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风暴纷至沓来
哈里·布莱克门与沃伦·伯格间的微妙关系，随着开庭期的更迭，变得日趋紧张。他们之间，似乎已不存在任何理性讨论的基础，更别说化解二人的立场分歧了。到1980年代，两人嫌隙日生，渐至无法调和的境地。多年后，布莱克门承认，1974年夏天，当最高法院因“水门事件”陷入内部危机时，两人持续多年的友谊终告完结。
布莱克门本人对尼克松政府在道德上的彻底破产深表惊愕。1973年8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年会早餐祷告中，他刻意以《尼希米记》(Ne—)为祷文，毫不隐晦自己借古喻今的意图。公元前446年，先知尼希米从巴比伦流放归来，发现耶路撒冷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掀开“水门事件的棺罩”布莱克门告诉听众，“大家会发现时代没什么变化”他补充道：“令我们感伤的是，貌似牢固的政府架构，如今却即将崩解。究竟谁会取得先机呢，借用林肯的话，是‘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还是远比这些糟糕的事物呢？’”
律协年会之后那11个月发生的事情，令人们更加失望。首先，尼克松在1973年10月底发动了“周六夜间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解除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并拒绝交出考克斯索取的白宫录音带。（这些正是证明尼克松妨碍司法，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证据。另一位特别检察官里昂·贾沃斯基继续要求白宫交出录音带，总统则以行政豁免权为由拒不从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斯里卡干脆发出强制令，要求白宫将64盘录音带作为呈堂证供，但总统仍公然抗令。为提高效率，最高法院直接从地区法院接手此案，并于1974年7月8日听取了言词辩论。威廉·伦奎斯特因为曾经是尼克松政府内阁成员，主动申请回避。
庭审次日召开了内部会议。会前，大法官们内心都很清楚，总统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已掌握在他们手中。
尽管八位大法官对如何处理这起案件思路迥异，但大家一致认为，总统主张的行政豁免权不能成立，他必须交出所有的录音带。伯格决定亲自撰写判决意见，并承诺7月15日完稿。很快，他开始逐章将初稿送同事们传阅，并附言称：“我欢迎——其实是邀请——您发表高见。”刘易斯·鲍威尔和波特·斯图尔特认为初稿的分析部分较为薄弱，试图寻求更妥当的替代方案。伯格所拟初稿的事实陈述部分（判决意见会在开篇简单、概括地陈述案件事实与法律争议）不仅不够精确，还有断章取义、混淆真相之嫌。鲍威尔与斯图尔特希望布莱克门就事实陈述部分重写一份“修正稿”后者迅速拿出一份言简意赅、直截了当的初稿。
尽管在附言中说了客气话，但当伯格发现自己起草的判决意见的核心部分已由别人代劳时，意外之余，也很有几分不快。布莱克门7月12日附在初稿上的那封信，令他非常不安。
亲爱的首席：
您在7月10日的信中，诚挚邀请大家提出建议。据此，我对事实陈述部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呈您参考。
请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基于合作精神，并无批评之意。我非常体谅我们所有人正承受的压力。
由衷诚挚地，哈里
收到布莱克门的初稿后，斯图尔特迅速给伯格发去一份备忘录，并将复本抄送其他大法官，他将初稿称为一份“完美精炼之作”这份备忘录是一个明确信号，意味着“布莱克门版”的意见将成为最高法院意见的一部分，7月24日，“美国诉尼克松案”(United States v.Nixon)宣判，至少从形式上给外人的感觉是，判决由伯格一人起草。这一天，布莱克门的秘书转来一则他的小女儿的留言：“苏西来电说：‘谢谢。’”
多年后，布莱克门谈到此事对沃伦·伯格的打击。“那一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捱的一个夏天，”他回忆道，“怨恨与误解不期而至。”伯格对那个夏天发生的事“一直怀恨在心”尤其是布莱克门，居然与他人联手，试图从伯格手中拿走此案。“从那以后，我们俩就正式分道扬镳了，”布莱克门说，“我太了解沃伦·伯格了，在某些方面，我比他本人更要了解他。”
布莱克门的这番话，默认了两人的友谊已近完结。出于谨慎，又或情感方面的考虑，他并未多言。后来，再有人公开问及他对伯格生活或事业方面的评价，他总会用怀旧的口吻竭力褒奖其成就。事实上，如果回溯至代顿的布拉夫年代，乃至上诉法院时光，他对两人绵延数十年的友情，确实有缅怀之意。更重要的是，大法官们向来把最高法院视为一个大家庭，作为一名绅士，布莱克门当然不会自曝家丑。
不过，一旦回到办公室这样的私密空间，他从不掩饰自己和伯格的紧张关系。从他的笔记中，可以读到他潦草写下的对伯格观点的批评。就连他的法官助理，也或是自发，或是被鼓励，时有针对首席大法官的不敬之词。“毋庸讳言，首席对这起案件的看法简直荒谬可笑。”1977年，理查德·威拉德在一份写给布莱克门的便函中，批评了伯格在一起劳动法案件中的观点。1986年，伯格关于“卡拜拉诉布洛克案”(Cabana v.Bullock)的意见传阅期间，帕梅拉·卡拉兰告诉布莱克门：“首席的意见已开始传阅，他就像那些极端保守的波旁派，紧紧揪住老观念不放，固执己见，拒绝吸收任何新资讯。”
1978年，布莱克门70岁生日那天，法官助理们模仿伯格的语气，草拟了一份宣布给布莱克门办公室全体职员放假的通知。通知上说：“我最近得知，你们老板的生日被排在周日，也即1978年11月12日这天。”通知抬头上写着：“布莱克门大法官先生的所有助理、秘书及其他职员”结尾说：“我，仅就我本人而言，乐意加入你们‘相对狭义’的生日贺词。”
