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书

九

O和A谈话时，描述了成为一个老人是怎样的感受，O如今七十多岁，记忆力衰退，脸上的皱纹如同半合的手掌。他看着A，摇头说着冷笑话：“这小男孩身上发生了多么奇怪的事啊。”

是啊，有可能我们并不会长大，有可能即使我们长大，我们仍旧是孩子。我们记得自己那时的样子，我们觉得自己不曾改变。我们使自己成为了现在的我们，而我们仍是过去的我们，尽管已过了多年。我们不为自己而改变。时间使我们变老，但我们不变。

《记忆之书》。第十一册。

他记得1974年婚礼派对后回家，身边妻子穿着白裙，他从口袋里掏出前门钥匙，把钥匙插入锁孔，随后，当他旋转手腕时，感觉到钥匙断在了锁里面。

他记得1966年春天，就在他遇见未来的妻子后不久，她的一个钢琴琴键㊟断了：中央C的F键。那年夏天，他们俩去曼恩㊟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一天，当他们经过一座几乎被遗弃的城镇时，他们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多年未曾使用过的会议厅。某些人类社会的遗留物散落在那个地方：印第安头饰，名单，酗酒聚会后的碎片。大厅尘埃飞扬，空无一物，除了一架竖式钢琴站在角落里。他的妻子开始弹奏（她弹得很好），并发现所有的琴键都完好无损，除了一个：中央C的F键。

或许，就是在那个瞬间，A意识到他将永远无法理解这个世界。

如果一个小说家使用这些小事件，比如坏了的琴键（或婚礼日那天钥匙断在门里那件事），读者会被迫加以注意，并以为小说家正试图就他的人物或这世界提出一些看法。人们可以谈论象征意义，谈论潜文本，或只谈论形式（因为只要一件事发生不止一次，即使它是偶然的，也会有一种样式成形，一种形式开始显现）。在虚构作品中，人们假定书页上那些词语背后有一个有意识的头脑。而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当这些事偶然发生，人们并不做假定。编造的故事完全由意义组成，而现实的故事除却自身之外缺乏任何含义。如果一个人对你说“我要去耶路撒冷”，你会想：多好啊，他要去耶路撒冷。但如果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说了同样这些话，“我要去耶路撒冷”，你的反应会迥然不同。你一开始会想，耶路撒冷本身：它的历史，它的宗教角色，它作为神话之地的功能。你会想到过去，想到现在（政治；也就是同样会考虑最近的过去），想到未来——如同这句子所言：“明年耶路撒冷见。”最重要的是，你会将这些想法整合进你已然了解的那个将要去耶路撒冷的人物中，并使用这新的合成体作出进一步的结论，获得感悟，更有说服力地从整体上思考这本书。然后，一旦完成了作品，读完最后一页将书合上，诠释便开始了：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结构的、语言学的、宗教的、性爱的、哲学的，或单独或结合，按你所好。尽管有可能依照这些系统来诠释现实生活（人们毕竟也真的去见神甫和心理治疗师；人们有时也的确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生活），但它没有同样的效果。有些东西不见了：那种至高无上，对普遍性的把握，对形而上的真实的幻觉。人们说：堂吉诃德是在想象的领域陷入疯狂的意识。人们在现实世界看到疯子（比如，A看到他精神分裂的妹妹），一言不发。或许，这便是虚度的人生之伤感——但仅止于此。

偶尔，A会发现自己用观看世界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以这种方式读解想象便等于毁灭了它。比如，他想到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述的歌剧。在这个段落里，没有东西被视作当然，因此一切被还原至荒诞。仅仅通过描述，托尔斯泰便取笑了那些他所见到的东西：“第二幕的布景是水彩画上的纪念碑，画布上的圆窟窿代表月亮。拉起脚灯灯罩，他们开始吹低音小号，拉低音提琴，许多穿黑袍的人从左右两边走出来。人们开始挥动手臂，他们手中拿着类似匕首的兵器，后来还有一些人跑来，开始拖走那个原先穿白色连衣裙、现在穿淡蓝色连衣裙的少女。他们并没有一下子把她拖走，而是和她一起唱了很久，然后才把她拖走，有人在后台敲了三下金属乐器，于是大家都跪下来，唱祈祷词。这几幕的表演被观众热情的欢呼声打断了几次。”

