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母亲黄素琼：哪一种爱不百孔千疮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百孔千疮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我那天写到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她的老师佛朗士给了她八百块港币作为奖励，张爱玲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她母亲黄素琼看。她母亲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离开，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她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
无法形容张爱玲心中的震荡。我说过，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起码是她这一生里最为仰慕的人之一，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一张“生存许可证”，这世上“最值钱的钱”，她母亲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有个朋友看到这段对我说，也许她母亲觉得她太得意，甚至于她母亲觉得她与这教授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小小地打压她一下。我一下子就很赞同这说法，因为我想起自己的一次经历。1998年，我接到省城某家报社的就职通知，高兴得发了疯，全家人都很高兴，只有我妈说，现在这么高兴，不知道哪天都不想去了呢。
我当时大不快，我爸也批评我妈太不会说话，可能是看群众不满情绪过于强烈，我妈解释说：“我是觉得你们高兴得过了头，给你们泼点冷水……”好吧，母上大人，你的用心是好的，但真用不着这样不合时宜。
看张爱玲和她母亲的一生恩怨，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这四个字：不合时宜。她母亲对她不算不好，也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义务，只是永远都不在点上，她们互相跟不上对方的那个节拍。
最初，张爱玲对她母亲亦曾崇拜有加。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她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她母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
张爱玲四岁时，黄素琼携小姑出国，四年时光里，对于张爱玲，母亲都是个影影绰绰的传说。仆人们当然不会说她母亲的坏话，而张爱玲骨子里的文艺因子，又使得她愿意，把母亲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神。男女之间的爱，有一款叫作“爱上爱情”，当生活中找不到那个完美的对象时，人们就会把一个普通人，当成理想的样子，然后，义无反顾地爱上对方。对父母的爱，是否也有这一种？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是套着她父亲和弟弟写的，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早逝的母亲，温柔，隐忍，静默，我觉得，这可能是母亲最初在张爱玲心中的概念。
八岁那年，黄素琼归来，带来异国的气息，还有那声音、色彩、光影，足够让一个八岁小女孩眼花缭乱，和灰扑扑的总是提不起精神的父亲一比，更是光彩照人。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在他们之间来来去去，母亲总出国，她在父亲那边的时间更长一点儿，没有距离所以也就没有了美，而对母亲世界的惊鸿一瞥，更令她心折。
母亲确实也有被美化的条件，她的“留学背景”—不要问她有没有学到什么，少女张爱玲在意的，只会是那种洋派头—她一往无前的先驱者形象，她的果断利落不含糊暧昧，都使她有了成为“女神”的可能。
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中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碎牛肉色的旧棉袍，当她看见父亲与继母相互敷衍，没有一句实话，当她听见自己的心里很清楚地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上”时，母亲的世界，就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时那样瞬间出现，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十六岁那年，黄素琼再次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几次，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囚禁，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她母亲家。
这通常是小说或者影视剧里的高潮，母女俩深情相拥，然而张爱玲的一生从来都是反高潮的，她说，在出逃之前她考虑了很久，她父亲有钱而她母亲没有，想到她父亲的钱也不会给她花时，她才下定决心。
当张爱玲在这厢反复斟酌，黄素琼未必就没在那厢细细思度，张爱玲的投奔，是一突发事件导致的，是计划外的一环，是否要接受这个女儿，如何接受？
这些年来，黄素琼活得天马行空，这次还有一位异国男友随行，她很可能没打算在中国待太久。为张爱玲留下来，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为了儿女牺牲自我这种东西，比较多地体现在东方母亲身上，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全盘西化”的黄素琼，对它很感隔膜。
好在，还有一种东西不那么隔膜，那就是母性的本能和责任感，黄素琼不是一个母性泛滥的人，但是那一点点就够了，足够让她不那么情愿更谈不上欢天喜地地接纳女儿。何况，她的名媛淑女派头是半路出家，不那么到位，而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可以从根上抓起，可以在这个女儿身上，圆自己的梦，也不是完全没有乐趣和成就感的，从这一点说，她又很像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了。
黄素琼没正式上过学，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张爱玲送进名校，这也是她和张志沂的争端之一。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张爱玲是要被送到好学校的，黄素琼手头不算很宽裕，但她不惜血本，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
