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1951年～1960年）

1951年

1951年对凯南来说是坎坷的一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在沃尔格林系列讲座上授课（讲座内容后集结成《美国外交：1900～1950》一书出版，这是凯南最畅销的著作）。外界流传的风流韵事让凯南焦头烂额，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成灾更是令他毛骨悚然。凯南深深地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担忧，生怕哪天美国莽撞地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在发起朝鲜停战谈判时，凯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应邀担任大使派驻苏联，但是他依然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人生目标。南加利福尼亚州之行，更加坚定了凯南对美国社会的看法——行为幼稚，肆意挥霍自然资源。

4月2日，普林斯顿

记下这些文字，是为了帮助自己在精神上自律和进步。希望它们能够帮我克服健忘和情绪化的毛病，对我的言行不一进行批判，以防我走向极端、走向理想主义。我只希望，它们能够成为我内心生活的记录和警示。

我想，此时此刻，只有这样祈祷才能让人觉得合理，觉得满意。那就是在竭力提升自己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不适和艰辛都要自己承受，尽量避免带给别人痛苦。若非如此，别人必定因我而痛苦。如果我能以这样的方式弥补我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或许才能适当地减缓终极启示带来的彻底的灾难。

如果没有了这种希望，情况一定会非常糟糕。就算命运垂青于我，我也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把别人的幸福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我无法确定这种希望能否实现，所以我会一直把自己当成半个杀人犯，对自己感到恐惧，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缺乏真正的信心。

我现在就像这样一个人，把两杯水放在心爱的人面前，其中一杯掺有毒药，一边心怀恐惧和犹疑，一边揣测心爱之人会喝下哪一杯。

我必须牢记，想得太远对自己没好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必须让胜利的那一天来得从容不迫。如果最终它没有来临——如果我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那么我必须相信，我赢得了今天；我必须对自己说：明天就会好过一些的。

如果失意的那天真的来了（这是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坚强，就让那一天彻底把我击垮？是不是不必这样讲：“在偌大的人生领域，从个人角度来说，失败是最可怕和最痛苦的事情，而我失败了；但是在其他方面，我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站在灵魂之外审视自己，厌恶自己的某些方面，但对于其他方面，我是不是又可以理智、平和而充满敬意地与人道来？”

4月3日

我注意到，独自行走时，要是暂时忘记自己的问题和缺点，我就能走得快些。每当我回想起这些问题的时候，步伐就会慢下来，步态也显得老态龙钟。对此，其他人，比如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或一名医生，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忘是好事，清醒反而是坏事。不过我不这样想。对于我这样的人，我应该在短期内让自己变得更老一些，这才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在常规的工作中锤炼意志是最困难的，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要求你成为一个半模式化的角色，尤其是做办公室工作或者其他要求整齐划一的工作时，在这些职位上从事的恰恰都是一些最容易养成习惯、导致健忘的工作。

外面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新意的小情事，让我觉得愧对家人，也令我有些手足无措，多么讽刺啊。我必须教会自己，除非真正值得隐藏的事情，否则不应该对家人隐瞒什么。

星期六晚上启程去芝加哥，我要在那里授课两个星期，我会把这看成一次锻炼的好机会。我应该会住在南岸的旅馆，我要把讲座之余的大块儿时间都留给自己，请求他们取消我的各种应酬。对我来说，那里的一切都会非常艰难：一个陌生的城市，栖身旅馆，寂寞，无聊，陌生的女人，时光飞逝、虚度光阴之感，以及周围跃动的生活——一种未知的生活，神秘的生活，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让我们看一看，我能不能坚持做到深思熟虑、考虑周全，能不能意识到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能不能做到耐心、宽容。让我们看一看，我是不是坚持了第一天，第二天就退缩了。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是取得真正胜利的好时机；不，我有些夸大其词了。这不是什么胜利，只是在漫长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小步而已。

4月4日

可怕的噩梦把我惊醒，认真思考这噩梦的内涵，我想它是不是在暗示我：打消所有的念头。后来，经过冷静思考，我渐渐明白过来，人的潜意识有时跟历史的作用一样，往往多年之后才能得到验证。我甚至想对梦境里的暗示鞠一个躬，也想对潜意识说：你是对的，你是无可辩驳的，我会打消所有疑虑跟随你。但是，我发现这样没有用。要是有用的话，十年前就发挥作用了，而不是今天。在我这个年龄，这样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它是控制我们内心的最强大或者说几乎最强大的（是否最强大还有待观察）力量。

当你过了四十五岁，除非身体需要你做一些必要的维护保养，否则，其他的需要都不那么重要了。这时，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收拾整齐，掩藏身体上日渐明显的衰退迹象，让纯净和充满生机的眼神，继续散发光芒，避免它暴露出沧桑和危险，避免它带给你不必要的困扰。

4月5日

最后两天真是糟糕透了，感觉很累，又生了病，精神紧张。我强迫自己到处转转。病得太重的时候没心情出去，没病的时候又忙得停不下来。时间浪费了吗？没有。我写了完整的讲义，又改了一篇，跟学生谈话，跟厄尔㊟谈话，跟奥本海默吃午饭，还办了很多必须做的小事。当各种繁杂的琐事和身体的病痛同时袭来，一个人该怎么掌控他的内心世界呢？

我想，答案就是，即便眼前是一片迷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去寻找应该铭记在心的更重要的现实，寻找希望。另外，如果能有所收获，紧紧把握住了今天，明天就会更加轻松……

早晨又做了一个不愉快的梦，梦到自己四处躲藏。毫无疑问，这是某种暗示：担心自己被人发现。也许，只要我在平日里坦诚待人，毫无保留，毫无隐藏，这种担忧就不复存在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就意味着我的生活就再也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了，而只是为了完全满足外界的愿望而过的生活。

4月6日

我从来就不善于训练小孩子和狗，这也是我不善于训练自己的原因。

4月8日，芝加哥

我走进一家药房，但马上意识到还没吃午饭，应该先吃些东西。冷饮柜台上又湿又脏，没有服务员。一个男人正在用宽大的拖布清理地上的垃圾，我站在那里等着，当他把一堆纸杯、玻璃纸封皮和烟头扫到我脚下的时候，我决定什么也不吃了，直接回旅馆。

路上，我回想着刚才看到的一幕，又想起在房间里读《芝加哥论坛报》时看到的内容。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哈佛大学里的共产主义，我想剪下来送给格蕾丝㊟。我也想起我的外祖父和我妈妈就来自这个小城。我听见几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孩大声说笑着穿过大街，才意识到我连这里的方言都听不懂。

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旅馆，饥饿感阵阵袭来，加之对周围环境非常陌生，这一切让我感到极为沮丧；脑袋里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愉快又夸张地说：“你已经对自己丧失信心啦；现在，你对国家也丧失信心啦！”

我知道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却也不失公正，我必须学会一种本领，那就是即便身处地狱，也能心情轻松地漫游。

4月9日

我躺在房间里，休息一下准备演讲。我努力把自己完全调整到休息状态，想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却发现残余的焦虑和欲望仍在起伏涌动，就像最后一个游泳者离开之后，泳池的水面仍会泛起阵阵涟漪一样。我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就像泛着阵阵涟漪的游泳池，想要心如止水，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

今天的报纸都是关于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的报道，我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在我看来，我们就像挤在救生艇上的一群醉汉，已经漂到了瀑布的边缘，却还在争吵瞎扯闲聊。我想，很快我们又要发动战争了，多么凄凉可悲的战争。这些想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忽然想起了丘吉尔在《风紧云急》（Gathering Storm）中引用萨松㊟的诗句：

肩膀挨着疼痛的肩膀，让我们一起，

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充满阳光的广阔家园。

4月15日，普林斯顿

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对自己的问题又开始健忘了，时间的流逝和精力的转移让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一些公共事件也影响了我。我在芝加哥期间，麦克阿瑟被免职，我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此事的反应。这些印象，连同对芝加哥的整体印象，让我格外增长了见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的国家中竟然存在着一股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果这股力量获胜了，民主政治也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对人民来说，正常的人际交往将不复存在，宽容的传统和公民的自由也不再那么重要，人民将被看成极权主义的敌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已经开始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占据上风；我迷茫了，那些温和、理智的人也迷茫了，他们一直在同时关注着两股力量的变化；我的祖国已经背叛了我，实际上，从个人意义上来说，我的祖国已经不是昔日的模样，不再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它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濒临垮掉的舞台，虽然换了新的布景，但是没有演员登台表演，这些演员不理解我，也不宽容我，因为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我愿意和他们休戚与共。现在的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流放者。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结束了。我很庆幸我没去密尔沃基，在那里的麦卡锡主义彻底消失之前，在人们彻底为此感到耻辱之前，我不想再回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刻未必会到来了，在我看来，人们很少会为自己的政治罪恶和狂热而忏悔，而只会将其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并说服自己，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

个人问题与公共问题错综交杂，还有什么事情能由自己说了算呢，如果有，那简直就是奇迹。我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不允许我们安静地度过黄金岁月，不允许我们与自然协调一致，不允许我们与社会和谐相处。这是一个领导者的时代，或牺牲者的时代，或二者皆有吧。也许，我也应该做好准备了。

4月17日

我在个人生活方面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我看来，似乎只有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现在，我还必须面对公共生活也遭遇壁垒的现实。曾经，我是一名外交政策的执行者，现在我才开始确信自己在那个岗位上一事无成，我才开始确信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答案在于要直接面向公众，努力向他们说清事情的真相。今天，这些看来都不重要了。公众对流言和误解的接受速度，远比从头脑中清除它们的速度快得多。大众传媒的威力远非我们能及，我们对其束手无策。要想纠正这种乱象，只能首先从教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入手。我必须声明，我对大众传媒没有底线的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事实上，麦卡锡主义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推行什么明智的外交政策了。结果就是，诚实温和之人在公共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我不应该在芝加哥畅所欲言，这对我没有丝毫的益处，必须停止这样公开发表言论，停止为刊物撰写文章。

可我能够做什么？是的，善始善终是一种美德。眼前在普林斯顿的学术工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坚持做完。我们有必要假设战争会在两年内爆发，人民控制不了局势，当面前的苦难与日俱增，他们也会变得更加偏执。除了小儿子㊟以外，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能继续工作，直到被迫害致死。

农耕是唯一的出口和真正的后路。我必须规划好路线，只要一退休或者被解雇（好像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就开始从事农耕。这至少算作一个目标，保证将来有事可做。同时，为了有始有终，普林斯顿的学术工作必须完成。那时琼也毕业了，正是改变的绝好时机。

【朝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请凯南尝试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利克（Jacob Malik）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外交家，凯南对会谈和行动做了详细的记录。他保留着收发信件的副本和备忘录，并在日记中摘录了最重要的内容。

下面是第一份备忘录的原始版本，为了安全起见，凯南仅用一个字母的密码——比如“O”来代表人名。1968年2月，他另行制作了密码簿，用来解密记录中的名字。】

5月～6月

5月18日，星期五，P（弗里曼·马修斯）一直叫我去华盛顿，我跟O（国务卿艾奇逊）谈话，他问我愿不愿意承担起我们讨论的这项重任，我告诉他我愿意。大家商量好，必须由在纽约的美国官员来安排，这样下周我一到那里就能见到他了。

5月21日，星期一，我与（那位官员）在纽约详谈。我们商量好，他会找机会再次与X（马利克大使）联络，并会婉转地提醒他，与我会谈也许是一件既有利又有趣的事情。他会给X（马利克大使）时间考虑，然后再提议安排一次会面。

5月22日，星期二，我给O（国务卿艾奇逊）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开始活动。我建议他挑选几位最得力的助手，马上坐下来研究讨论，主要议题为大致哪些方面便于交流，易于取得成果，哪些方面最好避而不谈，然后将结论发送给我。我解释说，我仅以个人身份单独与对方交谈，不会涉及任何人的承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要提前让我知道什么话题适合提起，什么话题应该回避。他说他们正准备去做这项工作。我说，应该有人——也许F㊟可以，做好准备随时来普林斯顿见我，给我带些消息，也希望他能把相关事件简要汇报一下，这样我能对各种事态的发展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巴黎谈判或日本的和平条约，这可能都会对会谈产生影响。我相信X（马利克大使）如果同意跟我会面，一定会简要地聊起这些事情，我应该也一样……

5月26日

亲爱的察拉普金㊟：

还记得我们在莫斯科工作时相识吧。我想您也知道，我正在休假，目前在普林斯顿忙于学术研究。

这次写信是想请您务必帮忙转告马利克先生（我对他所知甚少），如果最近他能拨冗与我见上一面，心平气和地聊聊天，从我们双方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都是有利无弊的。凭借我的外交经验，以及对美苏关系的长期深入了解，您应该相信，如果不是基于极其重要的原因，我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

5月31日

马修斯先生：

（马利克）在他家旁边的一个凉亭接待了我，会谈气氛诚恳而愉快，我们谈了两个半小时。他对于我来访的态度大体是：“作为苏联的外交代表，我一直都很乐意会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也愿意跟他们交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抱怨了几句，说他很孤独，人们害怕见他，等等。我坦率地告诉他，虽然我个人也为双方稍显冷淡的关系感到遗憾，也为限制外交代表与其他人的自由接触感到无奈，但我在苏联工作了那么长时间，非常理解他的处境。

我告诉他，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聊聊朝鲜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我解释了自己目前的状况，强调我正在休假，在此期间无须对政府履行职责，因此我绝不是代表政府正式与他会谈的。我说，我意识到停火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很多国家，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样的会谈，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双方政府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是如果双方的努力方向不一致，那么我担心，为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说，我想知道他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现在并不代表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还认为我们之间有必要去讨论这些事情，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促成停火，是否认为应该以其他的会谈方式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表示我们双方的谈话不应该再涉及类似问题，并强调倘若不是因为意识到会谈对大家都有益处，他也不会答应同我见面。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一次又一次把话题转向一般的政治问题，说了一些常规的苏联宣传言论。我感觉他之所以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谈话被窃听或者录音；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话也完全能够验证我的假设。我努力避免讨论这类话题，因此反复强调我认为我们无法在广泛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能做的就是看一看可否在眼前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在针对朝鲜停火问题交换真实意见的时候，不是通过直接连续的交谈，而是隐藏在对一系列问题的持续辩论当中。

他想知道，我对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提议有何想法。我说，如果将其作为最终解决方案当然是令人满意的，但我不相信这种状况能马上实现：朝鲜人并不能立刻掌控自己的局势，我怕立即撤离所有外国部队会导致半岛重燃战火；没有什么比通过这种方式重蹈覆辙更加糟糕的了。一旦基于某种停火协议终止了战争状态，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朝鲜未来的问题，但我担心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谈判要持续很长时间。他问我美国政府会对朝鲜的未来持什么立场。我回答说，凭我的理解，这取决于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朝鲜最后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我不认为这个目标能令每一个期待着战争结束的人都满意。

他问我能够有效启动停火协议谈判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能开出什么条件。我向来不习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政府，因此我说，如果我们在停止目前交战地区冲突的基础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各方一定会分享某些控制权，以保证停战硕果不会被其他别有用心的势力用来积累新的力量，发动新的攻势。当他追问下一步的细节时，我说除非我能被确切地告知，他们的政府有兴趣看到基于这种条件的停火，否则我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细节问题。我说，如果我们双方原则上都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随的理念，那么随后一定会有很多东西要讨论。

他再三追问双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日趋扩大的分歧，我告诉他，我认为把停火问题跟更宽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丝毫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们只需要就朝鲜停战这个具体问题取得进展，并且单独地看待这个问题，没必要掺杂我们对远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更多分歧。他说我的回答“没有什么新意”，因此，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复。不过，他指出，如果我能提供更具体的建议，他的政府肯定有兴趣听。对此，我的回答如上所述，在苏方针对停火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之前，进一步研究任何细节都没有意义。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深入地挖掘细节问题，那也将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

当我进一步追问他是否愿意再次会面时，他开始避实就虚，但没有拒绝我。他说，他认为在遇到分歧时人们能够坐下来商量是件好事，他愿意与我再次见面，共度时光。我有种感觉，他之所以不愿意更明确地对这些事情表态，是因为他不愿意挑明自己不想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向政府征求意见。因此，我说我愿意更深入地考虑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我会找机会再来与他交流。为此我选择了几个日期请他考虑，他认为6月5日星期二最合适，但这还要看届时他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有没有其他重大安排。我们最后敲定，下个星期二下午三点再见，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想我应该补充一点，交谈期间他三番五次把话题转向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起他们是如何敏感，我们又如何冒犯了他们等问题。我认为几乎没有必要去描述我对这些指责的回答。我对他说，我认为低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相信十年来我们对这个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一直保持着善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他频繁挑起这个话题并强调其重要性，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为了维护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苏联政府感觉自己应该避免讨论朝鲜停火协议的问题。

6月5日

马修斯先生：

下面是几分钟前我在电话里跟您提到的报告。今天的会面跟上次大同小异，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那就是马利克大使更热情了，我们的交流也比上次自由多了。

在探讨了几个问题之后，我又把话题引向朝鲜。我说，回去之后我仔细思考了我们上次的谈话，我能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就朝鲜问题表达立场，但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我方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达成停火的目标，与朝鲜半岛上反对我们的各方力量接触，大量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苏联政府一定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及时掌握苏联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我拿其中一个问题举例：如果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朝鲜战场撤退，我们也会陷入困境，谁能向我们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将来再次介入朝鲜问题。

然后，他向我说明了处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说的一番话：

苏联政府渴望和平，也渴望朝鲜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并没有参与到朝鲜战争当中去，因此苏联政府也不可能参与到停火问题的讨论中去。

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征求他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我征求了，那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得不与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了。

我对他说，这番表述已经非常清晰，我会仔细地记录下来。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一样，我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会秉持这样的立场。我不能告诉他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也就是说，无论政府是否愿意按照他建议的路线行事，我都不会言明。如果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双方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了苏联政府感兴趣的问题，但在当前情况下又不能直接询问苏联政府的观点，那么，我相信他的政府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方已经尽力将苏联可能的利益考虑在内，我们也不希望与其他国家的会谈再遭到曲解，让人以为我们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顾及苏联政府的态度和利益。

我说，如果事态升级，他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磋商的时候，我很乐意尽己所能贡献一份力量。他反复重申他们不可能参与这件事情，原因他已经说过了（我推测他之所以自始至终这样回答，是因为他无权给出其他答复）。

为了便于国务院得到一份真实全面的会谈记录，而不是对苏联的反应妄自添油加醋，我还要说明一点：在会谈的过程中，我对他说，我们发现很难相信另一方做出的任何承诺。他用这样的话反击我：“那你觉得我们的话就靠得住吗？”我的回答是，在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我不相信跟“信任”这个词有关的任何事情，但我相信如果一个政党真正了解了另一个政党，对其自身一定会有好处。就我的观察，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对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有着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

他的反驳是，美国经常刺激苏联的神经，还抱怨说美国声称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的声明毫无价值。我说这取决于协议的内容，要符合双方的利益。我说我相信他已经意识到，面对协议，可能会出现各种态度，即便在共产主义世界也是如此。我提醒他，列宁曾经对一个内心充满彷徨的党员同志说过的话，那位同志谴责《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说他希望苏联方面不要遵守这一条约。我记得列宁是这样回答的：“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这个条约我们已经违背了四十次了！”

总之，这次会面跟第一次一样，他代表某位人士充分发泄了对美国政策的抱怨和不满。

以上就是会谈内容。现在用一两句话来说明我对此所做的分析：

他的答复表达了如下的立场：

1. 可以确定的是，他记住了我方的观点，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临走之前我设法让他重复了一下立场，以便我能够完全确定其真实要旨）。在我看来，他就是在精确地重复着莫斯科的指令。当然我也确信，关于这种实质性问题的指令一定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因此，它应该被看成苏联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声明——只是通过非公开的渠道发布罢了，分量只会更重不会更轻。

2. 那句“在最短时间内”，在我看来，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不会使用未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推敲的措辞。这句话甚至包含着一些警告：克里姆林宫认为，如果近期内朝鲜战争不能停止，苏联的利益可能会受损。无论如何，从尽早达成停火协议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3. 我认为这个回答足以表明，苏联方面已经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施加了压力，表明其愿意接受停火协议。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推断，苏联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一定是善意的、真诚的或合作的。他们会尽其所能地制造麻烦，而且有可能提出过分和可笑的要求。然而，从苏联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在我方的坚持和努力之下，最终很有可能由他们来制定停火协议，要知道我们为此付出的勇气和耐心可比当初决定在柏林封锁期间实施援助时少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会面时没有提及远东国际事件中更广泛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日本和平条约问题等。我想这可能意味着，苏联政府愿意看到一份停火协议，即便这份协议中不包含对更广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无所谓。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如果仅凭这一点就推断苏联政府愿意或者实际上也有能力对中国共产党大力施压，要求其放弃（至少最初是这样）将这些问题连同朝鲜问题一并解决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我没有对苏联的这一疏忽赋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我怀疑中国共产党一旦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就难以维持其现在所处的位置。

5. 虽然苏联政府不愿意直接参与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讨论，但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某些立场，有可能反映出他们的欲望和兴趣所在。朝鲜更可能成为克里姆林宫专用的喉舌；但是我们需要将朝鲜的声明和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结合起来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声明当作克里姆林宫观点的精髓。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影响势必要体现在这两国代表间可能进行的某些讨论当中，到时候就轮到我们决定一件事情从哪儿开始，另一件事在哪儿结束了。

不管有没有价值，我都必须为这个从未交过手的人附上一句发自肺腑的评价。我坚持认为，他是苏联人中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与他的某些同事不同，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秘密警察。我相信，他是怀着极其痛苦和怨恨的心情，发自内心地反对我们政府的行为。当然，他的真诚中含有一种令人尊重的复杂情感，那是苏联人内心中特有的一种精神。我告诉他，他把美国政府的声明和行动当成华尔街阴谋最终输出的产品，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还说，就算他的观点跟现实有关联，那也滞后了二三十年。我这一席话并未对他产生影响，我也没指望他会为之所动，我只是想让会谈继续下去。他的言谈反映出，他对美国这个国家很感兴趣，但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他也由衷地反感美国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很多苏联高层领导人看到我们取得成绩时，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心和自卑感，随之又产生了变态扭曲的想象，这比灾难更加可怕和可怜。“你眼中的美国，”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好像在梦里一样。”“不，这不是梦，”他带着绝望的语气回答，“这是最真切的现实。”

我还要再说一句，我希望我们不要犹豫，马上采取快速行动，直接达成停火协议。我们也许不会成功，但我有种感觉，我们离悬崖的边缘越来越近了，这超出了我们任何人的想象。这是一个无所作为远比采取行动更危险的时代。

6月19日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我。我完全没有欺骗他们吗？尤其是当我几乎不信任他们的时候——不是说他们人品不好或者不值得尊敬，但他们有能力和思想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吗？我没想要欺骗他们，也从未隐藏过我的观点。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够认真阅读过去六个月来我公开发表的作品，听听我说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现彼此在理念上的差异。可他们从没这样做过。他们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对我的理念感兴趣，他们以后才能理解我的想法。现在他们都在看着我，相信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因此接受了我。而我呢，有权利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接受他们的信任吗？

【凯南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封写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信。】

6月20日

给你写信，是想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和你说一说这些天以来一直存在我心里的话。请你原谅我潦草的字迹，由于锁骨脱臼了（锁骨脱臼是对我老派骑车姿势的惩罚，现在用新的方法又骑得太快），只能写成这样了。

这个想法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自从我们介入朝鲜战事以来，克里姆林宫对朝鲜局势的态度如下：（a）不愿意看到局势发展成全面的美苏冲突（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b）极度忧虑美军地面部队进至蒙古或者苏朝边界，担心美军空袭苏联的战略要地或在蒙古的军事设施，另外也做好了准备，会不遗余力地阻止我们采取这类行动，一旦狭路相逢，会全力阻止美军进攻。

在我看来，去年7月初至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质疑我的上述判断，恰恰相反，苏联的行为处处验证了我的忧虑。当然，苏联领导人愿意看到我们被赶出朝鲜；那样他们就能解决掉我们关心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以为美国不会介入，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误判形势的时候，他们首要关心的就是如何有条件地扭转局势，既不能太有损于自己的声誉，也不能太伤害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另一方面，他们对我们动机的怀疑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也倾向于把我们看成难以捉摸和不可信赖的对手（有种“天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感觉）。我们所说的原则、联合国以及侵略，在他们眼里只是虚伪的借口，是出于我方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如此，他们对其边界以及毗邻地区有着病态的敏感，所以，当最近一年我方军队出现在那些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这是一件极其伤脑筋和折磨人的事情，他们的自控力和耐心达到了极限。

现在，当我们首次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时，我相信克里姆林宫也是在极度不情愿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共产党介入了战争。实际上，这更应该被视为苏联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只剩下亲自介入这一种选择，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现在游戏已经开始，输赢尚难预料。如果我们继续挺进朝鲜，而不是积极促成停火的话，我担心苏联方面除了亲自介入之外别无选择。我给你写这封信，也就是想陈述一下我的真实想法。当然，我承认这些想法是出自于直觉，没有“情报”的支持。在朝鲜战争中，克里姆林宫的沉默和小心翼翼的不干涉态度背后，可能隐藏着最极端的决定。如果朝鲜停火协议最终流产，苏联的行动可能比我们预想中来得更快。这种行动不一定以马上介入朝鲜的形式体现出来；也可能以其他方式牵制我们的精力，比如重新在柏林制造麻烦，或者利用伊朗的局势，这两种可能性最大。不过直觉告诉我，如果朝鲜战争不立刻停止，我们将会陷入麻烦之中。

