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高岗在北京
第二十八章 绝望而死不安宁
高岗死后，谣传众说纷纭，随便乱说：在批斗高岗的座谈会上，高从公文包里拿出护身手枪对准刘少奇时，被监视人——刘少奇的警卫李触肘，子弹打飞，李反手开枪击毙了高岗；周恩来知道高岗有手枪，担心胡闹，事先安排陈赓、宋任穷挨高岗坐在两边，高岗拿出手枪，被陈、宋夺去；高岗心情悒郁，长期失眠，要吃安眠药，康生一伙故意给毒药毒死，延安时期毒害王明的“处方事件”未成，在高岗身上重演成功；验尸时见尸体裹一身白布，不让揭开看遗容，怀疑不是高岗；习仲勋指使某某暗杀高岗灭口；高岗家距苏联大使馆近，逃匿苏联大使馆，后去苏联，中国要人，苏联不给，中央宣布高岗自杀，惹恼苏联，中苏关系恶化，直至中越边界战争中，还有谣传高岗的儿子指挥苏、越军队打中国军队；竟有当事权威人杨尚昆回忆文章里说：高岗是触电而死；还有的说，毛主席提出让酝酿主持一线工作的人选，他想挪动刘少奇的位置，自己不好讲出，叫高岗征求有关领导的意见，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使毛处于被动境地，所以，躲在杭州，叫刘少奇、周恩来惩治高岗，也含有批评他(毛)自己的意思，会上不让高岗解释、说明，软禁时中央长期未派人给高岗谈话，早已清楚高岗有自杀信息，等待他自裁，最终含冤而死。
一、所谓“阴谋”死后实现
高岗的横死，余威幽灵在世，留给后人无穷遐想、疑惑空间。一个贫困潦倒，少年揽工谋生，受不了旧社会的压榨，“离经叛道”，打旗造反，跟共产党和毛主席靠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搬掉了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整整奋斗了多半生，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赴汤蹈火，生死度外，陕北错误肃反中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屠刀下被党中央、毛主席救出来，怎么会突然成了“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呢？最终搭上了性命，不能不使局外人猜疑。
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代会在北京举行。忠厚老实的西北翻身工农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从报纸上看不到高岗的名字，叹息地说：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头瓦窑堡炭，陕北人坐不成官，横山皇帝寿命短。李自成进京坐40天皇帝，高岗才是个副主席，不到4年也不见了，一定出事了，可能叫南方人排挤下去了。
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朱德当选为国家正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人大常委(即议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国务院代替了中央政府职能。毛泽东认为“高饶反党联盟”的“领袖”彭德怀当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当了第二副总理。副总理有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的班子，印证了高岗“阴谋”的意图。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领导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一二三四野战军的主要将领放到实质性的位置；各部部长也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这正是指控高岗所谓“是如何卑鄙地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阴谋”实现。高岗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军队干部是党的干部主体的观点成立。高岗原散布过要把打天下的功臣应放在重要实权的岗位上，被指控为“煽动”、“影响”军队中的高级干部。他认为原来中央政府和政务院领导中非党人士多了些，中央政府委员会成了各党派“联合会”，却被指控为“诬蔑”，挪刘少奇地位，让他搞议会，被指控为“反党”。人代会选举、任命的结果，正好以事实兑现了指控高岗生前的设想。这就显现出高岗和毛泽东的意图不谋而合，思路一致，或许是有谋而合。如果说高岗主张打天下的功臣应放到有实权性岗位错了，那么人代会选举结果能说错了吗？
首届人代会结束将近半年，1955年3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高饶问题是会议的三项议程之一，由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长达1.8万字，共分5个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分，叙述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在我党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个新的胜利和当前阶级斗争形势。
报告说，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1927年，党进行了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1935年红军长征中，党粉碎了叛徒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迎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的到来。历史上这两次事件都发生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发生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
我们的党现在的处境当然同在上面所说的两个时候有根本区别。革命已经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同样是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同样是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们的党正在率领广大的劳动人民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们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们虽然还可能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夺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实力，有在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不能忽视的武器，那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然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他们为什么要推翻中央的领导呢？他们没有任何公开的一定的理由。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提出过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合还是口口声声拥护中央的。正因为他们不敢公开提出任何反对中央的政纲和原则，可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又非要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他们就只能采取阴谋的方法来活动，就只能采取结成秘密宗派、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在党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说的方法来活动。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远不是一时地和个别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为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分裂我们党的阴谋，粉碎在我们党内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的进攻而斗争。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全会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底的击破。
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会后我们还要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次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第二部分，主要叙述高、饶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和中央对他们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报告说，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9月至10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全隐蔽的。当高岗调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两个会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财经工作会议按照中央的方针是要提出党在过度时期的总路线，并且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某些资产阶级的观点。但高岗却利用了这个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攻击。高岗、饶漱石竟以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成功，从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活动。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造谣挑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不满的情绪，散布了分裂党和篡夺党而捏造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等反党谬论，并且用他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鼓吹他的“改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计划，也就是推翻党中央的领导而由他来代替的计划。
