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下工作（1927-1934）

小学教师

当时的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掌握在民团头子折可达和土豪劣绅雷治富、薛俊英手中。薛的外甥把持学校大权，教学内容全部是封建旧文化。

中共安定县委指示我要首先从改变教学内容入手。我们组织安定县第一高小、瓦窑堡第二高小的进步教员出面，向县教育局提出：要求遵循中华民国的有关规定，改变第二十三小学陈旧落后的教学内容，实行新学制。这一要求合理合法，县教育局不得不责令该校照章办理，并同意派我到学校任教。但盘据学校已久的恶霸势力，以及死守封建糟粕的无能之辈，不甘自动退出，暗中纠集准备和我们较量一番。

当时的中共北二区委由我任书记，薛毓瑞任组织委员，贺秉章任宣传委员，薛振昌任委员，大家决心完成改造学校的任务。

我们首先把30多个在校学生，分为4个年级，用教育局统一印发的教材代替旧教材，重新设立了语文、算术、自然常识、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

第一节是语文课。我请来前任教员，让他们试教新课本。这需要讲解课文，但几个“秀才”对新文化知识一窍不通，大眼瞪小眼，急忙作揖推辞。第二节是自然课，请他们上台讲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结果东拉西扯，风马牛不相及。其浮浅无知的狼狈相，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我上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叙述，向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新鲜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引起了听惯“之乎者也”的孩子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欢迎。秀才、举人们无地自容，以各种借口逃离教室，剩下几个所谓德高望重者，也早已六神无主，生怕让他们上台示范新课本。

我对旧教员始终以礼相待，征求他们对课程安排的意见，并指出：你们不可误人子弟，要用新知识培养建国人材，方不辜负家长重托。他们连连称是，表示不再干预今后的教学工作，并同意我提出的由薛毓瑞担任学董的建议。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在校学生增加到50多人。

但斗争远没有结束。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当地群众有写“祈雨祭文”的风俗。“祭文”过去一直是请秀才举人用文言文写。这次反动当局把写“祭文”的事交给了我，如果我这位教新文化的老师用了文言文，他们会指责我假进步；如果用白话文写，他们又会取笑我不懂老规矩。我和薛毓瑞共同起草了用白话文写的“祭文”，一改以往的内容和写法。文中说明天灾人祸虽都不利于民生，但“人祸”会促使天灾更加严重。我们详尽地列举了恶霸地主们的种种劣迹，指出这就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人为的灾害。只有社会改变，才会国泰民安，也才有可能战胜天灾，才能获得真正的丰收。这篇“祭文”有理有据，有板有眼，既没“犯规矩”，又没用文言文，使封建遗老遗少们哑口无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此事刚过不久，薛俊英请我吃饭。桌上摆满了肉丝炒粉条、油煎鸡蛋、养面饸恪、油糕等陕北上等酒菜。他大肆吹捧：“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让学校大大变了样。学生长进不小，赞不绝口”。我不卑不亢：“我不过尽了个人菲薄之力而已，照过去的教育法，毁我子孙、毁我民族。为改革教学我甘愿忍受误解、诬陷、刁难。”“李先生行为端正，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没人敢刁难，恐怕是你多虑了。”

“这半年，我可没少遭人暗算。”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薛坐不住了，马上改变话题：“我们不谈这些。李先生贵庚？”

“不满二十”。

“想必日子过得不错了？”

“俗话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儿王’。迫不得已，去念的省立第四师范，而且全靠教员和友人的资助。”

“寒门出贵子嘛！娶亲没有？我做媒人如何？”

不等我答腔，他就喊：“冬梅，上油糕、饴恪！”随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扭怩作态，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不舒服。薛低眉斜眼地说：“这是我侄女，还未定亲，你看如何？”

“婚姻大事，我做不了主，以后再说吧。”

回校后，我立即召集薛毓瑞、薛振昌研究这个情况，贺秉章因家住在较远的南沟岔，未能参加。大家认为，这是施的“美人计”，但为了稳住对方，进一步掌握了解他们的情况，巩固小学校这个阵地，一致同意了我提出的“将计就计”的意见。第二天，我给了薛俊英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此后，学校的工作少了不少干扰。

在两年的时间里，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党员由原来的五六个发展到30多个，吸收了不少觉悟高的雇农、贫农加入党的组织，如马生海等。史法直（原名郝新民）、强世清领导的游击队常利用小学校开展活动。我们和石窑湾折可达民团中的地下党员贺吉祥、栾新春等也取得了联系，及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及时通报敌人的行动。我们终于使第二十三小学成为党的可靠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