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战争能够很快停止，因为与苏联的战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包括我们自己。即便我们现在就在三八线或其附近停下来，在朝鲜的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收获也已远远超过预期。尽管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常常被指责是徒劳的，但已证明它挽救了东南亚局势，恢复了远东地区的稳定。

【从6月末到9月初，凯南一家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度假。他们和安娜莉丝的家人在半岛上都有避暑别墅，从别墅可以俯瞰一道峡湾。7月末到8月初，凯南中断假期，到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为他的朋友、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作证。

去挪威避暑后来成了凯南一家人延续数十年的传统。即使在度假期间，乔治也总是忙于阅读，或者在外工作。】

6月30日，赴挪威途中

自二战以来，成人世界便成了一个悲哀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了领袖，没有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8月3日，纽约市

我对自己目不转睛地追看女性这个习惯深恶痛绝，她们能给我带来什么？除了麻烦、幻灭和浪费宝贵的精力之外，什么都给不了我。我必须让自己记住，我并不是真的渴望她们，只是年轻时的习惯又故态复萌，这容易把我带入歧途。我想，在努力改正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帮手就是：年纪已长。

我走进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祈祷，然后又在林荫大道漫步，面前左右都是步行去上班的女性。我心里想：“我准备好迎接这奉献他人的严肃新生活了吗？在这人生漫长的路道上，哪怕让我看见一点点微光、一点点慰藉和希望也好啊。”

8月4日

我认为，我的状态与古老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状态颇有些相似之处。当激烈的冲突爆发时，人们认为应该当机立断。可是当冲突结束后，他们又发现，除了厌恶倦怠和满目疮痍之外，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太多无法替代的东西毁灭殆尽。看来行事决绝也是一种相当害人的品质。

我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越来越强烈地讨厌自己的懒散、喜爱交际和贪图安逸，我应该继续前行，让生活重新充实起来。

对我这个年龄的男人来说，肉体的欲望往往就像心理学老师经常拿来做例子的那个试验：用一个手指按压眉心一段时间，然后拿开，却有一种手指还按在那里的错觉。

对家庭有什么可说的吗？经过多年的共同生活，一个人最终能爱的只有自己幼小的孩子了。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爱更短暂了。它温暖着你的心灵，犹如晚秋微弱的阳光温暖着一个人的身体：短暂而没有希望。不过，当时我们对这微少的光热心存感激。

我应该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期待着再次出任大使。㊟其实，这只是一个人在这种年代从事的一种职业，仅此而已，真的不是你期待的，也不是你需要的。

9月5日

离开欧洲时，对这个完全被我浪费掉的夏天，我这样对自己说：写吧，你这个浑蛋，写吧，拼命地写，疯狂地写，对自己施以重压，因为上帝还为你留着时间。直写到你两眼昏花，直写到你双手痉挛，直写到你因为疲惫从椅子上跌下。只有奋笔疾书，你才能从冷漠的心灵里走出来，才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想着休息，也不要想着放松，更别提健康和同情。那些都不属于你，属于你的只有文字。只有大量创作，才能去芜存精。语言训练能够克服你天生的懒惰和淡漠。

宗教导师说，如果一个人开始真正不喜欢自己，那在上帝眼里，这是他拥有美德的开始，这样看来我距离圣洁的边缘越来越近了……

我生病了，当然，是一种顽疾，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病症。我决定这一次不再用逃避现实的方式来治疗，也不逃到骗人的医院病床上，躲到护士的保护之下。如果我不能对现实进行充分的思考——包括我让自己陷入的混乱，包括我承担的职责，包括漫漫长路上我必须找到的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无法承受这种痛苦，那也就到了该结束生命的时候了。让该死的伤痛尽情肆虐吧，如果一定要来，就堂而皇之地来吧。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在肉体和精神的博弈中最终达到一种清晰的认知与和谐。宁愿如此，我也不要借助欺骗来自我治愈。

11月4日，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Pasadena）

脑子里全是关于自己以及眼前的南加利福尼亚的事。要嘲笑这里很容易，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很多文人已经这么做了，但是这种嘲笑是愚蠢的，因为它只是自我谴责的一种方式。他们都是普通的人，有几百万之多，是奇迹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又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这里，逐渐滋生的焦虑让他们变得自负而保守。作为人类，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打算嘲笑他们的时候，尽管我们仿佛是局外人，但其实真正愚蠢的是我们自己。

我为这些人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石油和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两种液体，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轻易将它们开采出来，就算找家人和朋友帮忙也做不到。这个地区的人与汽车时代下所有大都市的居民分享着宝贵的资源，也分享着当今脆弱的生活。我看得出，这里的资源相当匮乏，又至关重要。尤其是水资源，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几百里之外引水过来，不久以后，就要从千里之外引水过来了。同样令我担忧的是，他们对那种昂贵而浪费的小工具——我们叫它汽车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彻底的依赖，实际上，从出生到接受教育、购物、工作和娱乐甚至恋爱，到最后的死亡，生命进程中的每一步，这里的人们都离不开它……

暂且把我对眼前这些人的忧虑放到一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责备和批评他们，但这里的人，与过去的美国人，与其他地方的美国人，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差别。我很难给这种区别下定义，因为我知道自己对此的认知也极其有限。

请容许我夸张地形容一下。在这里，你很容易看到，当一个人在政治和需求上获得（也只是在短期和特殊情况下才能获得）满足时，他在很多方面会表现得像一个孩子：喜欢玩乐、喜怒无常、缺乏理智、不爱思考、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俊美的外表和发达的肌肉；行事鲁莽、行为放肆，通过盲目追随某种潮流来维系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加利福尼亚及其所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还都处在童年时代，无法做出成熟的承诺，能承诺的只有不断加深对童年世界的认知。当清算和苦难的日子来临时，我想他一定会像孩子群中最残忍无情的孩子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去奴役别人；而其他人毕竟也只是孩子，很容易就会被奴役。在这种方式下，那些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坎坷历程中艰难构筑起来的价值观突然之间就被丢弃了。

如果我说这里的政治生活有些“拉丁化”，那也不代表我对拉丁文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有所怀疑。在政治上，南加利福尼亚跟它的气候一样，就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如果它能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实行民主制度，那么这种民主会是浪漫的加里波第型，由一群非常情绪化的民众建立，再由一个备受欢迎、活跃的英雄式人物来领导。到那个时候，这种政治体制一定会像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在强大的教会和传统的影响下运转，与令人尊敬的文化和睦相处。但是这种一开始就注定错误的结果，一开始就代表了自由的民主，又有什么作用呢？它不像罗马，后者是从混乱的原始专制政治中诞生出来的、以法律和传统为框架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度，难道不会颠覆我们最基本的政治传统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在严苛和集中的控制面前不堪一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952年

1952年5月，凯南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莫斯科街头到处张贴着恶毒的反美宣传海报，气愤的凯南亲手一张张将它们撕扯下来。苏联采用种种限制措施将他以及其他外国人与苏联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隔离开来，这种做法令凯南气愤难当。再加上杜鲁门政府迟迟不与苏联就朝鲜、德国以及核军备竞赛等一系列紧急问题展开谈判，凯南感到极度灰心。

9月19日，凯南借飞机经停德国之机，向记者宣泄了自己胸中的块垒，他说自己在莫斯科被孤立的状况比当年在纳粹德国的时候还要糟糕，即便是1941年德国对美国宣战后，情形也比现在好得多。9月26日，苏联的《真理报》措辞尖锐地抨击了凯南。10月3日，苏联政府公开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成为唯一被苏联驱逐出境的美国大使。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抛弃了凯南，这让他感到极为震惊和前所未有的孤独，在他看来，除了不断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两国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感到核战争即将爆发，陷入绝望之中。

1月1日，普林斯顿

上个星期，总统宣布他想提名我为驻苏联大使，上一任大使亚历山大·科克（Alexander Kirk）辞职了（所以我得到这个机会，在公众的眼里，我很有可能会成为大使）。因此，无论是为了留下史料，还是仅仅为自己考虑，这都值得我记录一笔。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这也许是我开始工作的好时机。这也意味着，新职务又要开始以各种方式影响我的生活了，同时，我的感受和我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我的新职务。

今天的报纸报道了最离奇的新闻，斯大林给日本人民发去了新年贺电。报纸没有刊发全文，但很明显贺电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攻击美国，将日本人民目前的处境与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地区相提并论。一个人这样做对比的时候，他的脑海中肯定装着一大堆事情，包括苏联政府对日本和平条约中某些条款的明显不满，日本共产党中莫斯科派和北京派之间的敌对状态，以及由于我们全力介入朝鲜半岛局势，而导致目前日本列岛上的兵力空虚，所有这些一定充斥在斯大林的脑海之中。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目前这个关键时期，日本的局势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至关重要。

1月7日和8日

星期二下午，我接待了来访的赫伯特·弗兰克尔教授（Herbert Frankel）。牛津大学目前只有他这么一位来自南非的教授。他想跟我谈谈殖民地的问题，对我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讲㊟也非常感兴趣。他想知道，对于非洲、东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人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改变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态度，等等。我向他解释说，我的观点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大体来说，当地受拥戴的领导者目前还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无法冷静地、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定要等发生某些事情之后，他们才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或迫切需要意识到与西方世界交流合作的必要性，并且为了维系这种关系，他们必须首先学会尊重西方国家。

如果这些事情能让他们认清自己别无出路，那么西方国家也就别无选择，应该完全放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事情，仅仅保留（如果需要，可付诸武力）那些已经由西方国家长期使用并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设施和战略资源。我说，在这方面，西方不应该惧怕这些国家的威胁，他们肯定会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扶植他们、不支持他们，他们就要“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我认为这些都无所谓；共产主义在那些地区广泛传播，结果只会增强共产主义势力的离心力。至于原材料，除了非洲部分地区的某些东西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其他地区的原材料现在对我们来说可有可无，相反，他们可能更渴望将原材料出口给我们。至于态度问题，幼稚的歇斯底里式的民族主义并不比他们“投向共产主义”的结果好多少，就我们的利益而言，应该说两者之间根本就没什么差别。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冷静地鼓足勇气，果断地下定决心，如有必要的话，就诉诸武力，因为这些战略设施和经济资源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而我们控制它们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成本和精力。对于愿意承认我们的势力范围、将我们视作国际事务中一股正派而严肃的力量并且给予我们应有尊重的当地团体，我们会继续真诚而有效地与之合作。

1月18日

今天，给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的约翰·博多牧师（John Bodo）写信，告诉他我愿意去参加会议，并希望被接纳为教会成员，另附如下内容：

“我担心即使成为教会的成员，我仍然是一名非常不合格的基督徒。这些天来我心事重重，这是因为职业给了我太大的压力，我承担着非同寻常而又意义重大的职责，而我又无法将这些工作推向极致，除非我具备为了比自己高尚和伟大的事业而奉献的精神。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卑、自信和自我牺牲的姿态去做，才有可能成功。这是需要积极准备和自我节制才能肩负起来的责任，因此我需要教会的帮助；如果不接受邀请，我相信我会对自己的这种傲慢感到羞愧。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想要忏悔的基督徒应该做的，尤其是我不该只为自己着想，而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能为教区做出哪些贡献。可是我即将肩负起的责任，不是简单地加入某个当地社区，我必须忍受远离家乡的深切孤独，我将生活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那里的人们以最无情和最轻蔑的态度向教会所代表的一切提出挑战，他们更多地通过展现外在的成功和权力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人对自身的恐惧、嫉妒和怨恨最容易做出回应，而对基督教所提倡的诸多人类本性则最不容易做出回应。不需要一丝夸张或渲染，就可以说，那个地方是我们这个时代众所周知的人间炼狱，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代表和典型，今天的大多数基督教信徒都清楚一点——对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在那里秉持信仰都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艰巨任务；如果此时你能集中精力解决如何自我净化、如何经受住精神考验等问题，或许你就能得到宽恕。”

【凯南在下面的日记中抄录了一封写给奇普·波伦和迪安·艾奇逊的信。】

1月23日

有一件事情在我心里压了很久……那就是我一直关心的如何与亚洲和中东人民接触的问题。一系列证据表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抱有重大误解。我不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但在我看来，这些证据无可辩驳，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此明显的事实会被误解或怀疑。我现在想完全坦率地、非正式地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们不介意吧？

很显然，我们在这些地区接连不断遭遇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尝试着去理解，在近几十年汹涌而至的西方理念面前，为什么当地各民族的反应普遍如此激烈，如此缺乏理性和反复无常。这个现象在具有政治领导力、在引导舆论方面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中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要弄清楚这些人强烈反美的原因，就要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探寻产生这一心理的各种根源。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这里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

我要强调的只有一件事。他们的反应显然是情绪化和下意识的，我们仅仅依靠口头呼吁很难让他们回归理性。要让我们的亚洲朋友改变心态，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只能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实现，而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通过语言，来为此创造条件。

然而，这种有益的事情我们做得太少。迄今为止，我看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火上浇油。困扰我们绝大多数亚洲朋友的问题实际上是地位问题，他们强烈的自卑感，以及对我们的富有和相对安全稳定的嫉妒，越发强化了这种困扰。任何使相信他们我们也有弱点、也会踌躇或者对他们有所依赖的东西，都会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感觉自己很重要，也更强化了他们之前的偏见。我们的支持、让步和慷慨，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这些人无限度地索取我们的援助物资，也无限度地索取我们的仁慈。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却没有赢得他们的丝毫善意。相反，我们的支持和善意，通常被当作一种证据，证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依赖，我们的耻辱，证明那些从愚蠢的美国佬那儿捞到好处的人是何等聪明。在我看来，我们给予个别政府的援助所带来的最主要的心理效应就是，不但让那个世界的人民确信我们是白种人和帝国主义者，还让他们确信我们愚蠢，我们靠不住，我们软弱，以及我们明显正在走向历史的失败，进而让他们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重要……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再相信中东那些狂热而盲目的沙文主义者了，他们不可能成为值得我们信赖的友善朋友，也不要以为我们有权利左右他们的道德观念。㊟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运动应该继续存在，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是在为民族独立而奋斗，这对我们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因为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极端主义固然危险，但如果这些人跟更加强大和正规的苏联共产党联合起来，那就是更大的麻烦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愿选择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力量终究都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靠不住的；它们有着相似的根源和特性，天生地就对我们怀有敌意，对我们旨在营造的世界格局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伊朗用布尔什维克的语气，本着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思想发布消息，要求撤销英国领事馆，反映出这两种运动都遵循着落后的中世纪式的国际惯例。如果我们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那就应该在最低程度上估计一下，这么做对我国有什么益处，同时也要让人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尤其不应该欺骗自己，期望超越上述种种可能而与这些国家达成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联盟。这些盲目的沙文主义运动，基于自身暴力和不成熟的特性，必定会带来我们前所未见的流血、恐怖、怨恨和政治镇压；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能否容许自己被克里姆林宫利用，实现苏联的利益，损害我们的利益，或者说他们的运动会否出现不同的结果。

首先，我们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政权结成军事联盟……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考虑：这些国家的领土是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确保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我们需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哪些设施，获取哪些特权？我完全同意这种考虑的正确性，但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与是否要与当地政权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或是否需要讨对方欢心完全是两码事。如今为了继续保有这些设施和我们的特殊地位，唯一可以利用的优势就是军事力量，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和勇气。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优势。尤其是不要妄想去激发这些可怕人物的慈悲之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只对当地的政治领导权感兴趣，他们为了装点自己的政治家风范，搞出了种种离奇的政治框架，那样子就好像一只僵硬的稻草人身上罩了一件破旧的大礼服。

西方国家没必要向中东国家道歉，我们只是在其境内保留了有限的军事设施和特权。其中大多数特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逐渐发展变化为一种使用权，这就像多年来我都让乡下的邻居开车穿过我家的土地回家一样。我们在伊朗的做法不但荒谬可笑，而且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完全出于某个人的突发奇想，或者主观上的情绪波动，就肆意废止或者突然撤销协议。这是一种对主权概念的危险曲解。除此之外，英国和我们还肩负着最重大和最深远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的战略资源不能浪费，也不能因为过度慷慨而被滥用，因为这些资源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更关乎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对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盟友都承诺过，我们是代理人，同时也是委托人，结果，我们的仁慈却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对于阿巴丹岛和苏伊士㊟的人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自尊心，而且是人为激起的自尊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强意识，现如今的这些地区，要比它们在历史上更有名气、更有价值，防御能力也更强……

整个中东地区，如果能够长期听从西方国家的建议，固然是好事，但如今看来是绝无可能的。一旦对他们放手不管，只会产生两种后果：他们可能继续沉溺于怨恨和愤怒之中，随着美国不再继续关照他们，也不再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这种情绪会变得愈发强烈，最后他们会感到绝望，或陷入内斗当中；他们也可能屈服于苏联的势力，部分或者全部放弃自己的决定权。如果是后者，这些地区顶多成为一个准苏维埃政权，而不大可能完全由苏联占领，因为这完全没必要，也是不可能的，除非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无论哪种情形，只要我们能默默地、坚定地并及时地守住那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地区，我们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英国占领着阿巴丹岛，我根本不用担心伊朗其他地方出现问题……同样，如果我们和英国能够以最大的决心巩固自己在苏伊士的地位，不依靠任何人，只依靠我们自己，又有谁会来主动挑衅呢？莫斯科吗？也许吧，但除非是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地人吗？我们的军费每年都要花上三四百亿美元，尽管此刻面临着朝鲜战争以及其他紧迫的任务，但我们难道就无法处理一个以色列军队在几年前就轻松解决的军事问题吗？毫无疑问，跟我们一年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相比，以色列在解决问题时投入的人员和装备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执着于先前的论点呢？……

我恳请你们，这次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准确地说是从自身状况出发，我们和英国务必要牢牢地控制住中东地区（我并不是要假装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在这里提到阿巴丹岛和苏伊士仅仅是举实例说明问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有计划地采取一系列最合适的行动，如果在此过程中受到当地敌对势力的干扰，那我们就要以武力尽可能迅速地扫平他们。如果我们以坚定的信念默默地去做这些事情，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歉意，那么我们很有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击，以及更多的武力反抗，但我怀疑如果我们犹豫观望，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真是这样，我担心，我们作为世界的领导者，将要再次面临一个我们不愿面临的现实，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朝鲜见识过，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如果不动用武力，就无法得到一个有价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盲目地诉诸武力，也不是听到嘹亮的军号才采取行动，而是在那些令你不安的地区保持一种警惕，这种警惕令人厌烦，漫无止境，还会引起别人的不快。

2月2日，帕萨迪纳市

驻外事务处的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文章，发过来请我点评，他希望文章能够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作者在文中对改善人性表现出十足的信心，他认为通过个人自由的力量，能够实现世界大同。我在卧铺车厢里的打字机上敲出回信发给他，下面是信里的部分内容，经过谨慎思考后，我从草稿中抽出了这部分内容放在日记里，而没有发表在公开的评论里。

“……对于人性的改善，我没你那么乐观。通常来说，人类是一种软弱而低劣的生物，他们丧失了一般动物所具有的绝大部分美德，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成为善类。教育或者启迪不可能让他们达到完美的境界。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里，还有可能对自己令人讨厌的本能加以约束，还能像正常的人类一样体面地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野蛮与文明仅仅一线之隔。只要一个社会的结构出现少许的裂痕，就能打破这道障碍，释放出藏在灵魂深处的恶魔。在我国主张平等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迹象让我相信这种民主政治能够有效地改善人性。目前这一政治理念在实践中是这样运作的，即长久地支撑一个社会架构，以预防人类在社会行为方面出现退化。对于人类最美好的未来取决于无限制的个人自由这一观点，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在我们国内，这种自由正通过对科技进步毫无节制的追求，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坦率地说，至少对我们美国人来讲，如果无法忍受低下的科技文化水平，那就必须去面对更为严厉的惩罚，问题是：受到惩罚的会是谁？

“极权主义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人类的本性，但他们缺乏怜悯之心，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人类的本性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一种平静而狡猾的手段腐蚀着人类的品质，人们的品质越是低劣，越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后，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必定会品尝这种自我腐蚀政策的恶果。但这是本性使然，他们一定享受不到民主政治带来的那种轻松的喜悦或者自豪感，到那时这种自我腐蚀将会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不会那么容易或者迅速地修复。

“少数人能够参透人类的本性，并对其表现出相当的怜悯，当这些人为了征服和利用政治权力而做出无情的决策时，也可能会出现好的统治局面。这种插曲已经在人类历史上上演过了，但这种局面通常由一些世袭寡头的政治体制演变而成，并非通过民主的手段来实现，我们国家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

4月22日～23日，普林斯顿

总统在12月27日表达了委任我为驻莫斯科大使的意向，这照例（想法被当成了行动）立即引发大量信件、电话和采访请求汹涌而至……

4月1日，我去了华盛顿，礼节性地拜访了总统。前不久他刚刚宣布不再参加竞选㊟，此刻他的心情非常轻松，态度也很友好。他说他很赞同我对苏联领导人行为动机及原则的分析，而且从来都不相信他们打算引爆一场新的大战。他要求我经常地向他汇报情况，说他喜欢参考来自我们这些驻外代表的私人报告。除此之外，他再没有给我下达任何指示。

第二天我宣誓就职，中午和国务卿艾奇逊单独共进午餐。他很亲切，但很拘谨；至于我的新职务，他说的话没有就我方政策底线给予我任何指示。

接下来的4月3日，我在迪克·戴维斯（他现在是国务院苏联事务的负责人）的陪同下前往苏联大使馆，中午同潘友新大使（Aleksandr Panyushkin）及其顾问一起用餐，顾问的名字好像叫卡拉瓦夫（Karavaev），他们都很热情。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会谈，避开了时下那些让人痛苦的话题，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双方都没有得到各自政府指示的问题上。潘友新自然提及了前天刚发表的一篇对斯大林的采访。斯大林在采访中再次强调他确信两个国家可以共生共存，同时也谨慎地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新的首脑会议未必会纯属徒劳。潘友新想知道，为什么美国方面没有发表类似的声明，我能肯定，他是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提出这一建议的。我有一种感觉，这两位外交官多少都被时下美国对他们个人及其政府的敌意折磨着。如果全盘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的极端敌意，或对近三十年来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遭受的所有限制和侮辱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出于人性——尤其是苏联人的人性——便不难理解我们国内目下的这种态度。

过了几天（4月14日），我在纽约拜访了马利克先生。我发现他变得更加刻薄和讨厌了，不断地重复着大约一年前我们面谈时的那些陈词滥调。他断言美国的企业界渴望战争，并列举了一些新闻媒体频繁鼓噪的所谓“断然放弃军备重整就意味着新一轮大萧条”的论断作为证据。他也问到为什么美国对斯大林的声明无动于衷。我告诉他，我们不想让我国民众被含糊而笼统性的声明误导。谈话临近结束时，他说苏联政府正遭受威胁。“你确定，”我说，“你们的政府不希望受到威胁吗？”“当然不希望。”他回答。

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思考我此次华盛顿之行的收获，以及苏联愿意与西方进行新一轮协商的种种迹象，我愈加对总统和国务卿都没有对我下达任何明确指示或恰当的指导性意见而感到担忧，甚至对于诸如德国问题、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裁军会谈之类的现实问题，他们也没有向我表达一丝倾向性的态度。我只好打电话给奇普·波伦，安排在4月18日同国务卿以及他的高级顾问团召开一次会议。午饭后会议马上开始，但仅仅开了一个小时，因为国务卿三点左右还要去白宫赴约。我失望地发现，只有我在主导议题的走向，其他官员的脸上明显写着：“是你要见我们的；我们很给你面子，应你的要求大家一块儿来了；现在说说吧，你究竟想要我们干什么？”