高岗在南方活动回到北京后，更积极地狂妄地展开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以至当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来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悔过的表示。在1954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选择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
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恨。他在座谈还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逞，但是他仍未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终于1954年8月，以再一次自杀结束了他叛徒的生命。
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1949年就已有系统地开始。从那时以来，他为了达到推翻中央领导的目的，就不断制造和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以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全党的团结，吹嘘自己的本领，力图用秘密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夺取领导权力，并且组成了自己的反党宗派作为他的阴谋活动的工具。
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象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了。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攻击中央书记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
高岗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无道理的。所以他从来不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他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有什么意见。他不敢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而且是偷偷摸摸地在党内挑拨离间，迷惑缺少判断力的人，并且在他的追随者中鼓舞士气，使他们大胆地帮助他到处散布种种反党谣言。
为了实现他的篡党阴谋，高岗重用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以自己为中心组成一个反党的宗派。他用越级提拔的办法向他们封官许愿，说将来他要把某某提成委员等类的办法来笼络他们，用反中央的阴谋来武装他们。在高岗指挥下积极参加高岗的反党活动的有原中央东北局干部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高峰、陈伯村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支持高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高岗和他的宗派竭力把持东北局的工作，排斥和打击一切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在1952年高岗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已任命林枫同志代理中央东北局书记，主持东北局工作，但高岗仍指示张秀山、张明远等东北局内把持实权，排挤林枫同志，使他实际不能主持东北局工作。高岗和他的宗派把持东北地区看作不受中央领导的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们宣传所谓“东北特殊”、“东北比中央先进”的荒谬思想，用种种或“左”或右的错误政策来抵制中央的正确政策，甚至拒绝执行一贯的决议。他们又常把中央所决定的政策说成是由他们在东北首先发起的，好象不是中央领导东北地区，倒是他们东北领导中央。高岗多次在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工作布置以后立即抢先在东北发号施令，然后宣传自己比中央“先进”。这种反党的话正是表明，在高岗及其一伙人的心目中，东北早已成为“高岗王国”。
高岗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后，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图”。他的阴谋就是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相对抗，以分裂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机关。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党内使用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这只能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1946年至1947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但是到了1948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1947年12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却用“左”的借口来加以抵抗。
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他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合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是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1948年12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整党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由于受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见党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一长制行政领导的结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的错误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1952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极为让步，“五反”初期他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自反”，并把《解放日报》社论中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全部删去，惟恐得罪了资产阶级。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所谓“以特反特”。在农村工作中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冷淡。
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饶漱石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论，在许多方面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贯采取消极态度，并主张对私营企业不要加以限制，内陆农村工作上一贯地违反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反对互助合作方针，而应当依靠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坚决允许富农经济发展”。
报告说，东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得好”的缘故。在1945年到1948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部解放，林彪同志入关以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保证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的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一些成绩和经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施行，那么东北地区成绩还比现在更大些。
第四部分，主要讲了高饶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的问题。
