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毕业

项目结束后，我回到杨百翰大学。校园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忘记剑桥，重新回到我在那里的生活本来不难。但斯坦伯格教授决心不让我忘记。他给我寄了一份申请，项目名称为“盖茨剑桥奖学金”㊟，他解释说，这个奖学金有点像“罗德奖学金”㊟，但申请的不是牛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它将为我在剑桥学习提供全额资金，包括学费和食宿费。在我看来这是滑稽之谈，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够资格，但他坚持认为不是这样，所以我申请了。

没过多久，我注意到另一个不同，另一个小小的转变。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马克在一起，他是学古代语言的。和我以及杨百翰大学几乎每个人一样，马克也是摩门教徒。

“你觉得人们应该学习教会历史吗？”他问。

“是的。”我说。

“如果这让他们不开心怎么办？”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着他解释。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后，就与自己的信仰作斗争，”他说，“我母亲就是这样。我认为她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一点。”

“我也从来没有理解过。”我说。

一阵紧张的沉默。他在等着我说出我的台词：我在为信仰祈祷。的确，我已经为此祈祷过许多许多次了。

也许我们俩都在思考我们的历史，也许只是我一个人在思考。我想起了约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个妻子。杨百翰有五十五个妻子和五十六个孩子。教会在一八九〇年结束了一夫多妻制，但从未放弃这一教义。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主日学校也教导过——时机成熟时上帝会恢复一夫多妻制；来世我将成为某个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我丈夫有几个妻子，将取决于他的义：他活得越尊贵，所娶的妻就越多。

我从未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孩，我时常想象自己置身天堂，一袭白色长裙，站在一片白雾中，对面是我的丈夫。但是当镜头拉近，我们身后还站着十个女人，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裙。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这一点根本无从保证；我可能是长长的妻子链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我记事起，这个画面就一直居于我对天堂想象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们。在这道算术题中，存在一种刺痛：在神圣的天国演算中，一个男人可以为无数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岁时。在摩门教中，十二岁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十二岁时，主日学校的课程也开始包括“纯洁”和“贞节”之类的词汇。也是在这个年龄，作为教会任务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我问母亲该选择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说：“安娜·玛西亚。”我大声说出这个名字，它就像童话故事开头一样从我的舌尖飘过。母亲说我应该铭记安娜·玛西亚，因为她留给我一份礼物：她的声音。

“正是她的声音把我们一家带进了教堂，”母亲说，“她听到摩门教传教士在挪威的街头布道。她祈祷，于是上帝用信仰赐福她，让她知道约瑟夫·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她把这告诉了她的父亲，但他听过摩门教的一些故事，不允许她受洗。于是她为他唱歌。她给他唱了一首摩门教赞美诗，名叫‘哦，我的父亲’。她唱完后，她的父亲热泪盈眶。他说，任何拥有如此美妙音乐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杰作。于是他们一起受洗。”

安娜·玛西亚使她的父母皈依后，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唤，来到美国，去见先知约瑟夫。他们为这次旅行攒了两年的钱，但最后只够带一半家人出发。安娜·玛西亚留了下来。

旅途漫长而艰辛，他们抵达爱达荷州一处叫虫溪的摩门教徒定居点时，安娜的母亲病了，奄奄一息。她希望临死之前见女儿最后一面。于是安娜的父亲写信给安娜，恳求她带着所有积蓄来美国。安娜已经坠入爱河，即将结婚，但她还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漂洋过海。不等她抵达美国，她母亲就去世了。

此时这家人一贫如洗，没有钱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边，她也就无法履行婚约。安娜成了父亲的经济负担，于是一位主教说服她嫁给一个富农，做他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不能生育，安娜怀孕后，她醋意大发。安娜担心第一个妻子会伤害她的孩子，于是回到她父亲身边，在那里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是边境冬季严寒，只有一个婴儿活了下来。

马克还在等我回答。最后他放弃了，咕哝着说了我该说的话，说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但他知道一夫多妻是上帝的原则。