我首先分析了自己即将在莫斯科扮演的微妙角色，指出考虑到媒体对这次任命的大肆宣传，加之我先前在那里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我在国务院中的地位，当然还有美国大使馆在当地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在莫斯科的任何言论都会激起有心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即使是针对其他外交官、记者或者访问者做出的答复，多数情况下也会被反馈给苏联政府；我的言论以及其他表明我观点的证据都会被苏联领导人饶有兴趣地反复咀嚼，也许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基于这个原因，我想我应该彻底弄清楚我们政府的态度，政府究竟需要我说些什么，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我又提到德国问题。从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只能总结出此刻我们的政府不想就德国问题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并希望尽量避免任何与此有关的讨论。眼下，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地谋求抢在莫斯科的介入导致事态复杂化之前，与西德政府签订新的协议，完成欧洲防务协议的签署，从而“落袋为安”。我说，这种形势让我非常担心，根据苏联人最近一个阶段的言行，我认为他们极有可能会给我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就是提出以下问题：“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们的建议，那就请明确地告诉我们以及全世界，对于德国统一问题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想我们应该明确表达我们同意统一的条件，但同时应该说明，我们绝不会因四方会谈而对西德协议的进程施加任何阻碍。可我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周内签署上述两份协议，否则我们的整个欧洲政策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我们不要去做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关于朝鲜问题，我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想要的仅仅是结束战争，然后在最终停战线上派驻少量的驻防力量，此后如果朝鲜违反规定，那就依靠大规模战争来制裁。我随后指出，这一思路存在一个明显问题：“这场大规模战争是对抗谁的？”我问他们，我们是不是不愿意让苏联以负责任的伙伴身份重返朝鲜。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看得出来，政策还未涉及那么远的问题。因此我只能推断，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哪个共产党政权应对朝鲜负责的问题上，我们政府的立场是中立的，这样做至少有利于维系目前与苏联政府的关系。至于我方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以及我们在对日和约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僵化之处，我只字未提，因为我知道，即便拿出来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中我方应持何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向我提供关于我方立场及其思考背景的补充材料。我非常沮丧地听国务卿说，我们打算先切实采取裁军措施，希望这一举动能淡化政治问题的尖锐性，并且他认为这一方案后续也易于调整。坦率地讲，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半个世纪的裁军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军备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政治关系紧张的起因，只要政治问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得到解决和控制，那么各个国家就一定会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能再继续坚持错误的路线了。

会议结束时，我说我来开会不是为了就政策提出建议，而是想弄清楚我应该掌握的原则和底线。然而，根据目前我得到的信息，我个人对我方目前的外交政策方针无法不感到担忧。我看得出，我们一直期望在既不向对手的观念妥协，也不向他们的利益妥协的情况下，在东西方国家中同时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立场跟二战中无条件投降的政策颇为相似。如果我们的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又有侥幸成功的希望，那么这种立场倒也未尝不可。但我非常怀疑这种可能性，对于目前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谨慎地做出回应，看看通过与对手和解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是不是会比全面对抗更糟。

回到普林斯顿后，我越是回想这次会议，越觉得自己的使命前途黯淡。我并不是仅仅因为会议本身而感到沮丧，还因为奇普·波伦私下向我透露了他对我方核武器政策的观感。在我看来，他已经彻底屈服于五角大楼肤浅和顽固的观念了，即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能的错误计算赋予某种绝对价值，而将其他可能出现的因素都当成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从计算中彻底排除。这种观念与我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开始交谈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无法跟他再争论下去，但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在苏联问题上，他的看法和我更接近，胜过华盛顿其他人。我意识到我们在观念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并且在美国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

回到普林斯顿，我感到异常孤独。在我看来，华盛顿再也没有人能跟我在一些问题上保持相同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充分、坦率而颇有见地的讨论了。很明显，莫斯科更不会有这样的人，我的忧虑太过深重，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向使团中的年轻后辈倾诉，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沮丧，失去信心。我似乎被迫卷入了一场根本没有胜算的游戏，而我的职责又要求我绞尽脑汁地向全世界隐瞒我根本无法取胜的真相，然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败后果，都要由我自己来承担。我想，在冷漠的外交职业领域，我并不是第一个苦于这种境遇的人，但想到我就这样两手空空，毫无头绪，迷茫无措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去担任外交届中最重要也最微妙的职务，不由得悲从中来。

【以下内容摘自凯南从莫斯科飞往柏林，然后又飞往伦敦的旅程中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的文字。在柏林期间，凯南曾评论称，苏联对待外国外交人员的态度几乎和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做法一样糟糕，此番言论自然在莫斯科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凯南在下文中记录了他对这一反响的反应。】

这就是乔治·凯南就1952年9月在柏林滕佩尔霍夫（Tempelhof）机场接受记者提问时就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书面准备时所用的笔记本。正是这次采访，最终导致他被苏联驱逐出境。

问：您要去哪里？

答：我要去伦敦参加一个高级领导人会议，欧洲首脑代表团和美国副国务卿布鲁斯先生㊟都会出席，这种首脑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召开一次。讨论的议题大概覆盖当前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

问：您会（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中国谈判等问题）做报告吗？

答：只要同行们感兴趣，我准备向他们报告我对苏联方面的印象。

问：您怎样看待（苏联党代会、中国谈判）这些问题？

答：我认为我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评论苏联的内部发展问题。

问：与去年春天相比，目前的形势是否更加乐观？

答：情况没有恶化。

问：您见过斯大林吗？

答：我还没找到机会请求斯大林主席接见我。

问：您如何看待苏联前一段时间有关德国的最新声明？㊟

答：它表明苏联领导人不希望讨论建立真正自由而统一的德国所必须讨论的问题。

【凯南换了一支笔，颤抖着写了下面一段话，潦草的字迹可能是因为在飞行过程中遇到紊流。】

别再像个小男孩一样，别再自负了。从容一些。学着不去在意踟蹰和冷落，不要排斥孤独与无聊。习惯这一切，除非你绝望至极，否则不要夸夸其谈。

通过奇普和国务院商量，最终结论为不要理会《真理报》的抨击，要我回去继续正常工作。

摘自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

不，再见！

我已经触摸到我所有伟大之处的最高点，

在我所有至高的荣誉当中，

此刻我为我的境遇感到焦急；我应该坠落，

就像夜晚里明亮的流星，

不会有人再见到我。

我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成功，我也不敢再有所期待。如果在完成了对我国公共生活的贡献之后，我能这样对自己说：我和我所做的努力，能让我父亲所在意的那一切消逝得更慢更艰难，我就心满意足了。

【凯南在柏林将苏联与纳粹相提并论后，苏联政府一直等到10月3日才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没有预料到苏联会给他这种打击，凯南还在伦敦参加了国务院的会议，然后去了彭赞斯（Penzance）（可能是休假），还去了波恩的美国大使馆。】

9月20日，伦敦—彭赞斯，

离退休还有足足两年，我该干点儿什么呢？

有下列两种可能：

（a）公共生活——参与，可以这么说。

可能更多的是外交事务，以及普林斯顿和董事会的相关工作。

（b）个人生活。

可能会去耕种，或者写作，比如写一些关于社会政治、历史、俄罗斯的文章，又或者去教书。

突然产生了一些想法，似乎可以列为做决定时优先考虑的事项：

到退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到了这个年纪，生活中没什么好患得患失的了，也没有理由再去吝啬自己。除了孩子们，劳动是唯一的寄托。就算你为了孩子们牺牲了自己，他们也未必真心感谢你。他们宁愿你有所作为，不过这种作为与声望或者名气无关。除非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否则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一定会感到羞愧。那也许是最好的也是最聪明的选择——做一个极其谦卑的人。但恐怕那不是我的性格。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吗？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应该与女性有所区别？我想是的。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在赞赏一个人时，不可能不去考虑他的职责。而关于这种职责，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真正的训练。也许一个人能躲得过年龄带来的各种疾病的侵袭，不那么虚弱无力，也不唠唠叨叨，倚老卖老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许，但是很少有人选择过那种自证正当的生活。为了对抗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烦恼和耻辱——诸如需要休息，向往规律的、节奏更缓慢的作息习惯，创造性的劳动不可或缺。

一个女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随和，通过服务他人获得补偿，且不应向他人要求太多。

一个男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销声匿迹。他应该像那些讨厌的人一样，避免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温和、虚荣、虚伪、勉强或空洞的欢乐。他应该对自己经历的奇闻异事彻底闭口不谈，否则极有可能唠叨一遍又一遍。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因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没什么好失去的，如果可能，他应该像一匹年迈的老马一样被无情地鞭打，走向沉默，走向衰竭，走向自我节制，走向孤独，去做一些有益的事。

【下面这篇日记显示，凯南在大使任上经历过强烈的情绪波动。他相信，除非有和他类似的人叫停继续升级的紧张局势，否则核战争很可能会到来，而核战争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把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作为砝码，迫使西欧国家接受西德重整军备且加入西方同盟的建议。凯南对华盛顿极度绝望，希望克里姆林宫能更早下定决心。他认为苏联领导阶层分为强硬派和另一派别，后者了解凯南本人的背景，更赞同他打算做的事情，可能还会考虑（特别是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由于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且届时可能会遭受苏联人的刑讯，凯南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氰化物胶囊，以备紧急时刻服用。】

9月29日，西德，巴特戈德堡（Bad Godesberg）

以下是对我就任驻苏联大使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分类记录。它应当作为保密文件保存在政府档案中，直到保密期满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希望能将它保留在我的私人文件中。

在前往莫斯科之前，经批准我与国务卿以及国务院的其他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谈，目的是讨论我的职责……（但）那时华盛顿没有人对美苏之间的任何协议感兴趣，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问题上，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重中之重。看来国务院的想法是，一旦完成了“力量建设”，接下来我们便会尝试就裁军问题启动多边谈判，而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显然都将继续保持无期限的分裂状态。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幻觉一样，我很气愤，自己被迫接受这种微妙的任务，心里却没有一点点目标。关于如何解决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务实的建议。波伦来普林斯顿过周末，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激烈地争论到大半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不得不避开众多记者的追问，只是敷衍他们说，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事情来缓解紧张的局势，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一到莫斯科，那种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气氛，马上让我兴奋起来。我沾沾自喜，因为我能感觉到莫斯科高层内部神秘而细微的变化。很快我就觉察到，苏联政权内部至少有一个派系将我的出现视为警报。准确地说，由于他们意识到我的观点是温和的，也是趋向调停的，因此难以将我作为一个敌人或者不学无术的人来对待。如果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我能和当局的人对上话，那将是“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出于礼节的谈话或者双方习以为常的争吵。此外，华盛顿积极的回应给了我鼓励，苏联的外交使节团对我的文章也做了解释说明。在我看来，莫斯科的同行们还是很重视我的观点的。长时间在华盛顿受挫之后，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自己尚有一些影响和能力；我希望能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平静的交流，从而真正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新一届政府即将就任，这也许会给予我充分的权威和自信向我们现行的政策挑战，从而找到一种更具有建设性和更有前途的方法，至少可以用来解决欧洲和苏联问题。

然而，我的到来并不受莫斯科领导层中某些人的欢迎，他们很快就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我到达莫斯科后，当地立即掀起了激烈的反美风暴，这不禁让我感觉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给苏联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一个警告：不要与我接触。7月初，一个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直到最近，他都还是外交部的要员。当时他提出了一些极其野蛮邪恶的建议，简直让我怀疑这是一次无比愚蠢的挑衅或一场精心策划的侮辱。不管属于哪一种，这都是一个凶兆，表明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某个地方，我已然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而很显然，“某个地方”至少包括了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好像没有办法消除苏联政府内部对我的阴谋和敌意了，我只能让自己别犯错误，别给敌人留下用来对付我的口实。但那就意味着，我只能继续过一种小心翼翼、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没有办法突破周围的障碍，无法与苏联的高层建立联系。我确实暗示过，我很乐意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这种暗示非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还迎来了（7月的）挑衅行为。实际上，莫斯科已经以一种恶毒和侮辱的方式给了我答案。

我唯一能想到的求助方式就是请求斯大林亲自接见我。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请求以正式的方式受到接见，他会认为我只是想调查一下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表达自己的建议。到那时我将不得不承认，我没有什么急务需要和他沟通，于是我会被含蓄地请出去，理由是我无缘无故占用了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宝贵的时间。获取这一会面机会将使我丧失信用，今后无法再正常地获得受他接见的机会，也会令我在未来受他接见时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地，我感到没有希望跟他展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谈。除了外交部，我没有与他联系的渠道。我知道外交部完全受政治局的直接领导和管理，坦率地说，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可以将任何非正式会面的请求转变成正式请求的，这很难避免。他们会派维辛斯基来会见我，并把会见的情况公开报道。这样双方不但不能坦诚相见，不能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还会提到一大堆比较紧迫的问题，西方媒体也会针对双方的谈话，做出大量的推测。

因此，除了等待，我别无选择。我希望局势能够发生某种改变。只有苏联政府提供非正式的渠道，让我见到他们的领导人，或者我们的政府采取一套积极和现实的方案来保证我方掌握主动权，这种改变才可能发生。然而，事实上，我方根本拿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来，莫斯科也没有人能帮我来安排一次同苏联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在这种孤立无援中，我只能等待。

恐怕这是我性格中的一个弱点，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依然渴望有一天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就尖锐的议题以及避免再次发生战争达成有效的妥协。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减少美国方面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紧张局势、降低发生误判的风险而倾尽心力。在情报搜集方面，我对大使馆的管理更加严格，坚持让我们的人在合理范围内获取苏联情报，防止他们因公然违反苏联的法律和条例而受到指控。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苏联当局为我们设定的限制条件是极其苛刻的，我只能充当一个不公正的角色，违心地要求我们的人尊重他们。除此之外，我还利用我的影响力改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阻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行动。在我看来，这些行动的军事价值似乎并不高，却可能对苏联人产生极大的刺激。由于许多相关的情况并不为我所知，而且很多问题也很微妙，通过电报解释对这些事务的看法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提出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权部门当面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建议似乎在国务院产生了一些作用，他们督促欧洲部分外交使团代表于9月24日～26日在伦敦召开会议，我也在受邀之列。

我对我方的一些军事行动持反对意见，我与北约的大多数人观点也不一致，分歧主要在于苏联对北约的态度问题，实际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要在伦敦会议上口头解释这些问题，势必会占用大量时间，也许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我在9月初就坐下来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个急件，并另外准备了复印件。㊟我希望这次我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能使这份急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发挥真正的作用，也能让在伦敦的美国人和在巴黎的北约人在看到我的建议后立场有所软化。我在苏联处处碰壁，但我想我至少可以尝试通过这样的方式转变我们的立场，以便有一天当我们与苏联政府谈判的时机成熟时，我方能够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同时尽可能地少给苏联宣传机构留下口实——毕竟他们一直在指责我们蓄意发动战争，并时刻准备攻击苏联。我心怀热望，郑重地从莫斯科发出大量电报和信件。我满怀期待，也许我的努力不会毫无效果。

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之际，出现了一个意外。现在我意识到，当时正是这次意外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我们的一位技术专家在大使馆的书房里找到了一个监听装置，它先进得令人震惊，很显然是经过长期认真的研发才投入实际应用的产品。我们发现并拆除这个监听装置必然令苏联的秘密警察非常难受，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杰作。发现监听器后，我立即（当然这跟我毫无关系）感觉官邸周围的气氛更加阴森恐怖了。

伦敦会议于9月24日召开，三天后结束。会后第二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情况通报会。北约组织中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做了报告，再结合另外几个人的言论，这次通报会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首先，从军事方面的汇报来看，我意识到我的急件已经石沉大海；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我谈到的问题；北约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军事负责人，已经完全迷失在军事制衡的逻辑中不可自拔。很显然，从现在开始，这种逻辑将推动他们持续不断地去做那些增加开战风险的事情，而对于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的事情则倾向于回避。他们不应该为此受到责备。错误在于当局判断失误，抛出了一个僵化顽固的指导思路，从而让军事和政治都走向了偏颇。其次，我为我们发表的对德政策声明感到极度不安。我一度希望，我们与苏联政府过去半年间冗长的换文，能带来一种更加稳妥和缓和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可以择机展开谈判，在美国军队最终撤离的前提下完成德国统一。从1948年开始，我就一直主张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一主张，我还说明了我们可以在什么条款下考虑这一解决方案。这些条款不需要将德国交付给苏联。国务院一直拒绝这种思路。但是，同苏联之间的换文已经证明，太过僵硬地否定这种可能性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我一度认为我们的立场可能已经软化，我在会议上的所闻所见则表明，事实恰好相反。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我们的人民对德国统一丝毫不感兴趣，他们不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德国合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批准上，而且不愿意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在有可能与莫斯科达成合约的条件下，从德国撤走美国的军队。

我详细解释了我对这种观点的担忧和恐惧。这明显意味着，我们跟莫斯科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在我看来，苏联同意放弃德国东部地区的唯一条件，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同时撤出德国，也许还包括撤出欧洲西部和中部。对他们来说，撤出德国东部地区，将德国留给西方力量驻守，将会导致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力量的崩溃。我不反对这种崩溃的出现，但我依然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因此我们政府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绝不可能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让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状态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将结束分裂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势力的崩溃之上。我相信这种分裂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友来说，都将变得越来越危险和麻烦，会将我们带入一种尴尬和艰难的境地。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希望取决于苏联势力在东欧的土崩瓦解，这恰恰符合了一种逻辑，也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观点：我们应该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努力颠覆和推翻共产主义势力上。我再次重申，我不反对这一观点，我也认为我们无须参与灾难性的战争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在扶植其他势力，来取代我们意欲推翻的政权。（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这种政策存在不妥之处，这与维护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是矛盾的。）但是这些条件当时我们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除了导向失败和引发战争，必将一事无成。总之，在我看来，要想避免战争，唯一能做的就是与苏联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前提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必须最终同意从德国撤军。同时，我意识到，大家都有一种担心，即一个起死回生和完全独立的德国会让欧洲邻居们不安，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危险要比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小得多。

第二天的会议结束时，我感到非常沮丧。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了我的观点，对我讲的问题也都非常感兴趣，但他们知道，我也能够意识到，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深陷在当前的政策中无法自拔。他们已经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来敦促大陆国家接纳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在我看来，这个协议一旦得到批准，我们与苏联签订协议的所有可能性都将化为乌有；如果没有欧洲防务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参与，协议几乎无法达成。即便我们同意就德国问题跟莫斯科妥协，也未必能够保证其他成员国都同意。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将自己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如果协议未获批准，我们在欧洲的声望将受到严重打击，给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平衡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后果。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我问我自己，一个人在莫斯科还能做些什么？政府为什么还要派大使过去呢？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允许自己受到引诱，去跟苏联领导人对话。如果他们问起我：“您想让我们怎样处理德国问题？对于解决德国问题您有什么具体方案吗？”我唯一的回答可能就是：“等待你们的政权崩溃。”然后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恰恰验证了他们说过的话，两国政府之间几乎不存在切实可行的谈判基础……

多年来我一直抵触战争，今天，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不得不被当成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我看来，能避免战争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我们在欧洲的政治优势，这同样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想到要返回莫斯科，还要在混乱、充满敌意和侮辱的宣传氛围中生活几个星期、几个月，一想到这气氛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无奈，我就无法再对战争产生任何怀疑（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做法很危险，我们所遵循的逻辑是错误的，无论怎样，它都将导致战争）。作为我国派驻苏联的外交代表，居然还要思考这些事情，我实在为此感到痛苦。

第二天上午传来了《真理报》刊文抨击我的消息。前一天面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备感失落，今天苏联政府的打击又紧随而至。毫无回旋余地，看起来不会峰回路转，我的努力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效了。《真理报》从我在柏林机场对提问记者的回答中抓住一个微不足道的由头，公然抨击我是诽谤者，是苏联人民的敌人。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回莫斯科去，因为我非常清楚，外交官的作用就是充当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友好沟通的媒介，可我看不到自己继续留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当然也可以认为在此之前我也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苏联人一直都将我视为仇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政府曾经授意我去说些什么，我就还有机会，毕竟总有一天，总会有一个人到莫斯科去说那番话。现在，机会溜走了。从现在开始，我对莫斯科再无期待，我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全力应付莫斯科高层以及他们的下级带给我的不愉快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做些什么，我真是难以想象。

想到这些问题，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了。我期待苏联展现出温和轻松的一面，但这种期望所依据的现实太过微妙、太过脆弱，完全植根于苏联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在苏联以外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关我们国家的政策，大多数同事都与我意见相左。即便是那些与我意见一致的（还是有几个人赞同我的意见，但他们没来参加会议），也不同意我再次回到莫斯科。我感到在这种环境之下，我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的外籍雇员必须马上离开莫斯科；然而，我知道妻子并不希望这么做，她愿意留在那里。从现在开始，对家人命运的担忧将一直困扰着我。

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我相信无论如何也无法达成谅解或者签订协议了。

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处的位置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很容易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我从没想过孤独会对我造成如此深刻的伤害，我只能独自吞下这枚苦果，无论到哪里，都不太可能有人完全理解或完全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一个特别法庭容许我为自己辩护；我甚至不能指望朋友能完全理解我的解释。被塞入两个世界之间这个不可思议的位置后，我已经不再奢望任何人能够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从现在起，除了自己的良心，其他的我什么也指望不上了。这种艰难的现实让人无法忍受，但我想就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最后一丝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再参与其中。

1953年

即将就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深深地伤害了凯南，他不仅没有给凯南安排新的职务，而且一直拖拉了几个月才将决定告知凯南。凯南将继续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同时也是“日光室计划”（Project Solarium）的顾问。为保证国家安全，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推动制定了这一计划。个人与国家命运同样前途未卜，让凯南感到极其痛苦，他开始深入思考精神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

3月13日，华盛顿

与新一届政府的关系以及我未来的职务

在大选的时候，我没有对新一届政府内的任何人提起过我未来的职位问题……因为我私下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都有来往，我期待着在新政府就职前的某一时刻，他们能主动找到我；我期待着届时我将有机会向他们阐述观点，不仅关于美苏关系，也关于莫斯科大使馆该何去何从，以及我在新政府里的职务问题。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来找我……

考虑到我之前在莫斯科的职位，处理苏联事务的经验，乃至公众将我的名字与美苏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紧密程度，我不禁意识到，政府的这种态度预示了一种非常严峻而令人不安的形势。

此外，我还担心该如何向政府之外的人士交差，他们当中有人过去曾给予我信任和鼓励。我也知道，有人希望借由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经验和我对美苏关系的感受，悟得一些指引。从莫斯科回来后，这几个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我。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对这些问题密切关注，同时又感到痛苦。很明显，即将卸任的政府对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感兴趣，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疲惫不堪，同时经受着离任的痛苦。但如果新政府也同样表现得不感兴趣，同样不给我机会发表看法，那就意味着我对这些事情的意见，不管其本身有没有价值，都得不到公开表达的机会了，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为任何人所用。从我第一次听说政府有意将我派驻苏联任大使到现在，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针对美苏关系发表任何个人见解。新政府意味深长的沉默态度足以清楚地表明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在他们入职期间一直等待，我将无法在这方面发表看法，因为我既不能代表他们发言，也不能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公开讨论这类事情。因此，在我看来，任何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只能在我尚于旧政府内任职期间发表。这样一来，新一届政府便不需要为我的任何言论承担责任了。

因此，我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的邀请，于1月16日在斯克兰顿（Scranton）召开的年会上发表演讲，谈了我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我之所以接受邀请，主要是考虑到新一届政府压根儿没打算就这些问题跟我联系。哪怕我能找到一个理由，相信新政府打算征求我的意见，或者他们会通过任何途径与我交流一下，我都很愿意向杜勒斯先生和艾奇逊先生详细讲述我的观点，并根据他们的需要予以调整。但他们没有任何意向与我探讨这些问题，我也找不到理由这样做。因此，除非借助律师协会年会这个平台，否则未来的日子里，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了，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斯大林罹患恶疾，不久之后就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我当然很想知道在这种危急时刻，华盛顿是否会邀请我去磋商。斯大林病危的消息最早在星期三早晨公布，然而一直等到星期五，我才接到政府的召唤。是波伦给我打的电话，大意是想跟我谈谈斯大林去世可能导致的形势变化，并要求我尽快赶往华盛顿。

3月7日，星期六，我从波士顿乘晚班火车到达华盛顿，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同波伦谈话，他说他还没听到关于政府如何安置我的消息。下午他带着我去拜访了艾伦·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现任负责人。我们就斯大林病逝可能带来的局势变化做了简短讨论。然后，我乘坐下午的火车回到了东柏林。㊟

3月9日，星期一，总统的特别助理、专门负责冷战相关事务的杰克逊先生（C.D. Jackson）打电话找我。我与他的办公室人员约好第二天去华盛顿见面。

当天晚上我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上午先是接到中央情报局雷蒙德·桑塔格博士（Dr. Raymond Sontag）的电话，他请求我继续担任中情局的临时顾问，就像我之前在普林斯顿时一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前我是怀着质疑勉强同意加入杰克逊委员会（总统的国际情报活动委员会）的，它目前正在代表新一届政府研究心理战。现在，我只能以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身份为政府提供建议。面对这种情况，我想我最好请求官方正式明确我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再次请求公布有关我未来职务的信息……

3月10日下午两点半，我拜访了杰克逊先生，他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并且向我征求建议。我跟他说，我在新政府中的职务还完全没有明确；我已经有五个月没有看到任何官方文件并发表看法了，因此我主要是从报纸上了解目前的态势；对于如何理解新政府的政策，我没有机会得到大家的指教；我也无法以任何形式代表国务院发言；因此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给他任何建议。他说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会将我的意见当成仅针对他所说内容而发表的个人见解。在此基础之上，我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他说关于我任职一事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他不相信总统对我的印象会像我想象的那样；他建议我找杜勒斯先生谈一谈，看看能不能把事情搞清楚。

下午，我回到农场。第二天下午，杰克逊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周五他有些事情想与我面谈，于是我在3月12日（星期四）又来到华盛顿，并在第二天上午拜访了杰克逊。

当天下午接到《纽约时报》威廉·劳伦斯的电话，他说他听说我要退休了，想向我求证一下传闻是否属实。我说关于我的职务，暂时还没有收到新政府的任何通知。第二天早晨，也就是3月1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由劳伦斯先生撰写的头版头条，大致内容是他已经从某些“高级官员口中”证实，我将在不久的将来退休。

