《午夜》是有跌宕的。小说中人物之一驾车撞人了，于是倾家荡产，这是情节；他的朋友在午夜重蹈覆辙，这是同样情节陡然转到了另一个人物身上；作为朋友的人物劝其干脆将伤者轧死，后者起初怕受天谴，但终于那么做了，情节在这个过程中起伏之，跌宕之；又有了后来知道轧死的是自己妻子的情节，以及最后杀了自己朋友再自杀留下一桩谜团重重的疑案的情节，可谓一波三折。同江的《天意》，也有这一特征。《父亲》，考大学这一件事，构成了情节。第一年落榜，是谓转折；第二年迟迟未收到通知，是谓对转折的进一步铺垫。然而，铺向哪里了呢？如果铺垫出了另一新的情节，那么将有跌宕出现。但没有，一接到入学通知，小说全部起伏的因素，宣告平息。于是只剩下了一家人以及读者对外出的弟弟的思念，结尾弟弟也回来了……

你写的更是生活。

但作为小说而言，接到大学通知书，一直到入了大学，到写这一篇小说时为止，弟弟仍杳无音讯，索性以悬念结尾，或便像小说了。小说应“高于生活”这一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小说为了保持其文本的特征，当对生活进行“改造”。“改造”得如何，即创作性也。

我曾讲过，小说是需要技巧和经验的。这是它不同于散文的方面。

但我仍认为，《父亲》写得很好。

普遍而言，同学们对小说的文本特点还都不太善于驾驭。

这没什么。我以为。谁都不要因此妄自菲薄。大家进步都很快。若提笔想写时，掂量来掂量去，素材不足以构成小说的话，不必非写小说。

我给你们讲小说，其实主要是培养你们另一种思维方法。而你们不必拿小说难为自己。

你的第二篇作品，应交我看看。

你的那一篇《我的初恋情敌是我的弟弟》，我当时曾在课堂上说，没什么值得改的价值。现在想来，武断了。其实也可以改，而且能改好。

它的基本内容无非如此：少年暗恋上了村里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少女。这是人间常态，许多人都有此经历；孰料，自己的弟弟也爱上了那少女。兄弟俩因暗恋相互猜忌、嫉妒，但毕竟是手足，于是还暗中相让，而少女浑然不知……若干年后，少女嫁走了，小村对于兄弟俩更没了美好的色彩……再若干年……嫁作他人妇的少女回村了两次，然已失去当年少女时的水灵，憔悴如中年女人，那是被穷愁的生活改变的。已是大学学子的“我”，应与当年的恋人有短暂接触，那种情形、对话，你自己去想象。

该注意的有几点，第一，她对“我”兄弟二人对她的暗恋，始终浑然不知。正因为这样，成了大学学子的“我”又见她时，她或许会因为已婚了，便完全以长辈的口吻跟“我”说话了吧！第二，弟弟年龄太小，对她的暗恋，当纯粹是儿童式的，半懂不懂，朦朦胧胧，却又因是弟弟，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哥哥什么事都该让着自己。第三，兄弟间的矛盾、冲突、和好以后，仍有一次同时见到她的情形，要写出一方浑然不知，而兄弟俩心照不宣的情况之下，三人间的微妙对话、神情、细节。第四，再见到被生活改变了的她时，弟弟内心的情愫波动，似应强烈于哥哥。我想，结尾应该是这样：长大了的弟弟，独自号啕大哭；而身为大学学子的哥哥，不知如何安慰。村子到那时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年轻男女都到外地去了……

