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书

二

他特别注意到，安妮·弗兰克的生日和他儿子一模一样。6月12日。双子座。一幅孪生的图景。一个万物双倍的世界，在那里同样的事总发生两遍。

记忆：一件事第二次发生的地方。

《记忆之书》。第二册。

《伊斯拉埃尔·利希滕施泰因㊟的遗言》。华沙；1942年7月31日。

“怀着热忱和热情，我投入了帮助搜集档案材料的工作。我受托成为保管员。我把材料藏起来。除了我，没有人知道。我只告诉了我的朋友赫什·瓦塞尔，我的监管人……藏得很好。上帝请保佑它被保存好。在如今这骇人听闻的时代，这是我们能做得最细致和最好的了。我知道我们熬不过去。在如此可怕的谋杀和屠杀后想继续活下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写了这份遗言。也许我不值得被记得，但就为了我在与安息日聚会㊟协会一起工作时表现出的勇气，就为了曾是那个最危险的人，因为是我把整个材料藏起来。我自身的自由会是一件小事。我在用我亲爱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我的宝贝小女儿玛格丽特的生命冒险……我不想要任何感激、纪念碑或赞扬。我只想要一个纪念仪式，那样我的家人、在国外的兄妹就会知道我的遗体的下落……我希望人们记得我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艺术家，发表过很多作品，有才华，未能成功做展览，无法展示给大众看。在三年战争期间，她为孩子们工作，作为教育家、老师，为孩子们的作品制作舞台布景和戏装，曾接受奖项。如今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准备接受死亡……我希望人们记得我的小女儿。玛格丽特，到今天二十个月大。已经完美地掌握了意第绪语。九个月大的时候她开始清晰地讲意第绪语。在智力上，她和三四岁的孩子们一样聪明。我不想吹嘘她。告诉我这个的证人，是学校的教员，六十八岁的瑙沃利普基……我并不遗憾我和妻子的生命。但我对不起这个有天赋的小女孩。她应该也被记得……愿我们成为世上所有其他犹太人的救赎者。我相信我们的人民会活下去。犹太人不会被灭绝。我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的犹太人，是所有其他土地上的所有以色列人的代罪羊。”

站立并注视着。坐下。躺在床上。步行穿过大街。在广场餐厅进餐，独自一人坐在火车座里，一张报纸展开在面前的桌上。打开他的邮件。写信。站立并注视着。步行穿过大街。从一位英国老朋友T那儿知道，他们两个家庭原来都来自东欧的同一个城市（斯坦尼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两场战争之间，它曾是波兰的一部分；而如今，自“二战”结束后，它属于苏联。在T的第一封信中，他推测他们或许最终是远亲。然而，第二封信提出了澄清。T从一位年长的舅妈那儿获知，在斯坦尼斯拉夫他的家族甚为富裕；而A的家庭（这与他所知的一切颇为一致）则很穷。故事说，A的一位亲戚（一个舅舅或堂兄什么的）住在一间乡村小屋里，那小屋是T家的财产。他爱上了那户人家的一位年轻女士，求婚，遭到拒绝。从那时候起，他永远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

A觉得这故事特别吸引人之处，在于那个男人的名字和他儿子的一模一样。

数周之后，他在《犹太百科全书》上读到了以下条目：

奥斯特，丹尼尔（1893—1962）。以色列律师，耶路撒冷市市长。奥斯特生于斯坦尼斯拉夫（当时属于西加利西亚），在维也纳学习法律，1914年毕业后前往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大马士革奥地利远征军总部工作，在那儿他帮助阿瑟·鲁宾从君士坦丁堡向饥饿的伊舒夫㊟运送财务援助。战后，他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为阿拉伯犹太人服务，并在犹太复国委员会（1919年，1920年）的法律部担任秘书。1934年，奥斯特获选耶路撒冷市议员；1935年他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市副市长；1936至1938年和1944至1945年间他是执行市长。1947至1948年间，奥斯特在联合国代理犹太人反对耶路撒冷市国际化的案件。1948年，奥斯特（当时属于进步党）获选耶路撒冷市市长，成为第一个在独立后的以色列担任职务的人。奥斯特担任此职直至1951年。1948年，他也是以色列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他从一开始便担任以色列联合国协会主席一职，直到他去世。