我表示同意。我说了这些话，然后做好准备迎接一波耻辱——头脑中涌现那个形象：我作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员，站在一个孤独、没有面孔的男人身后——但这形象没有出现。我在脑海中搜索，发现了一个新的信念：我永远不会成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员。一个毫不让步的声音宣称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使我浑身发抖。如果这是上帝的命令呢？我问。你不会这么做的，那个声音回答道。我知道它说的是真的。

我又想起安娜·玛西亚，想知道她生活的是怎样一个世界：追随先知，离开恋人，漂洋过海，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做二房，之后埋葬了一个孩子，结果她的玄外孙女，却越过同一片海洋，成了一个无信仰之人。我是安娜·玛西亚的后代，我美妙的嗓音是她给的。难道她没将她的信念一起给我吗？

我进入盖茨奖学金最终候选名单。二月份在安纳波利斯有一场面试，我不知道该如何准备。罗宾开车载我去公园城一家安·泰勒折扣店，帮我买了一套深蓝色套装和一双配套的休闲皮鞋。我没有手提包，于是罗宾把她的借给了我。

面试前两周，我父母来到杨百翰大学。之前他们从没来看过我，这次是他们去亚利桑那州中途路过，停下来吃晚饭。我带他们去了公寓对面的印度餐馆。

女服务员盯着父亲的脸看了很长时间，待她把视线移到他手上，顿时惊得两眼鼓了起来。爸爸点了菜单上一半的菜。我告诉他三个主菜就够了，但他眨了眨眼，说钱不是问题。似乎父亲奇迹般康复的消息正在传播开来，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顾客。西部山区几乎所有的助产士和自然治疗师都来购买母亲的产品。

等候上菜的间隙，父亲问起我的学业。我说我在学习法语。“你竟然学这种语言。”他说，接着讲了二十分钟的二十世纪历史。他说，欧洲的犹太银行家签署秘密协议，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还为了获得经济支持与美国的犹太人串通一气。他说，是他们策划了大屠杀，因为全世界的动荡不安将使他们获得经济利益。为了钱，他们还把自己人送进了毒气室。

这些观点听上去很耳熟，片刻之后我才想起是从哪里听到的：在克里博士关于《锡安长老会纪要》的讲座上。该纪要于一九〇三年发表，内容是一群有权势的犹太人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人类的秘密会议记录。虽然这份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但仍然广泛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助长了反犹太主义。阿道夫·希特勒曾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提到过《锡安长老会纪要》，声称那些记录真实可信，揭露了犹太人的本性。

父亲嗓门很大，如此高的音量在山腰上很合适，在小餐馆里却震耳欲聋。邻桌的人都停止了交谈，静静地坐着，听着我们的谈话。我真后悔选择了一家离我公寓这么近的餐厅。

爸爸的话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转移到了联合国、欧盟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毁灭。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三个词是同义词。咖喱上来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吃饭上。母亲听腻了这种长篇大论，让爸爸说点儿别的。

“但是世界就要完蛋了！”他说。现在他在大喊。

“当然了，”母亲说，“但咱们还是不要在吃晚饭时讨论这个吧。”

我放下叉子，盯着他们看。不知为何，过去半小时里所有的奇谈怪论，都不如这句话让我震惊。他们很少有能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遵循我的理解逻辑，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说得通。也许是因为背景：他们属于巴克峰，山峰掩饰了他们，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周围环绕着我童年时代的聒噪和尖锐的遗物，他们被环境所吸纳。但在这里，离大学如此之近，他们显得如此不真实，几乎像神话一样。

爸爸看着我，等着我发表意见，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该做谁。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他们的女儿和追随者的声音。但在这里，我似乎找不到那个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轻易就能找到的声音。

我们走回公寓，我带他们参观我的房间。母亲关上房门，门后露出马丁·路德·金的海报，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权运动时贴上去的。