布莱克门对伯格主笔的判决意见，常会写下语气刻薄，甚至略带嘲讽挖苦的批注。1979年，伯格针对将病人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案件，撰写了一份判决意见，布莱克门在意见书上批道：“精神病专家！”（他同时还给意见评上了“C-”等级。1978年，伯格在一则行政法案件的判决意见内，加入了大量脚注与法理分析。布莱克门评论道：“这简直是一篇大学法学评论上的论文！”末了还添上一句：“这根本就不是沃伦·伯格本人写的。”他总会在伯格的意见书空白处标注出各类问题。
布莱克门出席大法官会议时，也会在笔记中评价伯格的言行举止。比如，“首席大法官又在喋喋不休了。”（1975年）或者在伯格名字下写道：“说，就会不停说。”（1979年）“首席大法官根本控制不住会议局面。”（1980年）
布莱克门的“重要大事记”尽管有时会语焉不详，却完整记录了他与伯格友谊恶化的全过程。1977年12月16日，布莱克门写下的是：“与首席大法官关系紧张。”除此之外，未作其他解释。此时，他刚刚接受过前列腺癌手术，还未完全康复。涉及平权政策㊟，且颇具争议的“巴基案”也正在审理之中。
1980年，伯格在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参选的总统大选中的活跃表现，令包括布莱克门在内的几位大法官都觉得十分过分。1980年11月19日，已经当选，但尚未履职的正、副总统拜访最高法院，布莱克门当天记下：“首席大法官与过去一样，以极为夸张的方式安排着一切。”1981年1月9日，他写道：“首席大法官‘指示’大家，要着正装出现总统就职典礼。我说，我穿西装、套法袍即可。拜伦·怀特说他要戴一顶‘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帽，外加一对御寒耳套。威廉·伦奎斯特号称要戴一顶绒线帽。”十天后，“伦奎斯特告诉我，政权交接小组请他周三上午参加白宫举行的宣誓仪式，他说那天上午得开庭，如果一定得出席，时间可能得安排在下午3点之后。但那帮人说，首席大法官已经代表大家答应了。他对此非常生气。”最后，他在1月23日写道：“首席大法官简直有病——为总统就职典礼这么折腾。”
个人风格上的差异，加剧了两人的隔阂。正如本书第四章所提到的，布莱克门曾怀疑伯格1972年冬天故意拖延“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时间，免得让即将参加连任就职典礼的尼克松面上无光。伯格虽然指定布莱克门撰写“罗伊案”判决意见，他本人却不支持最后出炉的意见，甚至加人了批评者阵营。更令布莱克门恼火的是，“罗伊案”使他成为争议焦点，在现实中备受煎熬，而伯格不但不出手相助，反而经常火上浇油。
另一件让布莱克门怒火中烧的事，与律师广告议题相关。布莱克门对自己在“贝茨诉亚利桑那州律师协会案”中起草的多数意见颇为自得。这起1977年的案件，将律师的商业言论纳入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但是，伯格却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批评此案判决。美国律师协会1985年年会上，伯格公然宣称，律师做广告是种“不择手段的讼棍行为”布莱克门一直保留着刊有伯格演讲内容的那期《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文章，以及一周后刊发的社论。社论不但批评了首席大法官的观点，还大赞律师打广告的行为“值得提倡”。
至少在两人关系刚刚趋向微妙的那段时间，伯格仍表现出一副健忘的姿态。1974年11月12日，当布莱克门认为伯格正为自己在“尼克松案”中的做法怀恨在心时，伯格给他发来的生日祝福里，却读不出丝毫抱怨意味。“若不是你在这里，我很难相信自己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伯格说道，并落款称：“一如既往的，沃伦。”1976年6月10日，布莱克门加入最高法院六周年之际，伯格写来了亲笔信，开头是：“尽管本开庭期了无生趣，但这些年总体还是很棒的。”他接着提到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你还渴望在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时那种和平与宁静么？如今，你已在这里6年了，我很高兴你一直在此。无论如何，这里是没有和平与宁静的，如果我们必须身居风暴之中，那就让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风暴越猛，乐趣越多！一如往常的，沃伦。”
伯格与布莱克门都没有料到，一场大风暴确实已悄然袭来。整个1970年代，关于高等教育界种族平权政策的讨论日渐升温。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学院或大学在入学考试中给予少数族裔特别优惠，是否侵犯了白人学生的平等保护权利？1973年，最高法院原本打算通过审理“迪方尼斯诉欧德加特案”(DeFunis v.Odegaard)，回应上述问题，最终却在第二年做撤案处理。此案原告是一名白人学生，因认为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入学政策不公，愤而提起诉讼，但是，最高法院审理这起案件前，他即将从法学院毕业，判决对他的个人利益已没有影响。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撤销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对少数族裔学生的优惠政策，加州大学随后上诉至最高法院。这起诉讼最初是由白人学生艾伦·巴基提起，他两度申请入学被拒，却发现学院在每100个录取指标中，会留下16个专门提供给少数族裔，巴基认为这样的入学政策构成了“反向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