邓小平说，正当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1953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企图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在阶级斗争的关头企图夺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司令部，这是包含着怎样阴谋！难道高岗、饶漱石之流能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吗？难道他们长期间进行处心积虑的活动，不异一方面用自己的命运来作赌博，另方面用党和国家的命运来赌博，能够无意识的儿戏吗？当然不是如此。这种阴谋家的出现，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只能是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全党在知道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各种事实，并结合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传达后，绝大数的同志都已经深刻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的性质和它的极端危险性。但是有些较比缺乏政治经验或比较不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同志，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为什么像这样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吗？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们的不能理解就因为他们还不是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向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越来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党员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和原则，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果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一定会滚到社会主义的敌人那边去，甚至发展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并不是什么超乎阶级斗争规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正确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同这种反党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缘故。
有极少数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作是反党的活动。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的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
第五部分，主要是对高饶处理和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和吸取粉碎高饶反党集团的教训。
报告说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对于向明和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中央政治局已分别根据山东省党代表会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决议撤销了他们的原有职务。
报告最后说，我们的党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会议对邓小平的报告进行分组和大会讨论，先后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康生、彭真、彭德怀等100多人发言，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有的作自我检讨。
毛泽东在代表会上致《开幕词》和《结论》讲话里说：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对高饶联盟定性讲了“六点”。他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从财经会议、组工会议、饶漱石的话里，高岗、饶漱石散布两组名单和高饶相互说情等五个方面“许多事情”看来，他们是有一个联盟的。“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么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么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难怪有人对“反党联盟”定性提出疑异，就毛泽东讲的所有证据也不是充分的，是牵强附会、推断论定、拉郎配式的前后矛盾。他在讲话中强调“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他讲形势时说，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劣势“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但是，在党代会前即3月19日中央讨论高饶联盟问题时，毛泽东说：高岗有农民习气，江湖义气，狂妄自大，好斗好胜，老子天下第一；只能团结和他意见一致的一道工作的一面，不能说他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那不是事实。他说，东北群众喊他“万岁”，也没什么了不起，说明群众拥护嘛！还有喊彭总万岁，林彪万岁，周公万岁的，万岁越多越好，兴旺发达嘛。人生在世哪能万岁，能长命百岁，已经很难得了。当然，不能多中心，万岁多了不好统一集中。
鉴于高岗自杀，会议决定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开除党籍。饶漱石不能参加党代会了(高饶原为代表)，撤销中央委员，不开除党籍。
党代会期间，出现了颇具戏剧性的变化，陈毅向周恩来汇报了潘汉年(上海市副市长)曾面见汪精卫的情况，又揭发出杨帆(上海市公安局长)和饶漱石用“以特反特”等问题，使会议骤然严峻起来，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子，党内斗争突然变成对反革命的斗争，饶漱石成了包庇反革命的头自然是“反革命”。对饶漱石的问题定性变了。4月1日，罗瑞卿、陈毅、谭震林到中南海西楼(即书记处会议室)汇报逮捕饶漱石的情况。随后将潘汉年、杨帆定为反革命集团而被捕判刑。饶漱石被捕，乐极了康生，心头宿怨除掉。杨尚昆日记里说：逮捕了饶漱石，“康生情绪很好”。在剧院看戏时向杨尚昆说：“逮捕了饶漱石，我很高兴，所以，我来看戏了。”
有人说，饶漱石是华东局的领导，陈毅自上海一解放就是上海的市长，潘汉年是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杨帆是公安局长，陈毅一点问题没有，怎能把华东局的饶漱石搅进去关禁闭？局外人想不通，私下议论：“包庇反革命”罪全归饶、潘、杨，陈毅没干系？反而成了反饶的干将。
全国党代会结束后，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代会关于“高饶反党联盟”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四中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全国党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做出“高饶集团”决议后，支持高饶联盟的“大后台”林彪被毛泽东提议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里“有林无薄”了，印证了高岗“拉拢”林彪进政治局的“阴谋”愿望。
是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高饶集团”的“领袖”、“大后台”彭德怀、林彪授予元帅军衔，还有一批赞成高岗观点的将领黄克诚、徐海东、邓华等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军衔。真是九天之上，九地之下。
1956年党的“八大”会上，自认为“我不配，不要当”副主席的陈云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也印证了高岗“你一个”的拉拢“阴谋”。邓小平当上了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这是顺理成章的，他俩是揭发高饶的功臣，自然是最大的实惠者。“八大”闭幕不久，林彪也爬到政治局常委。令人费解的是，林彪是陈云亲自去杭州作倒戈工作的，“陷得相当深的”彭德怀是毛泽东、邓小平作倒戈工作的。毛泽东在1954年春对陈毅说：“老鼠屎不只一颗，伸手的何止高饶。”林彪、彭德怀等，显然不是“漏掉”、“潜伏”下来的，高饶联盟的“后台”、“领袖”，中央是知道的，都未追究“反党”、“反毛主席”、“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责，保护过关留原职就够从宽了，然而升官了，前台的高岗、饶漱石直至搞死、判刑，在封建社会的法规里也是罕见的。真好像似一出“牺牲车马，保留将帅”的把戏。这倒不是说“升官”升的不对，因为他们的错误本来就不大，无非就是反对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挪挪”他的位置而已。问题是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没说服力，使人难以诠释。
陈云当副主席还能说得过去，他是“堡垒”内破杀出来的，反戈一击，揭发高岗有功。那么，林彪作为支持“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揭发过高岗多少问题？作过检讨吗？没有。自陈云打招呼后，狡猾的林彪再没有和高岗来往。毛泽东派朱德做林彪做倒戈工作，让林彪揭发高岗串连活动的情况。林说：主席既然认为高岗有个反党集团，那就把他抓起来算了，何必兴师动众呢。朱德说，还是请你想一想？林彪恶狠狠地说，没什么好想的，忿忿而走。朱总向毛主席汇报谈话情况时，毛说：以后就“不要追究此事了。”其实，朱总原来也倾向过毛泽东、高岗的观点，主张轮流执班的，曾在毛泽东跟前讲过奉承高岗的话，心理上疑虑重重。“不要追究”的话，使朱总的思想压力轻松许多，自此后，清闲起来了。
邓小平在党代表会上的报告，认定高饶为“反党联盟”。后来作为一次“路线斗争”，事实上，高岗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要说是路线斗争，只能是坚持毛泽东路线同刘少奇主张的路线斗争。再后来又说不是路线斗争，是要“拱倒”刘少奇，是搞阴谋活动的。定性一变再变，万变不离其宗，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反中央”、“分裂党”，挪动刘少奇的地位，就是“篡党夺权”、“推翻党中央”的罪名没有变。人们不禁持疑，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打倒刘少奇并逐出京城，该作何论？
有句古语：奇文共欣赏，疑义分与析。对高饶集团定性，当时就有人持疑义，正如“报告”里所批驳，“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作是反党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批驳了“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的观点。其实，报告里有把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互助合作、富农问题等一些观点和毛泽东戏称国家计委“经济内阁”等话，都安在高饶头上指控，这就必然给后人留下疑义的空间。可想而知，当年在那样的高压的态势下，有正义感的人见不平则鸣是必然的。
二、死后幽灵不宁