也存在一种同等的、相反的诱惑，把世界看成是想象的延伸。这，同样，时而在A身上发生，但他不愿将之视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如同所有其他人，他渴望意义。如同所有其他人，他的生活如此琐碎，以至于每次在两个片断间看见一种关联时，他都会很想在那关联中寻找意义。关联存在。但要赋予它意义，要使目光超越它存在的简单事实，便要在现实世界的内部建造一个想象世界，而他知道这不会有用。在他最勇敢的时候，他的首要原则是相信无意义，随后他明白了他的义务是看见眼前的事物（即使它在他身体里），并说出他看见了什么。他在瓦里克街自己的房间里。他的生活没有意义。他正在写的这本书没有意义。有一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遇见的事物，讲述它们便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一把钥匙断在锁里，一些事发生了。那就是说，一把钥匙已经断在了锁里。同一架钢琴好像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点。一个年轻人，二十年之后，最终住在一间他父亲曾面对孤独恐惧的房间里。一个人在异国街道遇见他的旧爱。事件只意味着它本身。不多，也不少。随后他写道：进入这间房间，就是在一个过去与现在交汇的地方消失。随后他写道，如同这句子所言：“他在这间房间里写下了《记忆之书》。”

孤独的创造。

他想说。那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如同在法语中，“vouloir dire”，照字面的意思是“想说”，但实际上的意思是“意思是”㊟。他意欲说他想说的。他想说出他的意思。他说出他想要表明的意思。他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出的东西。

维也纳，1919年。

没有意义，对。但也不可能说我们不受困扰。弗洛伊德曾把这样的经验描述为“诡异㊟”，或者unheimlich㊟——heimlich的反义词，heimlich的意思是“熟悉的”、“本地的”、“属于家的”。因此，推论是：我们从惯常感知的保护壳中被推了出来，仿佛我们突然身处自身的外部，飘浮在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世界上。当然，我们就迷失在了那个世界。我们甚至无法希望从中找到我们的路。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所有其他人共存。即使作为成人，我们也在心中埋下了童年时代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不仅是对此的记忆：结构自身完好无损。弗洛伊德将诡异的经验和童年时代自我中心的、泛灵论的世界观的复苏联系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似乎经历过一段与原始人的泛灵阶段相对应的自身发展时期，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度过这个阶段而不残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还会显现出来，每一件让我们感到‘诡异’的东西都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部残留的泛灵的思想活动的痕迹，从而使这些痕迹又明白地显现出来了。”㊟他归纳道：“当受到压抑的幼时情结因某种印象而复苏，或者，当已被克服的原始信仰似乎又得到证实时，我们便会体验到‘诡异’。”

当然，没有一个可作为解释。它至多可用来描述过程，指出它发生的领域。同样地，A非常愿意接受它是真的。因此，诡异作为一种对他者的记忆，远远早于心灵的源头。有时，梦会以同样的方式抵抗诠释，直到朋友提出一个简单的、几乎显而易见的意思，A无法证明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对还是错，但他觉得对，他非常愿意接受。于是，所有看来不断在他身边增长的巧合，都以某种方式与他的童年记忆相连，仿佛一旦开始记起他的童年，世界便会回到它先前的状态。对此他觉得正确。他正想起他的童年时代，也就是说童年时代以这些经历的形式于当下出现在他面前。他正想起他的童年时代，而这便是在当下将之写出。或许那就是他写下“首要原则是无意义”时要表达的意思。或许那就是他写下“他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出的东西”时他要表达的意思。或许那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或许不是。对此，无法加以肯定。

孤独的创造。或生与死的故事。

故事从结尾开始。要么讲故事，要么死。而只要你继续讲故事，你就不会死。故事以死亡开始。国王山努亚尔被戴了绿帽子：“他们不再亲吻，不再拥抱，不再讲话，不再狂欢。”他从世界抽身而出，发誓永不再屈从于女性的欺骗。后来，他夺回王位，用王国中的女人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一旦满足，他便处决她们。“三年来不停如此，直到这土地上再无适婚女子，女人和父母们哭着反对国王，诅咒他，向天地的造物主抱怨，祈求他听见祈祷，并回应那些向他哭诉的人；而那些有女儿的人携家逃离，直到最终城里再无一个可以结婚的女子。”

这时，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愿去国王那儿。（“她知书达理，读过许多历史书籍，熟知古代帝王的传记和各民族的史实，她聪明、睿智、谨慎而有教养。”）她那绝望的父亲试图劝说她别去送死，但她不为所动。“把我嫁给国王吧，我进宫后，或许可以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或者我会牺牲自己，拯救千千万万的女子。”于是她去与国王睡觉，并把计划付诸实施：“要讲……愉快的故事快乐地消遣一夜……这将是我的解救之道，使人们免除灾祸，由此我将改变国王的习惯。”