巴基的诉求，博得了广泛同情，而医学院对少数族裔实施的优惠政策，由于太过僵硬，反而将种族平权政策逼入险境。1977年1月，当最高法院考虑受理加州大学的调卷复审令申请时，即便是威廉·布伦南、瑟古德·马歇尔这样的平权政策坚决支持者，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战略，反对受理此案。伯格和布莱克门之所以反对受理，则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俩对下级法院的判决都挺满意。布莱克门在审前备忘录中说，这类案件承载的是“社会政策议题”没必要由法官来决定。他衷心希望，“几年之后，这个国家能以更为成熟的态度，采取更加合理的入学政策，所有申请人都是根据自身实力和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通过公平考试，接受评判。”
但是，斯图尔特、怀特、鲍威尔、伦奎斯特和斯蒂文斯均投票表示要受理此案，“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很快被安排在1977年开庭期的待审案件表内。案件在十月开庭审理时，布莱克门的立场已发生明显变化。既然最高法院已受理此案，他便从法律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尽管略有些勉强，但他仍然决定支持戴维斯分校的招生政策。这起案件涉及医学院的招生问题，而布莱克门非常熟悉医疗行业的种族歧视历史。1977年10月7日，庭审一周后，他预先草拟了一份多数意见提纲，强调“包括医学界在内的诸多职业领域，都需要更多少数族裔参与其中”布莱克门指出，“梅哈里医学院与霍华德大学医学院一直坚持这么做”梅哈里医学院位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霍华德大学医学院位于华盛顿特区，当其他医学院排斥黑人学生人学时，这两所学院一直致力于培养黑人医生。“人学政策需要具备一些弹性。”布莱克门写道。此外，司法界对教育政策并“没有什么特别理解”但必须“在反对不公平做法上有所作为，问题是，戴维斯分校的入学政策真的不公平吗？”不是，他说道，因为“在这里强调种族优惠，就是为了从整体上增进公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单独强调中立是不够的”
经过开会讨论，大法官们初步决定维持原判，但尚未确定由谁撰写多数意见。一周后，伯格发出一份备忘录，建议最高法院维持加州最高法院判决，但应在尽可能窄的基础上进行。伯格认为，戴维斯分校的入学政策在种族问题上过于机械，应当废除，但是，最高法院“没必要过分管制各州、大学或任何教育机构的入学政策”他建议，最高法院可以以违反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为由，宣布入学政策无效，根据这一章的要求，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机构，都不得采取种族歧视政策。至于这类政策是否违宪，可以留待日后再议。首席大法官认为，“为当下这些问题找出理性解决途径，恐怕得耗去数年时间，既然如此，不如暂时搁置。这也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最高法院的日程不应被那些“情绪激动的媒体”左右。
十二月底，伯格开始传阅他草拟的一份35页的判决意见。不过，传阅对象并非全体大法官，只包括斯图尔特、伦奎斯特、斯蒂文斯和布莱克门四人，很明显，他认为这四个人可以争取到自己一方。在给布莱克门的附函中，伯格写道：“哈里——我得强调，这可是一份我亲笔撰写的初稿，内容、格式、结构等方面难免会有瑕疵。我衷心希望，我给出的思路能说服其他四位同僚。如果你大致赞成我的思路，请用红蓝铅笔进行修改。新年快乐！”布莱克门用一支普通铅笔在意见草稿上批注道：“我不会加入这份意见。”
对布莱克门来说，1977年的冬天非常难熬。整个十二月，他都在梅奥诊所接受前列腺癌治疗，没有出席最高法院的庭审。虽然癌细胞并未扩散，医生也认为疗效显著，但是，布莱克门毕竟已经69岁，术后康复仍然需要几周时间。一月，当他重返最高法院时，发现自己得花上很多精力，才能赶上“巴基案”的审理进度。除了伯格早先提交的意见，怀特、斯蒂文斯、伦奎斯特、布伦南和鲍威尔的意见也已开始传阅。数十个社会组织也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布莱克门开始着手撰写自己的意见。
1978年5月1日，他函告全体大法官，说他将投票支持校方。“我认为戴维斯分校的入学政策符合宪法，但也许只是符合宪法的底线。”他在这份13页的备忘录中写道。此时，最高法院的投票形势又变为4票对4票。四位大法官（怀特、布伦南、马歇尔和布莱克门）认为校方政策合宪，四位大法官（斯蒂文斯、伯格、斯图尔特和伦奎斯特）认为根据“民权法案”第六章，校方的政策违法，应当命令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接受巴基的入学申请。鲍威尔的立场与大家都有所不同，他认为，“民权法案”第六章与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没有什么区别。戴维斯的入学政策既违反宪法，也违反了“民权法案”加州最高法院关于巴基可以人学的判决完全没错。但是，该法院错误地认为，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可以完全不用考虑种族因素。鲍威尔指出，一个健全的招生机制，不能为某一族群设定固定配额，但是，为了兼顾学生来源多元化的需要，可以将种族作为一项“附加”因素考虑，这么做也是符合宪法的。5月2日，伯格将一份备忘录交大家传阅，上面说：“关于这起案件的表态情况，比尔·布伦南和我认为公平起见，应采取‘联合’指派的方式。目前一方有4票，另一方也有4票，刘易斯分别支持两方部分观点。因此，将有5票支持巴基人学，并废止戴维斯分校的招生政策，另有5票支持采取合理调整措施后的种族平权政策。”