“那是马丁·路德·金吗？难道你不知道他和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吗？”爸爸咬着嘴唇上的蜡状组织问我。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盖茨奖学金的面试是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进行的。校园令人生畏，有完美无瑕的草坪和干净利落的殖民时期风格建筑。我紧张地坐在走廊里，等候被叫去面试；我身着套装，抓着罗宾的手提包，感到笨手笨脚，浑身僵硬。但最终，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斯坦伯格教授已为我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确认函：我获得了奖学金。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杨百翰大学校报和本地新闻媒体打来的。我接受了六次采访，上了电视。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照片登上了杨百翰大学主页。我是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生，学校充分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我被问及高中经历，以及哪位小学老师对我的成功影响最大。我闪烁其词，逃避话题，必要时还撒谎。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记者，我从没上过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无法忍受别人拍着我的背，对我说我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想成为霍雷肖·阿尔杰㊟那样热泪盈眶的美国梦的化身。我希望过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我看来，交代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毕业前一个月，我回到巴克峰。爸爸已经看了关于我获得奖学金的报道，他说：“你没有提到在家上学。我和你母亲知道学校的德行，没有送你上学，我本以为你会为此更加感激。你应该告诉大家，这都归功于在家上学。”

我什么也没说。爸爸视我的沉默为一种歉意。

他不赞成我去剑桥。“为了逃离那些国家，我们的祖先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而你在做什么？一转身又回去了？”

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期待你毕业，”他说，“上帝精选了一些指责的话，要我给那些教授们讲讲。”

“不行。”我轻声答道。

“耶和华若让我行动，我就站起来说。”

“不行。”我又说了一遍。

“主灵不受欢迎的地方我是不会去的。”

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我希望这件事就此过去，但因为我没有在采访中提及在家上学，父亲很是受伤，以至于这个新伤口恶化溃烂了。

毕业前夜，学校举行晚宴，历史系将在晚宴上为我颁发“最优秀本科毕业生奖”。我在门口等我的父母，但他们一直没有露面。我以为他们会晚点儿来，于是打电话给母亲，但她说他们不来了。我只身赴宴，被授予一块牌匾。整个大厅只有我桌子旁边的座位是空的。第二天有一个荣誉毕业生午宴，我与学院院长和荣誉项目主任坐在一起。旁边的两个位子还是空的。我告诉他们我父母的汽车坏了。

午饭后我给母亲打电话。

“除非你道歉，否则你爸爸是不会去的，”她说，“我也不会。”

我道了歉，“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但求求你们来吧。”

他们错过了大半的毕业典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看见了我被授予学位证书的场景。我只记得，我和朋友们一起等待典礼音乐响起，看着他们的父亲给他们拍照，他们的母亲为他们整理头发。我记得我的朋友们都戴着五颜六色的花环，还有刚刚收到的珠宝礼物。

典礼结束后，我独自站在草坪上，眼巴巴地望着其他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最终我的父母出现了。母亲拥抱了我。我的朋友劳拉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母亲的合影，我们强颜欢笑；另一张是我夹在父母中间，在压力下显得很紧张。

当天晚上我就要出发离开西部山区。毕业前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我的公寓空荡荡的，包裹都放在了门边。劳拉自告奋勇开车送我去机场，但我父母说他们想送我。

我原以为他们会在路边丢下我，但爸爸坚持要陪我穿过机场。他们等着我托运行李，跟着我走到安检口。似乎爸爸想等到我在最后一秒改变主意。我们默默走着。到达安检处，我跟他俩拥抱道别。我脱下鞋子，拿出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穿过检查站，重新装好物品，准备登机。

就在这时，我回头一瞥，看见爸爸还站在安检口目送我离开。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耷拉着，嘴巴松弛。我挥挥手，他向前走了几步，好像要跟上来。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刻：当高压电线将旅行车盖住，母亲被困在车内时，爸爸站在旁边，一副无助的样子。

我拐过弯，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父亲的那个形象我将永远铭记：他脸上的表情充满爱意、恐惧和失落。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我在巴克峰的最后一夜，就是他说不会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那一夜，他无意中吐露过。

“如果你在美国，”他低声说，“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时我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