4月6日

3月13日晚些时候，我收到消息说国务卿想要见我，我在第二天下午拜见了他。我们讨论了我未来的职务问题。他说就他所知，目前国务院驻外事务处“没有合适的职务”派给我，对我进行任命需要参议员的批准，这恐怕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而且没必要为了我这样一个小职务、一个不重要的岗位花时间去冒这样的险。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既然如此，那么我准备退休，但同时我也强调，我不会向我的朋友们以及公众隐瞒我退休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给我任何职位。后来，他又跟我谈到斯大林逝世引发的局势改变，以及这种变化将为美国政策带来的问题，并征询我的意见。我详尽地解答了他的问题，他说他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还说同我谈话总会带给他启发，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跟我面谈……

史密斯将军㊟中途进来，告诉国务卿和我，艾伦·杜勒斯先生非常希望我能到中央情报局任职，不要退休，并希望我能就此事与他联系。国务卿指出，他希望这件事能够落实，同时表示不要对外界提起有关我退休的事情。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拜访了参议员弗格森㊟，发现他想跟我谈的是波伦的任命问题。我说，我了解波伦的人品和能力，他在雅尔塔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离开时我觉得参议员对我说的话印象深刻（随后，在对波伦的委任中他投了赞成票）。㊟

在谈话的过程中，参议员弗格森问我，为什么要去农场过日子，而不来华盛顿工作。我跟他讲到了我目前的处境，听罢他说道：“这是怎么回事？该死！批准你的任命，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又跟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了一会儿，他热情地推荐我到中央情报局工作。

当晚，我回到农场。

第二天，3月17日，我去了普林斯顿，逗留两天，找机会询问了几位朋友的意见。除了一个朋友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应该把这件事情敲定下来，而不要同意借调到中情局，这会让事情更加复杂。我越是琢磨，越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

星期四，4月2日，我跟安娜莉丝开车去维拉诺瓦（Villa Nova）跟波伦一家共进晚餐，晚宴设在他岳母家里。这是他们离开祖国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他讲述了任命确认后他的境遇，丝毫没有激起我留在政府工作的欲望。

4月7日，国务卿再次约见了我，麦卡德尔先生㊟也在场。国务卿说恐怕之前是他会错意了：他始终有一种印象，就是我一直希望退休；他很乐意听听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真实想法。我解释说，就眼下的生活来说，政府的差事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是代表着某些方面的牺牲；我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如果他认为我还能发挥一些重要作用的话，那么我愿意；但我感觉似乎没有那么重要的地方还需要我；我不想自己仅仅是一个“接受照顾”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最优先考虑的是离开政府部门。我也表示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国务院需要一些“新面孔”，我也根本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和别人竞争。依我看，一切都取决于他和总统到底是希望我留在政府继续工作，还是根本不希望。

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国外工作，我说我不愿意。他说他也希望我留在国内工作，我退休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依然可以承担政府顾问的工作，特别是处理与苏联有关的问题。他说他自己经常感到非常需要我的建议，也非常后悔在新政府任职之初的适应期内太过忙碌，以致没有邀请我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他觉得我不光能经常为政府其他部门提供帮助，更能为国务院献计献策。他还特别提到了政策规划室，他说事情如果能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他非常乐意去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迪安·腊斯克㊟推荐我，请他予以支持。国务卿示意希望和我再长谈一次，让我第二天再来华盛顿一趟。㊟

6月1日

5月8日，我去纽约见了迪安·腊斯克。我告诉他，今年秋天我想回研究所任职。他的意思是，他觉得向董事会申请两万元做我明年在研究所的学术研究经费有点儿困难。这两万元中有一万五千元用于学术研究，另外五千元作为捐赠。我说五千元根本不够支付我的费用，并向他解释了个中缘由。他说他理解我的难处，但申请更多的经费确实有困难，他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填补可能出现的经费缺口。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我跟他说，如果基金会能够提供两万元，就非常让人满意了。

7月29日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政府上班。上午我在国务院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准备讲稿，之所以能在这个偌大的房间里写稿，纯粹是因为这里的部门解散了，屋子空着。解散的具体原因高层人士也不太清楚。午饭过后，演讲稿写完了，看来是时候离开了。我已下定决心不再回这里工作了，尽管不会有人看出我在与不在有什么差别。我下楼去跟多萝西㊟告别，她还要在这里待两三个星期，她在国务院其他部门还有一份固定工作。她不在办公室，我留了一张便条给她，告诉她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然后我去跟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告别，她曾经在国务卿的办公室工作过。最后跟玛丽·鲁特（Mary Ruther）告别，她是五楼的接线员，我们差一点都落泪了。然后我乘电梯下楼，就如过去千百次那样。仿佛突然之间，我就站在了烈日之下。站在大楼的台阶上，我生出一种强烈的心情：一个退休的公务员，结束了二十七年的仕途，成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没有感到不开心。

8月18日，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农场

过去三个星期忙得不亦乐乎，繁忙的教学任务㊟让人抽不开身，还要拜会华盛顿的各色人等，还要卖房子，等等。直到今天，退休生活才算真正开始。一上午，我都在忙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午饭过后，我把房子做了最后的清理，把奥斯汀汽车塞得满满当当，然后踏上了从华盛顿前往农场的旅程，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驶出华盛顿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有了退休的感觉。去宾夕法尼亚的路上，我开车开得很慢，一遍遍地提醒自己，再也不用那么匆匆忙忙的了。

到了农场，我没有马上搬出行李，而是换上衣服在门廊里坐了一会儿，让自己充分感受这片宁静。眼前延伸着两块田地：一片是麦田，一片是玉米田，长时间的干旱让两块地都干枯得了无生气。身后延伸的是二十七年的外交生涯，它的背后又掩藏着几乎已被忘却的青少年岁月。在我的面前，摆着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我的寿命还能再延续三十年，接下来我为了什么而活？我的内心已麻木，几乎没有兴趣去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件事似乎很明确：如果我还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还想获得满足感的话，那我必须教会自己不要为了自己去生活，而是为了创造去生活。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要说他为了身体上的愉悦而活那是何等荒谬。他的肌肉已经松弛，形象微不足道，甚至毫无尊严可谈，吃吃喝喝只会让他变得肥胖。爱，应该表现为热情地关心他人。

对我来说，能做的似乎只有三件事：独处、沉思和写作。因为这些事情都能通过向他人倾诉自我而实现，所以我做了最明智的决定：坐在一张桌子旁写作，思想随之而来——经常会这样。只要写作，就不会感到懈怠。

8月20日，普林斯顿

今天，独自一人驾车从东柏林去普林斯顿，小汽车顶上堆得高高的，有几卷行李物件，还有一辆自行车。天气不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八月秋天里的干燥和凉爽。

房子㊟太久没人住了，显得格外荒凉，空空如也，破旧不堪，好像仓库一样。供电和电话都停掉了，院子无人打扫，凌乱不堪。一条枯死的树枝危险地悬在树上，枝上的叶子已经垂落到地面。车道上，毒漆藤疯长，老鼠卖力地在碎石路上打着洞，那些碎石是我用心铺在屋旁起保护作用的。车库里住着一窝猫，它们的排泄物让整个车库弥漫着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刺鼻气味。我的两轮手推小车不见踪影，软管也丢了。很显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8月21日

开始构思一篇文章，可能会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内容涉及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观念。

我想表明的观点是，一个大国的外交活动是一种实际的行为，而非道德行为。外交活动旨在于最危急的时刻调整利益冲突，这些只是部分地而绝不会完全地等同于人们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物，负责解释的是政府而非人民。做出这种解释是政府的职责，也只能由政府来完成。

但是，作为民众的代言人，政府经常具有双重特性：面对其他同类社会时，他是国家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面对本国的其他派系时，政府是执政党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有时，它代表着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有时，它又仅代表一部分势力反对另一部分势力。因此，政府在国际上宣扬的期望和借口，实际上只是部分出于外交的真实需要；另一部分则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其目的在于以牺牲其他派系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某一派系的利益。

因此，一个政府在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将其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之后，对这种国家利益的阐释会变得既不公正也不客观。不能说这样的国家利益承载了道德品质，它是两方面因素的产物，其一就是国内权力斗争的暂时性产物。这样的内部权力斗争基本上从来都不具备道德属性，而具有政治属性，它涉及党派间关系的调整。内部的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毫无节制的，建立在肉体惩罚和威胁的基础之上，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缺乏道德的。就算共和制的政府受到各种限制，其内部的权力争斗也不具有道德属性……

只要内部权力成为你争我夺的对象，政府的执政过程就会误入歧途，并充斥着自我中心、个人野心、谎言、虚伪和谬误。要根据大众需求，选用身在政府之外、不乐意参与政治的人，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权力斗争的重荷。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就算一个人能够拒绝权力的腐蚀，他也不得不跟争权夺利的人打交道，这一点无法避免。

10月28日

昨晚，教堂参事会副会长和两个本科高年级学生来到我家，告诉我12月初即将举行宗教事务会议开幕式，邀请我届时发表演讲。从谈话中得知，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凯南信仰什么。

我说我会考虑他们的邀请，但那是在我的演讲仅仅面向本科生的情况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合适的主题，以下草拟一些想法作为提示：

人的本性不可能尽善尽美。

文明的生活就是与人的本性妥协。

《文化的焦虑》。㊟

没有完美的人际关系。

政治事件中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浪漫爱情的危险性：

（爱情最多是一种友谊，一种实际的伙伴关系，由于掺杂了性的因素——性的因素恰恰是非常亲密的、暂时的，通常也是不稳定的，因此爱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在两性情事中，罪恶感可能被夸大（就连《圣经》中反对通奸行为的训诫也将婚姻视为一夫多妻的，将女人视为奴隶；要是娶了三十五个老婆谈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此处需要借用一个系数来让现代人理解——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学会在遇到困难时还能满足地过活，避免造成体力和情感上的浪费，因为这可能会降低而不是增进一个人真正的健康和满足感。尽量少给别人带去痛苦，谦逊地接受一个人与文化环境相冲突的本能需要，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羞辱和限制，都宽容而心甘情愿地承受。

幸福和痛苦的两难境地。

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只为克服艰难和痛苦而快乐。

两种限制享乐的方式：

1.完全克制

2.纵欲过度

因此在生活中必须保持恬淡寡欲，与清教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恬淡寡欲是为了实现生活目标，而不是抑制它的实现。

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吗？先是恐惧、饥饿、迷惘、龌龊、濒死，然后突然又获得了截然相反的东西——那时你就不会再去探究你生存的目的了。有千千万万值得活着的理由：美丽、友谊、大海……【此处凯南做了省略】

诚然，满足感取决于文明生活的条件，对你们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美国人已经脱离正轨。我们需要放慢改革的脚步，需要改善生活条件，以便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而不是机械，才是人类真正生存的环境。依赖机械，这是化学农业造成的误解。

生命是神秘的，生命的延续同样引人深思。人类文化的巨网，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兴奋不已。

11月9日

我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除此之外，我还在积极努力成为一名学者，我已经顾不上自己曾经是一名公众人物这个事实。成功？无关紧要，可能勉强算得上成功吧。

我还想对学生说的是：

一个人有可能在浪漫的爱情中获得巨大和持久的幸福，但他应该理智地接受其中不可预知的变数，而且不要将它当成命中应得之物。

我相信，上帝不会轻易宽恕我们所做的那些自我贬损的事情、有损尊严的事情，但我也相信，这些苦难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后，即使我们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法，他也不会真的迁怒于我们。换句话说，我不相信一个人因为无法将肉欲的本性和文明的戒律结合起来，就注定被打进地狱。重要的是，这个人不是极度自私，也没有强人所难，没有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那么，伦理和道德信仰与公民义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对基督教知之甚少，教义会告诉你是否应该诚心皈依。据我推测，除非这种信仰真正到了极度糟糕和让人绝望的地步，否则一个人应当接受它而不是起来反抗它。因为坦率地讲，如果说基督信徒要完全实践其教义所要求的美德，那么某些公共秩序就是必需的，然而生活中不可能有完美，我们也知道，要想接近或者实现理想中的完美，往往会招致巨大的恐怖、骚乱和杀戮。

那么，存在一种超越于普通公民消极义务之上的社会义务吗？公民有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义务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除非一个人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或法律程序被挑选出来。我们的社会不依靠任何唯意志论，宪法规定了政府应该遵循特定程序、承担一定责任和实施行政管理的义务。

我们的社会最终会被认为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一无所知，当然这也无关紧要。

12月28日，华盛顿开往普林斯顿的列车途中

再一次——陷入沉思。㊟

这个国家已经激不起我的兴趣了。这是一个极其让人厌烦的国家，虽然她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却已经注定了悲哀和可怜的命运。

哦，绝不可以写这样的话，太动摇人心。㊟

1954年

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的失败阴影依然没有散去，再加上杜勒斯的无情抛弃，凯南心有不甘地开始了在高级研究所的学者生活。4月，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人员安全委员会面前为罗伯特·奥本海默作证，证明后者作为原子能专家和高级研究所主任，尽管在冷战前期曾经与左派为伍，但依然是一个真正忠诚的美国人。凯南指责美国式的文明孵化出了麦卡锡这样的人物，毁掉了他的朋友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的前程。奥本海默没有通过忠诚调查，凯南问他为什么不离开美国。奥本海默站了一会儿，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哽咽着说：“该死的，我就是深爱着这个国家。”㊟凯南不确定自己是否也热爱美国，但是，他曾经初步考虑过竞选国会议员。

6月12日，普林斯顿

疱疹顽疾反复发作，疼痛难忍，是最让我感到困扰的疾病。每年都要发作几次，给我的身体和精神带来痛苦。每次发作，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黑暗和悲哀起来。

现在，我正深受其害。昨晚做了个栩栩如生的梦，梦见自己以埃塞俄比亚大使馆顾问——我猜想大概就是那种聘请来的外国顾问——的身份回到苏联。大使是一个非常严肃、沉默的人，那天他离开莫斯科去国外了。他住在一个很大的宾馆里，但是没有为我预留房间，我不知道该把行李箱放在哪儿，就放到了他的房间，希望他不要介意。我纳闷为什么要接受这项任务，当时这件事好像是一件关乎忠诚、谦逊，甚至是有点儿英雄情结的事情。现在，我满腹狐疑。我想知道我是否应该去拜访______㊟，还有以前美国大使馆的其他同事，他们会理解吗？不大可能。

昨晚，在英国杂志《视野》（Horizon）上读到了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文章《美国作家的现状》（“The situation of the American Writer”），非常精彩。作者详细论述了在美国，由于缺少一个文学团体，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作家，都处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处在成功带来的单调而危险的影响当中。通常一部文学作品获得成功，“功绩并不在于作品真正的质量”。

这再正确不过了，作为美国作家，真应该感谢一位英国作家能够这样理解他们。

当然，这里的意思就是，人们所认为的成功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真正的成功不应该取决于大众的欣赏口味；物质奖励通常不该来自于作品本身的品质，而应该来自其他方面，这就给我们很多人提出了一个技术上的难题，这是一个关乎时间和内心宁静的问题。

【凯南到马萨诸塞州旅行，并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凯南的女儿格蕾丝毕业于这所学校。】

6月14日

我们开车去波士顿，抄一条四十英里的乡间小道，途中穿过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地区。这里已经废弃，长满杂草。新英格兰古老的南部地区死气沉沉：在茂密的矮小灌木丛林中，居住着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有天主教会的气息。

坎布里奇（Cambridge）。傍晚时分，我漫步良久，直走到河边，河堤上是无穷无尽的车流，很难过马路走到街对面。我沿着河堤经过哈佛的船屋，它在来往的车辆中显得凄凉过时，我一直走到下一座大桥，围着学院转了一圈，然后原路返回。一座有些潮湿、乌黑、隐蔽的城镇，破烂的木屋，交通阻塞的街道，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压抑的地方：在一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国家里，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里，竟有这样一个带着理性和些许自负情绪的拥挤小岛。

出去吃晚饭，席间说了太多话。

6月16日

拉德克利夫毕业典礼……我的演讲似乎很受欢迎，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演讲中，我对以约瑟夫·艾尔索普先生为首所倡导的有关原子弹的观点表达了反对意见。当毕业典礼队伍走进礼堂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艾尔索普也在人群中。中午，学院院长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乔也参加了，说我的演讲是“人身攻击”，实际上众人的关注倒是让他很得意。

6月19日

【接待来访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他从秘鲁回来参加下一轮听证会，这种听证会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共和党领导的国务院忠诚委员会和总统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查过他了。没有问题。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附属司法委员会的律师们也已经详细地询问过他两次。他们倒是没有隐瞒真实想法，坦率地承认他们就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方设法要证明他有罪，从而满足某些人的个人野心。这些年来，他们也都向首席检察官建议，提请大陪审团以涉嫌伪证罪起诉他。首席检察官，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能证明该罪名成立的充分证据。现任国务卿杜勒斯先生要对整个案件提起新的行政复议，让这一事件再次回归公众视野。杜勒斯先生的建议是，要么判决戴维斯有罪，要么恢复他的职位。回顾了整个案件之后，杜勒斯先生说他要亲自详细审核证据，然后做出决定。他审核了证据，才发现自己缺乏做出最后决定的勇气，唯一可能做出的决定，就是判决戴维斯无罪，但那样就会引起共和党参议员的不满。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再一次牺牲戴维斯的利益来解决，将案件重新提交，接受新一轮的全面审查。

6月22日，农场

两点十五分，我离开华盛顿返回农场。高温毫不留情地烘烤着这个城市。尽管有两三万人坚守着工作岗位，但政府办公大楼周围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停车场内有一个黑人正在值班，他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抱怨这鬼天气。我开上康涅狄格州大道，不过马上就转向威斯康星大道，驶上240号公路，然后又上了27号公路开往农场。早些年，我们经常走这条路线，往返于华盛顿和农场之间。途中路过很多地方，我意识到，在过去的旅程中，很多地方都对我有着或曾经有过特殊的意义：这里曾经有一个男人修建的新挤奶厂（不过现在看上去破旧荒凉，似乎主人的理想在这里化成了泡影）；在路边的田地里，我们曾经向正在收割庄稼的农民打听粮食的产量，结果发现那其实是艾草（当时我们驾着罗尼·艾伦的新别克车旅行，他开得很慢，时速还不到三十英里，但人生的旅程过得很快，现在罗尼已经不在了）；还有我和格蕾丝开车爆胎的地方（那时候这里有一个砖砌的小学校，就在小树林里。现在小学校变成了一个既像商店又像吸大麻窝点的地方，人们把喝光的易拉罐扔在旁边的小树林里）；这里的房子曾经被掀开屋顶；这里的风景是那么优美；就在这里，他们用推土机清除了一切，开起了水泥搅拌站……再后来这里变得比较漂亮。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这其实很愚蠢。我对它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对于我的意义。也许它们本来就没有意义。总之，现在的它们对于我来说，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我遭遇了一些事情，才意识到它们的虚无、它们的冷漠。可是上帝啊，这个世界是阴暗的，也是充满敌意的。此刻，它正经历着高温的折磨。

【凯南接受法兰克福大学的邀请，在德国做了一系列有关苏美关系的讲座。家人随同前往，之后在那里休假。】

7月8日，赴欧洲途中，海上

今晚，我开始思考我自己以及我的未来，没有结果。

起初，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 从我个人的感情和兴趣角度考虑，我没有活着的理由，但是我也怕死。

2. 我痛恨那种需要与人交往、与人协调关系的职业。这种情况在美国尤显突出，我在任何地方都体会不到对群体或组织的热情。

3. 至于我自己，我可以在欧洲生活，也可以在美国生活。从我的经验来看，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4. 过去积累下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将来能派上用场。一切都在中途夭折了：语言、知识分子的趣味、认识的人，都没形成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堆砌杂碎物件儿的博物馆，也像一桌残羹冷炙。总之，其价值随着时间呈几何级数下降。

5. 我的智识生活停滞不前了，一方面是因为与其他人接触的时候，家庭强加给我的压力；另一方面，智识活动常常来自于外部刺激，这对我造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无法从中得到放松，也无法保持生活的平衡。

6. 如果我去欧洲生活，那么退休金就没法保证。理论上，我永远都有可能被叫回驻外事务处工作，这一点很恐怖。如果这一天来临了，而我人在欧洲，该怎么办？不管我怎么做，退休金都有可能保不住。我没有理由去要求美国政府对一名退休的职员遵守承诺。政府正迅速地沾染极权主义的嗜好，站在当前盛行的意识形态立场判断这类事情。

7. 务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农场微薄的收入会给生活带来无尽的麻烦，即使有了一点儿收益，也还要用于农场，以及贴补家用。

8. 教书也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美国。它需要与他人进行大量的思想交流，我永远无法掩饰自己在智识追求上的失望，尤其对美国社会的失望。但如果流露出这种情绪，就会与美国教育机构构建的神话世界格格不入。

9. 总之，我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法与家庭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前者要求生活极度俭朴，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而后者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最大限度地消费。

10. 歌德的《初稿浮士德》（Urfaust）中有如下诗句：

精神世界的百叶窗无法关闭，

如果你的感官与世隔绝，你的心灵就会死亡。

11. 大孩子们不喜欢我，很显然这意味着我骨子里是一个很不招人喜欢的人，或者至少在他们看来我是这样的。在他们眼中，我背负着苦涩的责任感，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经商？我能做什么，我都五十二岁了。另外，商界的人际关系要求某种程度的团队忠诚，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只能从事小规模的、艰苦而独立的小生意。

13. 唯一可能唤起我一丝希望的，就是去苏格兰或者英格兰当一名教授。毕竟，我还有能力讲一讲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学。我可以在1956年的秋季开始教学。我可以加入英国国籍，从而规避美国政府对我提出的要求。只要能给我保留退休金，我就有可能在美国继续拥有乡间小屋，甚至还可以修葺一新，以便将来退休后颐养天年。作为一个年老的美国公民，我相信政府能够满足我的要求，那就是别再来打扰我。

7月26日，西德法兰克福附近

有一天，我去森林里散步，感觉整个区域都弥漫着一股腐尸的味道，最后发现了一处森林墓地，气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刚开始我没有看到墓地，只看见了入口处的院子，那个时候我忘记了异味，头脑中想着其他事情。突然，我看见这座院子，同时感受到某种特殊的寂静和虚无，一种湿气，一种怪异，一抹淡蓝色的暗影，非常漂亮，但也有些阴森。蓦然间，我看见了上面的墓地，我意识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神秘的死亡如此接近。

7月30日，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

绕着小城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旅馆。这一天以及过去几个星期的所见所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美国人，我不想多说。早在来这里之前，我对他们就充满了绝望，可他们在这里还是激怒了我。我厌恶我所看到的一切：他们的麻木不仁、他们的孱弱无力、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漠视、他们的娇生惯养、他们乐此不疲的喋喋不休。除了士兵以外，他们当中90%的人没有正当职业；就算士兵也不再需要火车站的特别候车室，征用旅馆以及俱乐部，等等。

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欧洲人，苦难仿佛只埋葬了冷静、成熟和热忱，而留下了粗鲁、贪婪、物欲和愤世嫉俗。大多数德国人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能拥有一辆摩托车。整个国家，除了一些生活朴素的劳动者之外，似乎全都陷入了对享乐的恐惧，因为享乐已经毫无乐趣可言。如今，你能看到犹太人对德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有人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人安静而体面地生活，那里的自然环境未曾被人类破坏，那里的社会环境不会让你想起霍格斯㊟？

天啊，我多么希望夏天已经过去了呀。

【下文的最后两句话暗示，凯南虽然对美国政府充满抱怨，但他依然热切地希望回到那里工作。】

12月29日，普林斯顿

好了，夏天过去了，忙于历史研究的秋天过去了，令人兴奋的圣诞节也过去了……昨天晚上，我去纽约参加了一个周年晚宴，是我们的高级斯拉夫研究促进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ng of Advanced Slavic Scholarship）举办的。这是一次多么开心的聚会呀：美味的食品和饮料，加上最单纯和有益的活动。我们争论是否应该赞助出版一本17世纪的俄国词典，编撰的基础是普斯科夫地区（Pskov）一名德国商人的手稿，这部手稿研究了莫斯科西部一些公国的早期影响以及其他问题。

昨天简直热得反常：六十华氏度，还下着雨，闷热潮湿。火车里和纽约的建筑物内都特别闷热，因为没人根据当日的气温去调节车内或室内空调的温度。

突然间，我理解了中央车站投入使用的这个小工具的意义：这是一个自动的行李搬运工具，一个行李小推车，只能在月台内付费使用。机器设有感应系统，只要投入二十五美分，就可以使用；旅客可以把行李放上去，然后推着它到出租车站；车站旁边有一个小推车存放点；如果旅客把用完的小推车存放回去，它就会弹出十美分，作为正确归还小推车的奖励。这种创新让人钦佩和赞赏，但几乎没有人会由此想到：旅行，这种曾经丰富多彩的社会体验，如今已经变得有些孤单，有些缺乏人情味了。似乎人们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除了跟有限的几个家人打交道之外，彻底摒弃了与他人的所有接触，整日沉默不语，身陷孤独清寂，借着闪光的按钮与冰冷的机器做伴……