由于几位大法官都准备了判决意见（这就导致最后将出现6份意见）最高法院拖了两个月才宣判。布莱克门起草判决意见期间，法官助理基思·埃利森向他推荐了一篇与本案有关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1977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作者是前哈佛法学院院长、担任过肯尼迪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乔治·邦迪。埃利森说，他并不想增加布莱克门的阅读负担，但坊间都“认为此文是相关领域难得一见的佳作，所以才提请您予以关注。”邦迪这篇名为“最高法院眼下的难题：谁在美国享受优先待遇？”的文章，对种族平权政策表示了强烈支持。“要祛除种族主义，必先重视种族问题，”邦迪写道，“目前没有其他现实路径。”邦迪还引用了范德比特大学前校长亚历山大·赫尔德的名言：“区别对待就是对黑人学生的最大公正。”布莱克门在这篇文章的空白处做了不少记号，其中一处标着：“读于78年5- 6月。”他后来在判决意见中写道：“为了超越种族主义，我们必须重视种族问题。”作为对邦迪文章的回应，他说：“没有其他途径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为了平等对待一部分人，我们必须提供一些差别待遇。我们不能，也不敢，让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沦为种族歧视的工具。”伯格控制这起案件的企图完全落空，首席大法官无法独霸多数意见的写作权了。他与斯图尔特、伦奎斯特加入了斯蒂文斯起草的一份意见，认为戴维斯分校的招生政策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斯蒂文斯的判决意见称：“我们必须维持原判中关于巴基可以入学的指令。”
1970年代末，种族平权问题并非席卷布莱克门与最高法院的惟一风暴。布莱克门曾预测，各州很快将就“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做出反应。他猜得没错，但事情并未向他希望的方向发展。各州不仅没有顺应新判内容，修改相关法律，反而千方百计，为女性或医生的堕胎行为设置了更多程序障碍。对未成年少女，法律要求堕胎必须事先通知其父母，或取得父母同意。对成年女性，法律规定了等待期间，要求当事人必须多次往返医院或诊所，并设置了“基于了解基础上的同意”条款，强制医生向请求堕胎者出示胎儿不同发育阶段的照片。尽管最高法院已在1976年的“密苏里州亲子规划中心诉丹弗斯案”中宣布堕胎无须经丈夫同意，某些州仍然要求堕胎手术必须在通知丈夫后才能进行。堕胎之争沦为各州立法部门的“游击战”最高法院刚刚推翻一部旧法，各州就匆匆立法，设置新的障碍应对。
更令布莱克门意外的是，尽管“罗伊案”的判决是以7票对2票达成，而他只是受首席大法官指派撰写判决，但人们却把此案判决看成他一个人的意见。最高法院收到近万封信件，指名由布莱克门拆阅，这些信或诅咒布莱克门遭天谴，或者骂他是婴儿杀手。他只阅读了其中一部分，但保留了全部来信。作为一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布莱克门认为自己完全是代全体大法官受过。“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谩骂和攻击。”他在给罗切斯特卫理公会医院附属教堂牧师埃尔金·托尔斯的信中说，后者曾在“罗伊案”宣判几周后，致信布莱克门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回应，也有些不冷不热。法院宣判几个月后，《耶鲁法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语气尖锐的批判文章，作者是前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法官助理约翰·哈特·伊利，法学界声名鹊起的新星。在这篇名为“嚎狼之代价：评‘罗伊诉韦德案’”的文章里，伊利断言：“‘罗伊案’根本无法在宪法条文、历史或任何原始材料中找到依据。”判决意见“非常糟糕，因为它误读了宪法，或者说根本不受宪法支持”。
由于此文是支持堕胎的自由派人士所撰写，再加上作者身份特殊，行文尖酸刻薄，文章很快引起广泛关注。布莱克门读罢此文，请他的法官助理詹姆斯·齐格勒分析伊利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齐格勒为安慰布莱克门，用轻蔑的语气评价说：“伊利无非是想将‘罗伊案’与沃伦法院时代的那些‘伟大’判决划清界限。这篇文章是想给自由派们提供一个借口，好让他们继续对堕胎判决采取敌对态度，就像他们一直对‘米兰达案’的判决敝帚自珍那样。”他最后补充道：“连反堕胎人士都不会引用这样的文章。”
事情的发展与齐格勒的预测完全背道而驰。根据1985年的一项统计数据，“嚎狼之代价”在过去40年发表的美国法律期刊文章中，引证率排在第五位。1991年的一份法律文献分析数据表明，《耶鲁法律杂志》历年刊登的文章中，“嚎狼之代价”的引证率排名第三。里根政府与老布什政府都曾将该文附在“法庭之友”意见书中，提交给最高法院，希望大法官们将之作为推翻“罗伊案”的依据。
但是，齐格勒的评价至少有一点被证明是对的：法律界的自由派人士也认同伊利的批评意见。但是，也有部分例外，比如，哈佛法学院的两位教授：劳伦斯·却伯和菲利普·海曼。两人在伊利的文章发表后，分别撰文批驳其观点。他们认为，“罗伊案”已就相关议题，从宪法上进行了合情合理地分析。海曼的文章发表在《波士顿大学法律评论》上。文章指出，“罗伊案”和“多伊案”完全可以从先例中找到“充分根据”是对“宪法原则的增量发展”时不是伊利笔下的那种“大跃进”不过，海曼对“罗伊案”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他写道，虽然判决依据“现在看来比当初更有章可循，但是，在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中，理论依据还是没有被表述的足够清楚”。
姑且不谈法律期刊上的种种争议，伊利对“罗伊案”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为学术界对此案的看法定下了基调。不过，争论几乎只在男性中进行，那一时期，各大法学院中，女性数量不到3%。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对判决意见表示出轻慢、不敬的态度，即便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也是如此。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最初几年内，“罗伊案”判决没有受到学术界的热情支持，在后来的论战中，也没有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有力声援。