自拔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才明了，什么是政治运动和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手段及后果是怎么回事，就是以家长式一言堂作风对待不同观点的人，用暴力手段打压整肃，挑动内讧，你整他，他整你，人整人，人咬人，彼此相斗。名日：“路线斗争”，实质不能离开“权力斗争”。
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镇反都取得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步入了快车道之际，东北经济建设、社会改革对全国来说已经走在前头，起到领军的作用。这是符合《共产党宣言》名言：民主革命胜利后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高岗在毛泽东支持下反对刘少奇的一些错误主张反而被定为“反党篡权”罪，他是怎么“反党”、“反毛主席”的？这个歪曲历史事实真相，凭分析推测，假设定罪的先河新例的头没开好。随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没有多少安宁太平年间，沿用反对“高饶”的手段，在整人理论家和“刑官”康生等狗头军师的出谋划策下，随心所欲，派生出名目繁多的所谓“潘杨集团”，“胡风集团”、“丁陈集团”、“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习马刘集团”、“彭高习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等林立，文革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运动用这股力量打击那股力量，再次用那股力量打击这股力量，甚至夹杂公报私仇。任意捏造事实，枉加罪名，给一批批人戴上“反党、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反党篡权”、“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颠覆活动”等大帽子。不分青红皂白，硬要强迫被批斗者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只有承认“罪状”的义务，没有解释、申辩和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甚至“指鹿为马”，被批斗者多次检讨，主持者认为不深刻，那就再斗，直至说了违心的话，仍过不了关，硬要打倒、斗臭、致于死地而后快。有人竟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每次政治斗争，都是全国性的，左扯右拉，上挂下连，不知迫害多少人？“分裂党”的高岗死后并未安宁，利用死人整活人，他的尸骨活象一只棋子，随心所欲，任人摆来摆去，那里需要拉扯到那里；又像一根棍子，顺手拿来，打来打去；像个坏事的根子，凡是大些的政治斗争运动，他是运动的陪衬、底垫，什么坏事都与高岗有联系，给他枉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泼一身污秽，竭尽攻击诋毁之能事，落下千古一世骂名。
时过50年的2004年中组部领导看望高岗的未亡人——李力群谈话时，第一次称“高岗同志”。这是巧遇还是有意而合，恰是高岗死的50周年。
1955年，全国党代会后，全国党内批判高饶“罪行”期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对胡风集团写了许多批语，指出：胡风集团的成员咒骂、诬蔑、攻击“共产党的‘力量’要‘乌乎完蛋’，‘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体尸’”等等。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把“高饶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相提并论。《指示》指出：“高饶反党集团、潘杨集团、胡风集团的揭发，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开始，而不是斗争的终结。”高岗被打入“暗藏的反革命”里边。胡风有毛泽东指出的“攻击”党的言论、潘杨有所谓“以特反特”罪恶，都在拨乱反正中作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高岗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行为？找不到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行。他不就是不满刘少奇的右倾思想，认为“靠他掌舵不放心”，“挪”动刘少奇的位置嘛，并非打倒。依毛泽东意图让他搞议会，高岗死后召开的首届人代会，刘少奇果然当选人大委员长，这是偶然的吗？
高岗是反右倾栽倒致死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说右派的进攻是高饶集团的反映。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高岗是属较“左”的，他是反右栽倒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反右开始前，毛泽东旨在整“三风”(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号召各方面帮助党整风，不料方向转为引火烧到毛泽东本人，突然变成反右斗争。毛泽东的整“三风”的意图没有达到并未罢休，反右后至1958年，继续进行反右倾，发动大跃进，在杭州、南宁、成都、北京等召开的会议上，矛头指向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批评极为严厉。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他说：“过去我就听高岗的。”他手里拿着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讲话材料，晃来晃去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用高岗尸骨打击周恩来、刘少奇等。刘、周等在会上作了检讨。国家科委主任黄敬怕得精神失常，不久去世，有人说是“怕死的”。接着，在成都会议上，与会者都唯唯诺诺，乖乖接受批评、站起来作检讨。毛泽东又批评说：这些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肯坐下来……。他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正确，说：“按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我们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铁托式的，我们不辩论。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1959年春，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暴露出来的问题，向全国发出了一份《农村通讯》，对“共产风”、“浮夸风”等作了些纠正，农村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时隔不久的8月，在庐山会议上，主要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时批评了“左”的错误。会议快要结束时仍不涉及“左”的要害，“开神仙会，吟诗唱和，看戏跳舞，轻描淡写”，彭德怀心里焦急。周恩来让彭德怀向毛主席谈谈。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彭德怀在周恩来支持下去找主席时被卫士挡架了，没有谈成。他经过再三考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于7月14日交给毛主席，陈伯达发现毛泽东对信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彭和陈散步时，陈对彭称许一番，“唯我彭大将军”。彭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陈说：你说出了大家心里话，我怎能反对呢？
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刘少奇等人看后对“意见”提出反对意见，却成了扭转会议方向的风帆，有人认为不制止，“左”派就散了，“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彭德怀不久前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几个国家回来，利用工作失误，以为时机已到，向党进攻，是有国际背景的，致使“左”的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左”的“神仙会”突然变成了狂风夹雹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会，又和“高饶集团”联系起来，彭德怀被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子”，“领袖”，新账旧账都“追究”清算，为给彭德怀罗织反毛主席的罪状，将林彪在遵义会议后给新三人指挥团(即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建议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事，硬说是彭授意林彪写的。林彪当场说：“写信彭德怀不知道。”但彭德怀“反毛主席”、“篡党篡军”罪仍未幸免，这顶帽子像紧箍咒戴在彭德怀头上。有人认为，彭德怀曾反对过周恩来，知道彭的个性，“欲擒故纵”，把彭套进去了。
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话时说：党的历史上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饶四条路线，彭德怀参加了“高饶集团”的主要成员，实际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头子”，高饶集团的“领袖”是彭德怀。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他针对周恩来说：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以批彭射周，使周恩来紧张起来，又得主持会议批斗彭德怀，为迎合毛泽东的脾气，不得不表现出积极态度。庐山会议上是周恩来让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惹的祸，批斗彭时，他和刘少奇轮流主持会批判彭德怀，并带头发言批判，硬说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分裂党，里通外国，和高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指控。
