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书
三
《记忆之书》。第四册。
数页留白。随后是大量插画。家庭旧照，有他的每个家庭成员，追溯到尽可能多的世代。极细心地看着这些。
随后，几组复制品，从伦勃朗画自己的儿子提图斯开始。要包括所有这些：从1650年小男孩的样子（金发，红色皮帽）到1655年提图斯“在上课时苦思”（在书桌前沉思，圆规从左手垂下，右手拇指撑着下巴）到1658年的提图斯（十七岁，奇特的红帽，以及，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位艺术家以一种通常只在画自画像时才有的洞察力画了他的儿子”。）到最后一张现存的提图斯油画，出自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这张脸如同被疾病所毁坏的柔弱老者的脸。当然，我们带着后知之明看着它——我们知道提图斯会比他的父亲先死……”
随后是挂在伦敦国家肖像馆里的1602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和他八岁儿子沃特的肖像画（艺术家未知）。要注意：他们俩姿势的诡异的相似性。父亲和儿子都面向前方，左手叉腰，右脚以四十五度的角度伸出，左脚向前，男孩脸上严肃的坚定和父亲自信而傲慢的神情如出一辙。要记得：当雷利在伦敦塔（1618年）被监禁了十三年后获释、踏上赴圭亚那命定的旅程清洗声名之时，沃特和他在一起。要记得沃特领导了一次不计后果的针对西班牙人的军事进攻，并死于丛林。雷利对他的妻子说：“现在我才知道了悲伤是什么意思。”就这样，他回到英格兰，让国王砍下了他的头。
随后是更多照片，或许要几打：马拉美的儿子，阿纳托尔；安妮·弗兰克（“这张照片里的我就像我平常的样子。当然，我本会有机会去好莱坞。但现在，偏巧我看起来总是不一样”）；穆尔；柬埔寨的孩子们；亚特兰大的孩子们。死去的孩子们。会消失的孩子们，死去的孩子们。希姆莱㊟说：“我决定消灭地球表面的每一个犹太儿童。”只有照片。因为，在某个点，词语会教人断定不再可能说话。因为这些照片是无法形容的。
他把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在城市游走，其中不少在国外。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时间俯身于一小块长方形的木头之上，全神贯注于一张更小的长方形白纸。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时间站起、坐下、来回地走。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他听着。当他听见一些什么，他就开始再次听。然后他等待着。他观察并等待着。然后当他开始看见一些什么，他就再次观察和等待。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
这间房间。简略提及这间房间，以及/或者潜藏其中的危险。一如在这画面中：荷尔德林在他的房间里。
要唤醒这些记忆：那趟神秘的三个月的徒步旅行，独自一人翻越中央高原㊟的群山，手指紧扣着口袋里的手枪；从波尔多到斯图加特（数百英里）的旅程，就在1802年他第一次精神崩溃之后。
“亲爱的朋友……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法国，看见了悲伤孤独的人间；法国南部的牧羊男女和特别的美人儿，男人和女人，在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饥饿的恐惧下成长……强有力的元素，天堂之火和人民的沉默，他们的自然生活，他们的局限性和他们的满足，不断令我感动，就像人们谈论英雄时说的那样，我也可以说阿波罗打动了我。”
到达斯图加特后，“死一般惨白，极度消瘦，眼神空洞涣散，长发留须，穿得像个乞丐”，他站在他的朋友马蒂生面前，只说出了一个词：“荷尔德林。”六个月后，他心爱的苏赛特死了。1806年，精神分裂，在此后的三十六年，他的大半生中，他独自一人住在齐默尔为他建造的塔楼里，图宾根木匠齐默尔——zimmer，在德文里的意思是房间。
致齐默尔㊟
人生的轨迹千差万别，
好似道路形形色色，
好似山脉逶迤曲折，
我们这里缺少的，
上帝那儿会补充，
用和谐、宁静与永恒的报酬。
在荷尔德林弥留的日子里，一位到塔楼来的访客提及了苏赛特的名字。诗人回答道：“哦，我的第奥逖玛。别对我说起我的第奥逖玛。她为我生养了十三个儿子。一个是教皇，另一个是苏丹，第三个是沙皇……”然后他说：“你知道她怎么了吗？她疯了，真的，疯了，疯了，疯了。”