1977年，或许是为表达善意，伊利主动致信布莱克门，盛赞他在一组案件中的异议意见。最高法院在这些案件中判决，州没有义务为贫穷女性支付堕胎费用。伊利在信中说：“‘罗伊诉韦德案’刚宣判时，我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您在6月20日那些堕胎案件中提出的异议意见，确实切中要害。令我非常困惑的是，那些极端反堕胎人士怎么能将穷人排除在堕胎权之外，并将之视为一种胜利。最高法院应该做的，就是阻止这类歧视。”
布莱克门对伊利的回应很冷淡。“很高兴听到你对最近这组堕胎案判决的评价。”他写道，“当然，我也注意到你对‘罗伊诉韦德案’的批评。”由于伊利刚到哈佛法学院执教，布莱克门以寥寥几个段落，请他代为问候故交旧识后，就匆匆收尾。这是“罗伊案”判决意见作者与这位持强烈批评意见者的惟一一次通信。
在最高法院内部，“罗伊案”的多数方成员也以各种方式，对布莱克门表示支持。不同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他们的迥异个性。临近“罗伊案”宣判一周年之际，喜欢搞怪的道格拉斯决定幽上一默，他趁庭审时，递给布莱克门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收到一堆祝贺堕胎案一周年的信，内容可比往年更加肮脏龌龊。最棒的一封居然‘祈祷我的心脏起搏器失灵’。”鲍威尔送给布莱克门两张《华盛顿星新闻报》的剪报，上面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对堕胎合法化一年来的情况表示认同。其中一封信的作者是一位急诊室护士。她说，在‘罗伊案’判决之前那几年，自己曾处理过无数因非法堕胎出现事故，而被送进急诊室的病例，患者境况十分悲惨。如今，几乎是一夜之间，这类病人突然消失了。她写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如此巧合，妇女堕胎刚刚被合法化，一些合法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刚刚开业，急诊室里那些非法堕胎事故的病例就迅速消失了？而且这种情况持续至今。现在，人们还在就堕胎合法化问题争论不休，但他们忽视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也是堕胎合法化的真正原因：堕胎只是一个纯医学角度的判断。”
鲍威尔转交这些剪报时，附言说：“这些或许会令您会心一笑，尤其是在收到那么多蛮不讲理的信之后。”随后他又亲笔补充了一句话：“我一直认为您的判决意见是最棒的。”
其他人能做的终归有限。“罗伊诉韦德案”仍是布莱克门必须独自承担的重负。命运，或者说是沃伦·伯格，赋予他处理此案的机会，他不得不终身与之相连。其实，他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增加医生们的医疗自主权，使他们能够根据患者病情，作出合理判断，不用担心招来牢狱之灾。而在最高法院内部，当时的争议，也主要集中在联邦法官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上，并不涉及女权、胎儿生存权等道德议题，然而，偏偏是这些争议，最终成为舆论焦点。公众舆论基本与最高法院对这起案件的看法无关，一些人将布莱克门捧到天t，一些人将他视为恶魔，不过，这些人一致认为：是布莱克门一手将国家带人了堕胎合法化的新纪元。这类臆想根本不值一驳，因为当年的判决意见第一段已经说得很清楚：“布莱克门大法官，代表全体大法官发布这份判决意见。”
布莱克门努力适应着剧烈变化，而又无法预测的现实生活。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只是被动卷入这起案件，不过是一个大时代的普通旁观者。他曾在一封信中，将“罗伊案”形容为“早年我在这里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另一方面，当最高法院内外势力对他群起而攻时，他的命运已与“罗伊案”紧密相联，这时，他又会深深以此案为荣。多年之后，《华盛顿人》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罗伊诉韦德案’真相”的揭秘文章，文章煞有其事地宣称，威廉·布伦南才是此案判决意见的幕后推手。布莱克门在这篇文章上贴了张字条，上面写着：“一派胡言。”
布莱克门还未完全厘清自己与“罗伊案”的关系，全世界却已将他视为堕胎权的始作俑者。当然，他后来也将自己视为“罗伊案”的主要桿卫者。1977年，国会通过了一部名为“海德修正案”的立法，涉及国会对穷人的年度医疗资金拨款。修正案发起者是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亨利·海德，他是众议院反堕胎阵营的领导人之一，修正案禁止在未满足特定条件下，使用联邦资金资助堕胎，问题是，所谓的“条件”年年在变，完全取决于反堕胎势力在众议院内的此消彼长。某些年头中，政府规定只有以挽救孕妇生命为目的，才能对堕胎提供资助。过了几年，例外条件又变成孕妇是因强奸、乱伦而怀孕，或者怀孕结果须经两名医生确认，且认定怀孕将导致“严重且持续的身体损害”总之，根据上述条条框框，贫穷女性若想堕胎，将承受各种差别待遇，完全不同于其他需要接受医疗服务的穷人。1980年，一起名为“哈里斯诉麦克瑞伊案”(Harris v.AfcRae)的案件来到大法官们面前。位于纽约的联邦地区法院判决，“海德修正案”在1977财政年度拒绝对拯救孕妇生命之外的堕胎行为提供财政资助的措施，因违宪而无效。卡特政府遂上诉至最高法院。
布莱克门在审前备忘录中写道，与早年那些限制联邦资助的案件相比，“海德修正案”的内容令人“非常震惊”他相信，多数大法官将会选择支持“海德修正案”比如，路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向来认为，“接受堕胎资助并非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次，他显然还会这么判。”
