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彻大悟《鹿鼎记》
官场百态
官场与妓院，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地方。
官僚体制的设定，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它带来的是秩序是规范，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最明显的就是：虚伪与腐败。
人类智慧的创造物走向了人的反面，成为人的桎梏，这是进步的另一面。
所以，老庄的哲学崇尚静止。
在老子看来，典章、制度之类的设置，引致的是更深刻的混乱，井且激发起人性中邪恶的因素。明智的君主应当无为而治。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难题。
我们见到的既定事实是：官僚体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繁复，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为之为官场的世界。
《鹿鼎记》的场景一直游移在三个地方：官尝江湖、妓院。而其中最着力描写的是官常官场与妓院虽然一则高贵一则低贱，却同样是极端扭曲人性的场所，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一致。
例如，人的尊严之剥落在妓院与官场是一样的。
妓女与嫖客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又相互鄙视的关系。他们互相利用，实现自己的欲望，又在道德上互相鄙视。嫖客固然视妓女为下贱，但一般的妓女也很少真正瞧得起嫖客。
在官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如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受贿者接受行贿者的物质利益，却在心底瞧不起行贿者的人格；而行贿者所看重的也只不过是受贿者的权力，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受贿者，则充满了敌意与厌恶。
这种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正是妓院与官场的最大特产。
为官之道，首先必须学会说谎，学会毫不脸红地拍马屁，还有欺上瞒下等等的一套。
韦小宝之所以在康熙跟前混得这么好，与他高超的说谎拍马本领密不可分。而且他的马屁拍得极为巧妙，丝毫不露痕迹。
有一次，他莫名其妙地成了杀刺客的英雄。当康熙问他用什么招杀刺客的，他说：“一时之间，我心慌意乱，眼看对付不了，忽然间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时，使过记一极妙的招数，将我摔得从头顶飞了过去，好像你说过的是武当派的武功仙鹤梳翎。”
还说什么：“师父教的招数，练起来倒头头是道，一跟人真的拚命，哪知道全不管用；反是你的那些招数，突然之间打从心底里冒了上来。皇上，那时候他手掌边缘已打上我背心，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又怎能去细想用什么招数！”
说得康熙龙心大悦。因为，自从“康熙练了武功之后，只与韦小宝假打，总不及真的跟敌人性命相拚那么过瘾。此刻听到韦小宝手刃敌人，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自是兴高采烈。心想若是自己出手，定比韦小宝更精彩十倍。”
在官场上混，须得花许多时间揣摩上司的内心想法，才能千方百计顺着上司的意思去做，或者替上司将自己不便表达的意见说出来。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康熙意欲撤藩，召来大臣们垂询，没想到大臣们要么受了吴三桂的好处，要么误会了康熙的意图，滔滔不绝地论证撤藩的不利之处，惹得康熙很不高兴。这时，兵部尚书明珠出来说了一番话，实在是高明之极。
这篇讲辞当真可列为封建官场上为官之道的经典之作。其中的逻辑在官场上广为运用，总是灵验万分，屡试不爽，无往而不利，至少这样说话不会为自己带来麻烦。所以，聪明如韦小宝一听，都佩服之至，觉得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明珠。
扬州布政司慕大颜又是一种类型的乖觉之人，是典型的官场文人。他一听钦差大人不喜欢和尚，便即引经据典，说了一个诋毁和尚的故事，迎合韦小宝。又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他揣摩到朝廷可能要对吴三桂不利，又从韦小宝的表情看出他讨厌吴三桂，便说：“韦大人是皇上亲手提拔的大臣，乃是圣上心腹之寄，朝廷柱石，国家栋梁。平西王目前虽然官爵高，终究是不能跟韦大人比的。”并考据出韦氏祖上是唐朝的忠武王韦臬，曾大破吐番兵四十八万，威震西隆等等。这个人将学问当作了拍马的武器，很容易讨得上司的欢心。
这种拍马方法叫作“贴金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生安白造，硬往上司脸上贴金。神龙教中的胖头陀晋献千年前的石碑也属于此类拍马，愣是编造了一篇千年前的碑文，说那时上天已料到会有洪教主降世，造福于人间，并且寿与天齐，为洪教主的“威仪”寻找历史依据，涂上神秘的色彩。洪教主其实心中明白这完全是杜撰的，却也十分受用。
有时候，献殷勤也可以献得十分隐晦，不露声色，上司一时察觉，便心中感激。韦小宝得到康熙的宠爱后，去康亲王府聚会，与人赌博，却总是无缘无故地赢，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自然因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大家盼我为他们说好话。就算不说好话，至少也不捣他们的蛋。”
官场上的面孔都带着面具，所有的言行都出于利益的权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谊难以滋生和维系。一个诚实的人在官场中遭到的命运，很可能只是倒霉，甚至会掉脑袋。告密、阴谋、算计，这些是封建官场的日常生活。
封建官场上滋生的是利欲熏心，是贪婪。拥有权力的人，都想使权力转化成可见的利益，因此，金钱成为攻破权力系统最常见的利器。而一般的为官者，都习惯性地利用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谋取财富。
康熙派索额图与韦小宝去抄鳌拜的家，索额图马上想到：“鳌拜当权多年，家中的金银财宝自是不计其数。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那是最大的肥缺。”在抄家过程中，他拼命笼络韦小宝，无非是因为“这小太监朝夕和皇上在一起，只要他能御前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便已受益无穷。就算不说好话，只要将皇上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干什么事，平时多多透露，自己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正中皇上的下怀。”
于是他与韦小宝结拜成兄弟，还将抄到的几件宝物送给韦小宝。他在鳌拜府中总共搜出二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银子，可见鳌拜之贪。至于这些钱如何得来可想而知，但索额图也照贪不误。他对韦小宝说：“这次皇恩浩荡，皇上派了咱哥儿俩这个差使，原是挑咱们发一笔横财来着。”
于是，他毫不含糊地在单子上少写了一个“一”字，吞掉了一百万，与韦小宝各得五十万。堵住了韦小宝的嘴不算，他还拿出五万两分给底下人，每个人都有点甜头，谁也没闲话说了。
权力生财，就是这么简单。
在《鹿鼎记》中，金庸还写出了官场的假公济私，草菅人命，为了面子，为了威权，可以滥杀无辜，也可以对冤屈置如罔闻，一手遮天。
金庸算是看透了中国传统官场之真相。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揭示以上的种种官场众生相，手法十分高明，不显山不露水，写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悲哀：所有这些虚伪与残忍，不公与无良在生活中已成为常态，人们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认为理所当然。
在风趣幽默的笔调中，金庸有着十分严肃而又无奈的叹息，有着十分犀利的观察与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