在那些年里，据说荷尔德林很少外出。当他真的离开房间时，只是为了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散步，在口袋里装满石头，采摘花朵，随后又将之撕成碎片。在镇上，学生们嘲笑他，每当他接近孩子们、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总害怕得四散而逃。最后，他的脑子变得如此糊涂，开始叫自己不同的名字——斯伽迪内利，基雅吕西梅诺㊟——有一次，一位访客慢慢离开他房间时，他指给他看门的方向，并举起一个手指警告道：“我是主耶和华。”
近年来，人们对荷尔德林在那房间里的生活有了新的猜测。有人主张荷尔德林的疯癫是假装的，是为了回应法国大革命后弥漫在德国的可笑的政治反应，诗人选择了避世。可以说，他是在塔楼里过着一种地下生活。根据这种理论，所有荷尔德林疯癫的写作（1806年至1843年）实际上都是以一种秘密的、革命性的编码构成的。甚至还有一出从这个想法发展而来的戏剧。在那出戏的最后一幕，年轻的马克思去塔楼看望荷尔德林。从这次相遇我们可以推定，正是这位年长垂死的诗人启发马克思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假如真的如此，那么荷尔德林将不仅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德国诗人，而且是政治思想史的中心人物：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因为有记录表明年轻时代的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是朋友。在图宾根的神学院，他们曾是同学。
然而，诸如此类的猜测，实在让A觉得厌烦。他觉得接受荷尔德林在这房间里并无困难。他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荷尔德林在其他任何地方或许都活不下去。要不是齐默尔的慷慨和善良，荷尔德林的生命有可能会早早告终。退守到一间房间并不意味着他缺乏眼光。发疯并不意味着他变得愚钝。很有可能，正是这房间使荷尔德林重获生机，正是这房间交还给他尚存的余生。一如杰罗姆评论《约拿书》时，对约拿在鲸鱼肚中那段所做的注解：“你会注意到，你想到的约拿最好的下场，便是他的安全。”
“人的影像生有双目㊟，”在那房间生活的第一年里，荷尔德林写道，“明月秉有辉光。俄狄浦斯王拥有一目或已逾分。他的人之苦难，无法描绘，无以言表。一旦戏剧表现这样一个人物，苦难油然而生。当此刻我怀念着你，苦难于我意味着什么？当溪流将我裹挟至亚细亚般绵延的某处尽头。无疑，俄狄浦斯饱受着这苦难。无疑事实如此。是否赫拉克勒斯也曾苦难？毫无疑问……赫拉克勒斯同诸神干戈相向，就是苦难。分享这些被生命嫉妒的不朽，也是一种苦难。而当一个人被太阳斑所覆盖，被些许斑点彻底覆盖，更是一种苦难！这是艳阳的作为：太阳升举万物。光芒的魅力犹如玫瑰般引领着少年人的道路。俄狄浦斯承受的苦难，看上去恰如一个穷人悲叹他丢失了什么。哦，拉伊俄斯之子，希腊大地上穷困的异乡人！生即是死，死亦是一种生。”
这间房间。对如上所述的反驳。或者：在这房间里的理由。
《记忆之书》。第五册。
在他父亲去世后两个月（1979年1月），A的婚姻崩溃了。问题已然存在一段时间，而最终他们决定分开。如果说对他而言接受这分居、为此痛苦、并理解这无可避免是一回事，那么对他而言，吞下此后的苦果——与他的儿子分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想到这点，他就觉得无法忍受。
早春，他搬进了在瓦里克街的房间。此后的几个月，他往返于那房间和达奇斯郡他与妻子曾共度此前三年的房子之间。周中，只身在城里；周末，去一百多英里外的乡村，在那儿，他睡在如今是他前工作室的那间房间里，和两岁不到的儿子玩耍，读给他听那个年代的宝书：《我们走，卡车》《卖帽子》《鹅妈妈》。