1980年4月21日，庭审当天，布莱克门注意到，海德议员也坐在听众席上，一头银发颇为显眼。“坐在中间那张椅子上的是海德么？”他在审判席上传了张字条给伯格。伯格回复：“我不知道！”布莱克门根本不相信伯格的话。“首席大法官居然说他不认识海德议员，那家伙可端坐在我们正前方！”他在当天的庭审笔记中写道。
大法官会议上的讨论，证明一切皆如布莱克门事前所料。伯格说，如果他是一名国会议员，他会投票反对“海德修正案”但是，作为一项法律事务，国会有权拒绝拨款治疗精神疾病、药物成瘾或其他病症。法院无权对国会的“真实动机进行司法审查”伯格表示，他将投票推翻地区法院的判决。
布伦南则持相反立场。他说：“国会明显对堕胎抱有敌意。”他投票赞成维持原判，马歇尔与布莱克门也持此看法。斯图尔特支持推翻原判，理由是，1977年的“梅赫诉罗伊案”(Maher v.Roe)已给出这类问题的答案。怀特认为本案“案情复杂”远比“梅赫案”难办，但他同意推翻原判。鲍威尔也这么想，宣布“接受治疗并非宪法权利”伦奎斯特同样支持推翻原判，因为“隐私权不能无限扩张”。
最让布莱克门惊讶的是新任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他在1977年的“梅赫案”中，曾是多数方一员。斯蒂文斯说，他仍认为“梅赫诉罗伊案”的判决是正确的，但是，“本案涉及的是联邦利益，不是州利益”斯蒂文斯认为，“海德修正案”是国会“滥用”权力的表现。“我们以国家财政收入为抵押，制定所谓联邦政策，这是应受谴责的行为！”最高法院最终以5票对4票维持了“海德修正案”尽管布莱克门仍位于少数方，但他欣慰的发现，自己又多了一位才华横溢、坚定可靠的盟友。
斯蒂文斯，1975年进入最高法院，是道格拉斯大法官的继任者，也是杰拉德·福特总统任命的惟一一位大法官。1947年开庭期期间，他担任过威利·拉特利奇大法官的助理，随后成为芝加哥一位著名律师，擅长反垄断业务。1970年，尼克松提名他出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布莱克门与斯蒂文斯初遇时还闹过一次笑话。1971年5月，布莱克门在位于印第安纳州绿堡的德堡大学发表演讲，斯蒂文斯专程跑去捧场，两人还简单聊了几句。然而，布莱克门却把斯蒂文斯误认为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罗伯特·斯伯谢尔法官。之后不久，他还专门致信斯伯谢尔，感谢后者赏光莅临。斯伯谢尔知道布莱克门认错人了，将信转给斯蒂文斯。斯蒂文斯给布莱克门写信说：“我完全理解您把我和斯伯谢尔法官弄混的原因，因为我和他都在同一法院，而且您在和之后另一位绅士谈话时，这位绅士还提到了斯伯谢尔法官的名字。”布莱克门非常尴尬，他回信说：“我为此事深感不安，实在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斯蒂文斯进入最高法院6年后，一直是资历最浅的大法官，这也说明，最高法院在1970年代末期，成员一直相对稳定。1981年6月，波特·斯图尔特决定结束23年的大法官生涯，宣布退休。尽管他才66岁，完全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待得更久。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桑德拉·戴·奥康纳作为继任者，后者是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法官，担任过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奥康纳对堕胎议题的立场有些模棱两可。亚利桑那州的反堕胎游说集团势力强大，奥康纳一直与它们保持距离。事实上，1970年，她曾投票支持废除本州一部将堕胎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法律。1974年，“罗伊案”第二年，她还投票反对过一项禁止本州州立医院堕胎的议案。1981年9月，参议院进行大法官确认听证会期间，“国家生命权利委员会”拿这件事说事，试图阻止她进入最高法院。即便如此，她仍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确认，成为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即使在最高法院内部，女性大法官的到来，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早在斯图尔特谋划着退休时，就有人预测会有一位女性补缺。斯图尔特甚至提请大法官会议尽快废除“大法官先生”这一传统称谓，改为性别相对中立的“大法官阁下”除了布莱克门一人反对，其他大法官都投票赞成这项变革。投票结束后，布莱克门写信告诉伯格：“我最近总对一些事情反应过度，在我看来，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毕竟这也是运行过数十年的传统。我们可以等到女性大法官到来后，应她的要求再做调整。总之，面向多元化的改变应当是渐进进行的。”
尽管对传统的态度略显保守，但奥康纳刚刚进入最高法院，布莱克门就主动向她提供帮助，要求手下职员协助她做好建档工作。奥康纳的秘书琳达·布兰德福特事后专门致信感谢。她说：“您应该给您的文件归类系统申报专利，然后向每一个新晋大法官收取高额专利使用费，这可是一项极好的投资。”
但是，布莱克门对这位新同僚仍然心存疑虑。毕竟，里根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表现出强硬的反堕胎立场。第二年，检验奥康纳立场的机会就来了。最高法院受理了一起新的堕胎案：“阿克伦市诉阿克伦生殖健康中心案”（Afowi v,Akron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Inc)。㊟在这起案件中，位于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为限制堕胎行为，颁布了一部条例，除设定“基于了解基础上的同意”条款外，还要求堕胎者必须经历24小时的等待期。时任首席政府律师雷克斯·李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意见书，不仅为阿克伦市提供支持，还恳请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尽管李明确提到，这起案件涉及到的问题与推翻“罗伊案”没有直接关联，但他还是认为，最高法院应通过审理这起新案，重估之前对堕胎的态度。换言之，最高法院应“尊重各州立法”而不是动辄采用“严格审查”只有在相关立法确实为“堕胎决定增加了不当负担”时，最高法院才应考虑将其推翻。为了达到攻击“罗伊案”的目的，李还引用了伊利那篇名为“嚎狼之代价”的论文。里根政府的插手，激起更大争议。布莱克门预测，奥康纳的立场很可能与首席政府律师相同，他在审前备忘录上写道：“奥康纳会站到首席政府律师那边吗？”
