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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四、蒋介石恢复两面派的面目

中共一再让步,是为了和平。然而,却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意。

1946年2月,国内政局却朝着与中共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还在政协开会期间,1月16日晚,“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邀请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讲演时,国民党CC派特务就在台下起哄,高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的口号,使讲演会不得不中途散会。17、18、19日,捣乱进一步升级:特务先在会场上狂呼乱叫,捣乱后成群结队呼啸而去。

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较场口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嘹亮的歌声、口号声响彻古老的山城。9时许,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邀请公推出来的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德全、沈钧儒、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史良等走上主席台。突然,台下跳出六七个人,强行登上主席台夺过扩音器,自称总主席,宣布开会。总指挥李公朴见状,急忙上前劝阻。这时,混在群众中的特务暴徒蜂拥而上,把李公朴推倒在台下,拳脚交加,打得他头破血流。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以及新闻记者等60余人被毒打致伤。

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会场。他见状十分气愤,大声说道:“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清楚!”特务们见势不妙,一声口哨,一窝蜂似地退走了。接着,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和刚被国民党释放的廖承志一起赶往医院,慰问较场口事件的受害者。

当晚,政协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到会代表联名给蒋介石写抗议信,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

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地痞流氓千余人,举行反共示威,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22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部分学生,在重庆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名。

周恩来怒不可遏,当天即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并致函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

中共代表团仍然以极大的克制态度,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2月25日,国共及美国特使在重庆上清寺尧庐举行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签字仪式。

反共20多年的蒋介石对整编军队一事相当积极。通过整编将中共领导的部队“编”过去,是蒋耿耿于怀的梦想。他深知,解放区是中共及其军队生存、发展的根据地和出发点。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只有20几个县的地方,就同100多万国民党军激战那么久,最终还是路线错误才被自己打破。现在中共拥有的解放区已占全国面积的1/4,不能不成为蒋的心腹之患。特别是,中共军队虽然装备较差,但士气旺盛,作战的战略战术灵活,这一点在解放区的自卫战中已充分显示了威力。由此缘故,马歇尔来华后,蒋介石要求马歇尔调处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停战,而是整编军队。

当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三人握手问好走进会议室时,桌上已放着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一份“整军方案”。

方案共八条:第一条,统帅权;第二条,职责与权限;第三条,编组;第四条,复员;第五条,整编及配置;第六条,保安部队;第七条,特别规定;第八条,一般规定。每一条内,都有详尽的细节,兵力的人数,军官的配备,完成的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

按照这个方案,中共部队在18个月内编成10个师,为国民党部队50个师的1/5。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谁也没有去看面前的方案,甚至连扫一眼也没有。其内容他们早就烂熟于心,而今天的签字,只不过是个形式,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

尽管这样,马歇尔还是异常高兴。来到中国才二个多月,搞成了停战令,接着又搞出一个整军方案,这简直就是奇迹!中共为什么同意了后来的方案呢?周恩来在这年年底的延安干部会上是这样说的:“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50比10,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10个师也包括在内……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60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

签署协定后,张治中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本人代表政府签此方案,并百分之百保证其执行,使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

周恩来也面对出席仪式的记者们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要包含这次签订的整军基本方案,我们都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

马歇尔用诗一样的语言说:“此协议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按照协议,北平军调部又多了一项职能,除监督停战外,又成为整军方案的执行机构,担负起监督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的复员、配置和整编任务。

当所有这些文件送到北平军调部,送到郑介民、叶剑英和饶伯森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几乎同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能够实现吗?

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这前后,派往全国各地的30多个执行小组调查的情况纷纷报来:军事冲突没有停止,铁路交通没有恢复,各地军队频频调动。这哪里是整军,分明是在调兵遣将!

为了掌握各地对停战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解决整编工作中的问题,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一起,于2月28日从重庆起飞,前往各地视察。

从第二天开始,三位和平使者即在空中飞来飞去,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所到之处,受到国共双方的热烈欢迎。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

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十分引人注目。

反复无常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右派和好战分子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陈立夫、顾祝同等人的鼓动支持下,在会前就为这次会议定了基调,称这次会议“不仅关系到本党成败,而且关系到国家存亡”,要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讨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

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

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否定政协决议,进一步证实了此前发生的一系列反共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独裁原则。

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谴责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行径。他说: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的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动派于阴谋破坏活动初起之时,又未曾坚持政协决议于全会会堂之上,反而亲临主持反对政协要案之通过,以致二中全会全部动摇了也是蒋先生亲自主持起草通过的政协决议。

周恩来警告说:“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这时,马歇尔不在中国。他在视察之后,胸有成竹地应杜鲁门总统之召,回国述职去了。

在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一系列的大举进攻面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

3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能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又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3月以后,时局的焦点转移到了东北,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21日毛泽东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议,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说:“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

周恩来当即从重庆致电东北局:我们不如以消灭蒋军为主,守城为次,这样较易争取主动,打得蒋痛,以利谈判。又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能让步。关内,国方重在蚕食封锁与破坏,我拟进一步揭穿之,将关内问题与东北问题联起来解决。

东北境内的冲突在迅速蔓延。

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各中央党政军机关陆续迁往南京,同时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在渝事宜。5月5日国民政府将还都南京。

国民政府还都使国共两党斗争的重心发生转移。

经中共中央批准,5月初,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将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人员飞赴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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