在他搬进瓦里克街的房间后不久，六岁大的伊坦·帕茨从同一街区的马路上消失了。A去任何地方，都会看见一张男孩的照片（灯柱上，商店橱窗里，空白的砖墙上），上面有大字标题：失踪儿童。因为这孩子的脸和他自己孩子的脸并无明显差别（甚至即使有差别，也并不要紧），每次他看见照片上的脸，都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儿子——和同样的措辞：失踪儿童。一天早晨，伊坦·帕茨由母亲送下楼等校车（漫长的公车司机罢工后的第一天，而这男孩渴望自己完成这件小事，以做出小小的独立的姿态），然后就此不见了。不管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痕迹。他也许被绑架了，也许被谋杀了，或者他只是自己走开了，在一个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死去。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他消失了——仿佛从地球表面蒸发。报纸对这个故事大肆报道（采访父母，采访负责此案的侦探，关于这男孩性格的文章：他喜欢玩什么游戏，他喜欢吃什么东西），而A开始意识到灾难的存在——加诸其自身的、公认小得多的灾难——无可避免。在他眼前的每一样东西，都好像只是他身体内部事物的镜像。一天天过去，每一天身体里的痛苦被一点点拉出来。一种失落感攫住了他，并且不愿放手。而有些时候这失落感如此巨大、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他以为它永远不会过去。㊟
数周之后，夏季之初。一个灿烂的纽约6月：光线清澈地落在砖上；湛蓝、透明的天空，近乎马拉美也会动心的碧空。
A的外公慢慢地开始死亡。距离在A儿子的周岁派对上表演魔术只有一年，然而如今，八十五岁高龄，他如此虚弱，没有帮助就不再能站立，没有巨大意志力就无法移动，以至于仅仅想到要动一动就足以让他精疲力竭。在医生办公室里曾有一次家庭会议，决定将他送到东端大道和第88街街口的医师医院（在同一家医院里，他的妻子十一年前死于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卢·贾里格氏症）。A参加了那次会议，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姐，他外公的两个孩子都参加了会议。因为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法留在纽约，于是大家同意由A来负责一切。A的母亲不得不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中照料她那重病的丈夫，而A的姨妈即将去巴黎探望她的第一个孙女，她的独子新近刚刚生下的女儿。看起来，一切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关乎生死的事。在那一刻，A突然发现自己想起了（也许是因为外公总令他想起W.C.菲尔茨㊟）菲尔茨1932年的电影《百万美元大腿》中的一幕场景：杰克·欧凯一路狂奔追赶一辆正离站的驿站马车并哀求司机停车；“这是生死问题！”他大叫道。而司机则平静而讽刺地答道：“有什么不是呢？”
在这次家庭会议上，A可以从他外公的脸上看见恐惧。曾有一刻，这位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朝医师桌边的墙壁打着手势，那桌上满是一层层的匾额，框起来的证书、奖状、学位和证明，随后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仿佛在说：“真厉害，对吗？这家伙会照料我的。”这位老人总是很吃这种炫耀。“我刚刚收到一封来自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的信，”他会说，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封统一格式的打印信。然而那天在医生办公室，A痛苦地看到这一幕：老人拒绝承认真相。“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医生，”他的外公说道，“我知道你会再一次令我康复的。”然而，几乎违心地，A发现自己羡慕这种盲目的能力。那天晚些时候，他帮助外公装好一小背包的东西带去医院。老人在包里扔了三四样魔术用具。“为什么你还要带这些？”A问道。“那样我才好娱乐一下护士们啊，”他的外公答道，“否则会无聊。”
A决定在外公住院期间待在这位老人的公寓里。这个地方不能空着（得有人交账单，收信件，给植物浇水），而这里也肯定比瓦里克街的房间更舒服。最主要的是，必须保持一种老人会回来的假象。在死亡来临前，总存在着一种死亡不会来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无论多么小，都必须被相信。