对你，这次就写这些吧！

相信你能改好那一篇……

致杨蒙蒙同学

蒙蒙：

在我们班的女生中，你是第一个将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的。那最初是笔记本上的几则高中时期的日记。后来你在笔记本上写了一篇小说给我看。我认真地看了，并在课堂上点评了几句，却没有深入分析。那是我们这个选修班上的第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笔记本在我手中压了许多日子，我讲评到你的爱情小说，也是开课许多日子以后的事。在那以前，我已讲评了别人的写作。可你从未问我：老师为什么还不讲评我的作业？你一如既往地沉静地出现在我的课堂，沉静地听我讲课。你积极参加课堂讨论，从未在我的课堂上看过其他课业，更没有心不在焉过。尽管，我的课往往讲得不那么吸引人。这是对我的教学的支持，我很感激你。我曾听别的老师说过有学生在他们的课堂上埋头看其他课业的书籍，或心不在焉的情形。我对大家几乎没什么要求。在我的课上也有同学那样，而我从不当成一回事。其实，我心里是有想法的。和所谓“师道尊严”毫不相干，我的想法是——一堂课45分钟，任何一位老师，都必为那45分钟做过些准备。任何一堂课，都不是专给哪一名学生上的。如果，一名学生选择了一门课，只听了几堂便觉不合自己胃口，于是无故旷课、坐在课堂上而心思不在、埋头看其他课业的书，那是很不好的。对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没什么。然长此以往，对自己做人修养的形成不好。倘始终无人指出那样的不好，便会我行我素。以为世上之事，原本应完全以自己的感觉为情理。世上其实有两种我行我素之人。一种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逐浊流，追求的是做人的“清流”标准。此时的我行我素，有做人的正面意义。另一种人其实谈不上什么追求“清流”的做人标准，只不过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罢了。太以自我为中心之人，就不可爱了。我认为，大学其实不只是学知识得学历的地方，还应是自觉形成良好修养的地方。这修养，又往往形成于一般人以为不足论道的微细处。而且，有的老师的课，不过每周一两堂。但听，绝不至于句句都是废话。哪怕几句话对学生的认识有启发，那也便不枉听了一堂课。若根本不听，便连那几句话也没听到。

你在我的选修课上的表现，是我应当感激的。我对你的小说讲评不够，你也并不耿耿于怀。证明你懂事、有修养。

在此我要对我们班全体的女生强调一点，你们总体地文静有余，生动不足。这不是我希望于你们的，更非我要求于你们的。这一学期就要结束了，下一学期我不教你们了。以后的几堂课，又不能按常规去上。在我们的师生关系中，你们再没了生动的机会，想来令我替你们遗憾，不知你们自己憾否？

蒙蒙，现在我要告诉你，当初我迟迟未讲解你的爱情小说，后来讲评到了也只不过三言两语，乃因当时只有你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我还不能总结出任何对其他同学也有益的共性的见解。我一直期待着再有几篇，看得多些再一道专题讲评，却只不过又等来了徐晶晶的一篇。而你们的两篇，又都非“正宗”校园恋情小说。倘没了校园的特定背景，摆放在校园外的背景来看待，便太少爱情小说的基本构成元素了。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爱情小说。

爱情一向是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内容。当其是小说，甚至是小说的主要的或全部的内容时，与诗与散文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便不同在，那时的爱情，在小说中成为一个始终进行着的“事件”。爱情是这世界上肯定天天发生时时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眨眼之际，不知在这世界的什么地方，两颗心便已因爱而碰撞在了一起。

但事情和事件是多么的不同啊！

绝非任何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写出来都能自然而然成为小说。

能成为小说的爱情，一定是那种超出了一种事情的寻常状态，达到近乎一个事件的不寻常状态的爱情。

可在太平年代，哪里常有那种近乎事件的不寻常的爱情可写呢？又设若写校园之恋，究竟能不寻常到哪里去呢？

不寻常在，发生时的特别，发展时的细节，以及结局的意味。

这几点我们从当代题材的中外电影中应屡见不鲜。一部电影，无论是爱情题材的，或不是，但只要有一男一女的恋爱情节，那么他们初识之际，情形往往是很特别的。即使像两个人相撞了一下那么寻常，也要在这寻常情形之中，尽编、导、演之所能，营造出些许的意味来。那往往是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特别的反应即特别的眼神、表情、话语、动作，等等。只有这样，司空见惯的寻常事情，随之意味着一次爱情“事件”的开始。比如《天仙配》、《牛郎织女》、《白蛇传》，无不如此。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先是安娜的哥哥，在站台这一地点，向渥伦斯基谈自己的妹妹及妹夫；接着是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母亲，在列车上等包厢里听对方谈自己的儿子；再接着是渥伦斯基上车，母亲为他和安娜互相介绍，而安娜下车时，在车门口一回头，与渥伦斯基正望着她背影的目光相交……这一切原本寻常，但托翁将一次爱情“事件”即将发生的种种端倪，业已含蓄地隐隐地不动声色地表现于其中了。当然也可以根本不是那么庄重地，而是很喜剧地予以表现。后一种例子不必再举，同学们应从影视作品中见过不少。

回到蒙蒙的小说作业来谈。蒙蒙是聪颖的，明知自己构成一篇爱情小说的素材不足，于是选择了书信形式，间接写到了两个女孩子一成一败的初恋。问题是——成者何以成？败者何以败？表面的成中，是否隐含着败迹？分明已败的爱情中，是否有动人的真情成分？对于初恋，何又为成？何又为败？……

