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最后的大师
第二节
鉴于内查外调均无确凿的证据，吕正操专案组只得将叶企孙释放。但因之前就有“国民党cc特务”的罪名扣在叶企孙头上，他也曾因此锒铛入狱，如今反倒无罪释放，似乎不好向北大交代，于是和当年熊大缜案的相似情景重现，“悬案”的命运也同样降临在叶企孙头上。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份材料中读出那个时代的况味——即使是叶企孙这样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同样会被这样的一纸疑罪搁置起来，从而完成一个从抛弃到再抛弃直至完全被抛弃的过程。
关于叶企孙专案交接上的几个问题
叶企孙，原北大物理系教授。于1968年因审查吕正操专案被捕，最近，吕正操专案组几次来人，持周总理的批件，要将叶交回北大，我们表示坚决照办。
在交接中尚有几个具体问题：
一、叶是作为cc特务被捕的，并在中央专案组写的逮捕报告上肯定了叶是熊大缜加入cc的介绍人，在天津亲自领导熊大缜参与“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策反吕正操的活动等。经过一年多的关押审查，据吕正操专案组的同志说，叶是否cc特务，至今还不能落实定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接手审查后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则与原逮捕报告相违背，不好交代。为便于日后查考起见，应有吕正操专案组就现在审查叶的情况写出简单文字材料留存为宜。
二、叶自逮捕后就是一个在押犯，回来后问题不算清，是按继续服刑监外审查还是按“查无实据”释放审查？其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应如何解决？在交接时也应定下来。
这些问题，在几次接谈中我们都已向吕正操专案组来的同志当面提出过。答复是：
材料不好写，可在交接时当面介绍些情况，待遇问题由北大按实际情况解决。不知这样做行不行？
1969年11月10日
叶企孙再回北大时，由于交接时的悬疑，致使他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北大有关方面对叶企孙作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决定。这样，虽然专案审查结束了，无边的刑期却开始了。在北大，“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之类的话始终挂在某些人的嘴边上，它成了一堵墙，横亘在叶企孙的周围，屏蔽隔绝着人们与他的正常交往。
一个完全可以称为抗日英雄的人，却被那个时代成功地诬陷为历史的罪人。而且不仅如此，人们还怀疑他，唾弃他。叶企孙多年学人楷模和道德榜样的形象在这炭墨样的谎言流布中渐渐消退、淹没直至完全消失……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当我们的原子热核武器研制成功，卫星上天，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领域突飞猛进时，我们只知高点而不知起始，只知高潮而不知起源，只知成功而不知成因，只知学生而不知老师的原因。因为历史遗忘了一个名字。
在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都离不开叶企孙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当笔者初见钱伟长先生，表示不知叶企孙先生为何人时，他拍案而起的原因。在一个有着悠久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里，仅知闪闪发光的学生，而不知学生的老师为何人，就像没有根须的大树，没有源头的河流，没有来历的民族，没有历史的国度。这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他能不着急吗？
然而，这一切都是那段历史造成的。
余下来的日子，叶企孙被监视。他原来在镜春园的教授房子被没收了，教授待遇取消了，每月只有50元的工资，工友也被遣返了，他住进了一间又黑又破的房子。在北大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再次失去了自由，每天过着囚犯般的生活。
这时的叶铭汉已经去了“五七干校”，从叔父被抓到释放，他都不在身边。他唯一知道的是叔父被抓后，工友曾去干校向他报信，他只能劝慰工友，并让工友将叔父换洗的衣服准备好，送到学校有关部门，然后再转交给叔父。等他再见到叔父，已是1972年春天的事了。
尽管被限制自由，还是会有人造访。
不久，叶企孙就听到了陈寅恪在广州去世的消息，还有饶毓泰、翦伯赞、沈廼璋等人因不堪批斗羞辱而自杀的传闻。在一连串噩耗的最后，是他寄望最大的学生赵九章自杀的消息。
1967年，赵九章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开始揪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首当其冲。揪斗当天，赵九章还在办公室准备卫星轨道研究会议的有关材料，不想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不由分说便把他五花大绑，戴上3尺高的纸帽子。他刚欲分辩，还未张口，一记耳光劈面而来，瞬间，赵九章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和老师叶企孙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耳朵失聪的。
赵九章是将新中国引入“空间时代”的第一人。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赵九章立即指出“这是空间探测的里程碑”，并向领导积极建议筹组这项巨大的科研项目。1958年1月一个名为“518”的科研集体在中科院诞生了，组长是钱学森，常务副组长就是赵九章。尽管“518”后来因故下马，赵九章却不失时机地将自己领导的地球物理所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空间探测上来，他让所内的第一研究室专门负责该项工作，并调来钱骥担任该室的领导，后来又在第一研究室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二部，共有一、四、六、八、十共5个研究室，这样就从根本上加强了空间研究技术的力量。在赵九章的领导下，这个研究集体研制出诸多火箭和卫星腔体中的各种仪器设备，进行了宇宙线、电离层的探测，解决了真空、低温、高温条件下卫星环境模拟实验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项目就是火箭、卫星的五脏六腑，缺失一个哪怕是顶不起眼的小零件，也会导致卫星上不了天、火箭飞不远这样的后果。