此后的六七周里，A待在那间公寓里。自从童年初期他就经常来这儿：那幢既高大又显得矮宽的形状奇特的房子，就在中央公园南侧和哥伦布转盘的转角处。他想着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每天会花多少时间看着窗外的车辆驶过克利斯朵夫·哥伦布的雕像。同样通过六楼窗户，他观看了感恩节游行，见证了圆形剧场的建造，花费了好多个下午数着在楼下街道走过的人。如今他再一次来到这里，旁边是中式电话桌、他外婆的玻璃动物模型和古旧的保湿盒。他直接走进了童年。
A依然希望与妻子和解。当她同意带着儿子来城里住在这公寓里时，他觉得或许会有真正的改变。离开他们自身生活的物件和关注点，他们似乎巧妙地融入了这中性的环境。但在那一刻，他们之中没有人乐意承认这不是幻觉，不是一次盲目抱有希望的记忆行为。
每天下午，A会乘两部公车去医院，花一两个小时陪外公，然后循着同样的线路回家。大约十天里一直如此。然后天气变化了。酷暑降临纽约，城市变成了一场由汗水、疲惫和噪音组成的噩梦。这对小男孩有百害而无一利（被监禁在空调噼啪作响的公寓里，或者和母亲游荡在暴热的街上），考虑到天气始终未变（一连数周创下了湿度的历史纪录），A和妻子决定让她带着孩子一起返回乡下。
他继续独自住在外公的公寓里。每一天成为前一天的重复。与医生交谈，去医院，雇用和解雇私人护理，听外公抱怨，摆正他脑袋下的枕头。每次瞥见老人的肉体，都会有一种恐惧穿过他。消瘦的肢体，萎缩的睾丸，已然缩至不足一百磅的身体。他曾是个肥胖的人，他骄傲而饱满的肚子曾领先他在世上的每一步，而如今他已经几乎不在了。如果说一年之前A已经经历过一种死亡，一种如此突然的死亡，以至于即使当他陷入死亡时他也被剥夺了对那种死亡的了解，那么如今他是在体验另一种死亡，而正是这缓慢的、致命的衰竭、这在生命的核心对生命的放手，最终教会了他那些他一直了解的事。
几乎每一天，外公的前秘书都会打电话来，她在这间办公室工作了二十多年。自从外婆去世后，她成了外公最稳定的女性伴侣，在各种正式场合，他会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女性走进众人的视线：家庭聚会、婚礼、葬礼。每次她打电话来，都会问一大堆关于外公健康的问题，然后要求A安排她去医院看望。问题在于她自己身体也不好。尽管年纪并不大（最多七十岁不到），但她患有帕金森症，并曾一度住在布朗克斯区的一间私人疗养院里。在无数次对话之后（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如此微弱，以至于A即使全神贯注也只能够听出只言片语），他最终同意在大都会博物馆门前和她碰头，那儿有辆巴士专线每周从疗养院运送那些不需卧床的病人来曼哈顿度过一个下午。在那特别的日子，差不多一个月里第一次下起了雨。A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然后，在博物馆台阶上坐了一个多小时，他在头上遮了张报纸挡雨，等着这位女士前来。最后，决定放弃之时，他最后一次逛了一圈这地区。正是那时候，他找到了她：在第五大道前的一两个路口，站在一棵可怜巴巴的小树底下，似乎是为了躲雨，头上戴着个干净的塑料帽，倚靠着她的手杖，身体前倾，整个人僵硬着，往下盯着潮湿的人行道，不敢再走一步。微弱的声音又一次传来，A几乎把耳朵贴在她的嘴上才听见了她——只是断断续续地收集到一些琐碎乏味的言语：巴士司机忘了刮胡子，报纸没有送来。A一直被这女人弄得很烦，即使她身体还好，他也害怕与她相处超过五分钟。现在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对她发火了，他讨厌那种她期待怜悯的方式。他在心里猛烈抨击了她，这凄惨的只顾自己的生物。
二十多分钟后他才叫到出租车。然后是陪她走到路缘、把她塞进出租车的漫长折磨。她在人行道上步履维艰：一英寸一停，又一英寸一停；一英寸又一英寸。他挽着她的手臂，一路尽力鼓励她。当他们到达医院，他最终成功地将她从出租车后座解脱出来后，他们又开始了朝向入口的缓慢旅程。就在门前面，就在A想着他们终于成功的那一刻，她不动了。她突然被一种恐惧攫住，无法再移动，于是她真的动不了了。不管A对她说什么，不管他如何温柔地试图诱哄她向前，她就是纹丝不动。人来人往——医生、护士、访客——而他们就在那儿站着，A和这无助的女人，定格在移动的人群中。A让她等在原地（仿佛她能做别的似的），他走进大堂，在那儿找到一辆空的轮椅，从一个像是管理员的女人眼皮底下把车抢了出来。然后他让这无助的同伴坐进推车，忙乱地推着她穿过大堂走向电梯，不理管理员的嚷嚷：“她是病人吗？这女人是病人吗？病人才能坐轮椅。”
当他把她推进外公的房间时，老人正在打瞌睡，半梦半醒，蛰伏游荡在意识边缘。他在他们进门的动静声中苏醒过来，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然后，最终理解了所发生的事，好几个星期里他第一次微笑。他的眼中突然充满泪水。他握住这女人的手，好像在对整个世界发言似的对A说（但无力地，一直如此无力地）：“雪莉是我的心肝宝贝。雪莉是我爱的人。”