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关于爱的问题，有某种见解，则我们便只有在写作时取下策，即生活中事情原本是怎样的，便基本怎样写来。而生活中的事情，不过只是事情。不对这些事情进行再创作、再认识和再想象，《幸福的黄手帕》不能由一则短短的报道成为电影；契诃夫的《脖子上的安娜》，不能由生活中的寻常现象成为短篇小说；《苔丝》不能由一桩世俗命案成为长篇名著。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的女同学大约都不好意思通过习写触碰爱情。没恋爱过的，也许怕别人以为自己迫不及待地巴望恋爱了。正恋爱着的，希望爱情处于地下，不愿暴露于自己的写作中，谨慎地防止别人的猜测。倘失恋过，更不想自触疼处。这些顾虑都是可以理解、应当尊重的，却也实无必要。因为你一旦要写成文学的作品，那内容便必须超越你自身的经历，也可以认为不再是你自身的经历了。而如果不能超越自身经历，那么其实又不必写。我所要求的，是那种写出来给别人看的标准。那么，无论谁，写前都要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写？试图让别人看了之后感受什么？

以上，并不意味着对蒙蒙的小说的否定；而是借写给蒙蒙的“信评”，谈开去，谈一点共性的问题。

蒙蒙的这篇小说，也属缺乏小说特征的一类。而且，也算不上是写爱情的。正如我以上所谈，关于一切爱情“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几乎不见任何情节和细节的表现。情节自然也是有的，但不是处理在两个相爱的人物之间。

这还不是否定吗？不。

因为，依我想来，在蒙蒙，也许预先根本没有明确地决定是要写一篇爱情小说。那只不过是两个女孩儿之间的通信，透露着一些各自的初恋经历的讯息。那么，它的题目还不如干脆是《初恋信札》，这样，内容和实际便相符了，而且，形式也挺别致。

正如弘毅和小裴的两篇习作，其实也非爱情的，而是少男少女间似爱非爱的情愫题材。弘毅声明自己那一篇不是写爱情的，此言对亦不对。当然不是纯粹写爱情的，这我看出了。其实那一种情愫所载，亦有对中国教育方式的质疑。这一点也许更是初衷。但问题是——倘不将那一种情愫写到动人又令人伤感无奈的水平，所载难以令人深思，初衷便难以达到。

一个事实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班上只产生了一篇真的可算关于爱情的习作，而且，具有小说特征。那便是徐晶晶的《你是云，我是风》。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儿，分配到某公司，爱上了已为人夫的经理。双双坠入爱河，有了一个时期的同居经历。后来女孩儿难以承受名不正言不顺的痛苦，离开公司；而对方发誓，总有一天会再找她。那一天在女孩儿的生活中出现了，对方带来了一纸离婚书。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接下来是一段幸福的日子。但好景不长，一日男主人公接到前妻的电话，说男主人公的儿子出了车祸。男主人公失去了儿子，女孩儿陷入浓重的内疚阴影。终于，女孩儿又离去了，留下的信中有言：你是云，我是风……

它有情节，有细节；情节有转折，有起伏，甚至可以说有跌宕；细节也较生活，人物关系一再变化。

晶晶的这一篇小说，也较“正宗”。

但它委实使我困惑。许多日子以来，不知怎样评价。

首先我困惑的是——为什么不是校园恋情，而是一种“第三者”式的？所谓“第三者”式的，在校园外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中，早已不足为奇。第二，使我难以充分肯定的是，人物关系太俗套了。在这一种人物关系中，如不能开掘出新意，便流于一般化。上学期我对所有同学的习作都是以鼓励为主的。对晶晶的这一篇持同样态度。它小说特征鲜明，这是我在课堂上讲评到的；但一般化又是大忌，而我不忍直言此点。在上学期尤其如此。晶晶写得很认真，更加使我不忍。我在这学期的课堂上已说到这种又矛盾又内疚的心情，请女生们再次转告。

由晶晶的习作我想谈到的是——写作之选修课，不同于其他课业。其他课业有标准，即唯一正确的评判结论，而写作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课业往往只需听、记、背，便完成了学的要求。写作课记也没用，背也没用；听了还须悟，有所悟还须善于实践。其他课业的评判，只按标准答案画“√”画“×”即可；写作课则需进行讲评，而讲评是得失两方面都要兼顾的。上学期你们需要鼓励。但若真正使你们获益，其实主要不能靠鼓励，而靠对于“失”的方面一针见血、一矢中的之分析。也就是说，当我对你们的不足分析得越透，否定得越不留情面，这时，恰恰这时，如果你们习惯了承受，你们所获便多些。遗憾的是，这一学期我本已打算开始这样，却被“非典”剥夺了不少课时……