1982年11月30日进行的庭审中，布莱克门毫不掩饰自己对白宫的不满。他很少在开庭时发问，这次却怒视着雷克斯·李，手里拿着政府提交的那份诉状，咄咄逼人地问道：“这份诉状是你亲自写的吗？”
“大部分……是我写的。”首席政府律师有点儿被他吓住了。
布莱克门对奥康纳的预测是正确的。虽然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推翻了阿克伦市的条例，但奥康纳果然加入了怀特与伦奎斯特组成的异议方。奥康纳起草了一份23页的异议意见初稿，这份初稿不仅全盘接受了里根政府关于“不当负担”的说法，还猛烈批评了“罗伊诉韦德案”的思路。奥康纳认为，“罗伊案”判决以怀孕前三个月为界，根据怀孕时间衡量州的利益，对于“协调个人权利与州的利益在堕胎议题上的冲突，是毫无原则，也根本不可行的做法”。
布莱克门的法官助理科瑞·施瑞辛格对奥康纳的助理加里·弗兰西昂抱怨，奥康纳的异议意见语气实在尖酸刻薄。弗兰西昂向奥康纳汇报后，后者同意删去“毫无原则”一词，但保留“根本不可行”的说法。施瑞辛格告诉布莱克门，奥康纳意识到“两人的立场有很大不同，但她会竭力避免出现针对个人的直接批评”。
奥康纳对意见其他部分未作调整，她预言说，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胎儿的生存能力会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增强，存活的时间点亦会前移至怀孕三个月之内。“因此，‘罗伊案’据以成立的整体思路，显然正朝碰撞航向（Collision Course)行驶。”布莱克门读到这一节时，在空白处画了个大大的问号。㊟“罗伊案”宣判已近十年，而布莱克门与里根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很可能已驶向碰撞航向。此时，最高法院的老龄化倾向逐渐明显。布伦南已经77岁，伯格和鲍威尔的生日只差两天，他俩也快75岁了。马歇尔和布莱克门都已74岁。“罗伊案”中五位多数方成员，几乎都到了一般情况下的退休年龄。奥康纳则代表着未来，她才刚满53岁。
不过，“罗伊案”仍然是安全的。政府的立场，以及奥康纳的异议意见，激怒了刘易斯·鲍威尔。1983年6月15日，鲍威尔在他起草的“阿克伦案”多数意见中，全力反驳了对“罗伊案”的各种攻击。鲍威尔援引“遵循先例原则”指出，作为十年前的一则判例，“罗伊案”判决“经过了特别审慎的考虑”因此，“最高法院一再强调，是否终止妊娠，是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鲍威尔强调，所谓遵循先例原则，是“通过法治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今天我们仍然尊重‘罗伊案’，并重申它的重要性。”
奥康纳大法官对美国政治制度中另一个核心议题，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联邦主义（Federalism)。㊟关于联邦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与各州的权力配置问题上，这一争论表面上已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解决，当时，对“新政”抱有敌意的最高法院不得不暂时妥协，承认国会调控国家经济的权力不受质疑。㊟之后的35年，争议暂时被搁置，直到伦奎斯特1972年进入最高法院后，才打算重启这一议题，并将权力天平向各州倾斜。1975年的“全国城市联盟诉尤塞里案”(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v.Usery)成为他重新启动这一议题的首次机会。在这起案件中，一个州向国会新近修正的《公平劳工标准法》发起挑战，反对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和工时限制适用至各州及地方雇员。㊟本案的争议在于，各州能否以宪法为依据，挑战国会管控州际贸易的权限。
在最高法院内部，伦奎斯特并不缺乏像他那样，打算管控联邦权力的盟友。鲍威尔把“全国城市联盟案”称为“我到这里后最重要的案件”他强调说，“最高法院有责任维护联邦体制”联邦主义应当成为一种“广义上的宪法原则”。
奥康纳到任不久，布莱克门的立场不断接受考验。与其他大法官不同的是，奥康纳出任过民选职位，而且是意义重大的州属公职。她曾是亚利桑那州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在她之前，美国还没有一位女性在州议会中出任过如此高位。她非常重视各州主权，并将之融入自己的司法理念。她刚刚进入最高法院，就关注到国会1970年代中期为解决能源危机而通过的一部法律。
1978年《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要求各州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大力推行节能政策。在密西西比州一起案件中，联邦地区法院判定该法违反了最高法院在“全国城市联盟案”中确立的各州主权原则。里根政府提起上诉。1982年1月，大法官们审议此案期间，虽然鲍威尔和伦奎斯特都质疑这部法律的合法性，但只有奥康纳一人明确表示支持地区法院判决。伯格指定布莱克门撰写推翻原判的多数意见。尽管这起名为“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诉密西西比州案”（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v.Mississippi)的案件，票数一开始并不接近，但随后却产生较大争议。布莱克门认为，国会本可以直接接管私营事业的管制，但是，立法机关顾及各州主权，采取了不过分侵扰的方式，允许各州在充分考虑联邦标准的前提下，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管制，尽管这样，这并不意味着管制各州公用事业的法律可以被“轻易推翻”当然，布莱克门说，州政府也可以放弃他们拥有的管制权。