有一次跟奥本海默联系时，他提出要来看我，不失时机地向我传达了一些喜讯，大致内容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董事会很欢迎我成为研究所的一员，并且愿意帮助我解决日后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消息了，它解决了我太多的难题。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农场还有必要保留吗？它在很多方面和普林斯顿很像，和普林斯顿处于同一气候带，我们住在华盛顿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安慰。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北部的山脚下或者海岸边选择一处更舒适的住处吗？可是，如果哪一天政府突然命令我回去上班，农场还是最理想的住处。真是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

【这些年，凯南一直在坚持研究和写作两卷本史著《苏美关系，1917～1920》，该书出版后获奖。】

12月30日

我仔细思考着这种陌生而孤单的学者生活。对现在的我来说，作为一个旁观者，似乎只有四十年前人类的战火能让我感到温暖。不过，就像月光一样，那份温暖苍白又微弱。当今时代的情境就更加真实吗？那个时代转瞬即逝，已经成为过去。从本质上来说，那个时代更落后，因为那时的人不及现代人。如果那个时代散发的温暖苍白无力，让人不适，那只能说明我是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无法就自己研究的课题重现那些有血有肉的形象。无论是这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可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该保持什么样的基调呢？我马上意识到，人一旦缺少刺激会出现什么后果。我变成了一个迟钝的家伙，思维迟缓，兴趣索然，觉得一切都寡然无味。就没有解决办法吗？就没有办法在孤独中保持一种基调吗？

1955年

未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得到一个高级职位，这件事一直折磨着凯南。这不仅让他感到屈辱，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他的生计，如何供养这个六口之家，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克里斯托弗才六岁，温迪刚刚三岁。凯南决定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职，起初他的任命只是暂时的，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探讨早期美苏关系的《俄国退出战争》第一卷。

当研究所的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提出给予凯南长期职位时，研究所有十三人赞同、五人反对。反对者主要是一些数学家，理由是凯南缺少高等学历，还参与政策制定的工作，外界评论也对他褒贬不一。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Craig）写文章说尽管凯南声名显赫，但“他的思维方式不像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会慢慢地“不再是个客观的历史学家，而变成一个辩论家，用1917年时的状况，来分析1950年的事情”。㊟这种论调引起了康奈尔大学西奥多·莫姆森的注意，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凯南“那么仁慈”，他尤其赞许凯南作为一个男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感和作为公民的责任感”。㊟虽然凯南并不知晓这些评价，在工作上也恪尽职守，但依然对关于他的这种争议保持警觉。后来他吐露了自己在《俄国退出战争》以及后来的文章中堆砌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研究所的同事们批评他肤浅。㊟

在这一年中，凯南认真考虑了很多事情，包括他的父母、美国的社会本质以及是什么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加利福尼亚等。

1月1日

傍晚，奥本海默打电话叫我过去，我去了他家。爱德华·默罗做了一期有关研究所的电视节目，其中出现了许多极不应该出现的误解。㊟我帮奥本海默纠正了大部分不太合适的地方。其间我打了许多电话，做了不少协调，这让我想起外交生活中无数次微小而紧要的关头，特别是在苏联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日子”这么久了——我是想说，学者的生活是多么与世无争、温和而平静啊。

【这一年，凯南到华盛顿进行了几次学术调查之旅。】

1月3日，华盛顿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这个城市的厌恶之情。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尽管如此，我是真的……如果家人同意一起移民英格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头也不回地离开纽约。不是我要抛弃我的祖国，而是我自以为了解和理解的祖国抛弃了我。至于其他东西，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长不见尾的车流、挡风玻璃后面无聊僵硬的面孔、车身上刺眼的铬合金装饰、柏油路、广告、电视机、加油站、热狗摊子、冷清的商业中心、郊区的砖房、乡村俱乐部、酒吧和烤肉架、毫无意义的活动、争强好胜、消极懒散、鲁莽傲慢、药房、闷热的百货商场、公交车站、人头攒动的校园、老气横秋的年轻人和幼稚可笑的中年人……透过新泽西的烟霾看到这一切渐渐远去，我不为所动。如果移民，我可能会因为远离朋友而感到后悔，但实际上这种距离并不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遥远，那是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是脆弱、封闭、孤独的美国生活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在这华盛顿，在市中心所见是一个伟大城市的光鲜表面，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官僚主义、狭隘的心胸、浅薄的目光以及倦怠的无助感。

1月30日

我开始相信杜勒斯先生解雇我是非常正确的。人们不喜欢我这种性格的人留在政府，少了我们这样的人，政府照样会运转得很好。现实往往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深邃复杂，现实中也没有太多的空间来容纳一个追根究底的思想。诚然，我们能够为人民节省很多精力、时间和金钱，但人民并不怎么关心，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如果必须让他们选择，他们可能宁愿付出更多的成本、精力和时间，也不愿意把我这样的人留在身边。

即使得到的是这种评价，也不应该感到不快。当然，主要问题在于我自己。从根本上说，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已经无话可说。有时候我扪心自问，还有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还愿意去做什么。答案是：还有，不过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它们当中没有一项能够带来一年三万元的收入，如果低于这个数字，就无法生存下去。至于做什么能有一年三万元的收入，我完全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七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为这个事情感到担心。

如果没有三万元的收入这个问题，那我想去做什么？我猜我会做一个隐士或者美学家。去苏格兰的西海岸生活，旅行，阅读，看人类之手创造出的美景。结果又如何？也许看见它就足够了，接受这一切，生活其中。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有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呢？

2月2日

最糟糕的是，我看不到未来，甚至连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了。这段时间，我任由寂寞和颓废自由生长，过去一幕幕生活的变化，让我感到重新开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就像契诃夫小说里的男主人公，由于打赌输了，不得不把自己三十年的光阴奉献给朋友的图书馆。三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没有走出图书馆的欲望，于是继续在那里了却余生。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显得不真实，我甚至理解了苏联大清洗中那些逝去的灵魂，以及他们在监狱里的忏悔和告白。我逐渐感觉到，杜勒斯先生解雇我是明智之举。作为一名官员，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在国务院更是毫无用处。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一线，做个使团团长，但那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我的能力仅限于此。

3月9日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待在五角大楼，探究罗宾斯㊟的军事情报记录，那里的记录不算多。中午跟一名高级军官共进午餐，他问了我一些关于苏联的问题。我忍不住惊讶，过去在政府中遭遇的全部挫折几乎已被我遗忘了，如今竟然这么快就又重上心头：我没有能力让别人理解我的想法。即便你让一个人理解了，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你，你只能用睿智和切实的行动来取得他们的理解，这种不争的现实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说明或者辩解，而是教育。我说的教育是指，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这种教育，就会变得不再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美国人，而是能够与他的同胞有所差别。我们永远无法变得睿智、无法掌控外交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种基本的素质，缺乏对历史、对人性的理解。要做美国人，就不要相信这些道理；了解了这些道理，你就已经不是美国人。

3月14日

我认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人，不是那些你能和他讲理的人。当然总统除外，总统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只是不想做而已，因为他的治理重点不在于此。

【为了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凯南去了圣路易斯，研究戴维·弗朗西斯（David R. Francis）的相关文件，弗朗西斯是伍罗德·威尔逊时期的驻俄大使。】

3月19日，圣路易斯

今天是母亲逝世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早晨，我起床开始为新的一天做准备时，心情欢快起来，全身舒畅。我开始想象，妈妈一定就在我身边，并且会陪伴我一整天。我也知道，她一定也希望我这样生活：在她的爱和宽恕之下，我能够从容淡定，慈悲优雅，高贵体面，悠闲自在，不用过去的失败折磨自己，也不为目前的处境忧心忡忡。

【为了继续完成历史研究，凯南乘飞机和公共汽车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调研。】

3月23日，飞往旧金山途中

在美国，东部人看西部人就好像欧洲人看美国人一样。在我们东部人看来，西部人呆板、傲慢、肤浅、粗鲁、乏味，这跟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印象简直一模一样。

西部人的问题首先在于他们一成不变，完全缺乏与外界的比较和内部竞争的压力。没有压力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成长，也不会催生出新的事物。西部唯一在增长的就是人口，时时刻刻在繁殖，但这种繁殖只是基于现有的基因，不会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来……

我觉得必须想办法迫使自己总结一下原因，为什么我对这个国家如此失望，并深感对这一切都已无能为力。我要将这种失望情绪排解掉，我可以怀有这种情绪，但不能被其左右。我想那是因为我感到一切都没有尽头，如果有人试图改变现状，那么最后他肯定会陷入绝望之中，就像深陷流沙一样被吞噬，最终一无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正进入一种漫长的、波澜不惊的麻醉状态。其间会有人短暂地醒来，并且不幸地觉察到当前的状况，但也意识到根本没办法改变这一切。有时，就像现在这样，当我面对着熙攘人群，我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一切都证明不了什么；这是一群尚在梦中的人。

此刻，我们正在穿越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s），壮阔的太平洋海岸在我们面前曲折延伸开去。靠近大海的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太平洋如此广阔，却什么重要的话也说不了，什么重要的事也做不了，无法给你希望去探寻一条更美好、更牢固、更有希望的人类生活之路，无法超越眼前的时间和空间。

我听到有人说：“啊，可是这些人很开心啊，和他们一起开心一下不是更好吗？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成熟清醒的人吧。学会游戏人生，学会寻找快乐，就像孩子那样，学会过幼稚的生活。你会吃惊地发现，原来逃避现实是这么容易，你也会惊讶地发现，在阳光下和电视机前虚度一天是多么容易。忘记未来吧，宁可旁观也不要去创造，在快乐的氛围中与仁慈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与它用心交流。你只是有些嫉妒罢了。这就是需要你做的全部事情。”

也许吧，也许。但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在提醒着你，人类要不时地提升自己的尊严，提高无限的创造力。我在这种创造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了，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将它忘记。

3月29日

加利福尼亚更像乡村，而不是一个州……自然环境影响着文化特质，而在这里，气候或许只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也许通过消除巨大的季节差异，就能有效地降低一个人的心理压力：持续沉闷的雨天和没有尽头的冬季，冰霜雪雨与家庭取暖的各种小麻烦，大大地锻炼了一个人的耐心和韧性。加利福尼亚人民被剥夺了季节更替带给人的强烈情感体验，他们没有机会去体验无尽的哲学道理和生命轮回。不过，这些差异还只是相对的、次要的。

加利福尼亚生活更重要的特征，也是最触动我的特征，就是那里的人们缺少社会压力和精神压力。他们的观念和习惯是一致的，环境与利益是一致的，地区形势长期稳定，新旧事物混杂一起。在我看来，这种“千篇一律”就像一只强压在理性思维上的大手，甚至也压在这个地方的感性思维上，因为只有通过不断调和异议和分歧，才会产生真正的创新。观念与习惯的一致性，标志着加利福尼亚的顽疾根本无法治愈。

【在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的陪同下，凯南远赴父母坟前祭拜。】

7月17日，密尔沃基

进城的路上经过森林之家墓地。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准备去凯南家族的墓地祭拜。我们不知道他们埋在哪里，但我和姐姐一度都感觉已经非常近了。我下车开始步行，内心迷茫而激动，我有点儿不知所措，穿行于墓石之间，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爸爸，爸爸，你在哪儿？），仿佛找不到他们，我们就会永远失散分离一样。

珍妮特首先看到了刻着家族姓氏的墓石，离路边有点儿距离。我们走了进去，它们就在眼前：墓石依然很坚固，体现着维多利亚时代高贵的墓葬风格，清晰而特别的字体有力地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身份，土丘高高隆起，那里躺着我的亲人。

首先是我的妈妈，弗洛伦丝·詹姆斯·凯南。我对妈妈一无所知，因为在第四个孩子乔治出生仅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这里埋葬着所有她再也无法给予我们的爱，所有她再也无法给予我们的慈祥）。亲爱的妈妈，离开自己的孩子们，对您来说一定非常艰难和痛苦，我们心中一直对您充满敬畏和爱。我们英年早逝的妈妈，您纯洁美丽，宛若圣母，对我们只有爱和宽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接受了您给予我们的一切。只是，我们很遗憾在年幼时没能分担您的痛苦，无法用您赐予我们的力量使您起死回生（也许我们的爱，会以某种方式飞到您的身边）。

母亲的旁边是我的父亲，科苏特·肯特·凯南。感谢上帝，他们肩并肩地躺在一起；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共同经历了艰难、困窘和痛苦的生活——家庭的差异、社会出身的差距——但他们对彼此充满了真正的爱，也共同遵守着对彼此的承诺。

父亲是一个笨拙、胆小的人，甚至到了懦弱的程度。他经常表现出一副怯懦的样子，怯于为自己辩解。在即将离去的那段日子里，他表现得十分敏感，自负而又有些孩子气；有时候他像个乡巴佬，有时候又像个文化人；他对很多美好的事物不屑一顾，跟家里其他人一样多愁善感；他像律师一样整天紧绷、严肃得有些僵硬的脸上，也能像其他人一样显露出温暖而又坚定的爱意；他是一个很孤单很痛苦的男人；憔悴、坚强、节制，年轻时健壮得几乎从没生过病。他在度过了孤单暗淡、病痛缠身的晚年后，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我自己是一个喜怒无常、以自我为中心、神经敏感的孩子，我也像他一样胆怯，不敢相信任何人。在他的晚年我没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些许宽慰，但是，我爱他，他是除了我儿子之外我最爱的男人。我们从来没有激怒过彼此；我很感激他的沉默和宽容。我也许比家里其他人更能理解他的孤单、他的忧愁、他的绝望，还有他的信念。

10月21日，自欧洲调研返家途中

我在思考，今后如何处理自己与马上重返其中的美国社会的关系。我认真甚至有些决绝地认为，与其撇清关系似乎非常合理，这不是因为我不被人欣赏，有一部分公众还是非常欣赏我的。但是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疏离感的强烈程度，无法理解我疏远他们那种生活的决绝态度。真正执掌大权的那些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经营老虎机的人和政客——我在他们当中没有影响力，以后也不见得会有。

这重要吗？我还应该为战争是成功还是失败而烦恼吗？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原则地战斗吗？当然应该。可是，去哪里战斗？怎样战斗？如果失败已经注定，如果我所能做的只是以微薄之力暂缓这种趋势——我应该怎样选择自己在战斗中的位置呢？我难道不应该选择一个纯洁、清净、没受过任何污染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开始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吗？当然，那个地方绝不是政府，因为那里的大部分环境早已受到侵染。

12月26日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虽然这个转折点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一个刚迈过五十岁门槛的男人，突然之间感受不到痛苦了，这正常吗？对女性的渴望所带来的痛苦正在逐渐减少，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其他痛苦也在消失，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换个角度说，契诃夫是幸运的，那么年轻就带着一身成就死去了。而我还得工作，而且正在工作，但这工作太轻松了，太缺乏挑战了。男人，至少像我这样的男人，如果没有人驱赶着我们，追逐着我们，不把我们逼向绝境，强迫我们把每天都当成世界末日来过，那么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也许，一个人的晚年生活必须过得像苦行僧一样，而不该像有些人，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年轻。我们要强迫肌肉、大脑和同情之心全负荷地去工作，哪怕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人才不会感觉到晚年生活的漫长、沉闷和枯燥……

普林斯顿报纸自豪地宣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保证我们都能用上拨盘式电话。呵，多伟大的成就！再往前进一步，人性的要素就被清除殆尽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提醒你周围还生活着其他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至少应该留下一种声音，它也许是缺乏个人感情的，但是有人性的，让人安心的。人类究竟想干什么？他们还要让自动机械占据多少生活空间？难道他们希望有朝一日，生活都变成自动化的吗？难道他们希望无论什么事，都不需要人动手去做了吗？难道我们只需要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盯着电视机，让生命就这样不经意地从身边溜走，偶尔茫然而麻木地问自己，人活着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12月29日，华盛顿

我去了五月花【酒店】，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并在一个小组会议上递交了我的讨论稿。会议主题为“历史与外交”，议题很宽泛，也非常空洞。会议地点选在主厅，出席者有几百人。这一次，会场内的通风情况还算过得去。我的议题是外交官所青睐的政治哲学，外交官们怀疑政府的启蒙教育和公正无私，不愿意看到国内政治竞争的局面。虽然有几个段落是很严肃的，但我并没有想要全篇演讲都那么严肃，而且我也特意恳请到场的记者在报道中点明我的演讲是轻松活泼的（但我注意到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根本没做到这一点，该报节选的内容给人一种奇怪、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1956年

凯南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的同时，写了一些演讲稿和随笔，还就会见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苏伊士和匈牙利危机，以及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总统的意义做了一番思考。

1月8日，普林斯顿

欠发达地区的朋友们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成见已深，我们做也好，不做也好，他们都会加以谴责。他们指控我们搞帝国主义，但是，仔细想想，看起来我们身不由己地必须带上点儿帝国主义的味道。如果我们不试着去摆布别人，别人就会谴责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事情带到正路上去。可是，我要问问，怎么样做才能让欧洲以外的国家（甚至部分欧洲人）改变想法，不再认为我们与那些滔天大罪有关呢？来颗原子弹把整个美国炸上天吗？那他们接着一定会控诉放射性物质泄漏，并且一定会指责我们戛然停止了对他们的援助，因为他们已经将接受援助当成一种习惯了。坦率地说，无论美国怎样做，都不要指望摆脱罪过。所以，我别无他法，只能承认我们是恶人，满心欢喜地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并警告大家如果对我们抱有期望，你们将毫无所获，这样一旦有人来指责我们，我们就可以说：“怎么了？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有能力与我们的苏联朋友竞争。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妖魔形象植根于大众的心中，所以他们现在一旦表现出一点儿合乎常情的礼貌，就会受到吹捧和表扬。

我现在已经开始第二卷㊟的编写工作。投身编史著述，意味着以当代标准而言，历史学家自己的生活平平无趣，他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也成了寡淡乏味之人。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生活在现代，而不能生活在他所研究的那个年代，这一点实在讨厌，因为除开你所写的年代，其他时代都相当乏味。你将成为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客人，因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不感兴趣的人也将不为时代所容。每一代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整个历史就应该围着自己和自己的时代打转。

1月9日

昨晚是两周之内冰风暴第二次来袭。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玻璃窗向外看，遗憾地望见殷切过头的官老爷们已经安排人沿街路上撒满了沙子。在自然与汽车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总是同情自然。我希望光滑的冰粒能完好、平稳地待上几天。我对自己说，就让人们滑溜下、踉跄下呗，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把自己的习惯和灵魂都卖给汽车是多么轻浮的举动。任何有谦卑之心和生活品位的人都不会那么做。

1月21日

三个星期之前，我成了这里㊟的教授，生活勉强有了保障。可是说真的，我过去好几年都没有像这几天那样，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好感已经被消磨成冷冰冰的最基本的义务了。除了未来多年的责任，我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只有生活在宁静之中，不用在外界强大的压力逼迫下工作，做学者才不失为乐事。

1月27日

我很钦佩史蒂文森㊟，他敏感、聪慧、勇敢。我认为他是国民值得托付但也许永远不会托付的那种人，再说杜勒斯已经把我逼得只能选择民主党。可我算哪门子民主党呢？只说国内事务的话，我更倾向于共和党。我认为，保护农民这一论调通常是在胡说八道，我希望出现更多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失业的现象。我吃惊于这个国家工会运动的目光短浅，保守反动，还有一部分工会存在腐败……

今天早晨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是艾伦·内文思（Allen Nevins）㊟，主题是内战。他在文中称，尽管内战肮脏、恐怖、令人沮丧，但就其“缔造出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件好事。为什么说它缔造出一个民族就是好事呢？随后的历史证实这是好事了吗？设想如果南方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也许会发展得更好。我对统一观念并不抱有坚定的信念，我不相信离开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我们就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也许抛弃了我们拉美化的边境地带，才能在国内其他地区保存一种具有北欧风气的文明。再不济，这也会使世界更加多元化，还要求什么呢？

2月29日

在电视上看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全民发出公告，他将开始第二届任期。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漫步了好长时间，借机理顺了如下认识：

（a）国家即将进入下一个没有政府领导的五年。

（b）它的国际地位将会进一步大幅度、灾难性地下降。

（c）人民真心希望国家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d）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在这个国家里，我就是一个外国人。

面对这种绝望，我想知道，我既然已经接受了邀请，打算在今年春天发表三次演讲，其中两次还是公开的，那么到时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对人们说些什么？

这甚至波及个人日常的社交生活，以及与朋友的关系……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避难所：到最后，学会沉默的艺术、平庸的艺术、迎合的艺术，绝不再去搞什么严肃的讨论。

【凯南写作《苏美关系》第二卷时需要参考俄国革命期间的原始文献，其中很多都保存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胡佛研究所。】

5月13日，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

加利福尼亚让我想起美国新教徒心中的天堂：永远有一堆初来乍到的人；他们会遇到很多朋友，但不是跟所有人都能成为朋友；人们会花大量时间庆祝身在此地；没有人会发一丁点儿牢骚；新来者会感到些许的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恶魔既已驱逐，美德正被赞颂，未来生活未免会过于平淡。

8月5日，农场

在这样一个国度，一个人应该怎样教育他的孩子？如果能成功地将自己的生活品味灌输给他们，孩子们就会为周遭环境所不容。如果放任自流，由主流环境来决定孩子们的品味，那他们很快就会疏远父母。

如果一个人相信这个时代的生活是健康的，对孩子们的身体、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都有益处，那么他很容易就能克制自己，放手让孩子们尽情接受时代的洗礼，不再试图将他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可惜我们无法确信这一点。我们怎能坐视孩子们长大却没真正成长：孩子们被过多的电视节目熏染得性格不稳定，盲目模仿，墨守成规，过于神经质，先是疯狂沉溺于青少年所热衷的改装赛车，然后再与异性建立乱七八糟的关系，因而失去了与同性群体接触的机会，也错过了正常社会中男女交往的时机，在还未真正成熟起来之前就已经丧失了天真的本性。更不必说教育的缺失了，讲话不成条理，嘴里永远是那些含糊其词的陈腔滥调，看破红尘似的缄默不语，拿它当成自己不思进取的借口。为了适应这个社会，你要把这一切都教会孩子，好让他们能在这个时代生活得舒适一些。

【凯南去探望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和她的丈夫尤金，他们住在海兰帕克。】

8月23日，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

格蕾丝正在从太平洋海岸赶回东部的途中，顺便来海兰帕克陪我待上一两天。晚上我从南芝加哥回到家时，她告诉我有个电话找我，是从利伯蒂维尔（Libertyville）的阿莱德·史蒂文森家打来的。我回了电话，是史蒂文森本人接的，他听说我到这里来了，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问可不可以带着格蕾丝一同前往，他说非常欢迎。于是我们马上驾车出发。我看他非常疲惫、困倦……

当晚我们听了共和党大会的竞选提名演说。当时我们正在吃饭，另一个房间的电视里传来了尼克松低沉的声音。当临近总统演讲时，摄影师们到了，他们想拍一张史蒂文森正在收听艾森豪威尔演讲的照片。他基本上同意了，可是当他们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叫停了拍摄。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和格蕾丝正躲在餐厅里（避免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也避免节外生枝）。之后我们去了客厅，大家一起收听总统的演说。史蒂文森先生非常冷静地听了演讲，认为它还算精彩，但我们俩都认为其内容与共和党的所作所为毫无关联（实际上，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实力要取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人完全不再期待政府的承诺能兑现；诺言和行动最后并不一致；解放人民好像只是说说而已）。

演讲结束以后，我们又探讨了外交政策。聊了没一会儿，我就和格蕾丝离开了。史蒂文森先生送我们到他家后面的停车场。天上一轮明月，田地笼罩在雾气之中，看上去像是大海。我和格蕾丝都很过意不去：他看上去那么疲惫，那么厌烦，又那么无奈；支持他的人太少；跟庞大、老练、富有的艾森豪威尔集团相比，史蒂文森投入的全部竞选资本显得不堪一击。何况他还要扛起一个内讧不断、纪律混乱、愚昧无知的民主党，在过去几年里，该党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差不多吸纳了一半的麦卡锡主义者啊。

很明显，无论最终的选举结果如何，这个国家还是和几十年来遭际的一样，不会拥有一个开明的政府。

9月20日，普林斯顿

《苏美关系》第二卷中有关早期历史的部分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初稿大概已经完成一半），但又经常忍不住想参与时下热点问题的讨论，因此我常常纠缠于两者之间。昨晚，总统发表了有关和平问题的竞选演说，听罢我恨不得发一则声明公开声讨。他说：“我们见证了世界上广大地区的人民通过斗争获得自由——摆脱外国的统治获得自由，摆脱国内的贫困获得自由。”他只字未提摆脱国内的独裁者获得自由。他说共产主义世界的野心已经表现为新的形式、新的政治手段，叫作“通过选票而不是刺刀来获取胜利”。简直是胡说八道。通过“刺刀”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他混淆了警察和军队。通过“选票”又是什么意思？“选票”对中东有什么意义可言吗？他说我们的核武器是为了“挽救和保卫我们的自由而研发”的。这可真是荒谬可笑的误导。我们的人民从核力量的使用中获得了什么利益？核武器能为人民解决什么燃眉之急？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这些对事实的曲解滥用置之不理？看来民主党阵营实在是没有人能站出来质疑这些了。