在8月中旬庐山举行的中央全会期间，毛泽东讲到彭德怀的问题时又说了这样一番话：“高饶也狭隘的很，两个摊摊都要打倒，剩下不多了。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他说：“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同习仲勋谈，我已经同他约好了。那时高岗想去陕北，回老家。我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他就自杀了。竟是这样一个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件事怪我，这是很不好的事。”
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对高岗的死承担了责任和显露出惋惜之情；同时示意彭德怀别像高岗干那种傻事；对与会者提醒吸取处理高岗事件的教训，对彭德怀等“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
彭德怀回忆中说：他给毛主席的信是让毛主席个人参考，怎么成了“彭德怀的意见”呢？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印发会议批判。7月23日，毛主席打他一闷棒！而且将历史上的旧账翻腾出来，把井冈山时错杀袁文才、王佐的问题和林彪给新“三人团”等信的事都安在他头上，又一连打了几十棒。以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还算好，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我们三十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然我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先找我谈谈、规劝规劝，规劝不听再用重刑也不迟啊！”八中全会不事先通知就成斗争对象。他说：“这闷棒不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在经济上打出马鞍形。党内的民主作风不见了，习惯搞一言堂了。”毛主席一讲话，对我群起而攻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康生、柯庆施、王任重、李井泉、曾希圣等无限上纲，发言最积极、最凶狠，有人竟伸手要打。有人夹杂旧怨，别有用心，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看不出他们是与人为善的。会议一边倒，由纠“左”变为反右，不啻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田家英发言同情彭总的观点，被罗瑞卿打断发言，并指责：“你小小年纪，懂多少马列主义，也胡说八道。”李锐发言被周恩来训斥：“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会上发言。”庐山会后，李锐给开除党籍处分多年。
斗争彭德怀比斗争高岗还激烈的多，因为他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领袖、头子，“高彭联盟”，他曾经对高岗讲过不满周恩来、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轮流主持批斗会，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推向极端。
庐山会议作出的《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里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而彭德怀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高饶反党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本质上是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风暴卷进北京。9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德怀，同时批判邓华、洪学智等，他俩是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的左右手，和高岗交往较多。硬逼彭交待和高岗组织“军事俱乐部”的问题、“里通外国”和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等罪行，彭拒不承认“莫须有”罪名。他说：“你们谁是俱乐部成员？”与高岗议论刘少奇不是“反党”，不存在“联盟”。刘少奇在批判发言时说：三面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彭德怀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组织军事俱乐部，在庐山会上“急于发难”。周恩来情知彭德怀在庐山会上惹得祸与他有关，他在发言中有点内疚地说：我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天的错误。
军委扩大会议批判邓华、洪学智等人时，指控邓华和彭德怀、高岗打得火热，彭、高“反党、反毛主席，邓华也跟着反党、反毛主席”。邓华辩解：“我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18岁就跟毛主席闹革命……”黄永胜说：你在朝鲜就和彭一拍即合，彭爱骂人，许多人都挨骂，就没骂你，这是为什么？邓反驳说：“他骂你是因为拉皮拌，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骂我。”洪学智是毛泽东说话被解脱了。会议认定邓华“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也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军委扩大会议斗争是残酷的。曾任东野十二纵司令、四十九军军长、解放军防空部队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在会上对枉加给有关将领和他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反驳时，当场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送进监牢。
邓华在东北战场上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组建志愿军司令部时，由高岗向彭总推荐担任第一副手，在朝鲜战争中与彭配合默契，是彭的得力助手。在第五次战役中，彭没听邓华的意见，吃了大亏。邓主张将敌人放进来打，彭坚持主动出击，投入15个军，8个地面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的兵力，奋战50天，歼敌8万多人，我军付出8万多人的代价，撤退时2万多人失踪，一八0师损失70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彭总后来对第五战役没听邓华的意见很后悔，承认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上的错误之一。
彭德怀回国后，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批判高岗及其“五虎将”期间，任命邓华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高岗死后，邓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随后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959年打成“高饶联盟的残余”、“党内的危险人物”，逐出军事机关。
政治斗争历史，轮回兑现。在这种不良作风的影响下，都学会了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只要权力在手，仿照传承。1958年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批判肖克、李达等同志时，也是无限上纲、上线，指控肖克等“反党篡军”等罪，1959年，轮回兑现到自己头上，被打下台，赶出中南海。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已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后推为党的副统帅，大肆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由林彪同志直接指挥。一朝权在手，随便把不同观点和过去有芥蒂的人，打成“三反分子”、“篡党、篡政、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
1969年在“九大”预备会上，推举主席团主席，毛泽东提出：“我推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说：“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好不好。”周恩来为迎合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林彪奉称类似恩格斯对马克思、斯大林对列宁的评价，对林彪说了许多赞美之词，使人看了有一种不舒服感。江青、叶群假惺惺谦虚不进政治局，他亲自给江、叶谈话说：历史把你们推上“前台”。党的“九大”会上毛泽东钦定且写进了党章：“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9·13”前，林彪发红发紫，是呼风唤雨的响当当二号人物，有人用肉麻的溢美之辞吹捧，骗得全国人民天天高喊：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9·13”后，林彪又与高岗联系起来，才开始清算“保护”了的“高饶集团”大后台的旧账，林彪如何如何支持高岗，高岗如何如何拉拢林彪，只字不提吹捧和写进党章里的第二代接班人的问题。
彭德怀驱出中南海后，向毛泽东作出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像高岗自杀；今后的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将来是非自有公论”。“公论”的希望彭总死后才实现。
彭德怀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信惹下的祸，全国人民和干部何罪之有？庐山会后，全党全国自上而下，如法炮制，县以上层层召开干部会，发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迫害了一大批敢谏言、讲真话、办实事的人，结果错批一批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据国内资料说非正常死人4000多万，外电的数字大于此数，说饿死五、六千万。庐山会议后到1962年，全国死人数目不少于文革浩劫死人数字。有关资料记载：四川饿死1千多万人。湖南省委周小舟、周惠等被打倒后，全省批斗“二周”，抓他们的追随者，造成严重灾难，至1962年全省非正常死千万人，有一个乡一半人被活活饿死，有的村绝烟火。贵州省死人近千万(这些数字可靠否，无法考证，可能是本省人口减少数，其中包括逃荒出走人数)。这不是什么错误，简直成了罪过。周小舟最终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抗战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是打倒反动的蒋家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对彭德怀“集团”是党内斗争，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恶果，事实说明，一次错误路线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亚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死人数比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还多。同时，反对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中主要对象是领导干部，打倒了一批优秀干部。