借给蒙蒙的“信评”，这次就对同学们谈这么多。归根到底，在我的课时内，大家能否写出什么，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想象思维、情理思维的能力方面，是否真有提高。

这一种提高，将决定你们在今后各行各业的工作中，有无优秀表现……

缺乏想象力的人，今后在各行各业之能力表现都将逊于有丰富想象力的人。

大家一定要信我的话……

致唐琬欣同学

琬欣同学：

虽然你还不是大学中文系的学子，我亦视你为我的一名学生吧！

我决定以信的方式为你的书稿写序。

写这篇序时正值我到呼和浩特——乘6：55的飞机，4：00起床，9：00到住地。上午没参加活动，在房间看你的书稿。我写这些，不是要引起你的不安，更不是要获得你的感激，而是希望，你及许多如你一样热爱文学的初高中生，从中体会到一名老写作者对“新蕾”的深切期许。

我竟忽然想到了马克思。不是想到了他的主义，是想到了他在论述共产主义时的一段话：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极大文明，人的公共觉悟极大提高；于是，虽非人人皆尧舜，但每一个人只要具有艺术的才华，只要肯为之付出，那么都将有机会表现一番……

目前之中国当然非共产主义。但生活较为无忧无虑或少忧少虑的人们中，爱好写作者渐多，包括你这样一些少男少女。你们并非完全无忧无虑，每为升学倍感压力。对于你这样家境较好的女孩，大约也就这么一种压力。共产主义不是人人都活得神仙似的奥林匹斯山，可以说你们差不多是生活在共产主义了。中国人口众多，你们这年龄的少男少女也多。你们在中国构成的文学现象（其实言出版现象更为恰当），乃是这个世界当前别样的一种文学现象和出版现象。

老实说，看了你的三分之一书稿我便可以写出一篇序了，但我还是相当认真地看到了最后。也老实说，对于从青年时期一路写下来将自己写老了的我，读你17岁女孩的书稿是很需耐心的。

下面向你汇报我的读后感。

我觉得，人与写作这件事，主要由三种前提达成关系——文学能力、感受能力、虚构能力。

此三点，皆属你所言之“天赋”，是主要前提，却非是决定性的。

我一般不轻用“天赋”二字，这个词怪吓人的，会令人敬而远之。我每用的是“潜质”一词，好比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设想时间是由宇宙在某一原点的爆炸产生。无那一“原点”为前提，时间概念无从谈起。“天赋”也罢，潜质也罢，是人与文学创作以及一切艺术创作之关系的原点。“爆炸”意味着潜质的发散。

但我又认为，“天赋”也罢，潜质也罢，其差异并不比狼狗与猎狗的区别更大。那么，我首先纠正了你的一个误区：“无大天赋者，勿为作家。”潜质有几分便好，能否发散至大，更主要的是靠多读多写。读是学习，写是实践。不懈地学习与实践，遂有好收获。

我很负责地说，你具有文学写作的潜质。我17岁时除了作文还什么都没写过，连作文也并非一向得高分。

故你不必妄自菲薄。

以17岁的年龄而言，你的文字描述能力是不错的。歌德16岁时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之所以轰动一时，一是因为年龄小，二是因为题材受少男少女们追捧。至于文字，绝不能说好极了。

我认为文字是文学的“皮肤”。

好皮肤除了是保养的效果，更是身体内在健康的呈现。倘内分泌紊乱，再高级的化妆品再神秘的养颜术也是无济于事的。好文字是写作者内在之精神气质，修养与情操、情怀的反映。而且，不同的体裁、题材，相对应着文字的不一样的好。鲁迅的杂文与散文，文字风格是极不同的。便同样是小说，《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祝福》《、伤逝》，文字风格之不同亦如节气。再如老舍的《骆驼祥子》与《月牙儿》——前者如黑白纪录片，后者似彩绘工笔画。

故你从现在起应懂得——下笔前，先思量，你要写的那一内容，你对它的品貌有怎样的预期？从而确定应以哪一种文字风格来呈现。《伊豆的舞女》好也好在——以那样的文字风格呈现那样的内容是效果最佳的。倘内容与自己一向习惯的文字风格不相宜，抛弃习惯，实践全新的另一种文字风格为好。古代好的武士是能用十八般兵器的，写作者的文字功夫亦应如此。