在阿姆斯特丹的整整三天里，他迷路了。城市的轮廓是环形的（一系列同心圆，被运河切分，带阴影的相交线表示数百座小桥，每一座桥都连着另一座，然后又一座，仿佛无穷无尽），你无法像在其他城市里一样仅仅“沿着”一条街走。想去某处的话，你得事先知道你要去哪里。A不知道，因为他是个陌生人，此外他发现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查询地图。雨下了三天，他绕圈走了三天。他意识到与纽约相比（或新阿姆斯特丹，如同他回来后喜欢自言自语的那般），阿姆斯特丹是个小地方，一个很可能可以在十天内记住其街道的城市。然而，就算他迷路了，他难道不可以向某位过路人问一下路么？从理论上讲，是的，但实际上，他无法说服自己那样做。并不是他害怕陌生人，也不是他在生理上不愿讲话。原因更微妙，他发现自己不愿对一个荷兰人说英文。在阿姆斯特丹，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然而这种交流的便利却令他不安，仿佛这会使此地变得不像外国似的。并不是说他在寻找异域风情，而是说这地方将不再是它自己——就好像在荷兰，假如说英文，就会被否认他们的荷兰性一样。假如他能够肯定没人会理解他，那么他或许会毫不迟疑地冲到一个陌生人面前讲英文，以一种喜剧性的努力使对方明白他：用词语、手势或怪腔等。实际上，他觉得自己不愿侵犯荷兰人民的荷兰性，即使他们自己在很早以前已经允许它被侵犯。于是他保持安静。他四处游荡。他绕着圈步行。他允许自己迷路。有时候，他后来发现，他离他的目的地仅几步之遥，但因为不知道在那儿转弯，他会转向错误的方向，那样他就离他自己以为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他想或许他是在地狱的循环中游荡，根据地狱的某种经典描绘，这城市已被设计为地下世界的模型。随后，他记起了地狱的各种图表曾被十六世纪的一些作家用来说明记忆系统。（比如说，柯斯摩斯·罗西柳斯㊟写的Thesaurus Artificiosae Memoriae，威尼斯，1579年。）而如果阿姆斯特丹是地狱，如果地狱是记忆，那么他知道或许他的迷失存在某种目的。与所有熟悉的东西断开，无法发现哪怕一个小小的参考点，他意识到自己的脚步，通过将他带往不知名的地方，正将他带向他自己。他正在自己的内部游荡，而他迷路了。这并不使他困扰，这种迷失的状态反而成了快乐和兴奋的来源。他将之吸入骨髓。仿佛此前隐藏的知识即将到来，他将之吸入骨髓，并几乎得意洋洋地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他的生活好像不再处于现时。每次他看见一个小孩，他都会试图想象他长大后的样子。每次他看见一个老人，他都会试图想象这个人在孩子时是怎样的模样。

与女人在一起时最糟糕，尤其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他会不由得看穿她脸上的皮肤，想象它后面的匿名的头盖骨。而面孔的皮肤越美丽，他就越热切地试图在其中寻找未来侵蚀的迹象：刚出现的皱纹，以后会变得松弛的下巴，眼神中淡淡的失望。他会将一张脸放在另一张之上：四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六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八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就好像，虽然他处于现在，他却被迫寻找未来，追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死亡。

不久之后，他碰巧在一封福楼拜写给露易丝·柯蕾的信（1846年8月）中看见类似的想法，他被这巧合所打动：“……我总是感觉到未来，所有东西的对立面总是在我眼前。我看见一个孩子就会想到他会变老，我看见摇篮就会想到坟墓。看见裸体女人令我想象她的骨骼。”

步行穿过医院走廊并听见那个大腿截肢的男人正用他的最高音喊着：痛啊，痛。那年夏天（1979年），一个多月里的每一天，他穿越整个城市去医院，冒着难以忍受的酷暑。帮助他的祖父戴假牙。用电动剃须刀为老人刮脸。为他读《纽约邮报》上的棒球比分。

这是这些主题的最初表述。且待下几回分解。

对偶然性的第二次评述。

他记得1962年4月下着细雨的一天，他和朋友D一起旷课去保罗球场看纽约大都会队的最初几场比赛之一。体育场几乎是空的（约有八九千名观众），大都会队完败于匹兹堡海盗队。这两位朋友坐在一个从哈莱姆区来的男孩边，A记得在比赛期间三人谈话时轻松愉快的气氛。

