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决战西北战场
乘胜解放宁夏
兰州解放，青马主力被歼，使宁马彻底孤立。马鸿逵急忙将被我六十四军严密监视着的所谓“援兰兵团”撤回，以保老巢，妄图凭借宁夏奇特复杂的天然地形，阻止我军向宁夏进军。
宁夏大部地区为沙漠草原，只有引黄灌区的银川平原一带人口稠密，相当富庶。这里东、西两面是山，黄河由兰州向北流入宁夏，从它腰部斜穿而过，使中间地带形成了一片冲积平原，这就是黄河流域著名的“河套”地区的西套，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宁夏的命脉。
马鸿逵根据这一有利地形，布置了三道防线，以骑兵二十团守同心，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新成立的骑兵十五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一二八军和十一军一部守金积、吴忠、灵武，构成第三道防线；十一军主力守卫银川大本营。别看马鸿逵出兵援兰时，胆小如鼠，优柔寡断，但保卫自己的老巢宁夏，却精心布置，不遗余力，完全暴露他那封建军阀割据、称霸一方的本性。
其实，青马主力被歼以后，宁马完全孤立无援，已成为瓮中之鳖，我军解放宁夏只是个早晚问题。可是为了使“塞上江南”兔遭炮火，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彭总的指示，我们想尽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宁夏。据联络部长甄华汇报，兰州市有一位著名的中医大夫，名叫郭南浦，是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界的上层进步人士，已七十多岁。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与于右任、沈钧儒、傅作义、邓宝珊、马鸿逵、马鸿宾、马子健等知名人士颇有交情。他拥护我们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曾为声援“西安事变”，为营救我西路红军出过力；此后，又曾积极进行过团结抗日和反对内战的宣传，并利用他担任国民党甘肃省参议员的特殊身份，为营救我被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作过贡献，在回族同胞中很有声望，如果能请他出面为和平解放宁夏做些工作，可能会有作用。我和杨司令认为这个意见很好，马上向彭总报告，并根据彭总的指示去拜访郭南浦先生，转达彭总对他的问候，并对他说：“郭老，您是西北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您的为人我们是了解的。以前您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人民感激您。现在解放了，您者要保重身体，还要为建设大西北出力。”
郭老对彭总和兵团首长对他的尊重和诚挚的关怀非常感激，再三表示谢意。此后，我们又去看望他两三次，把关系搞得更密切一些；然后才对他谈起当前西北战场的形势和我们希望能象北平那样，和平解放宁夏。郭老当即慷慨地表示：“我愿将共产党对回家之情义和对国民党军队之政策转告他们（指宁马），晓以大义，请他们学习傅作义将军，走‘北平方式’的和平解放道路。”我们考虑他年逾古稀，现在又处在战争环境，北上银川路途遥远，怕他经受不住长途颠簸劳累，他却坚决地说：“这种大事写封信或差遣个人去都不行，非我亲自去当面劝说不可，时不我待，马上就得走。”我们赶紧将郭老的意愿报告彭总，彭总同意让他亲往银川，并指示我们要妥加安排，一定要保证郭老的安全和健康。九月六日，即由联络部派出的林义生等几位同志陪同以郭南浦先生为首的“赴宁和平代表团”乘车前往银川。临行前，我和杨司令亲往送行，并再次嘱托郭老：“如果宁夏方面有和平解决的诚意，因我们都在进军途中，联系不便，您可直接打电报给兰州彭总，并电告我六十四军负责人曾思玉、王昭、傅崇碧诸同志，他们会配合郭老行动的。”
我们深知，和平谈判一定要有军事压力相配合，否则难有成效。所以，九月二日，六十三军的右梯队即从兰州出发，沿兰宁公路北进，九月五日，左梯队又分两路沿黄河两岸北进，九月八日，我兵团机关率六十五军（作预备队）沿黄河南岸向宁夏进军；九月十二日，原留在固原、海原地区监视宁马的六十四军也沿平凉、中宁公路向宁夏推进，造成大军压境之势。六十三军势如破竹，先后解放了靖远、打拉地、贺家集、兴仁堡、景泰等要地，沿途敌军有的投降，有的顽抗被消灭，而大部分敌军则闻风逃窜入中卫；该军先头部队不畏风暴、饥渴，顽强前进，徒涉百里沙漠地带，于十七日从西面进逼中卫。六十四军亦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向北追歼逃敌，先后解放了同心城、大红沟和鸣沙州等要地，驻守中宁的敌贺兰军原是马鸿逵为所谓“援兰”急需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部队，未及我军进攻即自行溃散，十四日，六十四军即进占中宁，从东面威逼中卫。
郭南浦先生率“和平代表团”一行乘车赶到银川后，先劝说马鸿逵及其子马敦静（国民党驻宁夏兵团司令官）起义，但他们父子二人顽固不化，断然拒绝；郭老立即转移目标，劝说马鸿宾。马鸿宾虽是马鸿逵的堂兄，并挂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之职，但他的兵马少，不得不受制于马鸿逵，堂兄弟之间平日矛盾也颇多，所以，在郭老劝说下，且又大军压境，马上默许可以接受我军的和平条件，因目前马鸿逵父子仍掌握着军政大权，需等待时机才能行动。