国王答应听她讲故事。她开始她的故事，而她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讲故事的故事，一个包括了许多故事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自身都有关讲故事——通过这种方法人们便可免于一死。

天开始破晓，在第一个故事里的故事讲了一半的时候，山鲁佐德陷入沉默。“如果国王让我活下去，”她说，“那么明晚我要讲的故事，比这个有趣得多呢！”国王心想，“凭着安拉起誓，我暂且不杀她，等她讲完了下面的故事以后再说。”于是一连三夜都是如此，每夜的故事都在结束前停下，延续到次夜故事的开始，那时第一循环的故事结束而新故事开始。的确，这是桩生死攸关的事。第一夜，山鲁佐德开始讲《商人和魔鬼的故事》。某人在一个园子里停下吃午餐（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时，掷出一个枣核，然后见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手持利剑的魔鬼，开口说道，‘站起来！让我像你杀我儿子那样把你杀了吧。’‘我怎么杀了你的儿子呢？’商人问，魔鬼答道，‘你掷枣核的时候，我儿子凑巧从这里经过，枣核打中他的胸，立刻把他打死了。’”

这是出于无辜的罪（回应着王国里适婚女子的命运），同时也是魔法的开始——把一个想法变成一样东西，使看不见的东西有了生命。商人请求饶恕，魔鬼答应推迟处置他。但整整一年之后，商人必须回到同样的地点，魔鬼将在那儿执行判决。这已经和山鲁佐德的处境形成一种类比。她希望延迟她的处决，通过在国王心里灌输这个想法来为自己辩护——以一种国王无法察觉到的方式。因为这就是故事的功能：通过将另一样事物纳入视线，来使人们看见眼前的事物。

这一年过去了，商人信守诺言，回到了园子里。他坐下，开始哭泣。一个老人经过，牵着一只锁着链子的羚羊，他询问商人哪里不对。老人惊奇于商人讲述的故事（就好像商人的生活是一个故事，有开始、经过和结尾，是一本某人心中编造的小说——事实上的确是），便决定等着看结局会如何。随后来了另一个老人，牵着两只黑狗。之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而他也坐下等待。然后来了第三个老人，牵着一匹花斑骡子，又一次重复了同样的讲述。最后，魔鬼出现了，“旷野中骤然刮起一阵狂风，卷来满天的沙石”。就在他将要抓住商人用剑刺杀他时，“我要像你杀我的爱子那样杀死你”，第一个老人上前对魔鬼说：“我打算对你讲一讲我和这只羚羊的故事，你要是觉得这故事精彩，请看我的情面把商人的罪过免掉三分之一吧。”叫人惊奇的是，魔鬼答应了，就像国王答应听山鲁佐德的故事那样：乐意地，毫无抗拒。

注意：这老人并不打算像人们在法庭上那样，用正辩、反辩、出示证据等方法来为商人辩护。这会令魔鬼关注他已经看见的东西：关于这些，他已然下定决心。老人更愿意将他从事实那儿引开，从死亡的想法那儿引开，如此一来使他“满足于”（delight，从字面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诱惑某人离开某处”，来自拉丁文delectare）对生活的新感觉，从而使他放弃杀死商人的执念。如此这般的执念将人围在孤墙之中。除了自身的想法什么都看不见。然而故事，因为它不是逻辑辩论，打破了这些墙。因为它假定他人的存在，允许听者与之接触——但愿听者也这样想。

老人开始讲一个荒谬的故事。你看见的这只羚羊，他说，其实是我的妻子。她与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却无法生儿育女。（又一次：指涉了缺席的孩童——死亡的孩童，尚未出生的孩童——婉转地将魔鬼自己的悲伤，视为那个生死相等的世界的一部分）“我这才另娶一妾，与她生下一个男孩，这孩子眉目清秀，像一轮满月……”孩子十五岁那年，老人出发去另一个城市（他也是商人），他不在的时候，嫉妒的妻子便用魔法把男孩和他的母亲变成了小牛和母牛。“你的小妾死了，她的儿子逃亡在外，”他回来时妻子告诉他。伤心了一年之后，母牛被宰杀作为祭品——这是嫉妒的妻子的阴谋。稍后当他正要宰杀这头小牛之时，他不忍心了。“那头小牛一见我，就挣断了绳索，奔到我面前，恋恋不舍地依着我，淌着眼泪，哞哞地叫个不止，我觉得他可怜，便说……‘留下这头小牛，给我带头母牛来吧。’”牧人的女儿也懂得魔法之术，后来她发现了小牛的真实身份。当商人答应了她的两个要求之后（嫁给他的儿子，向他嫉妒的妻子施咒把她困在一个牲畜的身体里——“否则在她的魔法下我不会安全”），她使他的儿子恢复了原状。故事并没有在那儿完全结束。老人继续解释说，儿子的新娘“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地与我们住在一块儿，直到上帝带她去见他；她去世后，我的儿子便旅行到印度，即这位商人的故乡；然后我带着羚羊，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探听我儿子的消息，直到被命运驱使来到这个园子，我看见这位商人坐着哭泣，这就是我的故事。”魔鬼同意这是个精彩的故事，就免去了商人三分之一的罪过。