那个赛季，他只再度光临过保罗球场一次，那是为了看一场对道奇队的节假日一日双赛（阵亡战士纪念日：纪念的日子，逝者的日子）：体育场里有超过五万名观众，阳光灿烂，一下午赛场疯狂：一次三杀、数次场内全垒打和双偷垒。那天他和同一个朋友在一起，他们坐在体育场的遥远一角，不像前一场比赛中他们成功溜进的那些好座位。他们一度离开自己的位置去热狗摊，在那儿，就在水泥台阶往下几排的地方，坐着那个他们曾在4月遇见的男孩，这一次坐在他旁边的是他母亲。他们彼此认出了对方并热情地招呼，两人都惊奇于这再度偶遇的巧合。别弄错了：这次相遇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如同这两个朋友，A和D，这个现在和母亲坐在一起的男孩自4月份那个潮湿的日子后也同样没有看过一场别的比赛。

记忆作为一间房间，一个身体，一个骷髅头，它围住了这间身体坐于其中的房间。一如在这幅图景中：“一个人单独坐在他房间里。”

“记忆的力量真是伟大，”圣奥古斯丁㊟评论道，“真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谁曾进入堂奥？但这不过是我与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捉摸了。那么，我心灵的居处是否太狭隘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于身内，便安插于身外？身内为何不能容纳？”㊟

《记忆之书》。第三册。

那是在巴黎，1965年，他第一次体验到有限空间的无限可能。通过在咖啡馆与一位陌生人的偶遇，他与S相识了。那时A刚满十八岁，正处于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那个暑假，此前他从未去过巴黎。这些是他对那个城市的最初记忆，此后他生命的许多时光将在那儿度过，而这些记忆无可避免地与一间房间联系在一起。

S所居住的第十三区的比内勒广场，是一个工人阶级街区，即使在那时，它仍是古老巴黎仅存的遗迹之一——人们依旧谈论着这个巴黎，但它已经不在那儿了。S住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以至于它看起来像在藐视你，阻止你的进入。一个人可以使这房间显得拥挤，两个人便可以塞满它。你不可能在其中移动，除非你把身体蜷缩成最小的尺寸，除非你把你的心缩成某个无限微小的点。只有那样，你才能开始呼吸，才能感觉到房间在扩张，才能看着你的心探索那空间最深最广的领域。因为在那间房间里，有一整个宇宙，有一个包含着最广阔、最遥远、最不可知的一切的微型宇宙。这是一所圣祠，不比身体大多少，颂扬着超越身体存在的一切：它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代表，甚至最小的细节。S确实成功地用那些内心事物把自己包围起来。他居住的这间房间是一个梦幻之地，它的墙如同在他周围的第二身体的皮肤，仿佛他自己的身体已被转化成一颗心，一种纯思想的呼吸工具。这是子宫，是鲸鱼腹，是想象的原初之地。通过把自己置于那种黑暗里，S创造了一种睁眼做梦的方式。

S曾是樊尚·丹第㊟的学生，他一度被视为极有前途的青年作曲家。然而二十多年来，他的曲子从未在公众场合被演奏过。他在所有事情上都很天真，尤其在政治上，他犯下错误允许自己的两支交响乐作品在战时巴黎演奏——《火之交响曲》和《向儒勒·凡尔纳致敬》，每一首都需要超过一百三十名音乐家。那是在1943年，纳粹仍旧牢牢占领着巴黎。当战争结束后，人们断定S是一个通敌者，尽管这与事实大相径庭，他依然被法国音乐界排斥——以暗示和默许的方式，而非直接面对。仍有同行记得他的唯一迹象，是每年圣诞节来自娜迪亚·布朗热㊟的圣诞卡。

他口吃，他是个热爱红酒的孩子气的男人，他如此不懂诡计，对世界的恶意如此无知，以至于他甚至无法在那些匿名控告者前为自己辩护。他只是退缩，躲藏在古怪的面具下。他任命自己为东正教牧师（他过去是俄国人），留长胡子，穿着神职人员穿的黑色长袍，并把名字改成了修道院·德·灾难的力量㊟，并还在——断断续续地，在一次次醉得不省人事之间——延续他一生的工作：一支需要三个管弦乐团、四个合唱团用十二天时间演奏的曲子。在他苦恼的时候，在他生活绝望无助的时候，他会到A那儿倾诉，结结巴巴地，灰色的双眼闪烁：“一切都是奇迹般的。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更精彩。”