1962年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参加县委书记以上干部7118人(亦称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庐山会议后的教训。回顾这段历史实践，如果按彭总的所谓“万言书”纠正“左”倾错误，那就可能不会出现刘少奇在七千人会上概括的“我国的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恶果。他说：有的同志讲，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止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不能说服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毛泽东虽然在会上承认“违反了经济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实际对“七分人祸”的估计是不满意的。“七分人祸”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他是发号司令的一把手，正如他在会上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不过，主持党中央一线工作、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脱离不开干系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他们也是推波助澜者。刘少奇参观常熟的和平公社亩产万斤丰产稻田时说：“还能多产嘛，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其实毛泽东没有去看一块高产田，他是农民出身，深知打不了那么多，不想泼冷水，让他们“吹”。在强大压力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大跃进形势也讲了些不符合逻辑和言不由衷的话，同时检讨了所谓的“右倾”、“反冒进”错误。
庐山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是主持会议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积极者。刘少奇在七千人会上讲话对总路线、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说：“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执行中有些偏差。”邓小平说：“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林彪却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他事先让叶群起草讲话稿时交待：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要负主要责任，要照顾首脑的情绪，把责任都推在毛主席身上是不公正的。
七千人会前，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请求要到湖南搞调查三个月。杨尚昆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到哪里都可以，半年也行。彭总到湘潭地区，地委书记华国锋宴请彭总时说：“从这几年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彭总将调查报告托杨尚昆转党中央、毛主席。彭总对即将召开七千人会议纠正大跃进和庐山会后的错误及平反他自己的冤案抱乐观希望。他接到开会通知和刘少奇向大会的书面报告稿，认为报告里讲的问题与他在庐山写给毛主席信里说的内容大体相仿，感到捂了几年的错误盖子捂不下去了，终于才坦率承认。
但是报告里有一段话，使彭总的乐观希望消失。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庐山会议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庐山会议主要错误就是批斗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造成全国人死财散的恶果。
刘少奇把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的所谓“错误”以及八中全会“决议”进一步肯定，这就显现出夹带私怨。彭德怀认为他指出大跃进以来全国性的“左”倾错误，反而被打成向党“进攻”并做出相应的“决议”，定为“反党集团”，又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比高岗反右倾思想激烈的多，那些一度纠正了的“左”倾做法重新实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伤口上又撒一把盐。远远超过57、58年的错误。株连了相当一批领导人，造成经济“临近崩溃”，饿死几千万人。有人说：“58年伤了皮肉，60年伤了骨头”。王任重在七千人会上描绘农村形势：“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在历史严重惩罚下，付出了沉重代价，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严峻形势支撑不下去了，实在无回天之力捂住错误了，不得不坦诚地检讨错误，纠正“左”的做法。奇怪的是刘少奇仍咬定对彭德怀不放，彭德怀的一腔希望破灭。他意识到自己曾反对过刘少奇的错误，与高岗谈过“挪”刘少奇的位置，“现在理由再多说明没有错误，刘少奇也不会给自己平反的。”于是，他向中央请假，未参加会议，以示抗争。七千人会名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的会议，对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律平反，实际是一风吹。但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总结“七分人祸”教训并不满意，正如江青说：毛主席“憋了一口气。”1964年，社教开始后，毛、刘由分歧到冲突，毛泽东对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讲：“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他对陈士榘将军说：“你也是井岗山头的人”。
没出彭德怀判断刘少奇“不会给自己平反”的所料，反而变了个戏法，对他的问题升级了。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时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阴谋篡党。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篡党夺权’”。他还更具体地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恐怕是彭高联盟。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毛泽东当时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会后，彭看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对上述一段话非常气愤，随时给杨尚昆打电话说：请转告刘少奇，申明他没有刘少奇讲的“此事”。之后，他用很长时间写出众所周知“八万言书”，对庐山会议、军委会议加给他的不实之辞的一些真相说明和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对他的“诬蔑”，向中央和毛主席申诉新加给他的“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和“彭高联盟”等罪名。他指出：完全是“无中生有”。他说：和高岗来往中议论刘少奇是不对的，但不存在“彭高联盟”。说我“阴谋篡党和有国际背景，实在心怀委曲，是诬蔑”，“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发现事实确凿，我宁可按以叛国罪论处，判处死刑无怨”。他说：“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他申辩：我没有任何“小集团”，也没有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是对我的“诬蔑”。“刘少奇未免有点太过分。我不会像高岗一样去自杀。”他表明为真理抗争到底的心迹。
彭德怀在申诉中，对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纲领”那封信写的原因及过程和历次出访与苏联等国领导谈话情况作了真相说明。时任北师大领导的浦安修(彭妻)，看后认为是真诚的，她在师大对人说：“少奇同志在七千人会上讲的情况和彭德怀在庐山讲的差不多。”这句话惹下了大祸，被批斗多次过不了关，并威逼她与彭划清界线。浦安修在“划清界线”的压力下提出离婚申请报送北京市委，市委转呈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将申请转给周恩来，周问：“彭德怀同意吗？离不离由他们自己决定。离也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邓小平则看也不看这个申请，并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最后，为划清界线，逼得浦安修与彭德怀离婚家散。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是1962年6月中旬报送毛主席。8月22日，彭再次给毛主席写信申辩：“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他在申诉中说：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彭德怀的请求变成翻案罪。