一个接着另一个，剩下的两位老人向魔鬼做出同样的提议，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他们的故事。“这两只狗是我的哥哥，”第二个老人说。“这匹骡子原来是我的妻室，”第三个说。这些开场白包含了这整个计划的本质。看着某样现实世界里的真实物件，比如一个动物，而把它说成一样它并不是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样事物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同时存在于世上和我们心里，而否认其中任何一种就等于马上在两种生活中把它杀死。在三个老人的故事中，两面镜子面对面，每一面镜子都反射了另一面的光线。两者都是魔法，既是现实又是想象，每一面都依靠对方而存在。而这的确是一桩生死攸关的事。第一位老人来园子寻找他的儿子，魔鬼来园子杀死无意杀害他儿子的凶手。老人所告诉他的，是我们的子女总是隐形的。这是最简单的事实：生命只属于活着的那个人自己；生命本身会夺走生者；活着就是相互包容。而最后，通过这三个故事，商人保住了性命。

这就是《一千零一夜》的开头。在整个叙述的末尾，通过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了明确的结果，而它承载着奇迹无法改变的吸引力。山鲁佐德为国王生下三个儿子。又一次，故事中的喻意得以揭示。一个讲故事的声音，一个讲故事的女人的声音，一个讲述生死故事的声音，有着赋予生命的力量。

“那么我是否可以大胆请求国王一个恩典？”

“说吧，山鲁佐德，”他答道，“恩典将会赐予你。”

随之她向看护和太监们喊道，“把我的孩子们带来。”

于是他们迅速地把孩子们带到她那儿，那是三个儿子，一个在走，一个在爬，另一个在吃奶。她带着他们，来到国王跟前，亲吻土地后说道，“哦，尊敬的国王，这些是你的孩子，我请求你免我一死，看在这些婴孩的分上。”

当国王听见这些话时，他开始哭泣。他抱起小孩，宣布对山鲁佐德的爱。

于是他们把城市装点得金光灿烂，以前从未如此。鼓乐震天，哑剧演员和江湖艺人们表演着各自的绝活，国王慷慨地以礼相赠。而且，他将救济品施与穷人及有需要的人，他的恩泽遍布他的王国里所有的事物和子民。

镜像文本。

假如一个女人讲故事的声音有把孩子带到世上的力量，那么孩子也有力量把故事带入生活。据说一个人如果晚上无法做梦，他就会发疯。同样地，如果孩子不被允许进入想象的世界，他就永远不会理解现实世界。孩子对于故事的需要和他对食物的需要同样根本，它与饥饿以同样的方式显现。给我讲个故事吧，孩子说。给我讲个故事。请给我讲个故事，爸爸，求求你。父亲于是坐下，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或者黑暗中在他身边躺下，两个人一起睡在童床上，开始讲故事，仿佛世上除了他的声音别无其他，黑暗中他讲故事给儿子听。通常是个童话，或者冒险故事。有时也会简单一跃，进入想象的世界。从前，有个小男孩名叫丹尼尔，A对儿子丹尼尔说，这些男孩自己是主人公的故事或许最能令他满足。同样地，A意识到，当他坐在房间里写作《记忆之书》时，他把自己视为另一个人，以便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为了在那儿找到自己，他必须使自己缺席。于是尽管他的意思是说“我”，他却说A。因为记忆的故事是观看的故事。即使可供观看的事物不再存在，这依然是个观看的故事。于是，声音继续。甚至当男孩已闭上眼睡着了，他父亲的声音仍在黑暗中继续讲述。

《记忆之书》。第十二册。

他无法再继续了。孩子们在成人的手里受苦，没有任何理由。孩子们被遗弃，被迫受饿，被谋杀，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意识到。

