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缘起

1992年10月，第五届全国书市在成都开幕。我应邀在那里签名售书。

晚上，我正疲惫地回到宾馆，却忽地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那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杜世伟先生打来的。他先是打到上海我家中，知道我在成都，便打到了成都。他在电话中告知，八十一岁的胡乔木在1992年9月28日刚去世，他们打算组织采写一本关于胡乔木的书，问我是否愿意承担？

我略加考虑，答应下来。

说实在的，胡乔木早就在我的采访“视野”之中。我同意采写胡乔木，是因为胡乔木符合我的选择传主的三原则，即“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透过传主折射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侧面”、“没有人写过”。

我决定写胡乔木，还有另外的原因：我多次采访了陈伯达，写出六十万字的《陈伯达传》。陈伯达与胡乔木同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相当于毛泽东的左右手。所以，在写陈伯达的传记时，对胡乔木也有了许多了解。

事隔多年，我后来才知道，最初确定邀请我来写《胡乔木》一书，竟然就是因为我写了《陈伯达传》。

我是在1989年5月10日完成《陈伯达传》初稿。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文学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其实，他年事已高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这时候，正遇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动荡。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十分艰难。中秋节，我在北京又一次采访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大的删节，把四十五万字的初稿，删成三十三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十二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读，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当《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七万七千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时，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十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与我的谈话以及陈伯达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我在不安中等待了十来天。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读，同意出版。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

后来，我才听说，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北京急电出版社，要求立即送十本样书到北京。

正是因为胡乔木看了我的《陈伯达其人》一书，他的亲属也看了这本书，留下了印象。在胡乔木去世之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决定由我来写《胡乔木》一书。

每当我着手新的采访的时候，总是首先查找有关的背景资料。令我惊讶的是，我只查到1949年海外一篇简短的介绍胡乔木身世的资料以及胡乔木去世之后新华社所发的《胡乔木生平》。可以说，当时关于胡乔木本人身世的资料，少得可怜！

我从上海前往北京。

在北京，我与胡乔木亲属谈定了采访意向和计划。

此后，我来到胡乔木家，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女儿木英和儿子石英。他们详细回忆了胡乔木的生平。尤其是谷羽，刚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仍坚持逐一答覆我的问题。

如今回想起来，那确是抢救式的采访，因为在采访时，谷羽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正在就医。不久，1994年12月10日，七十七岁的谷羽便在北京病逝。

记得，当我来到胡乔木家中，见到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笳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家属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在他的书房里，他的书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叠文件，一望而知是这位“中共中央一支笔”伏案劳形的所在。

他的夫人谷羽以及女儿、儿子跟我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谷羽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

谷羽是重要的当事人。及时地采访谷羽，使我得到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我得知胡乔木的文集正在编辑之中。我希望得到编辑组的支持。很遗憾，他们说，有关文献在出版之前，是不能提供参考的。

我注重于采访。我相信，从胡乔木的亲属，从胡乔木的身边工作人员，是能够获得大量口碑资料。这些鲜活的资料，很多是档案上所没有的。

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在早年和胡乔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尽管她身体欠佳，但是她慢慢地谈着，谈着，终于分几次谈完她所了解的胡乔木早年革命活动情况，以及胡家的身世。她的谈话，非常重要。

我去看望胡乔木的老战友、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他的第一句话，使我非常吃惊。他说：“叶永烈，你害得我好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笑道：“前几天晚上，我看你那本《张春桥传》。本想随便翻翻，谁知道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去，看了一夜。第二天，我整天昏头昏脑，叫你害苦了！”

说罢笑话，林默涵言归正传，详细地回忆了他和胡乔木的多年交往。

胡乔木的老秘书商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采访中，我发现胡乔木在“文革”初期的遭遇，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是谷羽，她也只能说个大概，记不清具体日期，何况她后来也被隔离审查，不在家中，也不知其详。

我偶然得知，有一个胡乔木的老警卫员，当时每天陪着胡乔木。每一次胡乔木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他总是陪同前往。只是此人早已调往其他单位工作。

我紧追这一线索。经过多方打听，知道这个老警卫员的家址。在一个夜晚，在北京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终于找到这个老警卫员的家。

老警卫员跟我说起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情况。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文革”中，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胡乔木的处境。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来问胡乔木的情况，他必须随时回答。为了便于答复，他找了个本子作记录，记下胡乔木每天被揪斗的情况，包括日期、揪斗地点、揪斗单位名称、揪斗单位负责人名字及电话。

我一听，马上追问这本子在哪里？他翻箱倒柜，找到了那个本子。我一看，如获至宝！

关于胡乔木在“文革”中的遭遇，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弄清：那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曾去看望胡乔木，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结果没有见到胡乔木。不过，这消息一传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就再也不敢去揪斗胡乔木了。

在采访中，很多人跟我谈起此事，都是“听说”如何如何，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决定去看胡乔木的？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这一重要史实。

我写《胡乔木》一书，尽管胡乔木的一生曲折多变，方方面面对于评价大相径庭，我仍沿用我多年坚持的创作原则，即“用事实说话”。我以为，我的责任是在书中把真实的胡乔木告诉读者，而读者远比我高明得多，自会作出准确的评价。

《胡乔木》一书，于1994年2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成为海内外关于胡乔木的笫一本长篇传记。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批照片。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同时推出了本书的香港版，书名改为《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夫人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三百册《胡乔木》，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在《胡乔木》一书出版之际，我曾表示：“本书只是初稿。胡乔木的一生，与中共党史有着密切关系。希望以后在初稿的基础上，再作采访，再作补充，再作修改。”

本书在1998年进行了一次技术性的小修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年来，整理出版了胡乔木的诸多著作以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重要回忆录，关于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书也多了起来，再不是我当初写《胡乔木》一书时那样资料匮乏。

最近，我对全书进行了全面修订，增补了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章节，使新版《胡乔木》一书面目一新。

叶永烈

1993年8月26日初稿

1998年11月19日二稿

2005年10月29日三稿

2010年5月26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