黄素琼还是个艺术迷，不见得真的喜欢音乐和绘画，但起码那种艺术氛围让她沉迷。幼年的张爱玲，曾见母亲在家里开沙龙，和一个胖太太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现在，黄素琼可以实施她的“淑女养成计划”了，她教张爱玲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之类，她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我不知道张爱玲是什么血型，只是很自恋地猜测，她大概是与我一样的O型血，该血型人士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协调性差，换成通俗的词叫笨拙。我走路总是跌跌撞撞，经常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都不知道在哪儿碰的，每年平均要跌两次跤，常常是毫无理由地倒下。有次是下雨天，我爬起来，抬起头，看看四周无人，暗自窃喜，不想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某人带着特别欠扁的笑容告诉我，她曾在楼上看见我突然跌倒，然后慢慢站起，很白痴相地四处张望。
不容易平衡，还体现在思想上，一个淑女，应该矜持优雅，但又不能凛冽难犯，这就太难为O型血了。张爱玲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
我知道如何看人脸色，但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不是没有幽默感，但一说起笑话，就显得生硬，说的和听的都觉得尴尬，对于张爱玲的不知所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最要命的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时，她母亲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那眼神里有一点儿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那么多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问她要零花钱，黄素琼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毫无准备的张爱玲猝然心惊，她还没有力量怀疑母亲，只能回头怀疑自己。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洋（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象（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有多少人，曾有过这样困窘的少年时代？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的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孩子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还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将来和世界也是一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失去耐心，一些话语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但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儿撒娇赌气的成分，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如此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调唆下，她无力分析父亲突兀举动背后那千回百转的心结，只是独自愤懑。
但不管怎样，至少她从不觉得父亲完美，而母亲在她心中，却是闪着天使的光环的。现在，天使掉到人间，不，是张爱玲自己掀开了天堂的帷幕，本以为该是仙乐飘飘，鲜花如锦，却发现寒意袭人，彻骨冰凉，不幻灭是不可能的。
可是，幻灭这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吗？隔着浩渺时空，我看黄素琼，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在成长过程中，是遇见并崇拜过这类女人的，她们衣着入时，妆容讲究，举止优雅，爱好文艺，以前叫作小资，现在又加进了波希米亚元素，高级一点儿的还有贵族或留洋背景，一招一式都有个范儿。张爱玲的真性情，与之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现在她很紊乱，这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但紊乱之后的幻灭，未必不是有益的。
幻灭者，虚幻之破灭也，捅破虚幻的肥皂泡，方能触及真相，没有经过幻灭的人生多么虚浮，不曾经历幻灭的灵魂，多么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工序。从此之后，张爱玲再也不会那么激烈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把人世间劈成天堂和地狱这两半，她学会静默艰涩地审慎地触摸生活，感受它的繁复多变。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黄素琼则随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作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棒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号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也许能让我成功，却会让我变成神经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被爱的。这怀疑，若是放到一个以敏感著称的天才身上，更有被放大的可能，然后，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短暂相聚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八百块事件”。
这件在张爱玲的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暗自揣度一下，没准儿我妈也干得出来，假如她也爱打个牌的话。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这一招绝妙呢，四两拨千斤地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小幼苗。在对待子女的感情问题上，很多父母都是自以为聪明的。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写了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得罪了她舅舅，她姑姑警告她说，你母亲回来会生气的。张爱玲说，母亲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她姑姑，是因为那八百块钱。她还说，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她的。嗯，还了你，你就不是我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我评头论足挑三拣四，让我一直生活在你质疑的目光里了。
还了你，我们就不相干了，你就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动我的钱了，你不知道，你动的，是我的一整个世界。
最完美的梦想是将钞票放在一打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母亲。但这抒情的梦想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她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