当埋头学术的时候，我还有权利对时下热点问题进行公开评论吗？

当那么多人满怀信心地看着我，准备接受我引导的时候，我还有权利拒绝评论时事吗？

9月28日

晚宴上，一个客人问我希望美国对苏伊士采取何种行动，我说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信奉孤立主义。过后我才想起来，我应该向他解释清楚，孤立主义者分为两种：一种人认为外部世界是无关紧要或者完全邪恶的，不值得为其烦恼；另一种不相信按当今这种方式组成的、持有当今这种动机的美国政府，能在大多数国际事务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属于后者。

【以下日记是凯南在苏联从布达佩斯第一次撤军之后、第二次进驻之前写的，苏军第二次进驻镇压了匈牙利的事件。】

11月1日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尤其在对待匈牙利问题上，一定有些事情是民众所不了解的，而这些事情解释了苏联为什么这么做。我实在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他们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一定是莫斯科涌动的某种暗流导致他们采取如此反常的行动。整件事情就是，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镇压布达佩斯事件。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实力。撤军的唯一解释就是国内有人不想这样做……

我怀疑可能是红军领导人，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Georgy Zhukov），或许还有其他人，他们一直对利用军队镇压民众暴乱和在东欧充当宪兵的想法不以为然……我想这势必会引发驻扎在西德地区的西方军队的问题。这将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显而易见协议撤军的地区囊括了波兰和东德。该协议一旦达成，我认为不超过三天东德政府就会垮台。从表面上看，苏联会试图继续支持东德，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价还价。各国从德国撤军会终结共产主义在东德的存在，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不过撤军行动会让波兰的形势趋于明朗。我愿意相信莫斯科是想摆脱对东德的义务，因为经历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还在那里会感觉颇不自在……

我曾经多次强调过，只要假以时日并让其不失体面，苏联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可能会自行终结。

11月7日

近日发生的事情㊟真是晴天霹雳，我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我感到有必要做以下记录：

1. 事实证明，在“解放”、向联合国大多数国家求援以及与新国家培养感情等几个方面，我的担心和警告是非常正确的，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2. 这届政府让我们卷入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而它实际上已经无法掌控这种境况了。

3. 尽管如此，其领导人还是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再次当选。

4. 多年来，公众对我的观点已经有所了解，对我有兴趣的人也都知道我所秉持的立场。

5. 在某一事件中，如果一个人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却被认为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走向，这样的认识当然极不可取。不过，在这个极端危险的时刻，我确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却受到了公众的极端蔑视和彻底否定。这种情形意味着，无论我的立场观点如何，我本来可以做出的贡献在这个最后时刻被自己的祖国否定了。

6. 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些贡献的企图已经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了。我必须告诫自己，我在这个国家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已经退出舞台了，已经谢幕了，接下来的生活纯粹就是个人生活了。我的任务就是在上天的安排下，优雅淡定地接受这样的生活，毕竟我并不是唯一遭遇如此命运的人。

如果战争来临——它的确极有可能来临，我将投笔从戎，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欣然前往，虽然很可能就此丢掉性命——肩负这种公职的人很少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安然无恙。我想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因为在和平年代都不能采纳他人忠告的政府，在战争时期更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在战时任职，我就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国家更乐意它的人民穿上军装无所事事，也不愿意让他们穿着便装报效祖国。

11月8日

我觉得在这关头，苏联人并不打算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们想要有所动作，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a) 他们希望中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以此分散西方对匈牙利问题的注意力。㊟

(b) 他们相信西方联盟在中东地区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并且认为自己能够从容不迫地给英法制造一些麻烦。克里姆林宫相信，从美国目前所采取的立场来分析，美国会保持中立的态度。

我认为莫斯科之所以让目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是想跟我们讨价还价，逼迫我们牺牲英法的利益来换取中东地区的和平。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妥协，因为华盛顿的当权者中没有一个人关心英法的利益，也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它们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

因此，如果莫斯科如愿以偿，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了，只是苏联人会在政治上征服中东，并且利用他们在那里控制的石油作为筹码勒索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务必认识到，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目前都已经控制不住局面。就当前形势而言，考虑到多地区高度紧张的局势，战争很有可能爆发。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11月11日

我很想说：现在的美国是尼克松的美国，不是我的美国，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个国家不需要我的参与，照现状来看，我也不想参与。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再讨论公众问题呢？为什么不从公众的视野中彻底淡出，做一个被彻底遗忘的人呢？

我到底还是要面对现实，毕竟我的对手占了上风。是他们的思想而非我的思想在指导着绝大多数同胞。跟极少数对我的观点仍感兴趣的人探讨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吗？不过，他们的确对我还有所期待，毫无疑问我不应该辜负他们的这份期待。即使我想要保持沉默，是不是也应该至少把理由讲清楚？……

（支持我的人）无法像我打算的那样，移民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我该给他们什么建议呢？回到玩世不恭的个人追求里去，就像普通人那样：让自己沉浸在空虚的生活中，让自己忙碌起来，打棒球、露营、看电视、唱歌、开凯迪拉克、玩高尔夫球、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等等，什么都可以？我还能说什么呢？

最让我纠结的是，我非常确信自己在许多方面上的看法都是正确的。背负着这样的思想负担，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许还好过些，可是在主要问题上我并没有错。1945年，几乎只有我一个人预见到苏联在其卫星国的恐怖统治，以及这种统治最终必将解体的命运。事实已经证明，我对苏联极权社会弱点的分析是绝对正确的。马歇尔计划的思路是我提出来的，我正确地估计了马歇尔计划取得政治成功所需的必要条件。如果政府按照政策规划室的建议处理德国问题，德国很可能会获得统一，东德也不会受共产主义的控制。六年前，在华盛顿的高层官员中，我以一己之力敦促美国政府将台湾直接置于麦克阿瑟的管控之下，不要将其归还给中国大陆。我警告过不要试图入侵朝鲜。我很确定我此刻提出如下论点是完全正确的，即把国家安全寄托于联合国多数成员国，而非寄托于传统上与我们的未来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盟国，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些见解该怎么处理？抛弃它们？带着它们进坟墓？没有人愿意听。

11月27日

阿拉伯人现在对我们笑脸相迎，我们终于可以短暂地享受一下美国政治心理上一直渴望得到的东西了：在面临帝国主义大国的贪婪掠夺时，一个弱小国家因我们的支持而对我们充满了赞许、钦佩和感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海约翰（John Hays）门户开放政策的阴影再次笼罩在美国外交之上。当时，一如现在，我们撂了一句好话，每个人都十分满意，尽管它并没有实际用处；当时，一如现在，公众很乐意相信，我们的姿态不论怎样都让帝国主义者感到些羞愧，让弱小无助国家的人民感激。对他们，我们可以实行国内政治制度绝对禁止的家长式管理。过去，我们相信中国人对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看看时过境迁，发生了什么。现在轮到阿拉伯人了，明天他们会怎么样？

1957年

凯南前几年的写作结出累累硕果，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俄国退出战争》荣膺数项大奖，震惊了学术界。11月，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伊斯特曼荣誉教授职位（Eastman Professorship）。他敦促超级大国不要在中欧地区部署核武器，而应该从那里撤军，东德和西德由此便可以统一成一个国家。他的演讲在西欧和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5月6日，普林斯顿

今天，《俄国退出战争》一书获得普利策奖，这是该书获得的第四个奖项。我还比较满意，不敢相信这本书真有那么好，不过我对获奖本身却丝毫提不起兴致。至于为什么缺乏热情，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撰写这本书的每一卷时，我都力求条理清晰、叙述详尽，在文字上精雕细琢，不过我的本心不在其中。我还有更感兴趣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去写，或许我应该写写小说。

5月23日

下午，我到纽约参加美国历史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American History）举办的宴会。宴会上，我第一个领受了该协会创设的美国年度最佳历史写作奖。那是一个温馨愉快的场合，典礼由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主持，诺曼·阿莫尔（Norman Armour）㊟颁奖。

这个奖项是我今年春天所获奖项中的最后一个，这一系列奖项包括：

◇ 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

◇ 班克罗夫特奖（美国历史学会）

◇ 普利策奖

◇ 本杰明·富兰克林奖（公共事务最佳杂志文章奖）

◇ 弗朗西斯·帕克曼奖（今晚所颁奖项）

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洪水般涌来的荣誉，我无法相信这本书有那么好……我怀疑今年是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小年。不过，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在非虚构文学界树立了声望，我对语言和写作的热爱在政府部门从未获得过肯定，如今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这是一份责任，意味着我能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政府官方的身份让我的话语为民众所知。这也在我肩头加上一份责任，不要靡费自己的生命和精力，只说值得说的话，并且要在有影响力的平台上讲出来。换句话说，该把话语被人倾听、传播和尊重的能力看作一种资本，虽然它可能是出于偶然才降临到我头上的，但不管是不是应得应份，在大众媒体的喧嚣已经掩盖和消解了很多声音的时代，它十分稀罕，应该好好珍视和保护，而不要去在意它和我这个人之间纯属偶然的从属关系。

7月28日

我对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缺乏热情，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心。克里斯托弗㊟刚刚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我竟然答不出来！怎么回答呢？我含混地说对划船感兴趣。之后我又补充说，如果生活允许的话，我还喜欢耕种。坦白地说，我不感兴趣的就是每个人都期待我热情洋溢地追求的东西：国际事务。为什么反感？因为它弃我而去。挫折、失望和幻灭纷至沓来，现在的我只剩下悲观的情绪了。我是个心态正常的人，让自己感到悲观的事情我不想做。

老实说，我应该以“为什么国际形势毫无希望”为讲座题目。但是，接下来就不得不探讨我们美国社会内部缺乏活力的问题，包括制度自我调节机能的不足，宽松制度的失败。接着，再谈谈外部世界的人口过剩、社会堕落、鲁莽轻率，等等。我不得不为退化的社会、衰退的人口、高度专制，以及绝对的政治孤立辩护。这是在为谁辩护呢？我想是为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然后，我倒是宁愿美国的四个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合并，南部地区，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西北部待定——以联邦为基础，与加拿大和英国合并，华盛顿不再作为联邦首都（终于摆脱了！），将首都定在温莎或者渥太华附近。至于我们的盟国：斯堪的纳维亚与西伯利亚半岛中立，欧洲大陆则实行自治。随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执行严格人口削减政策和独裁政策，包括各国禁止本国公民驾驶汽车。

这一切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加拿大人、英格兰人和美国人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民主制度，大众永远都认识不到这些事实。实际上，西方世界的民主只有通过五十年仁慈的独裁统治才能挽救自己，这种统治就像一个医生让病人治疗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让后者继续自行康复一样。

既然这些都不可能发生，那么说这些实话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要警告人们他们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让他们相信在有生之年，世界将会结束，建议他们培养些早期基督教的美德？

8月28日

牛津！宁谧的庭院，宏伟古老的高塔，优雅坚固，仿佛在涌动的流云中飘浮。街上是别别扭扭的拥挤交通，密集的自行车阵容。身强体壮、面色红润的年轻姑娘们骑着自行车。她们谈不上娇美，却也不乏魅力。我住在一栋大房子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套间里，品尝着无尽的孤独，连日来没和人说过一句话。我在清新潮湿的风中漫步：走过公园；走过郊外的大街，这些街道充分体现出英格兰现代城市景观的拘谨、迟钝和单调；走过静谧的河岸，看到情人们躺在深草里，仿佛迷失了自我，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就像《福尔赛世家》㊟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啊，英格兰的爱情，如此脆弱，如此残缺，如此不顾一切，结果竟是让人如此心酸！）我在一家小旅馆的餐厅内就餐，那里只有两位服务生，菜单从来没有变过。一切都很安静，人们低声地讲话，以免破坏这一如教堂墓地般的宁静。镶板的老式公共休息室，蜡烛照明和波尔多葡萄酒，以及人们对过去时光的留恋，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在不期而遇的邂逅中，我看到了英国人千差万别的个性，既有最迷人的谦谦有礼和古道热肠，也有偶尔恶狠狠的粗鲁无礼和骄傲自大。到处是成群结队的暑期观光客，他们手里拿着旅游指南小册子，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完成任务似的四处拍照。

一直以来，我都身处孤独的舞台之上，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小人之交的迷魂汤，我也有点儿——但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抑制不住嫉妒之情而瞧不起自己。人是多么脆弱的动物啊，需要每日在彬彬有礼的社交生活中寻找自我，对琐碎的过往自我解嘲，开着自己的小玩笑，坚持说这些肤浅的事情表现自己的人格，还自欺欺人地认为别人被自己蒙蔽了！人们的社交生活一如身体一样脆弱不堪。如果让他们两三天不食不眠，绝大多数人就会精神崩溃，六神无主。如果让他们断绝与所有朋友的联系，他们就会深陷忧郁和自怨自艾之中：他们的自尊因社交营养的断绝，以及暴露出清冷空虚的自我而饥寒交加。

最近几天，完成了英国国际广播电台讲座的录制工作。总体来说，那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讲座，演讲已经不再是我的强项了。我用邮件将讲稿发过去，编辑最近一直在审阅讲稿，明天务必播发。如果他们不播的话，我就让他们把稿子退还给我，接受这份邀请让我倒了多大的霉啊。

【在下篇日记中，凯南主要反思了在牛津极度忙乱又硕果累累的秋季学期，其中不乏自我批评的意味。】

12月22日，英格兰，多丁顿

距离上次写日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这三个月就像三年那么长。我在牛津做了十三次学术讲座、六次里斯讲座，在军事评论家圈子的晚宴上演讲一次，还有一次电视采访。这些活动让我应接不暇，我准备得都十分仓促，没有一次是我本该有的表现。所有讲座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牛津讲座吸引了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里斯讲座表面成功，实际上却让我恶名远播。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我无法从常规的视角来考虑整个事件。做里斯讲座的时候，我曾经从演播室跑出来三次，神经质地谴责自己，责备自己演讲的内容糟糕透顶。我在内心中安慰自己，幸好不是他们先把我轰出来的，我甚至连第二天的晨报都不敢看，害怕报纸上登载的相关内容让自己羞愧难当。我体会到了安东·契诃夫在《海鸥》中于彼得格勒遭遇惨败时的恐惧心情。但是，讲座竟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这真是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现在我的感觉是，五年前离开政府外事部门时在国际事务方面积累的所有知识已经彻底耗尽。我希望，除非有机会从头好好学习，我要对外交事务中的是是非非永远保持缄默。

【凯南夫妇在欧洲大陆度过圣诞假期。】

12月31日，卢森堡

有人说里斯讲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点确切无疑。各国政府当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闻媒体也是如此。

我在讲座中曾经评论说，试图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协议的努力纯属浪费时间。但是，针对裁军问题，重启谈判的大部分会谈已经提上了日程。

在演讲中，我也提到，如果我们要与苏联协商，就不能以同盟体的形式进行，那样不会成功。但是，北约组织的声明表明，北约诸国希望尽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与苏联谈判。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首先应该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和谈话。但是，人人都争相表态，好像都希望在我们放出底牌之前先让苏联放出他们的底牌似的。

我在讲座中说，我认为局外人无法拟订中欧撤军计划。世界各国媒体持续不断地提起“凯南计划”。

在讲座中我也说了，在亚非援助方面，我们不应该与苏联政府竞相抬价。在开罗会议上，苏联代表允诺将向亚非人民提供无限制的援助，这个承诺莫斯科可永远不会兑现。然而，华盛顿那些人却立马做出反应，开始讨论一项十四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不应该在西欧部署核武器。巴黎的政治家就做出回应，指示诺斯塔德㊟拟订一个计划，给他明确提供了在西欧部署核武器的位置。

1958年

1957年里斯讲座掀起的风暴一直持续到1958年。凯南认为与莫斯科在德国问题上达成交易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他挑战了正统的冷战观念。针对他的观点，前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予以猛烈回击，他说：“根据我的判断，凯南从来没有抓住过大国关系的真实一面，而是对其采取一种相当神奇的态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私下里感谢艾奇逊“面对凯南先生不切实际的想法，采取了坚定的态度”。㊟除这些批评之外，凯南还面临着牛津公共讲座的繁忙日程。与往常一样，他挺身迎战公开的挑战，私下里则心怀怨怼。

【凯南一家赴瑞士度假。】

1月5日，瑞士，克莱恩

西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德国撤军——尽管今天的苏联不愿意这样做——都会使整个北约意气消沉。如果是这样（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那我只能说，这完全证明了我之前提出的观点：北约已经不再是能够解决欧洲争端、促进协商的机构了，不再是会为了对方的让步而做出修正或调整的组织了，它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人们对它已经重视到不能牺牲它来交换对方退让条件的地步，它已经成了达成任何真正的政治和解的障碍。

基本上，对于我关于德国问题的演讲，有些回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回应有两个要点：

1. 莫斯科不会接受撤军建议；

2. 这个提案会削弱北约的力量。

实际上这两个观点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莫斯科确定无意接受撤军，那北约为什么还要甘冒其险呢？要么有人担心这些提案会被接受，要么至少承认现有提案没有抓住争端各方的利害关系，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提案。

1月12日

今天早晨看到艾奇逊对里斯讲座做出的回应，我深感意外，他的言论就刊登在星期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的头版上。我一个人在雪地里溜达了大半天，想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直面这次打击。从他的回应中可以看出，不仅我说的话受到了严重的误解，而且意味着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的政策如今连最微弱的希望都没有了。在当今美国的公共生活里，已经没有人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对苏争端感兴趣了。所有人都认定，这种对抗是纯粹的军事斗争，也只能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决定鲁莽而盲目地推动这场军备竞赛了，不管这种竞赛会将我们带向何种境地。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我现在仿佛是一个人在旷野里哭泣，这样的孤独感对我来说前所未有。

1月21日

骰子已经掷下。解决欧洲争端的事情已经没人再提了。军备竞赛会无法控制地继续下去。这些人将会得到他们志在必得的一场战争。至于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世界还会剩下什么，那就由不得人类了。

2月2日，牛津

一回到牛津，我就发现自己对这里充满了厌恶……我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像在普林斯顿那样快乐。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友好、很热情，更何况我在普林斯顿也只能算是一个过客。除了一圈好友之外，我在普林斯顿也没有什么亲戚。我憎恨当代美国生活的绝大部分外在表现，但是，普林斯顿有花园；我可以在户外工作；我可以偶尔去农场看看；孩子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外面玩耍，不必过多考虑提前安排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问题；房子温暖，宽敞，舒适；一切看起来给人极大的空间感和自由感；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呼吸。在普林斯顿，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抗争，不过这些抗争似乎也让人感到身心愉快，感到生活多姿多彩，感到人生充满希望；但是在牛津，所有的事都是老习惯，这些老习惯就像墙上的石头那样令人生畏、不容置疑、冷峻刻板、缺乏想象。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很遗憾地认识到，自己走到了一个节点，我再也不能协调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了。两者就像油和水，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关注一方就要牺牲掉另一方。当然，作为时事评论家才是我的价值所在，我的压力就在于此，没有人关心我历史学家的身份……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大体上历史对现实没有什么指导作用。人类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能力，可以摧毁自己生活其中的环境，这是旷古未有的状况。如果我还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人类毁灭自己的行为，那我余生都将致力于此。不过，一旦我将注意力从学术研究转到新闻或者政治上来，我的话语和声音就会失去对公众的魔力，问题是我能否保证自己完全独立，这份独立性是我力量的真正源泉。这就是我面临的两难困境。

2月3日

今天早晨，我听到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我突然意识到，在国外的这段经历让我深深爱上了我的同胞。他们曾经遭受挫折，曾经灰心失望，在我的童年时代，他们注定要承受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苦痛，或许注定要远离世界历史的舞台，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保有谦虚、坦诚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这个世界会更加悲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珍视女性的价值，甚至超过男性。在我所了解的国家里，女性都比男性更坚强，更伟大。男人的性冲动所具有的混乱性和破坏性，与他们头脑中的理性和秩序感格格不入。在各种文化中，男性都是要么野性十足，要么神经兮兮、斯文无能，或者徘徊二者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就不得不挺身而出：保护生命的延续，使其免受男性鲁莽行事、跋扈专制的不良影响，并为知性的审美带来新的活力与纪律，同时维系男性与现实之间岌岌可危的纽带，让他们回归现实。

【凯南夫妇乘坐飞机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之后在里斯本附近度假。】

4月11日，里斯本

下午去市里拜访了萨拉查博士。㊟萨拉查先生看上去气色很好，他是一个思想深邃、洞察力敏锐的人。不过，你很难跟这样的知名公众人物详细地探讨当前的形势。因为你会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拖着他说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我尽可能清楚地跟他说，苏联人的性格中有积极的一面，像荣誉感和自尊一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谈得很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他阴沉地说道。显然他并不支持撤军，这跟我的想法一样。他担心在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在欧洲即意味着“军事”）支持下就放松对一个统一德国的控制。他并不担心核武器，他认为核武器的威力太过恐怖，所以大家都不会使用它。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导弹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仓促短暂的预警时间，突然袭击的强大效果。他似乎也不担心核爆试验造成的大气污染。他非常认同，除目前拥有核武器的三国之外，如果还有其他政府掌握了核武器，那么就有可能给缔结核裁军协议带来新的困难。

5月15日，伦敦

阅读《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撩拨起我对往昔岁月和逝去青春的回想：里加，俄罗斯的风光，契诃夫作品中那令人惊叹、超乎想象的亲切感与说服力。换句话说，《樱桃园》激起了我充满俄罗斯情感的自我的觉醒，激起了完全契诃夫式的自我的觉醒，它们比美国式的自我更加真实，这一切都刺激着我。我坐在那里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一边压抑着竭力不让同行的人发现。

6月21日，挪威，克里斯蒂安桑

我们在西方的存在有价值吗？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真像卡斯汀所说的那样，现在轮到俄罗斯人来教我们“可以怎样被统治、应该怎样被统治”了吗？㊟我无法相信。事实是，一旦遭受物质丰富这一使人衰朽的风潮的袭击，俄国人就会变得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无能。他们的社会主义政策有潜在的优势，同时也有一些实打实的劣势。我们可以推行高效的国内经济计划以避免无意义的浪费，比如广告宣传，以及为了促进销售而故意生产使用年限较短的产品所造成的浪费，但是总体来说，无论美国和古老的欧洲需要多大的新鲜刺激，需要增添什么样的活力，都轮不到苏联来拯救。就算美国和欧洲需要拯救，那也只应该靠来自内部的推动力。苏联的成功对西方文明来说，一如蛮族入侵罗马一样：可能在某个地方埋下了另一种文明的种子，这种文明注定在几百年后会发展成熟，但他们自身当时未必是更先进的文明。

【去往华沙途中，凯南在美国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停留。与使馆人员的交往突然激起了凯南的思乡之情。】

6月27日，哥本哈根

啊，我的同胞，我的同胞，我的希望，就这样幻灭！在你那懒洋洋的自嘲面孔下隐藏着美德，那是令华而不实的欧洲大陆难以置信的美德。你们竟然没认识到自己的坚强；你们对自身优点的认识是多么幼稚、多么浅薄。作为（至少直到最近）最不善于内省的民族，作为对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感知最迟钝的人，你们一直隐藏着自己真正的特质，招致整个世界的嘲笑和嫉妒。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们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你们固执，因为你们不够成熟，因为童年时光早已结束，你们却不肯收敛自己的孩子气；因为你们不愿意在人类困境的悲剧面前俯首认输；但是，上帝会给你们回报，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你们充满仁慈，因为你们默默无言解人之困，因为你们不屑于炫耀自己，因为你们天真的实用主义，因为你们不善于表达，因为你们不会营造自己的魅力，最重要的是，因为了近年来其他土地上空虚、可憎、善妒的人们对你们的嫉妒和垂涎……

当心了，你们这些嘲笑者，你们这些神气十足的人，你们这些嫉妒的、邪恶的诽谤者，你们这些充满优越感的自大欧洲人，你们这些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如果你们继续试图毁掉我们，反而会促进我们成熟、内省、觉悟，反而会唤醒我们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如果你们这样做了，你们将会在我们身上发现让你们始料未及的潜能，当我们曾经的天真已经成为历史，你们将比我们还要后悔。

【凯南受邀在华沙发表演讲。自从1952年离开之后，他再也没到过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他给中情局的局长阿伦·杜勒斯发了一份备忘录，阐明波兰人将逐渐从莫斯科的控制中自我解放。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呈递了相关报告，总统认真地阅读了这份报告。】

6月30日～7月3日，华沙

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华沙人。他们看起来比较温和，衣着整洁，相对苏联人来说，他们看起来更像西方人。他们的所言所行都非常随意，平淡无奇。我们知道他们享受着普通苏联人所没有的言论自由。民众没有丝毫恐惧之感，当然他们本质上就不是奴颜婢膝的民族。

与此同时，他们也流露出一种敏感而沉静的气质，这一点颇为打动西方访问者。波兰人就像是从震惊或伤害中恢复过来的人一样。他们走路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也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想法示人……