“可是，话又得回到孩子上来，㊟”伊万·卡拉马佐夫说，“我该拿他们怎么办呢？”然后又说：“我只想宽恕和拥抱，我不想让更多的人受苦。如果说孩子们遭的罪被纳入苦难的总额以凑足购买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我先在此声明，全部真理不值这个价。”

每一天，他毫不费力地发现它盯着他的脸。那些柬埔寨衰亡的日子里，每一天它都在那儿，从报纸上望向他，无法避开的死亡的照片：饥瘦的孩子们，眼神空洞的成年人。如吉姆·哈里森，一个乐施会的工程师，在日记中写道：“探访了七公里处的小型诊所。绝对没有任何药品——饥饿状况严重——显然他们正因缺少食物而死去……数百名儿童全都非常衰弱——不少得了皮肤病，脱发，头发褪色，人群中有巨大的恐惧。”后面还描写了他探访金边“一月七日医院”时所见到的情形：“……情况很糟糕——孩子们躺在床上肮脏的破布里饿死——没有药——没有食物……饥饿导致的肺结核使人们看起来像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人。在一间病房里，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被绑在床上，因为他快要发疯了——许多孩子如今成了孤儿——或找不到家人——人群中有不少人抽搐和痉挛。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小男孩的脸满目疮痍，似乎是皮肤感染和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身体衰弱——他的眼中充满了脓液，被他五岁的姐姐抱着……我觉得很难承受这样残酷的事——如今成百上千的柬埔寨人一定是同样的情形。”

读到这些话之前两周，A出门与他的一个朋友P吃饭，P是一家大型新闻周刊的撰稿人和编辑。很巧的是，她也正在为她的出版物做一个“柬埔寨故事”的专题。几乎所有美国和海外媒体上关于那边状况的报道她都看过，她告诉A一则北卡罗来纳报纸上的故事——作者是泰国边境一个难民营里的美国医疗志愿者。故事关于美国总统夫人罗莎琳·卡特访问难民营的事。A记得那些刊登在报纸杂志上的照片（第一夫人拥抱一个柬埔寨儿童，第一夫人与医生交谈），他明白美国的责任是要创造条件让卡特夫人表示不满，但他依然被那些照片打动了。原来，卡特夫人访问的难民营是美国医生工作的地方。难民营医院是一个凑合而成的地方：茅草盖的屋顶，几根支撑的梁柱，病人们躺在地面的垫子上。总统夫人到达时，跟着一群官员、记者和摄影师。他们人太多了，当他们成群结队地穿过医院时，病人们的手被笨重的西式靴子踩到，静脉注射管被经过的腿扯断，身体被无意踢到。或许这混乱可以避免，或许不能。不管怎样，当来访者完成视察之后，美国医生提出了一个恳求。求求你们，他说，请你们中的一些人花些时间给医院献血吧；即使最健康的柬埔寨人的血也过于稀薄而无法使用；我们的储备用完了。但第一夫人的行程已经晚了。那天还要去其他地方，要去看望其他受苦的人们。只是没时间了，他们说。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然后，他们像来时那样匆匆离去。

因为世界是可怕的。因为世界可以把人带到一个只有绝望的地方，而这绝望如此完整，如此决绝，以至于什么都无法打开这座牢狱之门，这便是无望。A透过牢房的栏杆向外凝视，发现唯有一个想法可以给他一些安慰：他儿子的形象。不仅仅是他的儿子，而是任何儿子，任何女儿，任何男人或女人的孩子。

因为世界是可怕的。因为它好像不给未来希望，A看着他的儿子，意识到他一定不能让自己陷入绝望。这是对年轻生命的责任，因为他创造了这个生命，他就一定不能绝望。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当他在儿子面前，满足他的需要，把自己献给这个年轻的生命，不断地命令自己留在现在的时候，他感觉绝望蒸发了。尽管他继续绝望，他不允许自己绝望。

因此，想到孩子受苦，对他而言是可怕的。这甚至比世界本身的可怕更可怕。因为它夺走了世间唯一的安慰，因为一个没有安慰的世界，是可怕的。

他无法承受更多。

这是它开始的地方。他独自站在一间空房间里，开始哭泣。“对我而言这难以承受，我无法面对它。”（马拉美）“像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人。”柬埔寨的工程师如是说。是啊，这就是安妮·弗兰克去世的地方。

“这真是个奇迹，”就在她被捕前三周，她写道，“我没有因为它们看起来如此荒谬、难以实现就抛弃我所有的理想……我看见世界正渐渐变成荒野，我听见不断迫近的雷声，那也会毁灭我们，我能感受到百万人的苦难，但是，当我抬头望向天穹，我想一切都会好的，这残酷也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