九月十九日，退守中卫地区之敌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之子马淳靖在我大军逼近的形势下，由其父及郭南浦先生授意，亲自带人到中宁与我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副政委傅崇碧和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谈判，表示接受和平解放宁夏的条件，率部举行起义。我六十四军于二十日进占中卫，并乘胜前进，在由三边地区西进的西北独立第一、第二师密切配合下，先后攻占了青铜峡、金积、吴忠、灵武等要地，歼灭马鸿逵部主力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各一部，直逼银川。与此同时，六十三军也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西岸逼近银川。马鸿逵及其子马敦静见大势已去，先后乘飞机逃跑，马家军群龙无首，更陷入一片混乱。
九月二十三日，马鸿宾以宁夏最高军政长官的身分召集驻宁夏各军和宁夏的军政要员（包括马鸿逵残部）开会商议，指出目前只有起义，别无出路。形势所逼，大势听趋，大家一致同意派出第一二八军中将军长卢忠良、宁夏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马光天和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三人为代表，卢忠良为全权代表，到中宁我兵团司令部谈判。杨司令、我和副司令员葛晏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兵团领导同志亲自接待他们，进一步晓以大义，提出和平解放宁夏的五项协议（草案）。卢忠良一看协议书内容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解放军如此宽宏大量，没有任何惩治他们的条款，完全保证他们全体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即表示完全接受我军所提条款。当天下午二时，杨司令和我代表解放军方面，卢忠良等三人代表宁夏方面，先后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书”上签了字。
按协议书规定，我军本应于九月二十五日进入银川城，但马鸿逵残部得悉马鸿宾等军政长官已通电起义，便自行溃散。散兵游勇在银川城内外乘机四处抢劫，骚扰滋事，搅得全城社会秩序大乱。马鸿宾无法控制局势，未待谈判代表返回，便急电彭总：“宁夏部队已成崩溃现象，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情况，请即令杨司令速派兵进驻宁夏。”同时派专人赶到中宁，请求我兵团尽快派兵入银川城。彭总即电令我们，先派一个师进银川城，维持社会秩序，安定民心。
二十三日晚，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先头部队五七二团即奉命连夜冒雨从仁存渡口乘船渡过黄河，登上西岸，当即受到宁夏各族各界代表数十人的欢迎。他们马上乘上代表们带来的四十辆汽车直驶进银川城。午夜十二时进入城内，部队迅速向全城展开，很快把银川城控制起来，银川宣告解放。
二十四日中午，六十四军军部率一九一师主力，在群众热烈欢迎中，浩浩荡荡开进银川城，全面接管了马鸿逵军政机构及银行、邮电局、发电厂等重要单位，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二十六日上午，我兵团在银川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全市各族人民张灯结采，夹道欢迎。马鸿宾和郭南浦先生亲率国民党宁夏省的军政官员、银川市和附近县城的回汉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以及中、小学校学生共七百余人，到南门外热烈欢迎。当我军的坦克、牵引炮车、载重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部队威武雄壮地从南门隆隆开进街市，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时，锣鼓声、爆竹声、军乐声和欢呼声汇成一片，响彻云霄，欢庆“塞外江南”古城的新生。
与此同时，九月二十二日，伪“西蒙自治政府”主席、反动头目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锡林格勒盟盟长）被迫逃亡，二十三日，副主席达理札雅（达王、阿拉善旗札萨克）及伪政府成员白海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新三师师长）、何兆麟（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委员）、巴文峻（前绥境蒙政会秘书长）等四人马上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并派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队长罗瑞光等五人到银川，向杨司令和我报告“西蒙自治政府”逼走反动德王、通电起义的经过，欢迎我军进驻阿拉善旗，二十九日兵团派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四团越过贺兰山，进入阿拉善旗的巴彦特城，受到达理札雅为首的旗政府官员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至此，宁夏全境宣告解放，回、蒙、汉各族人民从此获得新生。我十九兵团自九月五日开始进军宁夏，不到一个月即解放了宁夏全境。此战役共歼敌四个军及两个纵队，七万余人，其中起义、投降和俘虏的敌人三万三千余人，余者除少数击毙外，大部自行溃散。