在“大跃进”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头脑发热，热盼中国卫星上天时，赵九章却保持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冷静，他向有关部门建议说：“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尚未成熟，建议从探空火箭搞起……”
1964年12月27日，当他看到我国火箭技术已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时，又第一个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研制人造卫星。他说：“……由于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有密切关系，它的发射可以配合洲际导弹的发展，本身可以为国防服务，并带动我国尖端科学技术。我特向中央领导提出这个建议……”
3个月后，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了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决定。
正当他呕心沥血“日夜兼程”向心中的卫星接近时，“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来了。
赵九章初时并不以为然，只要让搞卫星，“文化大革命”又能怎样？
直到绳索在身，高帽压头，赵九章才算长了见识。
接下来便是无休止的游街、批斗。造反派将一块重达二十多公斤的“特制”牌子强行挂在赵九章的脖子上，让他在中科院的房前屋后到处游走。可怜花甲之年的赵九章，脖子上被勒出了一道道深可见肉的血槽，每走一步都痛彻心腑。更可恨的是，每次批斗造反派都让赵九章低头认罪，并让其将腰弯至90度。赵九章由于长年伏案，腰疾严重，实在达不到要求，造反派便用脚踢，用烟头烫，逼其就范。但是脚踢疼了，烟头灭了，赵九章的腰依然没有弯下去。
批斗、游街，赵九章都不怕，他怕的是以后再也不能搞人造卫星了。他想起了他的老朋友乔冠华，他想给他打个电话问个究竟，但找遍家里，那个电话号码始终没有出现。造反派早已将他家翻了个底朝天。给乔冠华打电话无望，赵九章又想起了他的助手钱骥，他担心钱骥也会遭受和他一样的命运，如果那样，人造卫星的事怎么办？
赵九章失眠了。
为了了解人造卫星的进展情况，赵九章想尽一切办法与钱骥联络。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赵九章托人将早已写好的一张字条带给钱骥。怕钱骥因此受牵连，赵九章不得不使用德文。
字条带出后，期盼成了赵九章每天最重要的功课。除了被造反派揪斗没有选择的权利外，他天天守在自己的家里，等啊，盼啊，希望能得到一些关于人造卫星的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消息。不久，他又被关进牛棚。强制性劳动改造的强度很快将赵九章残存的一点幻想打碎了。那是怎样一种改造啊，一位60岁的老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接受批斗。红卫兵批累了，就让赵九章写交代材料。
长期的体力消耗和营养不良，使赵九章的身体极度虚弱。每天晚上，他的腰因为极度疼痛，不能平躺在床上，更不用说翻一下身了。看着被折磨得几乎脱了相的丈夫，赵九章的妻子心如刀割。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每晚等丈夫接受批斗回来，想办法给他按摩、推拿，或者用药草为他熏炙，每次都是泪水和着汗水流。尽管如此，赵九章对于科学的痴迷还没有停止。1968年的一天，当他获悉中国将有日全食出现时，竟拖着自己的病体跑到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建议尽快组织有关专家前去进行观测。可以想见当时赵九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对于科学，赵九章是绝对的圣徒；但对于政治，他却茫然不知所措。这一点，像极了他的老师叶企孙。
生性乐观的赵九章具有九死不悔的生命意志，更何况还有他心爱的卫星事业，按理他是绝不会走轻生的道路的。但是，1968年6月8日这一天，因为一个人的死亡，他的生命意志被摧毁，他的人生之路陡然变窄！这个人是姚桐斌。
姚桐斌，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中共党员，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
记得姚桐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回国不是为了名誉地位，而是要和大家为中国的火箭上天贡献力量。”的确，姚桐斌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对我国的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黏性、流动性的研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1962年，他组织制订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在此前后的4年中，他除向国内各兄弟单位提出大量研究课题外，在所内开展的研究课题竟达五百多项。他还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钎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1968年的6月8日，却遭到了造反派令人发指的残害！
那天，姚桐斌本来是可以不去上班的。这些天，研究所里造反派闹得很厉害。但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姚桐斌还是去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听说他家住的那片地方形势紧张，许多造反派到处打砸抢闹事。姚桐斌惦记着家里小女儿，不听同事们的劝告便兀自回家去了。
