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集思广益：建立巩固的舆论阵地

一、婚礼上的“户主”

梅园新村30号院墙内的石榴花初露红嘴开得蓬蓬勃勃，嫣红的红花如火如茶。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艳丽傲然的一树繁花使梅园新村增添了几许温馨。

5月11日，傍晚。

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院内忽然热闹起来，处处洋溢着温馨。陕乐的气氛。几个年轻人跑进跑出地忙碌着，有的打扫庭院，有的扎着红花，还有拿着红红绿绿的彩纸在17号院进进出出，把餐厅布置的喜气洋洋。

原来，中共代表团青年组的李晨和外事组的陈浩今天要在这里举行婚礼。

钱瑛担任婚礼的主持。

钱瑛1903年出生于湖北咸宁，是一位老资格党的领导人。她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上安排她与陆定一、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等同志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参加湘鄂西根据地创建，并担任洪湖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1932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秘书长，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在狱中，她曾与帅孟奇等同志机智勇敢地领导了女监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狱警的狱中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营救出狱，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后又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八办”是对外的称法，对内称中共中央南方局（后改称重庆局）任组织部长。

钱瑛同志工作作风沉稳，善于做年青人思想工作。她还有一种过人记忆力，在当时档案管理困难的情况下，凭着坚强的党性和超人毅力，对她分管的平、津、沪、宁及两湖（湖南、湖北省）、两广（广东、广西省）云、贵、川、黔等地的党的地下组织和党员情况牢记无遗。不仅对他们的姓名、性别、职业熟记无误，而且对他们的履历、家庭、社会关系等细节都如数家珍。许多年之后，她一旦见面就直呼其名。因而，代表团的同志们像称呼邓颖超一样尊称她为“钱大姐”。

办事处的同志们在饭厅到齐后，钱瑛大声宣布：“结婚大典开始！”

当一对新人步人“礼堂”时，大家纷纷热烈地鼓起掌来。争先恐后地向他们表示祝贺。

“男女双方向主持人、介绍人、证婚人鞠躬。”钱瑛又高声说：“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

“男女双方相互鞠躬！”几个调皮的年轻人用力一推，一对新人抱成了一团。

“行了，行了，快报告恋爱经过！”双方报告恋爱经过是年轻人最乐意听的故事，听了故事，还要看他们互赠什么礼品。大家吃着瓜子，糖果，喝着香茶，憧憬着和平美好的未来，谈论着全国解放后各人的理想。外事组有位姓邓的小伙子是个文艺爱好者，当场唱了一段京戏助兴。新闻组的小郭唱了一曲刚采集来的江苏名歌。一对新人神采飞扬，他们虽然远离家乡和自己的亲人，但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一切是那么的美满。

忽然，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了。

“户主”的到来，将婚礼推向了高潮。

“我这个‘户主’可是蒋介石封的大官呦！新娘新郎不拜‘户主’不作数的呵！”周恩来的风趣幽默，引起了阵阵欢笑。原来，国民党政府在中共代表团刚迁到南京，就来了一帮宪警要代表团报户口，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办理户籍卡，否则不保证人身安全。既然有“户籍”，就要有户主，于是，周恩来成了梅园新村近300人的“大户主”。昨天下午，周恩来还在汉口杨森花园与国民党、美方代表谈判中原停止冲突的协定，赶回梅园新村后又接待了《中央日报》记者，详细介绍了中原之行及《汉口协定》。今天下午，他与邵力子就国共双方继续谈判的问题进行磋商。刚一回到梅园，便不顾疲劳，又赶来参加两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婚礼。

在大伙的大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并排向周恩来和邓颖超恭恭敬敬地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好，祝你们白头偕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周恩来笑着又说：“今天，你们邓大姐请客，邀请两位新人到小餐厅共进晚餐，以示祝贺”。