你已具有了相当值得肯定的生活感受力。它较敏锐也较细腻，并且，尺度颇大。比如你最后一篇《抽屉里的凶杀案——悼念一条死于非命的虫子》。那条藏身于你衣叠中的虫子，你给了它一个名字“小柯”。它被你的父亲用火柴棍弄死，你恻隐之。这一篇是出于我所料的。也许在别人看来是“戏作”，但我读出了真情悲悯。对于灵魂之有无，你亦产生过形而上之想。故我觉得，以你17岁的年龄，可以说感受力一流。有感受，才有所谓感悟。若以10分计，我给你打8分。这是高分。

若一个人既有不错的文字表现力，也具有一等的心灵感受力，那么起码可以成为散文家。

但你文稿中的散文却写得并不多么好。

好的散文并非是看到了什么，用过得去的文字将所见描写出来，再加点儿感想的“味精”。能这么写散文者在中国几可言多如牛毛。

好的散文是于百千万人之眼界内，看到见所未见的，或屡见而麻木的什么，并用好的文字凸显出来。那么，纵然感想仅仅三言两语，也肯定能言人所不曾言，肯定不仅仅是感想，而是使别人读之获益的感悟。感悟是对泛泛感想的提升。这种散文，属“妙手偶得”。不可强求，也不必强求。如缘分，期待而已。期待是指有准备的等待，不是“天上掉馅饼”那等好事。

从你的书稿看来，你着力写的，非是散文，而是小说。你的一些散文，只不过为写而写。但你的几篇小说，分明是用心写了的。

小说主要体现虚构能力。

我也给你的此种能力打8分。

你为《十字路口的守望》所写的后记中言：主要是想纪念一下自己的友情，同学“姜雪”并不代表某一具体的人，而代表了初中时期所有的好朋友……

此篇算不算得上是小说，姑且不论。我以小说视之，因它分明属于虚构。

问题是，作为读者，我不能从你与姜雪这名同学从相识到不面别而离别的过程看出，这种嗒然若丧的情愫足以代表你至那时为止的“一切”友谊。

某些作者，一篇作品写罢，意犹未尽，每在后记中补充，曰“补白”。

然通常，一篇较好的小说，其主要的情感成分或思想含量，当由情节、细节的自然而然的进展“流淌”出来。即使非由作者来告白，也当是告白于作品中，而不是由后记来“补白”，来“点题”。

这一篇小说是失败的。

倒不如将后记中的写作意图由散文来表达，那便可“散”布于字里行间，而不需有蛇足的后记了……

在《月光背后》一篇中，关于一块糖的细节用得很好。日本老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女子痴爱男子，竟珍藏了他剪下的指甲近20年，警方据此侦破了一桩凶杀案。比之于一束发，或戒指、手镯、衣物，指甲乏美意。然而，却极端。

西方理论家言：情节如天使，细节像魔鬼。天使有“明星脸”，相似。每人心中却有不同的魔鬼之想象，因而好细节打着过日子不忘的个性印记。

一名高中女生暗恋一名男生，连他随意给她的一块糖也没吃，保留着，这也爱得较极端。

故另一名女生知道后惊呼“天啊……”，读者便生同感。好细节每具有极端性。

你另一篇小说中，写一名女生对一名男生的“喜欢”，包括“爱闻他衣服上淡淡的洗衣粉味儿”，这一细节也是好的。

我也是通过你小说中的细节，来肯定你有一流的感受力的。

我认为你最好的一篇小说是《马蹄莲》，颇有欧·亨利小说风格。你大概不知他是美国早期的短篇小说之父，建议你找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读读。他的小说在结尾时每出人意料，显示构思的智慧——莫泊桑的《项链》亦如此。

但我又觉得，此篇情节未免过于“巧合”。小说情节的虚构，如同竹编艺人的“活计”。编得太粗糙，便没了工艺品的“艺”性。而编得太刻意，也往往弄巧成拙。编得巧，还要“合”，即“合”于现实生活常规。无巧不成书，巧而不“合”是谓“凑巧”。文学之虚构，忌一味在情节上“凑巧”……

欧·亨利也罢，莫泊桑也罢，他们的经典短篇中，一般只用一次巧合的。

你才17岁，我想，10年后，你的写作水平定会令我刮目相看的。

人与写作的关系亦如友谊。泛泛之交非友谊，短暂的多情类乎情场游戏，名利之交另有说法，曰“生意伙伴”。真友谊是一种推心置腹的关系，不是爱情，胜似无怨无悔之真爱。由是，人“托心”于文学，文学也绝不会背叛人的钟情。所谓有幸识“君”，如王昌龄诗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如杜甫诗句——“交情老更亲”……

2011年7月25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