奥康纳对这起案件的看法与布莱克门截然相反。她在异议意见中写道，这部法律“将各州公用事业完全纳人联邦官僚体系之内”“州议会和行政部门不能听命于联邦官僚。”她认为，如果多数方的意见“是合理的，宪法就无须约束联邦对各州的管控了”四月，伯格宣布他将改变投票立场，因为奥康纳的意见“说服了我，最高法院之前有点儿跑偏了”鲍威尔与伦奎斯特一开始就犹豫不定，现在也加入了异议意见。布莱克门这方的绝对多数局面一下变成了5票对4票。他随后在脚注中反驳了奥康纳的立场。他说她的观点“虽然惹人注目，但夸大其词、大错特错”1982年4月16日，布莱克门在“重要大事记”上写下：“在‘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案’中痛击奥康纳。”
布莱克门虽然暂居上风，但在“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fiw-ers v.Hardwick)中，他却因票数变化沦为输家。这起案件同样与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认定的隐私权相关，起因却是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迈克尔·哈德威克是一名男性同性恋，因与另一男子发生性行为，被控违反佐治亚州刑法禁止同性鸡奸之规定，一审定罪后，哈德威克在位于亚特兰大的联邦上诉法院成功翻案。佐治亚州司法总长迈克尔·鲍尔斯随即上诉到最高法院。1986年3月31日，此案庭审期间，布莱克门随手记下自己对投票结果的预测：5票对4票，又或6票对3票，撤销上诉法院支持哈德威克的判决。
大法官们审议此案时，鲍威尔的表现令布莱克门大跌眼镜。之前，布莱克门认为鲍威尔肯定会支持州方观点，同意判哈德威克有罪。然而，鲍威尔却自称“情绪复杂”最终投票赞成维持上诉法院判决。“在家里发生的同性性行为不应当被定罪。”鲍威尔说。他认为，仅仅因为一个人与同性性交，就将其投入监狱，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忍及异常刑罚的规定。在布莱克门的会议笔记内，鲍威尔的观点旁边被标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布莱克门还特地做了记号，好让法官助理们密切关注投票结果：“助理！他的立场靠得住么？”
目前有5票支持维持原判，即推翻佐治亚州的相关法律。这5票分别来自鲍威尔、布莱克门、马歇尔、布伦南和斯蒂文斯。对布伦南来说，这起案件与同性恋无关，而是基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同意以及他们的隐私权”斯蒂文斯内心也有些矛盾，他说：“我对同性恋的确存有偏见，但大家总得彼此共存。”他指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病。为什么佐治亚州不对已婚夫妇适用什么鸡奸法？“这种差别完全是偏见导致的。所以，对我来说，这起案件关系到我们的自由。”斯蒂文斯说。
反对阵营一方，伯格说他根本“看不出对隐私基本权利有什么侵害”最高法院应当从伦理道德角度考虑此案，他说，并强调英国“早在五百年前”就已将同性恋视为犯罪，“佐治亚州不过是适用了两百年前的英国普通法”伦奎斯特投票支持推翻原判，因为“任何刑法典中都会包含道德观念”怀特、奥康纳也持同样立场。
布伦南指派布莱克门撰写多数意见。但是，4月8日，会议结束不到一周，布莱克门关于鲍威尔可能变卦的担忧果然被证实了。“通过更进一步地思考，我认为自己应该推翻原判，而不是维持它。”鲍威尔致信全体大法官说。“既然几个世纪来，相关行为一直被认为不当之举，我认为没必要在这里谈什么正当程序问题。”鲍威尔写道。
现在，布莱克门只能撰写异议意见了。他把这起案件视为堕胎案判决的自然延伸。“我们之所以保护父母的生育选择权，是因为这种关系改变了我们对个体的定义，而不是出于人口统计学上的考虑，或者《圣经》上关于多产或繁衍的要求。”他写道，“最高法院今天的判决，否定了人们享有同性性行为的基本权利，事实上，它真正否定的是，所有个体控制自我，以及与他人亲密交往的利益。”
布莱克门决定在审判席上宣读自己的异议意见。由于本开庭期即将结束，宣判时间被安排在1986年6月27日，这天正好是周五。6月24日，助理帕梅拉·卡拉兰写信建议他最好延后几天宣判，“我认为周五不是宣判的好日子。”她说，“夏天的周五和周六，人们都不会在意最高法院做了什么。如果我是您，我会选择周一宣判。”当天下午，布莱克门给伯格送去一张字条，上面说：“亲爱的首席，可以请求将第85-140号案件，‘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从周五调整至周一宣判么？”伯格写了句“好的”就将字条退回。㊟
由于6月30日是开庭期最后一天，所有人都知道这起案件将在当日上午宣判。各方都对判决结果抱有浓厚兴趣。布莱克门大声宣读了自己的异议意见：“这件案子触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核心所在，我们应该容忍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即使有些价值观不被大多数人认同，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对持有这类价值观的人的权利格外审慎对待。”
他的这些话，也代表着另外三位异议者的意见，他们是布伦南、斯蒂文斯和马歇尔。布莱克门宣读完毕后，马歇尔递给他一张字条。在当年那起破产诉讼费案件中，马歇尔曾指责刚进入最高法院的布莱克门根本不知民间疾苦。如今，13年过去了，这一次，这位年迈的民权英雄传来的字条上写着：“您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