“欢迎周副主席给我们讲一讲，恋爱经验！”一位小年轻嚷着说。

在中共代表团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数人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未婚男女青年，女青年约占1/3。在重庆时，这些青年男女在工作中由友情而爱情，到了结婚年龄后，不少同志就一对一对地陆续结婚了。如许涤新／方卓芬、童小鹏／紫非、乔冠华／龚澎、范长江／沈谱（沈钧儒女儿）、钱之光／刘昂（刘昂的母亲蔡庆熙是蔡畅和蔡和森的姐姐，刘昂在大革命时曾在上海、香港为党的机关作掩护，后调来南方局工作）等。应大家邀请，每逢代表团的青年举行婚礼，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要上演一个重要的保留节目，便是介绍他们夫妻恩爱的宝贵经验，送给新婚夫妇。有时是邓颖超讲，周恩来补充。有时是周恩来讲，邓颖超补充。说话的年轻人刚从延安调来，大概听过代表团老同志的介绍，而他只是耳闻，尚未亲历。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年长邓颖超6岁，在梅园新村周恩来夫妇不仅是大家敬重的长者和领导，而且是中共代表团内外公认的一对婚姻、爱情的楷模。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他们始终相敬如宾，相互恩爱，感情专一。他们是如何处理好革命同志和夫妻关系的，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最大的谜团。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办事处与年轻人在共事关系十分融洽，没有一点架子。办事处的年轻人都尊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孩子们亲热地叫“邓妈妈”。对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大家开始以为邓颖超为了革命工作，不愿意要孩子，后来才知道是另有隐情。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1910年随母迁居天津。先后在北京一所免费的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她与周恩来、马骏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觉悟社，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她与周恩来建立了友谊。周恩来与邓小平等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她在北京师大附小任教员，在工作闲暇之际与周恩来鸿雁传书，友谊上升为爱情。以后，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在广州与周恩来结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她和周恩来一起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4月，在那个非常的日子里她小产，为躲避国民党的拘捕，因治疗不及时，再加上过度紧张和疲劳，导致终身不能生育。但，这对始终相爱如初的夫妇，从青春韶光到生命晚霞，缱绻缠绵，溢于言表，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在大家的催促下，邓颖超说：“我和恩来的恋爱经过已讲过多次了，还是再说说保持夫妻感情的体会吧。要做到爱情的常爱常新，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做到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

夫妻之间的“八互”原则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多年总结和坚持的准则。在讲话中，邓颖超又逐句解释说：“互爱，作为革命夫妻，互爱是基础。结婚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新的爱情阶段的开始。对爱情要专一，婚后，双方不仅要珍视相互的爱，还要不断创造爱情，使它日新月异。互敬，古人说要相敬如宾，我看不必如宾，但要互相敬重。这在新婚时，一般可以做到。越到后来越要注意，万不可越到后来越看对方的缺点。当着众人面前，尤其要注意互相敬重。互勉，就是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要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互慰，生活中常有不愉快的事，人的情绪也难免有喜怒哀乐的变化。遇到不愉快的事，双方要互相体贴、温存、安慰，万不可互相指责、埋怨、伤了感情。家庭生活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和争执。这时，要懂得让步。特别是非原则问题，应互相谦让，有些争吵，就当做饭菜时加了点辣子。争完了，迅速了结，切不可无休止地纠缠下去，那样势必影响感情。”

邓颖超又从生活细节介绍了人无完人，要宽容大度的人生哲理。她循循善诱地说：“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要互相爱护，彼此关心，要尽心尽力，互帮互助。每个人都有缺点，也都有长处。要多看对方优点和长处，并潜心去学习，彼此互补长短，感情也会愈加巩固。”

这是他们模范夫妻美满生活的总结，也是他们和谐生活的写照。邓颖超体会：“‘八互’中，‘互谅’、‘互让’最难。”周恩来插话说：“我和你们邓大姐这么多年共同生活和战斗，我们处理夫妻关系的原则就是这‘八互’。”

图为周恩来在南京谈判期间在办公室工作的情景。

邓大姐说：“夫妻在一起要互相尊重、互相尊敬，作为夫妻，这在革命队伍中非常重要，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生活上要互相爱护，互相信任，遇到困难时要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有矛盾时要互相谦让，互相体谅，共同进步。”

吃饭时，周恩来特地请这对新人先入座。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处理好夫妻关系，要共同努力，做一对革命夫妻。”

周恩来平时很少在小餐厅吃饭，都和大家一样到大食堂打饭吃。其实，小食堂与大食堂区别不大。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不断飞涨，代表团以实物为伙食标准，一天二两肉、二钱油一斤蔬菜，为保证领导健康，周恩来、董必武可在小食堂打饭吃，并加一个炒鸡蛋之类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