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下工作（1927-1934）

我考入绥德四师

1930年夏天，党组织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决定让我和董学源等暂时离开瓦窑堡。我们所负责的党支部的工作交由刘昌汉、郝正连等接替。我们和侯智防、史丕民、史丕贤、史应南、李国秀等人一同报考了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白色恐怖下，该校是党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培训基地。这次考生共300余人，只录取40多人，我以第五名考取，编入第十二班学习。

开学后，我将组织介绍信交给负责安定县学生党员工作的惠泽仁。两天后，支部通知我担任党的小组长，并参加学生军。小组成员共3人，有李荣镜（1935年叛变）、王黑胖等。党小组与支部是单线联系，联系人是白寿康。组织活动是利用上街买学习用品等机会，每周召开一次小组会，内容多为汇报学习心得以及发展组织的情况。当时指定必读的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及《新青年》、《向导》等期刊。对那些只限在课堂上讲解的党的决议、指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因不准写笔记，对其重点就需背诵清楚，不能含糊。若违犯规定要受到处分，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求十分谨慎，推荐人必须把发展对象的政治背景、出身、成份、社会关系、革命斗志、学习成绩、爱好等了解的清清楚楚，在调查情况时还不能被本人察觉，要严防坏人、投机分子混入组织。在校期间，我曾介绍李国秀等同学加入组织，没发生过庇漏。

除在校工作外，还要定期到绥德城郊龙儿湾、五里河、兴店等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启发动员农民起来向剥削压迫势力作斗争。也去手工作坊，向受雇的店员们宣讲革命道理。群众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但也少不了碰钉子。一次我和柳青来到一家铁匠铺，铁匠正在汗流浃背地抡大锤造锄头，没顾上抬头瞧我们一眼，我们只好站在熊熊烈火的铁匠炉边，讲述“工人创造‘价值’，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就等于剥削工人”的大道理。任凭讲的口干舌燥，也不见反应。歇气时，那铁匠过来，摩挲着柳青的头顶说：“娃娃，你们站远些，小心火花烧了衣服。”“讲得倒不赖，可惜管不了穿衣吃饭！抵不上养家糊口啊！”

弄得我俩很尴尬，扫兴而归。这促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用普通工人农民可以理解的实际例子，启发他们的觉悟。以后效果就一次比一次好了。柳青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民作家，我为他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