她跟胡兰成解释，胡兰成过后拿了一箱子钱给她，后来又给了她很多钱。她把这些钱变成黄金，像一条紧张的蛇，蛰伏在洞口，等待着她的债主归来。
旋即日本投降，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他需要钱，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这时应该慷慨赠金，像戏文里上演的那样，用胡兰成的话，则叫“报他的恩”。但是，相对于这乱世情，还母亲的钱，仍然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主题，她硬着心肠想，反正有他侄女青芸照顾他，反正青芸已经为他牺牲掉了。
她因此变得更敏感。当他沉默，她就觉得他是怪自己不拿出钱来；当他说别人“心肠坏”，她也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怪她不拿出钱来；她可以千里迢迢去看他，牵肠挂肚，在他面前泪水横飞，就是不愿意拿出钱来；她觉得，自己逼出了住在他灵魂里的那个“泼妇”，变着法子诅咒她的一毛不拔，可她就是不肯拿出钱来。
近乎草木皆兵，胡兰成的朋友跟她说起胡兰成的新欢小周，她也觉得那人是用这种方法刺激她，要她拿钱。“吓不倒我。”她心意如铁。没有比还母亲的钱更大的事件，她少女时代就积攒起来的意志与决心，谁也不能抗衡。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赔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她说这是还她的。
她母亲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想来不比当初黄素琼把那八百块钱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不管张爱玲说得多么客气，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二两金子上，聚集着的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然以女佣余妈、碧桃她们的口气，引用这句南京俗语。
也许，她们母女最大的隔阂在这里，张爱玲始终高看了自己的母亲，就像她小时候，仰起脸看着她母亲梳头，以为她是那样美丽、强大、不可攻克。她因此高估了母亲对自己的伤害，黄素琼一个也许随意的举动，都被她读出深刻的恶意，假如她能明了她母亲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处处完美，做事也欠思量，是否，就能更早的时候，多一分释然与原谅？
黄素琼则是低估了女儿，当那些语言脱口而出时，她还是把女儿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自己的那些情绪发泄，不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反正是为了他（她）好”，做母亲的，通常以为“政治正确”就够了。
最后还是没还成，张爱玲硬着心肠想，不拿也罢，不拿也没有别的了。
我还了，你没要，这笔债也算了了，别以为你还能在我这里留点儿什么。
说起来真绝情。
但这一次，她不断地感到她母亲正在老去，感到周围的人，对她母亲的冷淡，她时常诧异，却不知道这诧异便是不平。她的作品被桑弧改编成电影，她母亲去看，非常满意，张爱玲诧异她也像普通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成就容易满足，她没想过，她母亲也许不过是个做得不太好的普通母亲。
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洁净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希望张爱玲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写信给她“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她的好友邝文美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一个月之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古董，张爱玲靠变卖那些古董，挨过了和赖雅在一起时的困窘时日。
就在她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曾经怀孕，随后流产，许多人提起过这件事，《小团圆》里将它写得触目惊心。在小说里，赖雅化名为汝狄，他劝盛九莉生：“生个小盛也好。”盛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那个男婴最终是被抽水马桶冲下去了。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就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说是对的，却使她失去了一个理解和原谅母亲的机会。并不是“养儿才知报娘恩”，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谈不上报恩这种话。只是，当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才知道做母亲多么不易，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中，你会在原谅自己的粗疏时，体谅当年的母亲；你会因为变成女人，而将当年那个不成熟不完美的母亲视作姐妹，消解掉许多误会形成的隔膜；甚至于，你对一个孩子的母性会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回头再看母亲，她的很多错，对你的很多伤害，都是因为她在自己的成长期，曾遭遇过更多的伤害。
以黄素琼为例，她出身名门，祖父为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中极为守旧，打小裹脚，读的是私塾，弟弟却被送进震旦大学。若是在过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那个大变革的年代，黄素琼心中就颇有一番起伏。她的要强，她对新世界的迷恋，皆是因此而起。
另一方面，她是遗腹子，没见过父亲，从小见的，只有嫡母和亲生母亲这两个寡妇，她心中有阴郁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她不是故意要那么暴躁严苛的，是命运要她这样，若能理解这一点，会不会就会少点儿伤痛？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也极端暴躁，经常口不择言，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领悟到，她不知道如何善待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不曾被世界温柔相待，她以为这样也可以。事实上，比起她曾遭遇的那些，我所受到的伤害确实不值一提，她也许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张爱玲有没有想过这些呢？也许她也想过，只是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积习已经积重难返，她也没有契机让自己从中脱离。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百孔千疮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母亲，最后只能是睡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