太阳没有穿透他在比内勒广场的房间。他用厚厚的黑布把窗遮住，细微的光线来自一些摆放得很有技巧的、微暗的灯。这房间不比二等座火车车厢大多少，而且它们或多或少有着相同的形状：狭窄，天花板很高，远端有一单扇窗。S在这小小的地方塞满了各种东西，整整一生的残骸：书、照片、手稿、私人图腾——对他而言重要的一切。架子上密密地堆着这些聚集物，沿着每堵墙一直堆到天花板，每个架子都摇摇欲坠，略略向内倾斜，就好像只要稍稍碰一下，这结构就会瓦解，所有这一大堆东西就会倒向他。S在床上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在他的正左方，紧贴在墙上的是一组小小的、鸽笼式的架子，里面好像装着他一天里需要的所有东西：钢笔、铅笔、墨水、乐谱、烟灰缸、收音机、削笔刀、几瓶红酒、面包、书、放大镜。在他右手边是一个金属架，架顶上有一个盘，他可以将之转进或转出，使它在床的上方或离开床，他可以同时将之用作工作台和饭桌。这便是克鲁索或许会过的生活：在城市中心的海难。因为没有东西S想不到。在贫瘠中，他成功地比许多百万富翁更有效率地自给自足。尽管有证据，但他仍是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在他古怪的时候。他足够彻底地检视自己，以便知道什么是他生存所必需的，而他将这些曲折视为活下去的先决条件。他的态度既不怯懦也不虔诚，没有隐士弃世的迹象。他以激情和快乐的热情欣然接受他的生活状况，如今当A回首往事，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看见任何人笑得如此剧烈如此经常。

S用最后十五年创作的宏伟的音乐作品最后远未完成。S把它称为他的“在建工程”，有意回应了他非常崇拜的乔伊斯，又或者像十二个词㊟，他可以将之描述为“在做的过程中完成的有待完成的工作”。他不可能想象过他会完成这支曲子。他似乎接受了这不可避免的失败，几乎将之作为理论前提，对他人而言可能导致难以克服的绝望的东西，对他而言却是无限的、堂吉诃德式的希望源泉。在先前的某个时刻，也许是在他最黑暗的时光，他把生活和工作画上了等号，如今他已不再能够区分两者。每个想法都影响他的工作，而工作上的想法又赋予了生活意义。在可能的领域构想出一些东西——一项可能可以完成的工作，因此可与他自身分离——或许会使这事业受损。要点在于要功亏一篑，但又必须通过尝试他能为自己召唤的最稀奇古怪的事来做到这点。悖论的是，最终结果是谦逊，一种测定自身与上帝相比之渺小的途径。因为只有在上帝的心中，像S的这种梦想才是可能的。但通过以S的方式梦想着，S找到了一种途径参与他力所不能及的一切，使自己离无限的核心又近了几英寸。

1965年的那个夏天，在一个多月里，A每周去看S两三次。在这城市，他不认识其他人，于是S成了他在此地的精神支柱。他总能指望S在家，热情地迎接他（俄罗斯风格；在脸颊上吻三下：左，右，左），非常乐意说话。多年之后，在一段非常苦恼的时光里，他意识到当时这样不间断地与S会面是因为这使他首次得以体验拥有一个父亲是怎样的感觉。

他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疏离的、几乎缺席的角色，他和父亲的共同点非常少。至于S，他有两个已成人的孩子，他们都无视他的榜样，而对世界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讲究实际的态度。S和A在一起，超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自然联系，而是出于一种一致的愿望：一个做可以按他原本样子接受他的儿子，另一个做可以按他原本样子接受他的父亲。生辰的巧合进一步强调了这点：S和A的父亲在同一年出生；而A和S的小儿子在同一年出生。对A而言，S通过慷慨和需要的一种有趣组合，满足了他的父爱饥渴。他认真地听他说话，把他意欲成为一名作家的野心视为一个年轻人想去做的最自然的事情。如果说A的父亲，以他存在于世的奇怪的自我封闭的态度使A感觉自己对于他的生活是多余的，仿佛他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对他产生影响；那么S，以他的脆弱和缺乏，使A成为了他的必需品。A带食物给他吃，为他提供烟酒，确保他不挨饿——那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那就是S的特点：他从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他会等待世界向他而来，将自己的解脱托付给偶然性。或早或晚，某人注定会出现：他的前妻，儿子中的一个，朋友。即使那时，他也不会要求。但他同样不会拒绝。