7月下旬，A决定在城外度一个周末。他想看儿子，他需要离开炎热和医院一段时间。他妻子到了纽约，把孩子留在她父母那儿。那天在城里他们做了什么他不记得了，但那天傍晚，他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海滩上，在那儿男孩一整天都和外祖父母在一起。A发现他儿子坐在秋千上，从他嘴里发出的最初的那些词（整个下午外婆都在教他）惊人地清晰。“我非常高兴见到你，爸爸。”他说。
同时，这嗓音在A听来很陌生。这孩子似乎接不上气来，他用断断续续的分割音节说出每个词。A觉得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要求大家马上全部离开沙滩，回屋子里去。尽管孩子精神不错，但这古怪的、几乎机械般的嗓音仍然继续通过他发出，仿佛他是腹语术艺人的傀儡。他的呼吸非常快速：愈来愈重的躯体，呼、吸，呼、吸，好像一只小鸟。在一小时里，A和妻子查找当地儿科医生的名单，试图找到一个当班的。（刚好是周五晚饭时间。）试了五六次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她新近刚在这城里执业。很偶然地，那时她碰巧还在办公室里，她让他们立刻过去。要么因为她是个新手，或因为她的性格容易激动，她对小男孩的检查令A和妻子陷入了恐慌。她让男孩坐在桌上，听他的胸腔，计算他每分钟的呼吸次数，观察他扩张的鼻孔，以及脸部皮肤上微蓝的底色。然后在办公室里一阵狂奔，试图把一个复杂的呼吸机装配起来：一个盖着罩子的蒸汽机，令人想起十九世纪的照相机。但男孩不愿把头放在罩子底下，冰冷的蒸汽发出的嘶嘶声吓到了他。医生随后试了一针肾上腺素。“我们来试试这个，”她说，“假如这个也没用我们会再给他一针。”她等了几分钟，又测算了一次呼吸率，随后又给了他第二针。仍然没用。“只有这样了，”她说，“我们必须把他送到医院去。”她打了个必要的电话，并以一种集聚了她小小身体里所有力量的愤怒口气告诉A和他妻子怎样跟她去医院，到哪里去，做什么，然后把他们带到了外面，在那儿他们各自开车出发。她的诊断结论是肺炎和哮喘并发症——在医院经过X光检查和更复杂的测试后，证明确实如此。
男孩被安排住进儿童病房的一间特别房间，被护士们又刺又戳，当药水注入他喉咙时他尖叫着被压在床上，并被勾到一根I.V.线上，最后被放进一张当时裹着干净塑料帐篷的小卧床——冻氧喷雾通过壁上的阀门注入帐篷。男孩在这个帐篷里待了三天三夜。父母被允许一直陪着他，他们轮流坐在男孩的小床边，头和手臂伸进帐篷，为他读书，给他讲故事，玩游戏，而另一个则坐在为大人们而设的小阅读室里，看着其他家长的脸，他们的孩子也在医院里：这些陌生人没有一个敢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全都只想着一件事，而谈论它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男孩的父母精疲力竭，因为滴进男孩血管里的纯粹是肾上腺素。这使他充满了额外的能量——远远超过一个两岁儿童的能量——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试图使他平静，以免他从帐篷里摔出来。对A而言，这毫无意义。孩子生病而他们没有及时带他去看医生、他或许可能会死去这一事实（以及当他思索时，那漫过全身的恐惧：假如他和妻子决定留在城里过那个夜晚，而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外公外婆，那结果会怎样？——高龄的外公外婆不会注意到那些细节，实际上，他们当时没有注意到在沙滩上孩子奇怪的呼吸，甚至当A第一次提及这点时，他们还嘲笑他），所有这些事情使A觉得，试图使这孩子平静下来的努力根本算不上什么。仅仅思索一下这孩子可能死去，单单想到他的死可能在医生办公室扑面而来，就足以令他把孩子的康复视为一种复活，一个由偶然性的纸牌操纵的奇迹。
然而，他的妻子开始紧张。她一度走出房间到A所在的成人休息室里说：“我放弃了，我再也搞不定他了”——而她的语气中有一种对这孩子的怨恨，是那样一种恼怒，A身体里的一些东西碎裂了。愚蠢地，残酷地，他想惩罚妻子如此自私，而在那一刻，过去一个月里在他们之间刚刚建立的和谐消失了：他们在一起的那么多年里，他第一次反对她。他暴风雨一般冲出房间，到了儿子的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