刚一到家，还未等和女儿说上话，几个造反派便跟着姚桐斌的脚步闯了进来，架着他就往外拖。姚桐斌不服，说他们这是私闯民宅、侵犯人权。这下激怒了几个冲上来的红卫兵，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把就把姚桐斌的眼镜扯下来，接着就是一脚，恰好踢在姚桐斌的阴部。姚桐斌当即跪在地上，疼痛难忍。鼻子里也血流如注。但这并没有为姚桐斌减轻半点灾难，这些人见状说他装蒜，便更肆无忌惮毒打姚桐斌，拳打脚踢好像在殴打一个橡皮人！最后，两个家伙竟举起铁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作为这次行动的小结！
已经人事不省的姚桐斌被这帮人拖着来到所谓的“左派”总部，沿途鲜血滴了一路。有人认出了姚桐斌，想上前拦住他们，可看看那些人凶神恶煞的样子，又吓得缩了回去。
来到总部，几个人将姚桐斌像麻袋一样丢在地上，请他们的头头“验货”。只见那人踱着方步走过来，用脚拨拉一下姚桐斌贴在地上的脸，嘴角轻轻一翘，说：“怎么不说话了？不说话弄过来干什么？弄回去弄回去！”
就这样，几个人把脸色惨白的姚桐斌原路拖回去，扔在姚桐斌家的人行道上，仿佛扔的是一袋垃圾。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跑去请求别人帮助把姚桐斌送去医院抢救，但没人敢冒这个险，大家纷纷避之不及。邻居没有办法，只好将姚桐斌拖回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下午3时，姚桐斌终因头部严重创伤，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终年46岁！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也震惊了赵九章！
在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赵九章的头发陡然变白。他突然失去了判断力，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姚桐斌，一个多么优秀的航天材料专家，一个研制人造卫星过程中多么重要的关键人物，竟然……竟然……从前，他总以为，上天要眷顾一个人，不是给他想要的，而是给他磨难和挫折，让他在痛苦中经受教训，在痛苦中获得成长，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那一飞冲天的时刻。所以，在他受苦受难的日子里，赵九章没有倒下，他要等到那一刻，他还想让他的梦想重飞蓝天，他还想用自己的所学让中国的人造卫星早些飞出地球！那是他一生的夙愿啊！他是那么痴迷这片天空，站在那幽深的星空之下，赵九章曾无数次地梦想着那个凝结着自己半生心血的人造卫星会从他的头顶飞过，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可是如今，那迷人的星空竟成了一个可怕的黑洞，布满了陷阱，充满了迷惘。一种深刻的绝望缠绕着他，巨大的困惑像毒气一样使赵九章窒息，使他无法呼吸，无法超越。
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以一种永不回头的姿势走完了他人生的沼泽地。那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国庆刚刚过去。按照以前的惯例，他作为一名始终被政府重视的科学家，在10月1日这一天是要接到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并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国庆的。这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对于赵九章这样对祖国科学事业赤胆忠心的科学家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和认同，那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但是这次，那张鲜红的请柬却没有来到。其实，在国庆的前一周，赵九章就在盼了，他怀着一线希望企盼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能想起他这个人，想起他这个年年和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站在一起的人。可他一直盼到国庆之夜，那张请柬也没有出现！
事实上，那张请柬在国庆节的前3天就发到了中科院，只是被造反派们悄悄扣下了。
于是，赵九章心中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那天晚上，他熄灯坐在床上，看着漆黑一团的前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余生。
接下来的几天，赵九章显得异常的平静。他开始收拾自己家中的书籍和物品，把多年来没有动过的东西都细心地归置好，还把没有被抄走的书一本一本地擦拭一遍，仔细地放在一个大木箱里。赵九章还在书柜的背后发现了一块黑板，那还是1958年他在家中给专家们讲解卫星知识的时候，从单位拿回来的，已经整整10年了，若不是这次清理物品，他差点就忘了，那是他家里唯一的一样公家的东西。为了这块黑板，赵九章特意给跟了他多年的邓增昆捎信，让他来家里帮忙将黑板抬回办公室。
很难想象在送还这块黑板时赵九章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情。他多么想上天突然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自己的决定，让他重新有一个活下去的信念，但是没有！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切仍是一片黑暗。
当天晚上，洗漱完毕的赵九章平静地躺在床上，像往常一样，他想看一会儿书。可是所有的书他都已经装进木箱了。赵九章意识到这一点，抑制住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从枕头底下拿出他积攒了很久的安眠药，一粒一粒地在手掌中拨动。突然，一滴眼泪“啪”地掉落在这些药片上，接着又是一滴，两滴，三滴……最后，赵九章将这些已被自己泪水濡湿的药片一下倒在了嘴里，静静地睡着了……
就这样，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对地球的眷恋，带着他对人造卫星的遗憾，永远地走了，没有遗书，没有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