银川，是我国塞上一座名城和军事重镇，素有“塞上江南”果园城之称，但由于银川在历史上，饱经了数不清的战乱与灾荒，特别是国民党马鸿逵统治时期，残酷的压迫剥削，成年累月的抓兵抓夫，迫使老百姓逃离古城到外省谋生或流落沙漠荒原，使银川变成了一座“无风三尺尘，雨过泥没胫，臭坑随处是，蚊蝇集成群”的破烂城。当时有首民谣形容银川城越变越小：“一条马路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衙门打屁股，全城都听着。”这首民谣虽有些夸张，但实际上也差不多，银川城短短的一条小街上，仅有几家店铺；而工业更少得可怜，全城除十五路军建的一个小修械所和一座小发电厂外，仅有几家陶瓷、毛毡、碾米磨面的小手工业作坊。据我们解放初统计，全市人口只剩下三万六千多人。
与此相反，马鸿逵却穷奢极欲，所谓“宁夏省政府”不过是一座破庙似的旧衙门，几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里仅几张破烂不堪的桌椅，一无所有；而他的“将军府”和他祭祀祖宗的“家庙”，都是高墙飞檐，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宛如王府、名刹。银川全城没有一座戏院或电影院，而“将军府”和他的“家庙”两处都有大戏台，经常唱戏供他家人及爪牙们作乐。可见马鸿逵这个宁夏霸王盘剥人民之残酷，真是榨穷了人民，养肥了自己。
我兵团进入银川城后马上组成以杨司令为首的军管会，并任命马鸿宾为副主任，出榜安民，根据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约法八章”，宣布了九条规定，散兵游勇除少数流窜贺兰山或沙漠地区外，大部分很快就缴枪投降，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为褒奖郭南浦先生对和平解放中卫、银川，加速宁夏全境解放的贡献，我特书写“和平老人”四个大字裁制成大锦旗，同杨司令一起代表我兵团赠与郭南浦先生，并根据中央的安排，邀请郭老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了他，给予很高的荣誉，在西北回族同胞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我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同时，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九月五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分两路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会师于张掖，围歼敌两个军的大部，然后乘胜西进，直指新疆边境，沿途歼灭马步芳部三万余人。
九月十九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率部通电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九月下旬，我一、二兵团进逼新疆，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由陶峙岳将军率领通电起义，以鲍尔汉先生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也通电宣布接受即将成立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十月二十日，我军进驻乌鲁木齐，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保守西北地区作为它大陆最后一个反革命基地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西北战场，我军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接着又乘胜迅速地横扫残敌，解放了西北五省全部地区。我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最快的胜利，从而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这次决战，在作战指挥上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利用敌人矛盾、各个击破敌人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针对敌人的特点和情况的变化确定作战方法的高度灵活性；也充分体现了在军事进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化敌为友，以和平方式取胜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彭总的精心运筹、机智果断，将帅之间的密切联系、互相信任，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