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
中央苏区悲剧的重现
劳山一仗更加引起甘泉守敌一二九师六八五团的恐慌和动摇。他们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狼狈局面。在红二四三团重重包围下，白天害怕越出营房一步，夜晚吓得不敢睡觉。只要我军认真组织力量，甘泉城如囊中取物。这在军事上乃攻城取胜的上策，但“上级”却放弃了有利于我军的战机。
当时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来陕北工作，还有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都是为解决所谓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而来。他们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戴上五顶大帽：“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矛头直指刘志丹。同时，在军事上他们派一些不懂军事的人来瞎指挥，令部队撤到洛河川一带进行“肃反”，以至坐失良机，给以后攻打甘泉城带来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尽管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却始终未克此城，使其成为敌人在我苏区的一颗“钉子”。
在“肃反”中，他们给不同意其观点的人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危害革命的恶劣后果。
10月5日，军团在王家坪召开庆祝劳山战役胜利大会。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宣布开会，军团长徐海东作胜利总结报告，讲到二四一团作战情况时，会场不断响起热烈掌声，但徐突然不讲了，历声问：二四一团三营营长李玉亭到了吗？李营长站起来：到。徐：你这营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决定枪毙！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举起右手要求发言，被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使劲按住。我决不能让莫须有的罪名枉加于一位真正的战士身上，况且他将被害死。我挣脱他俩，站起来说，李玉亭是在陕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带领40多人，3挺轻机枪，20余支捷克造步枪，从敌高桂滋部起义过来的。参加红军以来，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对战士关怀备至，被全团官兵誉为“士兵老李”。在这次劳山抗击战中，他率领全营战士始终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炸昏后，醒来又投入战斗。全团的人都可证明他的坚强勇敢，身先士卒。他在开阔地带，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快步冲锋，只能说明他能见机行事，有勇有谋，怎么会是“贪生怕死”？规定我们抗击1个小时，我们坚持了5个小时，全靠和李玉亭一样勇敢顽强的指战员的奋力拼杀。他只有功劳，决没有罪。
会场一时大乱。个别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者指着我喊：“你保护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应该一起枪毙！”我怒火中烧：“如果应该枪毙，就枪毙我好了！我是团政委，营的行动都是听我指挥，和李玉亭没关系……”
大会难以为继，只见刘志丹与徐海东交谈了几句，高岗宣布：祝捷会就开到这里，李玉亭的问题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决定。
李玉亭的命虽保住了，但二四一团参加本应是庆功大会的与会者，人人自危，造成军心涣散，发生了自杀、逃跑等从未有过的事。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不懂军事，要求到地方工作。一连指导员贾俊儒说：象李玉亭营长这样既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又能英勇作战的指挥员，差点枪毙，那我这种大老粗，只知冲锋在前，有伤也不下火线的人，早晚还不得给自己人整死？他坚决要求去后方工作。
我当着他和其他干部的面表示：不懂的东西，只要肯用心去学，终可以学到手。大老粗也能成为军事家。但决不能经不住委屈，干革命掉脑袋都不怕，还怕什么？谁要是软蛋，我就不饶谁。如果再发生李玉亭那种情况，我替你去受罚，去受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出走的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贾俊儒任团政委，在察哈尔喜峰作战时壮烈牺牲。
“肃反扩大化”给二四一团造成的危害，是组建部队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令人无比沉痛，但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
王家坪会议后，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由十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领直奔富县南的羊泉原。整整一天人不停脚、马不卸鞍连续行军80华里，只中午吃了点干粮，黄昏时才赶到方圆两三千米不见人烟的孤原上。既无法宿营，又找不到饭吃。人困马乏，饥渴交加。此时又突然发现山嘴的土围子里有不明番号的敌人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命令部队进入战斗。担任前卫团的二四三团与敌人已经发生了猛烈的交战。
我军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地形就仓促应战，遭到了有备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次毫无准备的战斗中光荣献身。部队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受伤后，政委王国昌只得要求撤出战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众多红军战士的鲜血使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勉强同意了二四三团撤出战斗，以收殓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尸体。
但是，这一血的教训并没有使这次战斗的指挥员清醒。本应果断地停止战斗，派兵侦察敌情，观看地形再做部署。但他却采取了使人难以理解的鲁莽做法。反而命令二四一团再次向这个土围子发起进攻。
血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某些领导者的意图，是欲削弱红二十七军的力量，否则就难以执行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就难以在由刘志丹亲自创建的红二十六军中大规模的消灭异己。我们早就做好在战斗中牺牲的准备，以示对革命的忠诚和清白。
我甩掉上衣，来到担任攻击任务的二营。由于地形开阔，又毫无战前准备，部队反复冲锋无效，伤亡很大。二营营长只得率领剩下的战士退到沟道里。我亲自率领警通连50余人继续攻击土围子。在距土围子30米左右的地方，我头负重伤，昏厥过去。事后才知道是警卫员白金富（后改名白锋）不顾个人安危救下我，并追赶上撤下来的部队。
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土围子里的敌人是东北军一〇七师的4个营，由高富源指挥。仅轻机枪就有100余挺，在百米开阔的地段上，设置了几层火力网，使我进攻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幸而夜幕降临，敌人未敢发起反冲锋，否则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笼罩下，最终他们逮捕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将他们关押在瓦窑堡秘密监狱里。同时，於洛河川下寺湾屠杀、活埋了若干二十六军基层干部和地方干部（究竟处死多少人，只有十五军团保卫局长戴季英知道）。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华因鼻孔中被灌辣椒面和香烟面而致死。
如此残酷对待革命者的倒行逆施，仅1个月，使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唯一屹立在西北的苏区，在1935年就全国而言也是最大最牢靠的革命根据地，变成阴沉黑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令人悲愤的恶劣局面。
“自己人”造成的危机，不同于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的进行坚决斗争。“内部恐怖”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操纵者常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容辩白，不经审讯，致使许多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肃反”扩大化，造成根据地极大的政治、军事危机。至今想起仍令人悲愤不已。
我负重伤后，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不同意我到后方治疗，要求我继续留在部队。他们暗示我，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一起。他们同时说服了在这次战斗中也负了伤的参谋长路文昌。我们伤势虽重，但都没有去后方医院治疗，仍带着重伤，指挥部队攻打富县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