每次A带着饭菜到来（通常是烤鸡，从意大利广场的一间熟食铺买来的），这顿饭就变成了一顿假盛宴，一个庆祝的借口。“啊，鸡，”S会喊道，一直啃到鸡腿尖端。然后又一次，咀嚼的时候，汁水流到了胡须上：“啊，鸡。”带着顽童般的、自贬式的大笑，仿佛觉察到了欲望的荒谬和食物给予他的无法否认的愉悦。在那笑声里，一切变得荒谬而清晰。世界被从里到外翻转，被冲走，然而又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笑话重生。对自身的荒谬性不自知的人在那个世界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又数次遇见S。在巴黎和纽约间互通书信，交换照片，如今所有这些都不见了。在1967年：又一次历时数月的逗留。那时候S已经脱下牧师袍，并用回了他自己的名字。但他在街区道路上做小小远足时穿的衣服一样有型。贝雷帽、丝绸衬衫、围巾、灯芯绒厚长裤、皮制马靴、带银把手的乌木制手杖：取自二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巴黎想象。也许，S的小儿子后来成为电影制作人并非偶然。

1971年2月，A回到巴黎，在那儿他度过了此后的三年半时光。尽管在那儿他不再是个访客，也就是说他有了更多时间，但他仍然常常拜访S，大概是每月一次。联结还在，但随着时间流逝，A开始怀疑，这实际上是不是对另一段联结的记忆，六年前形成的联结，到现在还维持着。因为事实证明当A搬回纽约之后（1974年7月），他不再写信给S。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继续想到他。而是，相较于任何以后与S继续联系的需要，如今A似乎更关心对于他的记忆。就这样他开始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仿佛切肤之觉。记得便能使他满足。而这一点，以其本身而言，是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然而令他更震惊的，是当他时隔五年多之后最终回到巴黎（1979年11月），他竟没有去找S。尽管他完全有打算那样去做。在他逗留的几周里，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找个时间去看看S，然后，当这天渐渐过去，他会想出一个借口不去看他。这种迟疑，他开始意识到，是害怕的产物。但害怕什么呢？害怕回到他自己的过去么？害怕找到一个现在，会与过去违背，会改变过去，然后反过来摧毁他愿意保存的过去的记忆？不，他觉得，不会那么简单。那又是什么？当时间流逝，一切渐渐开始变得清晰。他害怕S死了。这不理性，他知道。但既然A的父亲一年不到之前已经去世，既然与他父亲相比，S对他来说变得愈加重要，他觉得一个人的死不知怎么就会自动带来另一个人的死。不管他如何试图告诉自己，他真的相信这点。而且他想：如果我去看S，那么我就会知道他死了；但如果我离得远远的，这就意味着他还活着。于是通过保持缺席，A觉得他正帮助S活在这个世界上。日复一日，他想着S的样子在巴黎闲逛。每天无数次，他想象自己走进比内勒广场的那间小房间。但仍然，他无法说服自己去那儿。正是那时，他意识到他正生活在一种极端无奈的状态中。

对偶然性的进一步评述。

自从他最后一次拜访S，当那段巴黎岁月告终时（1974年），一张照片被保存下来。A和S坐在户外，在S家房子的门口。他们勾肩搭背，友情之热烈毋庸置疑，脸上洋溢着兄弟之情。这张照片是A随身带到瓦里克街他房间里的少数几样个人纪念品之一。

如今当他端详这张照片时（圣诞夜，1979年），他忆起了曾在S房间里的墙上看见过的另一张照片：年轻时的S，十八九岁的样子，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站在一起。同样是友情的再现，同样的笑容，同样勾肩搭背的姿势。这男孩，S曾告诉他，是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在A的心目中是与曼德尔施塔姆齐名的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对他而言，看着这张1974年的照片就等于在想象她不可能的生活，1941年她自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内战到她去世间的许多年里，她生活在法国的俄罗斯移民圈中，那也是S长大成人的社区，他曾与她结识，并曾是她儿子“穆尔”·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朋友，她儿子曾经写道：“那或许是条更好的路/去征服时间和这世界/要雁过不留痕/要经过不留影/在墙上……”他写下了：“我不想要这个，不要/这个（但听着，悄悄地/索取是身体的作为/而如今我们只是鬼魂）……”他写下了：“在这最信基督教的世界里/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