恰在其间，刘志丹弟媳李健彤写了一本《刘志丹》传记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罗冶”。是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前，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中全会作准备，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闫红彦借机硬说“罗冶”是高岗代名，《刘志丹》小说替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他利用小说向康生告状。康生如获至宝，十中全会开始的第一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张纸条，就成了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是闫红彦利用小说告状迫害无辜者是“一大发明”。
迫害魔狂——康生一贯凭“敏感”、“捏造”、“推测”、“假设”定罪，极力煽动对《刘志丹》批判，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反党集团，《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康生一伙对李健彤残酷迫害，定为反革命并对她曾走访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在西北一块工作过的干部、地方群众，逐一追查、定罪、批斗，逼死或撤职、查办、株连近万人和家庭，制造了一起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会议认为国内党内出现了“三股黑风”即翻案风(即高岗、彭德怀)、单干风、黑暗风(对形势)。
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的毛泽东，在康生之流的煽动下，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马文瑞、马明方、张策等都沾了一点腥。康生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宁夏区党委在批判习贾刘集团“罪行”时，主要领导杨静仁指控习仲勋比高岗“更阴险毒辣”，“是高岗反党集团潜伏下来的第二道防线。习仲勋指使某某暗杀高岗灭口”。为打倒习仲勋没有什么证据，凭空捏造罪名，无所不用其极。据李健彤说，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书稿后同意出版，习仲勋看后说不要出版了，并没有支持。后来军队出版社胆大，看后决定出版的，与习仲勋没一点关系。
彭德怀两次申诉，不仅未达到公正、全面“审查处理”，反而招来更大的灾难，被认为彭德怀利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发生的困难而“翻案”，“八万言”书是根本否认他“59年的错误”，根本否定“反党集团”问题，“向党进行新的进攻”。《刘志丹》定为为高岗翻案，将彭德怀“八万言”和《刘志丹》小说联系起来，高岗尸骨幽灵再次遭劫，使斗争更加复杂化，成了为打“西北山头”的斗争了。之后，断然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扳正了彭德怀为“高饶联盟”的“头子”、“领袖”地位，彭德怀再次遭到严酷的批斗。把一些历史的真相遮蔽起来，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妄图逼彭走高岗自杀灭口而后快。
有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不给彭德怀平反保留着意见的。时至1965年9月，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一封信很高兴，他还是重感情、念旧情的，要启用彭德怀去搞大三线建设，刘少奇等不赞成，毛泽东生气地说：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改正了，欢迎他，“不要揪住不放”。毛泽东派彭真给彭德怀谈话没有谈成，彭总说，我的问题没解决怎么工作呢，“要是我不去呢？”彭真说是毛主席的意见。彭德怀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还在，我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批臭了，还怎么干工作。他还说，我没做过任何对党不利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我的问题未重新审查。毛泽东亲自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一起召见彭德怀谈话。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不情愿地到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指挥，李井泉是正指挥。
在中苏大论战期间，康生主持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时，赫鲁晓夫声言要在莫斯科红场挂高岗的像，康生等指示东北、西北地区进行“肃清”高岗在“教育战线的流毒”。西北局将榆林地委和延安地委关于“肃清毒”的报告转发西北各省区党委，并上报中央。
文革中，彭德怀被造反派从四川揪回北京，斗的死去活来，他不愧为“彭大将军”，铁骨铮铮，不屈服淫威，多次逼他交待伙同高岗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彭实事求是地承认有错，不认为是“反党”，当时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反党。他对专案组说：“高岗过去在西北、东北和抗美援朝是有功的”。专案组认为他为“高岗评功摆好”，替高岗密鸣不平，罪加一等。全国到处建立批斗“彭高饶联盟联络站”、“彭高习反党集团联络站”。专案组写出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综合报告》里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证据确凿。”在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与毛泽东生死与共30多年的关系嘎然而止，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开国大元帅含冤于1974年11月29日逝世。
1980年1月5日，中央批复陕西省委《关于所谓“彭高习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中组部于1月11日转发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指出：对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一概推倒。
彭德怀生前对刘少奇的定论说：“将来是非自有公论”，“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预言，他在阴曹地狱里印证了。
人们不禁提出，彭德怀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党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周恩来”，“而彭德怀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最终达到实事求是平反昭雪，体现了党的求真务实精神，赢得人民的赞扬。
对彭德怀问题定性的“决议”说明，高岗还没有反对毛主席。据资料记载，在拨乱反正期间，全国有3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在冤假错案甄别期间，胡耀邦将高岗列入重新审查对象，他当面对李力群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犯了自由主义。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讲的话又在个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与一些老同志面前议论刘少奇的长与短。“高岗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他说：过去东北工作的老同志也对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的情况。高岗“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的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
1994年，张秀山对笔者说，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他对陈云说，1954年东北局高干会上，把他们定为高岗集团的“五虎将”，一大批干部和家属、子女受株连，并不是邓小平说的“没有伤害什么人”。东北各省市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撤职、撤换、下放，长期不分配工作，中央应该重新审查这个问题，有个明确说法。陈云说：“这个问题要解决。”
张老说：1982年中央决定任命郭峰为中央组织部长(因患病做手术)，长期未上任，胡耀邦对郭说：“你们的问题要解决。”结果，一直没有解决。1985年整党时，他们向整党指导委员会提出重新审查“五虎将”的问题，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表示，在整党后期解决，结果成了空头支票。
张老说，他多次要求中央重新审查，华东受高饶株连的向明、潘杨等人的问题都解决了，西北的彭高习集团案也解决了，说明高饶两个集团不能成立了。邓小平在55年党代会上说高饶反党联盟没有提出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讲，这不符合事实。其实，高岗在财经会议上讲话的稿子毛主席修改过的，在组织工作会上，刘少奇、安子文几次要他提意，他向毛主席汇报内容，毛主席支持讲的。这能说不是党的会议？结果都被定为反党的证据和罪行。
他拿出给中央申诉意见给我看，他说只给组织部和刘少奇提点意见，1954年被定高饶集团成员，撤职下放到农场，4级工资降为8级，不实事求是的，株连了子女和曾一块工作的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已经几十年了还没个公正说法。
由于“官无悔判”的门槛无法逾越，以胡耀邦“糊涂了”而搁浅，据说胡耀邦下台与此事多少有丁点因素。可好的是，“彭高习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向明集团”，等等，都实事求是地作出正公合理结论，还历史本来面目。人们要求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作出合理、公正的结论，还历史本来真相，不无道理。
一贯争强好胜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受了批评，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毛刘之间不和逐步加深，1962年下半年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失去了信心，他在高岗死后乃至林彪死前，曾多次讲到高岗的问题，也多次说过承认他自己有错误，很遗憾的话，表明了念旧情、重感情的意念。
