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下工作（1927-1934）

狱中日月

1933年9月8日，我被转到陕西省高等法院第三监狱，该监狱关押了许多政治犯。我来之前，党组织就已经了解到我在审讯中的表现，故我被关押到石作奇等人的牢房中后，张资平、冯锦江、杜鸿章、窦绍庭、何佩章（何子玉）、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胡毅民、窦增荣等几十个难友，为我送水送饭、送衣送物、送被送褥，阴森森的牢房里洋溢着暖融融的战友情谊。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我如此盛情款待，使我热泪盈眶。

石作奇向我介绍了狱中的情况。他本人是横山人，榆林六中即将毕业的学生。他说陕北大部分县的地下党、团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假装疯子的张资平被判刑七年。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等还未定刑期。他还介绍了牢房中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

监狱当局把定了刑的政治犯编进“磨面组”、“修建组”、“针织组”中从事繁重的劳动，全部成果都被监狱当局攫取。

杜鸿章、冯锦江等在“磨面组”，所有磨出的面粉都被看守、狱卒掠走，以倒手赚钱。我们却只能用剩下的麸皮和掺沙子的小米搅在一起充饥。政治犯大都是一些营养极差的年青人，每天要从凌晨一直干到夜半。为了给难友们多赚些麸皮以换取粗粮改善生活，他们硬是撑着虚弱疲惫的身子骨拼命。当大家吃着用血汗换来的饭时，泪水只有在心中流。

窦绍庭、胡毅民、何佩章等在“修建组”。敌人一般是把刑期短的将要释放的政治犯分在该组。其劳动强度比磨面组更甚，两手几乎每天都是血淋淋的。为防止他们逃跑，收工比其他组早。该组同志可利用各种渠道从外边买回《上郡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和一些进步杂志供大家阅读，从中可以了解形势，便于狱中党组织制定适宜的斗争策略。

“针织组”是由刑期比较长的要犯组成。当时有张资平、石作奇等，我也在这个组里。我们必须先把驼毛、羊毛洗净、晒干，再纺细线，织成毛背心、毛衣、毛裤等。往往要费4、5天才能织成的衣裤，敌人只付给一、二角极其微薄的报酬。这里的工作时间最长，条件最差。我们所创造的财富都中饱了吸血鬼的私囊。

未定刑期的政治犯要戴7斤半制的重镣，它所有的边缘锋利如刀，一动就会割破皮肉。一天只放两次风，起床后倒便桶算一次，下午一次。时间虽然很短促，却成了十分难得的享受。

狱中党团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揭露敌人苛扣口粮以及往小米里拌砂子的恶劣行为，大家以静坐、绝食迫使他们有所收敛。我们提出读书、看报的合法要求，敌人不得不允许买进反动官僚的报纸、书刊。借此机会，张资平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组织大家每周两次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向监狱当局要求和“家人”通信并要求允许“亲友”探监。开始他们坚决不接受这些条件，但经不住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让了步。虽然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和监视才能探监，但我们终于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3年寒冬，陕北特委派马文瑞、张达志化装成佳县李某的“亲友”，给狱中的同志送来了80多元的营养费。狱中党组织举行了秘密而隆重的“授礼”仪式。当拿到分给我的两块银元时，和大家一样，我对它十分珍惜！

此外，大家还利用各种机会，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狱中的斗争生活和同志们的教诲，使我感到自己就象进了一所革命的大学校，经验更丰富了，信念更坚定了，人也更成熟了。

第三监狱位于榆林城北端，高等法院位于南端，中间相距约5华里。每次审讯的政治犯都要通过榆林城一条街。围观的群众对脚戴重镣、鲜血淋漓的政治犯充满同情，又对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崇敬不已。

共产党人就是要向世人表明：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宁肯把牢底坐穿！

共产党的优秀儿子白明善同志，就是我们的光辉榜样。狱中战友对我讲了他的英雄事迹。

白明善是清涧县高杰村人，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是“清涧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过绥德、米脂等县县委书记以及陕北特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不幸被井岳秀抓捕，严密关押在第三监狱，又成了狱中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气吞山河的革命气概及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博得牢宠中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的崇敬与爱戴。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怕之要命，用“十指穿签”的刑法，使他的双手长期流脓淌血，还不给治疗。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给难友们讲解革命道理，做了很多教育、组织工作。敌人万般无奈，于1931年初春将他杀害。行刑当晚，敌人加岗加哨，严密防犯闹事。他牺牲的第二天，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大家绝食请愿，要求向遗体告别，装棺入殓，灵柩要送回他的家乡安葬。敌人害怕事态闹大，只好接受了全部条件。

对白明善的过早牺牲，我深感悲痛。他曾是我在绥德四师念书时最崇敬的历史教师，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曾是我得以增长才干并坚定革命信念的良师益友。我一定要继承他未竟之业，革命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