1974年，当A和他的妻子回到纽约时，他们搬进了河畔大道上的一套公寓。在大楼的邻居中，有一位俄罗斯老医生格里高利·奥特舒勒，一个已经八十多岁的男人，他仍在一间市政医院做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妻子都对文学很感兴趣。奥特舒勒医生的父亲曾是托尔斯泰的私人医生，在河畔大道公寓的桌上，摆着一张作家的巨大的留须照，认真地签了名，以同样巨大的笔迹写着：给我的医生朋友。在和小奥特舒勒医生的谈话中，A知道了一些令他着迷的特别的事。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村庄，1925年的隆冬，这个男人曾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接生：就是这个儿子，后来成长为S家墙上照片里的那个男孩。不仅如此：在整个医生职业生涯中，这是他唯一接生过的宝宝。

“那是夜晚，”奥特舒勒医生最近写道，“1月的最后一天，1925年……雪正在下，可怕的风暴把一切都盖上了雪。一个捷克男孩从村庄跑来找我，那是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家人居住的村庄，尽管那时她的丈夫不在她身边。她女儿同样跟随父亲出了门。玛琳娜只身一人。

“这男孩冲进房间说：‘潘尼·茨维塔耶娃要你马上去她家，因为她已经要生啦！你最好快点，已经要出来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迅速穿好衣服，穿过树林，在肆虐的风暴中大雪及膝。我打开门走了进去。在荒凉的灯泡的黯淡光线中，我看见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成堆的书；它们几乎堆到了屋顶。每天累积的垃圾被扔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而玛琳娜在那儿，在床上一根根地抽着烟，孩子已然在生产途中。她欢快地招呼我：‘你几乎迟到了！’我环顾房间，想找一样干净的东西和一块肥皂。但没有，没有一块干净的手帕，没有一样干净的东西。她躺在床上，抽着烟微笑着，她说：‘我叫你来为我的孩子接生。你来了——现在就是你的事了，我不管’……

“一切都足够顺利。然而，孩子出生时脐带紧紧地环绕着头颈，他几乎无法呼吸。他脸色铁青……

“我不顾一切地试图恢复孩子的呼吸，终于他开始呼吸了；他从青色变成了粉色。整段时间里，玛琳娜都在抽烟，沉默着，一言不发，坚定地看着孩子，看着我……

“第二天，我回来看这孩子，然后一连数周每个星期天我都来看他。在一封信中（1925年5月10日），玛琳娜写道：‘奥特舒勒以自豪和爱包办了穆尔的一切。吃饭前，穆尔总会吃一茶匙不加糖的柠檬汁。他按照切尼教授的理论体系喂养，战争期间切尼教授在德国拯救了数千名新生儿的生命。奥特舒勒每周日来看穆尔。叩诊、听诊，再做某种数据计算。然后，他会给我写下周如何喂养穆尔，给他吃什么，加多少黄油、多少柠檬、多少牛奶，如何逐渐加量。每次他来，他都记得上次给的配方，并不带任何笔记……有时我有一种疯狂的欲望，想拿起他的手，吻它’……

“这孩子长得很快，成为他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们宠爱的健康儿童。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还不到一岁。那时候，玛琳娜搬去了法国，在那儿度过了此后的十四年。乔治（穆尔的正式名字）上了学，很快成了一名热爱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学生。1936年，他刚刚二十出头的姐姐阿里雅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法国，回到苏维埃俄国，追随她的父亲。玛琳娜如今和她最小的儿子一起，单独住在法国……生活极度艰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1939年，她申请了一张苏联护照和她儿子一起返回了莫斯科。两年后，1941年8月，她的生命以悲剧告终……

“战争仍在继续。年轻的乔治·埃弗荣还在前线。‘再见文学，音乐，学校。’他写信给姐姐。他在信上签下‘穆尔’。作为一名战士，他证明了自己是勇敢无畏的斗士，参加了多场战役，1944年7月在督伊卡村附近进行的西部前线战役中去世，他是数百名遇难人之一。那时他只有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