1964年5至6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亦称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教等问题。与会人员在十三陵参观罗瑞卿组织、杨成武指挥部队大比武的活动时，中央政治局在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把矛头指向了接班人刘少奇。他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中突出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讲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三条时说：“他们必须是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他在讲话中提到高岗时说：“原来打算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结果死了。我看有人为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后来，他同陈伯达、关锋等谈话时说：“高岗不死就好了，他还能说清好多事情，他不该走那条路。有人说高岗办舞会勾引女人，这件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事算不了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者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小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毛泽东在十三陵举行的政治局会上讲话，使刘少奇觉察到什么？他为适应毛泽东“左”的偏向，以“左”的姿态奉顺毛意，投其所好，毛泽东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表示拥护，并进一步强调说：在群众没有发动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随后，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刘亲自挂帅，指挥全国社教并主持制定社教工作后“十条”，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搞民主补课，把矛盾扩大化，全国县以上都召开干部会，推广“挑园经验”。西北地区搞得更凶，刘澜涛提出“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说什么“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到处搞什么“囲根子”，补定了一批富农、地主、半地主，“左”的出奇，批斗、关押、开除、撤职了一批干部，整死了很多人。胡耀邦来陕西为刹住极“左”风，搞了几个“暂停”，不久被赶下台。
罗瑞卿搞大比武，林彪嫉妒，认为是篡军权，罗织罪名整罗瑞卿。林彪深知，要打倒罗瑞卿也得靠毛泽东支持。罗瑞卿是紧跟毛泽东的“忠诚卫士”，毛也信任罗。毛每次出巡，罗跟随保卫。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同意打倒罗瑞卿？这就要权衡支持林彪还是保罗瑞卿呢？1965冬，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听信了，遂派汪东兴护送叶群回京，怕罗瑞卿在路上“暗算”叶群。其实，毛泽东知道罗的问题不怎么大，就是与林彪不和。但是，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牺牲罗瑞卿而支持他预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上海批斗罗瑞卿的会上，毛泽东说：罗瑞卿实际上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看待，是“野心家”。会议把过去罗瑞卿和高岗的关系旧账翻腾出来，指控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和“高岗合谋篡党夺权”。原来用“野心家”反“野心家”，这对罗瑞卿来说不无讽刺味道，哭笑皆非。但毛泽东对林彪谈话时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他反对我游泳，也是好意。”抛出罗瑞卿换取林彪的支持，与当年牺牲高岗换取刘少奇、周恩来支持的条件差不多，1953年12月，毛和刘、周谈话时说，高岗主要“反对你们两个”。意思是高岗没有反对他。但他和苏联客人谈话时说：有人要要打倒他自己。
高岗死后，毛泽东失去一臂，身边力量失衡。刘少奇“慢慢从毛泽东那里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既是国家主席，又主持党中央常务工作，出现了毛刘两个“太阳”，刘少奇的地位更多巩固，他的山头上的人更多了，毛泽东山头(即井冈山)的人减少了。毛、刘之间的分歧并未因“分裂党”的高岗死后而消除，刘少奇也不是按他“照主席指示办”的承诺行事，而且分歧意见逐渐攀升。在党的“八大”会上已经显露苗头。1954年在四中全会上的报告和1955年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现在“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广泛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弦子绷得很紧，反对高饶本来属于党内斗争性质，故意按需要编造一套阶级斗争紧张形势。时隔一年的1956年“八大”会上，一改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是否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年反对高饶时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期在一年就消失了，使毛泽东不满，埋下“秋后算账”的祸根。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和社教运动中，毛刘之间时有冲突，毛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彻底失去了希望，导致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剪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消除所谓黑线山头，企图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也就是沿着毛泽东路线前进，防止苏修在中国重演。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大动乱，大清洗，把一个国家搞的乱七八糟，使党的威望、国家元气受到极大损失，既是党和国家的悲剧，毛、刘的悲剧，也是人民的悲剧，龙虎相斗，百姓遭殃。
全国人民陪着刘少奇遭难，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生产队干部，多数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造成经济再次崩溃的边缘。
凡在高岗工作过的西北、东北和内蒙，都有以高岗为首的“反党集团”，华东地区饶漱石工作过的地方亦如此。可想而知，“高饶”一案株连、迫害多少人？我亲眼见到某县一个教师从画报上剪下来一张高岗1949年访苏时在莫斯科的照片挟在旧笔记中忘清除，多年后被抄出来，该教师被斗的死去活来。有些档案馆存档的书刊、报纸上印有高岗照片头像涂掉，高岗署名的文章批上“反党分子”字样。1954年以来，牵强附会与高岗拉郎配式的总要批斗、打倒、整肃甚至整死一批人。
建国初期粉碎“高饶集团”后，外国评论说：“共产党集团权威有所削弱”。国外评论有些是不怀好意，不无挑拨离间，借机攻击、丑化我党，但不能说没一点根据，说出了一些事实。党内斗争和中苏关系破裂，对国家建设造成损失，耽误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时间。
历史地看，一向说打倒高岗是“新的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其实不是什么“胜利”，恰恰相反，造成唯一工业经济崛起的东北大区重大损失，破坏了已经形成的和解放战争一样的趋势，中国经济由北向南发展和支援全国的大好形势。高岗事件中，东北是重中之重“灾区”，人才受到迫害，经济受到影响，东北局主要领导除第一副书记林枫外，基本全班打下台。查办、撤掉、降级降职、下放一批政治强、有能力、懂经济的党政军和事企业领导，有的部门和单位全军覆没。
在揭批高岗及其“五虎将”支持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行”中，大批“一长制”、“重知识分子”、“宗派干部政策”等，大抓高岗及其“五虎将”的“追随者”、“成员”、“爪牙”、“肃流毒”，搞得心神惶惶，人人自危，严重影响了东北干部情绪和经济建设。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撤换、降级、降职下放，有的长期不给分配工作。鞍山市委8个常委全部撤职，市委书记华明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的工程师，年轻的大学生，能力强，他给高岗当过秘书，后来被逼自杀。黑龙江省长李常青被撤职下放后，死在乡间。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被降职，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被撤职。东北人民政府人事局长王培年降为省民政厅长。
西北地区曾经和高岗一块工作的老同志都沾染了高岗反党的腥，加上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彭高习集团、高乌(兰夫)集团等，不知株连多少人。
客观地回眸这段历史，毛泽东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是对的，对高岗的错误狂劲，敲打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遵循了“七大”会议的基本精神和方法，有利于增强党内团结，克服胜利后的骄傲情绪，争取经济建设的胜利。“座谈会”并未按毛泽东的方针和四中全会决议做，激化了矛盾，高岗放一枪和东北高干会使问题更复杂化，致高岗于死地。但是，高岗被打倒致死，西北、东北的历史打而不倒，永远载入共和国史册，翻开解放战争和建国初经济建设历史，全国六大区有谁可比？有人在党代表会上颠倒黑白，说：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实施，东北地区成绩还比现在“更大些”。事实是，不是高岗创造性地结合东北实际贯彻中央的政策，按保守思想为指导，恐怕连那些成绩也取不得，近年新一代中央领导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经济建设，实在是英明之举，也意味着曾经东北发展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