我只碰到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是个女人。她是这里不常见的那种人：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也意味着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个颇有勇气的人。她既不了解共产主义世界，也不了解非共产主义世界。我对她充满同情，尽可能在这个充满谬误、无情专制的压抑世界里，给她营造一些乐观的有希望的氛围。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充满压迫的古板制度下，一个人很难找到生活的乐趣。不管怎样，她是一个例外，与其他共产主义者相比，她像是狼群中的一只羊，等待她的注定是一种幻灭、一场悲剧。从个性上看，相对那个苏联女导游来说，她更有个性、更加可亲，那个女导游完全忽略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毫无个人风格，总是像鹦鹉学舌，一副正经凛然的样子。

我碰到的波兰人首先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性格倔强、善于沉思的民族主义者。波兰人的民族主义与众不同，令人好奇。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是出自于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同时也含有波兰就是波兰，绝不隶属任何人这种不顾一切的思想。波兰人就是波兰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当今的波兰人，至少是华沙人会告诉你，他们已经不再是浪漫主义者了，他们正在努力尝试着做现实主义者，学会改变和适应的艺术，学会不逞英雄的艺术。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并不明白（他们明白吗？），这些适应苏联的努力正是在放纵自己，让自己陷入另一场荒诞疯狂的赌博之中。

目前波兰这种不平衡的形势，是希特勒时代的恐怖记忆造成的，而不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感到非常困惑。从长远角度来说，就与苏联人的关系而言，波兰人如果与德国人保持更亲密的关系更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今天告诉他们这些……

你很快就会觉察到，这里的人们从不谈论苏联。从市中心苏联人建的摩天大楼旁走过时，他们一言不发，既不赞扬也不贬斥。谈到德国人的暴行时，他们不会提卡廷森林大屠杀。㊟谈到1944年华沙起义时，波兰人拒绝回忆苏联人用广播敦促他们武装暴动，却静观他们被德国人围攻屠戮的经历。当时，美国曾经询问苏联，是否需要使用美国的基地作为飞机起降地点为华沙起义军运送物资，苏联的回答是“不用”。当有人提起，整个华沙被暴虐的德国人的炮火摧毁时，没有人愿意提到当时苏联军队正悠闲地坐在河对岸，眼看华沙毁灭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换句话说，苏联的力量人人知晓，但是没人提及，这种故意的沉默流露出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有力的谴责。

8月1日，穿越大西洋途中

我们该拿当下的美国怎么办？……要竭尽全力做出贡献，提供帮助吗？要不要承认这样的努力注定徒劳？是不是要向此时此刻大行其道的谬误势力低头认输，然后退休颐养天年，侍弄一下花园，让自己有一个平淡安静的空间，再写写一些人可能会有兴趣阅读的书籍，然后让这一切在可能即将到来的核浩劫中付之一炬？……当政府的顽固和狂热已经很可能或者说极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时，学者或者哲学家会置之不理吗？到了那时，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哪怕牺牲丰富自己精神生活的机会，而为了让这样的生活有机会存在下去，他们不是都必须参与这场悲惨、野蛮、愤世嫉俗的游戏吗？

还有四十五个小时就到美国了，我根本没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把时间都花在和船长打乒乓球，以及从船的一边跑到另一边，看看是否有其他船只出现上了。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也许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不过我缺乏意志力，难以集中精神，必定不会成为什么大人物。

9月8日，读书杂记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Daniel J. Boorstin,The America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从布尔斯廷书中的描述来看，他似乎从欧洲与北美殖民地的对比中获得了满足，似乎感觉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积极创新所带来的收获远远超出了因忽视欧洲传统而失去的东西。然而，读着他的书，我眼前却浮现出这样一幅悲哀的画面：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诗歌毫无艺术性和审美情趣可言；人文知识，科学见解，报纸杂志，一切都是如此浅薄；粗放的破坏性的农耕方式，自私、顽固、短视的防务意识，完全把防务问题（整体性防务，而非区域防务）留给英国人去解决。

一个对待文化遗产如此随意、如此偏颇、如此自轻自贱的社会，发现在当今时代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立足世界是很困难的，这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

实际上，在整个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方面都是不成功的：就人们的状态来说，其发展历程是退化而非进步了，它削弱了殖民地居民原有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规则，愈趋孤立而不是全球化，背离而非遵循了欧洲的文化精髓。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督徒”，他相信原罪说，相信如果人类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将会导致罪恶的发生。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趋势，同时也警告民主国家不要被骄傲自大所蒙蔽。凯南认为尼布尔与他意气相投。我们尚不清楚凯南阅读的是哪一本书。1960年，尼布尔再版了1932年首次出版的《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伦理学与政治学研究》（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以及1944年首次出版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对民主的辩护与民主传统防御的批判》（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

阅读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书稿的感想

我思考的是基督教道德与政府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把身体机能和本能作为标准与政府过程做比较。身体机能与本能存在，而且是必须存在的，这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是上帝赐予的，只要我们活着就是有机生命伟大生物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忍受身体里每天发生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羞耻感；为了保护我们的肉体免受危险和伤害，为了通过繁衍达到生命的永存，我们应该庇护那无法抗拒的本能；我们精神建筑的中心应该竖立着本能的冲动。弗洛伊德说过，如果本能冲动的要求被忽略，我们会自食其果。

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这种情况不好也不坏。不好是因为我们与最低等的野兽——可能还有植物——共同享有这一特征：它不过代表了这个星球上有机生命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而已，这个发展过程似乎并没有好的结构；实际上，就人类而言，这一发展似乎更趋向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毁灭。从我们自身的反应来看，这种特征不仅让我们有失体面，而且常与精神上追求卓越的特性发生冲突，只能与基督教的仁爱要求妥协，而永远不能和解。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不算坏，因为身体机能与本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忍耐，这种忍耐实际上是努力实践基督教美德的前提条件。坦白地说，这种情况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尽管这是人类困境的一部分，而非基督教教义得以体现的特别途径。实际上，基督教教义只能在与生理需求的冲突中有所实现，只能通过牺牲身体的这些本能需求，只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或克服本能才能实现。我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彻底拒绝或者克服就意味着需要我们完全摒弃人类的天性：简而言之，就是只能自杀……

就其与基督教的关系来说，政府运行过程与身体机能和本能有本质上的差异吗？政府过程涉及的也不过是人类身体以及自爱方面的要求。不管这个国家致力保障的是秩序还是正义，都是如此。国家作为一个机构而存在，它要求人们服从，从短期来看这的确是一种自私的要求，但是从长期看，它最终能确保更好的结果。盗窃被禁止，因为消灭了盗窃行为，人们就会更加富足。换句话说，国家做的事情原则上正是基督教要求每个基督教信徒做的：它反对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自私自利、无法无天和野心勃勃的倾向。当然，国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体现基督教的教义，国家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才规范和限制个体行为的。国家反映的是一些人出于仁爱而对另一些人施加权力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建立的基础的确就是属于身体本能范畴的自爱。另一方面，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偏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禁会问：这种偏爱的来源是什么？是基督教的仁爱吗？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国家对秩序的钟爱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制造武器和发展通信手段方面，人类表现出让人惊讶的创造天赋，这种天赋毁掉了原始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让原始国家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家只是一种反映了人类渴求物质安全的表达形式，只是这种表达更复杂，更加与时共进。我再次强调，正如基督耶稣所展示的那样，本能需求并非基督教的需求。

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用以实现其意图的基本手段与基督教达成其目标的基本手段不同。正如列宁正确指出的那样，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高压政治机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暴力的要素从个体传达到群体。

我们承认国家意图和用以确保实现这些意图的手段都是完全必要的、无法避免的。不过，只有从国家下述功能的角度来说才是如此：国家的运行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屈从，即我们必须每天要向人类隐藏的兽性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运行过程就好像身体的代谢一样，从基督教意义上来说，既不好也不坏。作为人类状况的一部分，这种必然性确实有些悲哀，初看起来也让人遗憾。但是，这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谁呢？我们有义务接受政府，并给予它应有的权力，不要试图破坏它，尝试接受某些妥协，在个人生活与行为框架内为实现基督教理想做出理性的努力。我们不应该做的是，在意图和方法都不合适的情况下，还试图在政府框架内寻找体现基督教教义的某种渠道……

简单地说，基督教应对的是一种孤独的窘境，只能由个体来面对。那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基督教之爱，或许能够缓解和弱化这种孤独，而集体与个体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只有真诚的亲密行为——比如家人、血缘之亲或者友情，以及有些时候（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由牧师或神父带来的启示，可以减轻人类在面对基督教职责时的孤独之感。不过，人类的亲密行为也只不过是一根根脆弱的芦苇，受制于固有的脆弱性和短暂性，这是人类个体自身的问题。

按照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还有一种稳定因素。在里斯讲座中我试图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这个因素，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说的话根本没有人理解。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指出，一个国家不能将其意志永远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之上，除非通过军事占领或者威胁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是后者的话，还需要找到一个当地政权听其摆布，否则也不可能实现。实际上，莫斯科不能永远占领超出其目前占领范围的其他地区。正如费恩斯（Finns）所证明的，一个国家有决心顽强抵抗军事占领的威胁，有内部的法律阻止共产主义者问鼎政权，那么它就不需要拥有核武器，不需要大量针对外部的军事设施来保障国家统一。我国或者英国极有可能通过撤军或者单方面裁军政策，容许自身的政治进程存在秘密，就像现在的瑞士一样，不过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盟友，并且很有可能失去对原料产地的一切有效控制，也变得像瑞士那样，对全球事务的变化和走向基本不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只能依靠有利的形势和他人的怜悯活着。就这样风雨飘摇地活着，没有尊严，没有荣耀，需要高度的自我约束，还必须做好忍受长期包围的准备。

12月28日，华盛顿

整个上午和午餐时间都是在美国历史协会的会议上度过的，会议地点在五月花酒店。长长的主廊里挤满了与会的历史学家，空气异常糟糕（在其他方面以讲究卫生为傲的同胞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养成通风的好习惯？）……（在华盛顿）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允许重返故地的幽灵，在人群中孤独地来回穿行，无人留意。

12月31日，农场

趁着其他人滑冰的时候，利用上午的时间把地窖里的一堆垃圾铲走了。下午，我把垃圾清理到沟渠，又拉回很多木头，锯好了当作壁炉的烧柴。忙活完这些琐事，一天也就过去了。今晚过完，1958年就结束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完全没有热情回顾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只有以下成绩值得一提：我完成了在英格兰和波兰的系列讲座并广受赞誉，全家凯旋，回到美国；我们花了很多财力把疏于打理、荒芜良久的农场收拾妥当，将这里恢复成一块坚实耐用的良地。

接下来的一年，我要实现什么愿望呢？对世界来说明年或许是灾难性的一年，当然，只有上帝知道，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就我个人而言，至少我可以像样地写一写苏联外交政策史，或许可以动手撰写基础研究的第三卷，另外再嫁掉一个女儿。没有太多愿望，也没有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或许，我应该督促自己在业余时间写写国内生活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这些问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希望今年发生些什么事？1月，米高扬㊟将访问美国。我觉得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美国政府无法提供任何东西，一方面是因为本就没有积极协商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让同盟国承担义务。苏联政府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因为莫斯科下定决心要挽救格罗提渥和乌布利希㊟，它定下的高调目标就是让西方在柏林问题上无条件让步。结果就是，如果说米高扬的来访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只可能加剧形势的恶化。这场危机会逐渐恶化，到四五月间将发展成极端尖锐和危险的形式。如果届时伊朗或者金门岛没有再次爆发危机，那么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柏林的形势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奇迹般地达成某种痛苦的妥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拖延的状态，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场危机会延续到夏天。另一方面，如果由于中东或者远东危机的影响使柏林的形势复杂化，那么战争就要来了。

除上述观点之外，我还要补充，这场危机在某一阶段很可能会促成高端会议或者高层会晤。实际上，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而非借助联合国，我们才能最终解决柏林的困境。

1959年

凯南仍然在试图调和公共活动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矛盾，这种努力让他感到痛苦。柏林危机也令他沮丧，他认为这将使核战争一触即发。在他看来，如果实施了他于1957年提出的“脱离接触”政策，这场危机本是可以避免的。

1月14日，普林斯顿

昨晚做梦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梦见母亲，她在梦里出现了两次。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她的面孔无比亲切和熟悉，让我立即就明白这不可能是别人。她的模样比我想象中的更年轻，她熠熠生辉的眼睛，她不时微微噘起的双唇，她的欢笑声和啜泣声，更是让我惊讶地感到，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她也有挣扎、苦难以及缺憾，而不是以往我一直想象的天使的样子。

她衣着华丽，身穿一件深蓝色或暗紫色的长袍，这是那个时代逝者的传统服饰。她沉默不语，这也符合她那个时代的情况。她没认出我，完全沉浸在其他事情里，不过，她用神秘的微笑礼貌地回应了我认出她时表达的欣喜和亲切之情。此时此刻，在我的世界里，她是我的全部，但我不是她的全部。

现在我醒了，在燧石图书馆（Firestone Library）的书桌前写作，我毫不怀疑我所梦见的正是母亲真实的样子。

母亲已经去世五十五年了，如今我该如何解释这种感觉呢？我不知道。此外，我想起两三年前，有一天我把车停在剑桥大道上，坐在车里凝视着路边的老房子，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这段时间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很快便会被遗忘的悠长午后，而更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不知道这是不是死亡即将来临的迹象，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距离我如此遥远，而现在它已经逐渐靠近了。

【凯南到白宫对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科技展览建言献策。】

1月23日，华盛顿

我们被领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沿着墙壁围坐成一圈。就座之后，总统进来了，站在门口。会后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出，去餐厅用餐。总统和经过他身边的人一一握手，他看起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他的脸很光洁，透露着一种在我看来只有在老将军身上才能找到的活力。他定睛看着我，说道：“哦，你好，凯南，好久不见。”

我敢说此前他根本不知道来客名单上都有谁。

2月4日

下午四点半，应约翰·F.肯尼迪议员之邀前去拜访。他特意从参议院出来迎接我，那时他正在为劳工法案辩论。他一开场就谈了这个问题，承认虽然行政管理法案是一个好法案，但是他认为自己提出的法案通过的机会更大，毕竟有总比没有强（政治家困境的典型例子）。他看起来压力很大，憔悴不堪，虽然他对我礼遇有加，但我感到国内的政治斗争使他很少有时间去思考世界形势。

2月7日

和富布莱特㊟谈了很久，但是当他问我，对于外交事务，他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同僚能做些什么时，我却无法回答。他说，作为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捞不到什么好处。他的同事都认为，外交事务中没有“政绩”，只有危险和陷阱。他们更喜欢拨款委员会那样的地方，正如其中一位所说，他们可以在财政问题上上下其手。我跟他说我认为林登·约翰逊㊟是一个兴趣不够广泛、思维不够广阔，但在国会中长袖善舞的议员，他完全赞同。他说约翰逊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参议院进行任何类型的辩论，他希望一切都提前安排好，议员们去参议院的活动仅限于投票就好。

2月20日

【驶出纽约州的阿姆斯特丹市】路遇四个昂首阔步的小流氓，他们没戴手套和帽子，身上的皮夹克在路灯下闪闪发光，长腿上紧绷着蓝色牛仔裤，脸上表情冷酷、阴郁又狂傲。哦，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你对你的年轻人都做了些什么？你怎么能继续放任这种濒临犯罪边缘的生活——这种生活发生在夜晚冷清的街头，发生在肮脏的快餐馆和桌球厅，伴随着无休止的争吵、暴力和秽语污言，带来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汽车后排座位上丑陋随意的滥交，以及臭名昭著的淋病、宿醉、暴行、谎言和迷茫——你怎么会让这种生活比爱和美更具吸引力？当这群年轻的衣冠禽兽长大成人，他们又将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变成什么样？

3月27日，耶稣受难日

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即将抵达哈里斯堡时，天色突然变得异常黑暗，所有人都要打开车灯行驶（后来我听说，这一现象仅在受难日耶稣被钉死的时刻才发生，这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3月29日，复活节，农场

下午躺在卧室里休息，看着窗外的天光渐渐褪去，怀着平和的心态思考着我的生命已经抵达轻松但真实的尽头。我对历史失去了兴趣。十七年来，第一次感到这农场对我失去了意义。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到这些，我感到，跟过去相比，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堕落。我居住过的所有欧洲城市，可能除了里斯本之外，都只剩下昔日岁月的残影：里加、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莫斯科，无论哪个都不比一战前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或更宜居。那么，人们又该如何相信进步的力量呢？在我国，情况亦是如此：即使侥幸能找到个生活还算有吸引力的地方，随之而来的问题总是这地方多久之后就会被毁掉。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正急遽衰落吗？即使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也感到我们在与健忘、冷漠、弄虚作假的斗争中已经落了下风。

我不知道孩子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孩子要是问我：你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在哪里能找到真实的体验，能过上富于意义的生活，能得到最有利于身心的发展？我该怎么回答？只有在地球的两极才能找到：或许北极有，那里几乎无人居住，大自然是你的伙伴，也是你的挑战。

对于我的祖国，我没寄予一丝希望，一分一毫也没有。这个国家现行的制度明显与其地位和责任不相配，它不愿意改变这些制度，至少不愿意按照应有的进程改变。修正宪法的可能性已经被当作展示道德姿态的手段，而非改进政治制度的真正途径。

4月13日

出席【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为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举行的晚宴。施特劳斯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极富魅力，开朗乐观，精明强干。他长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蛋，强壮但不臃肿。尽管在演讲中他不得不重复其政府的政治路线，但在回答提问时他显得坦率而娴熟。我认为他是真心相信演讲中表达的一个观点，即现在让德国的军事力量脱离北约框架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宴会由柯南特先生㊟主持。就思想观念来说，参加晚宴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对手。除了柯南特先生之外，还有许多来宾在发现我也在场时都表现出明显的惊讶和困惑，就好像在教堂里面看见魔鬼竟然也占据了一个席位一样。提问环节我一直都保持着沉默。最后在寂静和忧虑不安的气氛中，我提出了我的问题，恐怕问题提得不是太好。

我指出，施特劳斯先生曾经说过，鉴于莫斯科的目的是控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与苏联人协商解决德国问题毫无意义。我指出，如果这一设想成立，那么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都没有意义。我进一步强调，如果断然拒绝苏联人的要求，柏林的形势必将继续停留在西方看来令人极不满意的危险状态。

【凯南前往芝加哥，在商务会议上和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发表演讲。他没有指明日记中“X”的身份。】

4月17日，芝加哥

下午我带X去喝茶。我们在帕尔默饭店（Palmer House）迷宫般的大厅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喝茶的地方，不过并不十分中意，我希望找一家环境优雅的维也纳咖啡厅。X还是老样子：温和、任性，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她向我倾诉她的烦恼，这倒也没什么，但是在州街（State St.）分手的时候，她的告别语却足以让路人惊骇不已：“我很抱歉，我一直以来过得如此悲惨。”她通过自己悲惨的遭遇，道出了人类行事的正确法则，即如果你知道自己趋向错误，却又无法掌控，无法回避，那就不要为它们自责，勇敢地面对，毕竟它们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4月22日，华盛顿

有人一直提醒我，不要对西方普遍将杜勒斯先生视为全能的政治奇才一事出言不逊。但这个念头总是反复出现，我认为艾奇逊和其他一些人也有类似的念头。㊟我忍不住将自己与眼前这位即将逝去的人㊟相比较，我无权无势，身份卑微，他周围则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对于他身体上的痛楚我们都深表同情，但是我无法忘记，为了保住在国会的位置，他不惜纵容外事部门士气涣散，不惜牺牲劳苦功高的外事官员，还总是喜欢宣扬诸如“解放”“大规模报复”等极具煽动性但在现实中他又不愿遵循的口号。在国务卿任内，他从没展现出任何政治领导力，而是完全秉持消极的防御政策应对苏联的政治挑战。他任由欧洲的分裂成为事实，甚至实际上默认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永久划入苏俄帝国版图这一现实。对此，富有洞见的人不禁要扪心自问：对于能把这样的弥天大错当作政治才能的公众，又能做些什么呢？

6月17日

柏林目前的情形正如我在【195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所预言的一样。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完全承认东德，以此在柏林问题上换取最体面的台阶……务须小心谨慎，说真的，如果继续执行西方现行政策，柏林注定没有前途。1945年我们对柏林的占领和管制无异于对当地居民的一场欺骗，即使就业已分裂的欧洲而言，柏林现象也并不寻常。不过，我们不能随便轻易地就放手，我们应该挽救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脸面。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对这座城市而言，能够期许的就是体体面面、默默无闻地日渐凋零。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经济萧条，工厂迁址，文化凋零，城市日渐萎缩，当它最终被并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时，即使对于当地残存的居民来说，都会显得无关紧要，不值一提。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我愿意见到的，而恰恰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我只是在按照西方的政策调整自己的思路。现在我该承认一年半前在英国提出的观点已经失败了㊟，即使曾有机会执行我所建议的政策，现在也早已错过。不会撤军了，德国将会逐渐成为一个核武器大国。欧洲的分裂将会愈发尖锐，愈发意味深长，根深蒂固。以此为基础的话，那些政策制定者或者有志此位的人，他们能做些什么？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让这种分裂的进程尽可能地放缓，将其危险性降至最低。

6月19日

当将来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些道路的残迹边踟蹰，他们或许想知道，在森林中开辟这些道路的统治者是多么浪费，多么专横无情地压榨着自己的人民。但如果他们发现，这一切并非为某个人，而是为机器并由机器完成的，他们会是多么惊讶。在“方便自己”的信念下，人们对机器表现出了永不会对同类表现的服从，这令人震惊。美利坚帝国的第一条法律将这样书写：无论哪里需要内燃机，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应该让行。

7月21日

如往常一样，我又展开想象，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带我的孩子到地球的尽头，去阿拉斯加或者挪威山谷，去任何有真实生活存在的地方去。为了孩子们，甚至可以到苏联去。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在奢侈浪费之风如此盛行的摇篮里长大成人。

【9月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欧洲度过的，安娜莉丝一个人留在普林斯顿。在巴塞尔附近，凯南参加了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研讨会，会议由法国著名知识分子雷蒙·阿隆主持。在汉堡，凯南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时代周报》的编辑玛丽恩·多恩霍夫。凯南钦慕她的贵族血统、反抗纳粹的决心，以及苏联红军进抵东德时骑马逃离的勇气。凯南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说，然后又在牛津参加了一场有关北约形势的学术会议。欧洲之行让凯南有时间去记录前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包括拜访埃夫里尔·哈里曼、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以及大卫·莱斯曼（David Riesman）。】

9月5日，在海上

想象与苏联共产主义者对话。

他：我们将获胜。

我：你们或许会赢。你们的精力远远超过我们（顺便说一下，这与共产主义信念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们比我们更想赢。你们更关心整个竞赛的结果。你们就像一支更在乎比赛输赢的球队，除非发生意外（因为你们也有一些弱点，意外可能不期而至），按照概率来说，你们应该会赢。

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我们？

我：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退一步讲，如果说你们的使命是征服我所在的社会，你们要毁掉我挚爱的一切，那么影响你们就是我的使命，就像一个颓废而发达的社会常常会影响征服它的那个更强大但更原始的社会一样。即使认为忠诚毫无价值（事实上当然有），但是对我来说，不反对你们，我就无法拯救自己。接受你们的价值观就意味着牺牲我自己的价值观，这么做所带来的痛苦和耻辱甚于干脆利落的死亡。像你们这样落后的民族很容易受超自然力量的影响。无视这一点会给你们带来真正的毁灭。

如果此刻有一个陌生人在记述我的生活，他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

综合来看，凯南身上的一些品质实属难得，应该用来实现美好的愿景：也许不够复杂、不够杰出，但还算清醒的头脑；对人们迥异的性格特征的理解；丰富的政府运作经验；通过演讲和写作获取他人理解与同情的能力；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角度解读当代基本政治问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同时代很少有人能胜过他。他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继续保持足够的智力和体力，投身于某些有意义的事业。不过，似乎他还不能确认哪些事业更有意义，他一直在积极地探索。

9月6日

埃里希·弗洛姆、诺曼·托马斯和大卫·莱斯曼㊟来访，希望就一些政治问题听听我的见解。这次访问由莱斯曼发起，主要是为了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弗洛姆为一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派起草了一份纲领，我们将它作为讨论的基础。

我们四个人的组合是多么奇怪啊：弗洛姆，有着传统深厚的人文思想、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裔犹太人；托马斯，一战时期美国上等阶层的持不同政见者，既非理论家亦非诗人，受到某种英勇之情、固执的傲慢以及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驱使，在与加尔布雷斯㊟等所谓传统智慧领袖的论战中久经沙场；莱斯曼，一位聪明、敏感、想象力丰富的现代学者，他对美国现状的理解远比前两位深刻得多，他既不（像弗洛姆那样）受马克思主义魔咒的束缚，也不（像托马斯那样）被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沉醉于财富分配斗争的回忆所干扰。最后还有我，我对这些问题都不甚了解，在威斯康星州布思塔金顿（Booth-Tarkington）的风俗和苏格兰-爱尔兰家族爱好独立的顽固天性的双重影响下，我从一开始就对自怨自艾的社会主义事业少有同情，在东欧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第一印象也让我对社会主义更加疏远，因此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本世纪的现代思想相比，伯克、吉本㊟、托克维尔和《联邦党人文集》所代表的18世纪思想，以及19世纪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更加深刻。

