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下工作（1927-1934）

第一次送文件

一次，支部决定由我把党的文件送到距县城40华里的铁旗坪支部。接头人叫崔田民。必须在深夜去，白天要不动声色、照常上课，丝毫不能显露出任何异常举动。支部交待了接头暗号，临行时对我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相信你一定能完成”。

我初到绥德，人地两生，不了解当地民情风俗，也不知铁旗坪在哪儿。我找到做饭的工人黄老二——他是我负责发展的对象，商量如何混出戒备森严的绥德县城。

当时城门被极端反动的蒋梅生部队把守，过往行人均要被严密搜查。因黄老二经常要挑剩饭经东门出城去喂猪，守东门的敌人习以为常，很少检查。这一天，乘着夜色，黄老二挑着剩饭桶顺利地出了城。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次的桶底下藏有我用油纸包好的文件！紧接着我也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仔细搜查，沿黄老二的足迹到了相约地点，从他那儿取了文件，再踏着近一尺厚的积雪去铁旗坪。

在空无一人的漆黑的夜途中，我高声背诵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其它豪放的诗词，为自己壮胆。摸索着到达铁旗坪后，根据临来时支部的交待，直奔位于中心大路南边的小学。

小煤油灯闪烁着的一问屋里有3、4个人正在谈着什么，我向他们打听崔田民。一个两眼有神，脸庞清瘦，中等个头，穿着破棉袄，扎着腰带，20来岁的小伙子忙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说：“二元二角二分”他哈哈大笑：“同志，我就是你要找的崔田民。”并急忙起身为我拍打身上的积雪，拉过凳子，让我坐在火炉边，倒上开水说：“这么黑，走这么远，你一定累了吧！你贵姓？”“姓李。”他立即回头喊了一声：“大哥，去召集支委马上到这儿开会。让家里做些面条，给老李暖暖身子”。

我起身推辞：“我必须在天亮前赶回学校，时间不多了”。

老崔看看天说：“来得及，现在才是二更时辰。我们还要请你讲讲形势和任务呢。”

不到5分钟，20余名党员就到齐了。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这么大的题目，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平时看书、读报和支部、小组会上听到的有关形势、政策向他们讲述起来。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到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一直讲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下要长期隐蔽，要利用合法身份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坚持斗争，以争取革命高潮的尽快到来等等。听众聚精会神，我也因为头一次作这么一个“大报告”而激动。讲完后我把文件交给崔田民，并要了收条。三更时分，我向他们告别，崔田民、崔田夫等与我依依难舍，直送了3里多路，并派了一名雇农党员送我回绥德县城。离城五里路时，我请他回去。可当我已走了很远回头看时，还隐隐约约见他站在原地。时隔60多年了，他挺立在风雪中护送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到绥德县城东门时，正巧遇到从义合镇方向走来的同学史应南，我们虽不在一个党小组，但彼此知道是党员。在大革命中斗争安定县长张鸣盛时，我们曾相互配合过，又是一起报考绥德四师的。我估计他也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回来的。我们互相递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通过东门。回校路上，互相介绍了情况。他是去义和镇支部送文件并传达特别支部决议的。到校时，已是拂晓，同学们还在梦中。待我洗漱完毕，起床铃才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体育课老师苏醒民的军事课上，各式射击姿势的操练在紧张进行。我的动作属于准确。在数学课的提问中，我精神抖擞对答如流。这次秘密行动，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受到支部和党员老师的表扬，我感到很欣慰。

绥德四师党支部根据每个党员的特点、活动能力、党性观念、学习优劣来分配任务，尽可能使每个党员都得到锻炼。党支部曾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英文教员脱党分子刘敬敏撵出学校，但是要把握好时机。不久，参加了学生反动组织“兄弟党”、来自佳县的李某，要抄袭白明德的英文习题，刘敬敏明知李的作弊行为却不干预。我发现后，在上课时揭穿了这一丑行，全班同学立刻提出质问，刘尴尬不堪。此后，只有少数几个“兄弟党”成员去听英文课，其他人“罢”他的课，他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被校方解雇。这件事也大煞了“兄弟党”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