我们坐在农场闷热的三楼，在莱斯曼的主持下，采用议会制辩论的形式进行讨论。窗外五十英里内闷热的田野、尘土飞扬的小巷、富饶勤劳而又务实的乡村，对我们此时此刻的努力几乎没有一丝理解和同情。

正如此类会议通常的结局一样，最后我们无果而终，不过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无果。我和莱斯曼根本无法接受“社会主义”的提法。我们感到这个术语距离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太过遥远，同时又背负着太多从过去带来的令人困惑的联想。托马斯觉得，弗洛姆的思想从当前的政治意义上来看太过理论化，太脱离实际，只会让人一笑置之，对于现实政治没有丝毫意义。

实际上，虽然弗洛姆身上这种温暖、贴心的魅力，以及中欧人对人性的热爱，让我很受感动，但是他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很不认同。我的苏格兰新教徒祖先就曾经奋起反抗过这样的平均主义，反抗这种对人性本善的狂信，对人类原罪的忽略，对良知和意志的忽视，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群体和个人的侵略性和恶习之根源粗暴的简单化。

如果我们的思想能碰撞出火花，这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思考真正的政治同盟。事实上，这次讨论又把我推回了我原本就坚定地主张的孤立立场。但是，这次讨论令人兴奋，让我非常享受。我敢肯定，我们都给予了彼此一些东西。不过，至少对我来说，我还不能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9月8日

收到埃夫里尔·哈里曼㊟的电报，他邀请我到长岛给他和查尔斯·塞耶㊟帮忙，他们正在着手写作一本有关最近这次苏联之行的书……

埃夫里尔略微驼背，除此之外，最近开始担任纽约州州长一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改变。从政显然是他目前唯一的欲望，就好像以前他在不同时期对马球、联邦太平洋铁路、外交事务感兴趣一样。我下车的时候，他迈着大步从房子里走出来迎接我，身穿宽松的衬衫和短裤，被风掀起的衬衫下，显露出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的褐色、瘦削的胸部和腹部，就像甘地一样。他过来问候我，看得出他才认出我来，英俊的脸上带着极其做作的微笑（最近，出于政治原因他以极大的毅力练习着这种略显忧伤的苦笑）。他将我领进他的办公室，硬生生地把我扑通一下按坐在长达十四章的书稿前。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文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迫感，似乎紧张而无情地质询着周遭的每个细节。在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位神情苦恼的速记员。她面色冷漠，双唇紧闭，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面带“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的神情。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莫斯科。

我想，如果从文学或者学术角度来看，这份书稿令人厌烦，当然我不会从那样的角度去看。书中写了赫鲁晓夫与哈里曼在一起的好几个小时里说过的话，其中很多相当有意思。（我偶然看到赫鲁晓夫对哈里曼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并不会全盘拒绝西方所谈论的一切。你们应该听听乔治·凯南的话，他的很多思想都符合我们的考虑。”）书稿的知识基础极为薄弱，塞耶在初稿中力图渗透的风格经过哈里曼热切的统稿编辑后基本已经荡然无存。在我看来，整部书稿以毫无节制的方式反映了作者本人坚定的决心，他不遗余力、毫不留情地反对共产主义，对后者的所有阴谋诡计嗤之以鼻，不允许自己寄希望于对方的内部矛盾，同时大力鼓吹实施军备扩张。全书都没有提及复杂的现代帝国核心这一角色对莫斯科立场的影响，也没有指出在导致东西对抗的因素上是否有达成妥协的可能。

我尽力对书稿做了些点评，但我不想替他们写什么。我常常忘记，我已经不再是大使馆里那个逆来顺受的参赞了，哈里曼也不再是专横傲慢的大使了，但我还是尽了全力帮忙。我坦率地向他建议，书稿不要以如此消极的注解结尾。他还是那副雷厉风行的性子，马上就开始修改，润色了几个句子。我坚定地拒绝了埃夫里尔让我参与起草书稿的邀请。二十四小时之后，我竭尽全力帮了忙，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收到埃夫里尔的音信，没收到表示谢意或者感激的信。不过，我也从没给哈里曼夫人写过感谢信，因为我不太确定，从她的角度来看，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人。

9月10日

在这样的旅行中，是什么让我如此迷恋孤独，如此满足于脱离与外界的联系？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谜。我知道这是因为神经衰弱症。不过，即便我这样说了，我仍然感觉到强迫症的影响……没有人在意。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这是因为对于自己极其渴望的东西，我不会满足于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下定决心，如果不能拥有全部或者大部分，那么我就一点儿也不要，我知道这就是像为了荣誉而殉道。弗洛伊德可能会否认神经衰弱症具有遗传性，不过，我觉得我的父亲也有同样的情况。

不管怎样，这本日记记录了我一直以来的英勇行为：我拒绝了伴随孤独而来的所有廉价诱惑；我故意在人群中离群索居地过了一个星期；我一个人在酒吧喝酒；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尊严，我远离女人；我拒绝倾听自己的诱惑。我的行为难道不感人，不该得到最深切的同情吗？答案是：一点儿也不。

10月6日，汉堡

我坐在中央火车站对面的露天咖啡馆喝咖啡，看着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车站前穿梭的车辆，思索着这个新欧洲的本质——一个物欲横流、没有人情味、半美国化（某些方面比美国更现代）的欧洲，我对它无能为力。我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深刻地意识到，我年轻时代的欧洲，我曾经关心的欧洲，已经离我远去了，已经成为历史，就像美国一样。我在思考，对于变化的节奏来说，如今一个人的一生太过漫长了。如果他活了半个世纪以上，那么他所熟悉的世界、他年轻时的世界，就好像一匹马儿陨于骑手之下，悄然逝去。他会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奇怪的矛盾：因科技而诞生的医药延长了人的寿命，但科技发展的迅猛节奏，使人们比先辈在更小的年纪就从自己唯一能理解和适应的世界里被剥离出来。只有在年轻时代的那个世界里，人们才能凭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特有的惊人的敏感，以及展现自我的渴望，吸收这个世界的本质，相应的世界才符合人们的描述。至少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一定生活着不少像我这样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以及生理和心理上尚未衰老但落后于时代的人。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获许出入于这座奇怪而多少有些骇人的大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好像夏日旅馆的访客，旅居此处，却又与此疏离。

巴塞尔附近

瑞士的莱茵费尔登（Rheinfelden）对我来说就是一连串的惊喜：保存良好的老屋整洁干净，光亮如新，周围鲜花围绕；狭窄的街道构成令人愉悦的迷宫；古镇完好无损，住宅区和其他社区生机勃勃，和谐共存；学校、教堂、现代化的小商店、办公室，乃至机械工场，全都和谐地运转着，从美学上看，这一切多么令人愉悦。小镇的牧场、牧场背后的林荫小路和葱郁山顶，特别为我所钟爱；市郊带有花园的房屋与乡村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让人心旷神怡。这种城乡和谐交融的场景在美国已经很难见到了。

离开的前一天下午，我带着护照过桥到了对面的德国一侧。两边的对比让我震惊，二者的差异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显著，一侧是一个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国家，另一侧则是从未经历过战争硝烟的国度。在瑞士这一边，无论从哪个角度，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能体会到一种完整性……

而在德国这一边，一切都不同了。我不知道此地是否曾被轰炸摧毁，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曾被夷为平地，眼下正在重建的感觉：这里没有和谐，没有中心，也绝少有美。两地居民的差异也可谓泾渭分明，跟端庄的瑞士人比，德国人的脸上是饱受蹂躏、绝望、残忍的表情。你立刻就能看出，这里曾经历过文明崩溃的时刻。人们对望的眼神中，还残留着一丝豺狼般的敌意……另一方面，跟瑞士相比，德国这边弥漫着一种冷漠的能量。瑞士人的精力也很旺盛，但是他们显得从容而有教养，有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特质。而在德国，这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已经消失不见了，除了粗俗不堪、弱肉强食外，这些德国人看上去眼界开阔、充满力量、行事冷酷。

相当奇怪的是，德国这边的妇女也受到了价值观松动崩溃的影响。她们有着女性原始的纯粹、野性、性感的吸引力，这跟莱茵河对岸端庄矜持的姐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人肯定会想到，这不可能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这肯定是在瑞士经过了数代成长历程，经过父母谨言慎行的影响才形成的，那里的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女性的外在，而是她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内在品质，这种观念对婚姻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对德国的同龄人而言，深刻影响她们道德观念的是过去四十年间在这个国家普遍流行的对性关系随便而无所谓的态度。

伦敦

在大洋的这一端，英国成了最守旧的国家，曾经的帝国已经烟消云散。在其称霸世界的时代里，整个世界从英国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过英国从世界学到的，现在英国人却处在世界洪流的边缘。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虽然也有一些英国报纸跻身于顶级媒体行列，也颇具国际视野，但英国人似乎竟然非常满足于本国这个小圈子里的工作、赚钱、球赛、射标、摩托车和电视。如今的荷兰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属于世界公民，但英国人不是……

【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写到了伊萨克·多伊彻1959年出版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Isaac Deutscher，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1921～1929）一书和其他意识形态倾向相似的书籍。】

11月1日，普林斯顿

这些书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我，它们描述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激烈的道德冲突，就像欧洲的童话故事一样浪漫多彩。书中的人物都身怀美德、值得褒扬却饱受屈辱，他们从未想过或者做过罪恶之事，一直向往正义，他们的生活状况让人不禁悲愤，为了拯救他们，可以牺牲一切。这些人中就有工人，他们甚至比其他人更加纯洁，周身散发着美德的光芒，堪称高尚、勇敢、慷慨以及一切善良本性的楷模。除他们之外，书里还描述了农民，他们的面貌千变万化：以上等阶层（地主和剥削资本家）作为对照，这些农民也都身具美德，术语称他们为“群众”，人们应该对他们充满热情；但是，以无产阶级作为对照，这些人中似乎有些也会堕落，这种堕落与私有财产权有关，因此只有最底层的赤贫者才值得我们完全同情（这些人还是不如工厂里的工人值得同情），那些取得成功的人从某种程度上看就像是可疑分子。（在私营企业中取得成功与公认的美德之间从来没有必然的联系。节俭、高效、勤劳、自发地热爱工作……如果你为自己或者私人老板工作，那以上特质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只有为某种“运动”工作时，它们才是美好的。相反，失败和贫穷从来都不是缘于个人能力的不足，同懒惰和短视也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纯粹是剥削的产物。失败和贫穷只是说明你不愿意为了改善生活而与高利贷者或地主为伍。因此，你越失败越贫穷，你的品德越高尚。）在道德评判的光谱中紧随农民之后的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一些邪恶而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因为各种人际纽带而与“群众”很接近……在他们上面的才是真正的敌人：上层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封建贵族以及他们的跟班和帮凶，这些人的灵魂，这些腐化和堕落的灵魂都卖给了魔鬼，他们做不出善事，也不想做善事，他们的双眼被贪婪和腐朽所蒙蔽，他们不应该得到宽恕，他们的信仰应该被嘲笑，他们的痛苦不值得怜悯。

当然，生活有一点儿复杂：如果这些人出现在殖民地或者发展中国家——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憎恶外国人的势力和经济优势，渴望民族解放，那么就目前来说，尽管他们身上有着原罪的污点，他们仍可以得到部分的救赎；这是因为经济薄弱的国家本身也分享了经济薄弱的个人所拥有的美德。这里再次说明，贫穷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欠缺个人自身能力的反映。在这样的国家里，反抗帝国主义即使在上流阶层也是一种好品质，因为这会让他们暂时成为联盟的一分子……

这是虚幻的想象：在伟大的道德斗争中各种力量相互交错，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生活才被赋予了意义。如果你能接受以此作为起点，那么一切都可以理解，那么纠缠在一起的整个故事就有了逻辑。让人头疼的意识形态论争也就不再死气沉沉、墨守成规，而开始变得有意义了；苏联共产主义野蛮、犀利的词汇——尽是背叛、剥削、人质、帮凶、野兽、猎物——就都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但是，当然了，如果这种形象是错误的，如果这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如果工人并不都是英雄，他们的利益也不都是纯洁的，如果人类的道德困境并不绝对由阶级利益所左右，那么这就绝对是一种半癫狂的状态，像托洛茨基那样一生都在疯狂宣扬残忍至极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暴力的人，也就不能成为圣徒、预言家或是志向高洁的行善者。

12月13日

在晚宴上巧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罗伯特·戈恩（Robert F. Goheen）。他把我叫到一旁，说来自新泽西州的几位先生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阵营，敦促本州州长㊟在即将到来的参院选举中推荐我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觉得在跟州长讲话之前最好先跟我谈谈。我跟他说连千分之一的胜算都不会有，但是如果他乐意，他倒是可以跟州长谈谈此事，看看这事到底能不能当真。

第二天（昨天），我跟奥本海默谈及此事。他感到非常失望。我推断，至少我得从7月1日开始请不带薪假，这样我至少会损失一年的薪水。不过即使如此，他认为一些同事甚至董事会成员仍会认为这违反了我当初加入研究所时的保证，即将教职作为永久职业。

关于候选的事情，就这样了。不过，就我自己的态度和计划而言，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要对自己承认，我由此陷入了困境，那我作为政治时事评论家的意义，实际上还有我对这个国家的意义就真的结束了。如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要考虑彻底退休了，然后把精力全都投到美学上。

1960年

到1960年为止，一直拒绝任命凯南担任高级职务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即将到届。凯南不断提醒自己，即便对民主党政府来说，他也算得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压抑谋求再次任职政府的渴望。他才五十六岁，他相信自己的外交嗅觉还是很灵敏的。1958年，约翰·肯尼迪议员不顾艾奇逊对里斯讲座的严厉批评，赞扬凯南点出了“正确的问题”。㊟1960年，凯南打破暑期赴挪威度假的传统，去拜访了冷战的两个热点地区——柏林和贝尔格莱德。回来之后，他就给时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发了一封八页的长信，谈论如何复兴美国的外交政策。肯尼迪回了信，他于11月的总统大选中险胜，但直到两个月之后才约见凯南，那时的凯南正打算放弃希望。

新年，农场

就我而言，我现在的公共事业，无论是政府事业还是学术事业都结束了。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生活能稍微清闲一些。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还是得马不停蹄。我在哈佛有十二个讲座，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五个演讲邀约，六个月之内要准备十七场演讲，几乎是每个月三场，每十天一场。

2月29日

对威尔逊公立高中师生的讲话稿（未采用）：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我不时地公开发表演讲，探讨苏联和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比如，1947年我曾经提出反对战争时期的亲苏政策，当时赢得了一片掌声，大家都赞同我的看法。我说在面对苏联这样的大国时我们要坚强，大家基本也都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实际上，这种蜜月期已经结束了。当我大胆地提出研制氢弹或许并非增强实力的最好方法时，大众充满了疑惑。当我质疑苏联人是否真有攻击我们的意图时，当我敦促大家去思考我们发展核武器并不能威慑苏联，我们不该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应将其淡化为争取和解的政策背景时，人们对我表达了巨大的、长久的不信任。当我提出苏联的一些做法是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的回应时，人们以为我疯了。最后，当我提出我们应当致力磋商从欧洲和远东大规模撤军时，所有人都怒不可遏。

过去十年间，美国从来都没有形成符合我理想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从来没有接近过我对苏联政权本质的解读。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不会有好结果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我感到自己必须承认，前些年我持有的观点，如今看来，总体上已经失去参考性。的确，今天再谈让苏联撤出东欧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在那里了。西方政治家们貌似虔诚地宣扬他们多么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我没见过比这更蹩脚虚伪的惺惺作态了。我们刚刚跟日本签订了新的安保条约，这一条约剥夺了未来很多年里我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主动权，实际上就等于只能被动等待，坐看台湾的形势变得日益严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们的政策似乎一直倾力于核军备竞赛，这一竞赛的升级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咆哮而来，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制止。有些人曾经担心，在核武器发展过程中，有人设置障碍防止这种武器转入其他政府之手。他们现在可以放心了。不会出现这样的障碍，想要的人都可以拥有它。波兰人原本希望禁止在中欧部署核武器，这样的讨论已经被成功抵制。㊟北约组织中最不情愿的一些成员国最终也被劝服，接受了在其国内设置导弹基地的建议，围绕战略核武器来调整其军事力量。显而易见，苏联把这样的导弹给了东德，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测，他们也别无选择会把这种武器输送给中国。考虑到这些事实，想要阻止或者避免核武器竞赛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我说过，这些年来如果我们表现得就好像以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我们就促进了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认为苏联领导人似乎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向我们开战的话，那我们最终也会促进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表现出认为军事危险是主要矛盾的姿态，那我们最终就会促成军事危险的出现。今天，就我所知，这些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我无法对你们说，他们对攻击我们不感兴趣，或者很快就不再感兴趣了。

6月15日，挪威，斯塔万格

【提到U-2危机】关于我的生活，除了彻底的悲观之外，我无话可说。㊟最糟糕的是，你必定会对美国的公众舆论感到失望。对我来说，这起事件的教训是，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是与莫斯科这样不得人心的对手博弈，哪怕是进行激烈的辩论和争吵，美国的公众也都会表示赞成，似乎对苏政策就该如此。美国人的无知让人震惊。人们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除了几个无名的历史学家之外）没有人愿意问难将我们卷入对西班牙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的那些政策。二战之后，我们的对苏政策备受责难，因为这些政策牵涉到与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从来没有人严肃思考过让我们卷入对日战争的一系列政策，因为一旦诉诸战争，日本就成了典型的美国“敌人”。显而易见的是，在战争关系中敌人当然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除了在一系列事件中扮演完全反面的角色外，其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完全错误，我们作为他们的对手肯定就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有什么需要重新审视的？

U-2事件缘于一系列行动及其连锁反应，是苏美之间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苏联人个性中难以理解的一面，也包括西方政府在对苏关系问题上一味坚信与苏联的关系主要就是军事关系，因此只能采取军事上的行动。这种认识的确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仅仅为了侦察和确定莫斯科并无突然打击我们的计划，就派遣飞机进入苏联领空，这绝对没有必要。这一点我可以告诉我的同胞，实际上我也这样做了，任何一个了解俄罗斯的人都能这样做。但是，在美国官员的思维里，要想象他们熟悉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而要对付那些不熟悉的问题，同时探寻其中的微妙之处、难以估量的事情和各种矛盾，则困难得多。因此，他们认为，以自己所熟悉的希特勒的性格——野心勃勃、残暴野蛮、极端偏执——作为参照来判断和理解苏联人的行事特点，比尝试理解像凯南这样的家伙谈论苏联要更容易一些……

6月16～22日，柏林

……我到达柏林是6月17日——东德工人起义的七周年纪念日，东德政府在废墟中建立起来。傍晚，我参加了在西柏林市政厅广场举行的大型纪念活动。三十二年前的1928年，我就住在这个广场。那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市场。我的窗子正对着货摊的帆布棚，当时这里是柏林一路双层巴士的终点站，整晚都能听到汽车马达的嗒嗒声，巴士在等待着返回城里的居民区。当年我住的那间公寓楼已经不复存在，在轰炸中毁掉了，那时的一切也都随之烟消云散，甚至坐在四楼窗前那个充满渴望、紧张、迷惘的二十四岁男孩也一并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五十六岁灰发老人愚蠢的习惯和记忆……

那天晚上，我和勃兰特㊟、他的挪威妻子，还有其他几个人聚在一起……在一家饭店消遣时光。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就国际问题向我提问，这会让我感到窘迫，但是他们似乎都很乐于接受我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没有人给我压力，我感到即使我不在场，谈话内容也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探讨了柏林问题。他们都感觉赫鲁晓夫不想推动和平谈判，因为那是他讨价还价的王牌，或者说用来唬人的手段。㊟一旦打出这张牌，他就无计可施了。据说在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对乌布利希㊟说：“对我来说，柏林就是一条用来抽打西方列强的鞭子。”

星期一晚上，我和玛丽恩·多恩霍夫去东德境内的一家剧院看戏。

整个表演充斥着恐惧，一种被警戒、被隐藏的莫名恐惧。我们这些静默、谨慎、心神不定的观众也和演员们一样，似乎构成了这幕奇怪景象的一部分。我和玛丽恩坐在第二排，一语不发，前排坐着两个身穿东德官员制服的人，他们也一样默不作声。演出结束帷幕落下，观众还是不发一声，整个演出大厅听不见轻声细语。很明显，我回到了苏联，不过不是今天的苏联，而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这个遥远的莫斯科保护国里，赫鲁晓夫从苏联民众中驱逐出的可怕的诡秘幽灵，在这里找到了它的避难所。现在它就像斯大林对“没有信仰的”德国人的诅咒，在这里游荡，占据了东德这片废墟。

这部剧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有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从中我感到的只有斯大林时代早期那种卑劣而原始的意识形态……

7月6日～8日，贝尔格莱德

我应邀拜访铁托总统，与他共度了一个小时……他直言不讳：你们美国人要想保住权力和尊严，必须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他对古巴很感兴趣，我对他说，我们已经表现出了充分的耐心，对此他并没有异议，只是微笑着说——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的偏见——问题在于，同时面对强国和经济上对他国有所依赖的小国，南斯拉夫总会倾向于同情后者。他想知道我认为是谁在影响古巴，是苏联还是中国。我没法回答他。我想两者都有吧。

我们继续讨论德国问题。他认为没人希望德国再次统一，他觉得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柏林感兴趣，只是为了让西方做出更大的让步，除此之外，赫鲁晓夫对此地没有任何兴趣。他谈到赫鲁晓夫把柏林变成“自由市”的提议，他说他认为这应该包括整个柏林在内，而不仅仅是西部地区。我由衷地表示赞同……

针对美国与中国就任何重大问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国内人士并没有抱太大幻想，而跟苏联之间是另一回事：美苏之间有差异，但是没有真正的潜在仇恨；双方在诸多方面相互尊重、互相敬佩，两国的民众之间也有互相欣赏的纽带；对中国人，我们感觉自己面对的是彻头彻尾的偏见。我们觉得，尽管我们可能偶尔在对华政策上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仇恨为什么如此深重。因此想要取得进展，中国共产党和我们都必须有所改变，而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问他对美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现状是否满意，他说一切顺利。他对美国政策做出的唯一批评是，美国人经常在对外援助计划上自相矛盾，先是制定慷慨的计划，然后又因为微不足道的限制和要求而损害它们。

7月19日，克里斯蒂安桑

读关于美国战后对外政策失误的著作有感

美国犯了错误并不意味着别人没犯错。至少就苏联而言，就是这种情况。从愤世嫉俗、令人生厌的警察视角出发，如何评判所犯的罪恶，以及这些罪恶当中夹杂的狭隘的狂热、怀疑、谎言、恶意和仇恨，又是另一回事。我有美国人的良心。对于那些诱导普通民众仇恨、欺骗、毁灭他人，以安排全体人类行为为己任的人，让苏联人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吧。

关于二战的错误。这是一场直到1941年12月都不值得我们参与的战争，它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大规模的全球道德战了呢？绝对价值论岌岌可危，盟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神圣。

关于苏联与欧洲战争的错误。

关于对日本与中国的错误。美国和日本没必要争执不休。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发生争执，唯一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妥协和平，一旦日本愿意接受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就该让它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8月10日，回美国的路上

现在回想起我在夏日的沉思，回想起此前的几个月……当然会有人向我提出尖锐的问题，我也有义务向自己提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每年收到五百份至一千份演讲和写作邀请的人，竟会感到自己不被别人需要？为什么一个人的演讲受到学生史无前例的欢迎，他却没有作为教师的成就感？

问题的答案在这里：

第一，邀请我讲座的人只不过把我当成了表演者，我的努力不过是填补了一些七零八碎的时间，并没有人真诚地希望我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第二，我自己并不相信讲座是有效的教学手段。我演讲的内容对学生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我主要是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表演者而受到欢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跟教育应当取得的成果相背离。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最后，在有价值的事情当中，只有成为高层政治顾问，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教师，而这样的职位并不欢迎我。

我感到挫败，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我深知自己在政治领域的观点和见解大体是正确的——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证实，我的看法比我认识的人都要正确得多。然而，因为我的阐述很吸引人，所以听众都是带着事不关己的娱乐心情来倾听的。美国的政府和公众没有利用它们，也没有认真地思考它们。在民主党统治下，这不会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不会有本质上的不同。目前就我对公众生活的贡献来说，我完蛋了，因为我一文不名，因为我激起了别人的嫉妒，我过早地正确预言了一些事情，因为吸引我国公众不得不借助大众媒体，而这些媒体没有能力欣赏和传播我的思想。

当然我也拥有一些真正的听众，他们对我的思想感兴趣，欣赏我、理解我。原则上说，我很乐意继续为这些人演讲。但是，除了通过大众媒体（它们常常混淆我的原意）外，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接触到他们，这就让事情比较难办，我对时事的兴趣和作为学者之间的冲突也让事情更加复杂……

【如果回到华盛顿的办公室】我发现自己又变回与那里大部分人完全不同的孤独少数了。从1947年到1950年，我只发挥了一种作用，那就是发出批判的声音，一种娱乐他们和偶尔刺激他们的声音，他们会带着某种仁慈的傲慢来倾听我的声音，但是只要进入政策制定的层面，开始真正的工作，这些人就会像弹落一只苍蝇一样对我弃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