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
杜南发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这是倪匡兄在介绍金庸时，最最令人心动的一句话。
当然，这句话中的“中国人”有修正为“华人”的必要，但是，这整句话所指出的事实，却是非常明确而真实的。
的确，对所有听过金庸这个名字的人士来说，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一种如雷贯耳，仰之弥高，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
然而，对所有认识金庸的人士来说，他这个人所代表的，却是一位才气纵横，见地精辟，令人心折的长者和智者。
虽然，许多有关金庸的报道文字，都形容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严肃人物，有一副不怒自威的颜容，令人望之不禁噤若寒蝉。
可是，倪匡兄却说：“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
我所见到的金庸，就正是这么一位持重中不失活泼的金庸。
当然，我相信，最大的可能，是因为那天也在场的倪匡兄，所以，那天的金庸，就是那位不时哈哈大笑，“本性极活泼”的金庸，“是老少咸宜的朋友”。
那是4月12日，在香港，下午4时30分，我和倪匡兄一同按响了金府的门铃。
应门的正是金庸。
记得有人曾经这么形容他：“个子中等，大约175厘米左右，年轻时很瘦，后来发胖，如今体重约70公斤。脸型相当罕见，是典型的四方国字脸，很能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威严感。”
可是，那天应门的金庸，那国字脸上却布满亲切的笑意，那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不知怎地立刻令我想起那尊笑意盈盈的弥勒佛！虽然，金庸不是神话人物，而且，他那号称“发胖”的体型，比起弥勒佛的规模，至少还要差了两级以上。
不过，佛学实际上的确是金庸这几年来精研的科目，为了要能直接读佛经，他甚至还学习了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字：印度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
踏进那大书房暨客厅，但见四壁皆书，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关佛学的书籍，各种语文的都有，还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读完的《大藏经》！
这样一个环境应该是严肃而静穆的，幸好有倪匡兄不绝的笑声，加上东道主的不时击掌应和，相由心生，眼前情景便乍然一变而为如沐春风般的妙趣洋溢。
我们的访谈，就是在这样“大家随便聊聊就好了”（金庸语）的轻松气氛中开始的……
杜：首先，我想先提出一个大概一般读者都会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呢？
金：这问题我已经重复了好多次了（不禁笑了起来，倪匡更在一旁哈哈大笑），那时候我的工作和你一样，在做副刊编辑，那副刊需要武侠小说，于是就这样写起来了，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杜：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停笔不写了？
金：我第一部写的是《书剑恩仇录》，还算成功，就一直写下去，写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那是在1971、1972年间就写完了，觉得没多大兴趣了，就不写了。
杜：大家觉得，您的武侠小说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和中国历史有很密切的结合，为什么您会采取这样的处理手法呢？
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越是真实，读者越会感到兴趣。既然以古代社会为背景，那就不能和历史完全脱节。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兴趣。
杜：那么，您对自己的武侠小说有些什么感想？
全：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谈啦，把自己说得太低，读者可能竟会误以为真，岂不糟糕，哈哈！像在《笑傲江湖》里，有一个苗女问岳不群的夫人剑法是不是很高，她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相当不错，好像不大客气，说自己很低，对方会误以为真的很低，所以只好一笑不答，哈哈。
倪：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毛病，如果是西方人就不同，是不是？记得有个笑话，有个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饭后免不了说些今天的菜做得不好，请不要见怪之类的客套话。可那洋厨子在旁一听就火了，他想我今天这几道菜下了好大功夫，煮得那么好，怎么你竟然还说不好！哈哈哈！当然这是整个民族思维观念的问题，如果一个中国人待人处事不谦虚一番的话，整个社会就不会接受他了，对吗？
金（点头称是）：对，对，在中国，其实不仅是小说界，像京剧的梅兰芳，他的演技是公认一流的，可是如果你问起他，他一定会说那不行啦之类的谦逊一番。因为如果他真的承认自己是那么好，是一流水准的话，那么，不仅同行受不了，社会也会对他起反感，毕竟中国人认为谦虚是应该的。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
一阵哈哈大笑之后，话题开始从金庸的武侠小说转到中国武侠小说评价的整体问题上来了。
杜：那么，你对中国武侠小说，特别是近代这些年来的发展，有些怎样的看法和评价呢？
金：关于评价的问题，我看我们暂且不管水准好坏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我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武侠小说是真正的群众小说。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文艺观，都有一个共通点，前者说要为工农兵服务，后者也表示文艺应该大众化、普及化。武侠小说在这方面大致上是能达到的。
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戏剧也是如此，无论是京剧、越剧、粤剧等等，和西方的歌剧都完全不同。甚至像诗，也是从古诗乐府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新诗才出现完全不同的形式风貌。
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像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和西洋的七声音阶听起来就完全不同，一听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
杜：您说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那是指在精神方面还是文字形式方面呢？
全：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在形式方面，因为精神可以有现代的想法，现代的主题，不过，实际上精神这回事也不容易划分是现代还是古代的。可是形式就不同，中国的艺术有它独特的形式，不论音乐、图画、服装、戏剧、舞蹈，你一看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实际上这是文化上的特色，像日本、印度或其他文化的艺术，你一下就可以分辨得很清楚。特别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它的艺术表现一定有其独特的个性。
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
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似乎出现了一种观念，以为只有外国的形式才是小说，中国的形式不是小说。
杜：我觉得，自五四迄今，武侠小说一路来都很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甚至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也非常流行。可是，在正式的评价方面，例如一般人编写的文学史或小说史，都很少把武侠小说列入其中，或是给予任何肯定，这是一种很奇怪和矛盾的现象……
金：我想这和武侠小本身写得不好也有关，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我想一般知识分子排斥像张恨水那样的章回小说，而把巴金、鲁迅那些小说奉为正统，这个问题主要是基於政治的因素甚於艺术因素。因为这些人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有地位或影响力，而且整个中国文坛主要也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而用中国传统方式来写小说的人，就比较不受整个中国文化界的重视，甚至受到歧视。
武侠小说虽然出现的时间不算短，但写得比较好的却还是近代的事。从前的武侠作品虽然多，佳作却少见，像清末的《七侠五义》，已算写得不错的了。当然，要评定一部作品的成就，就不单是形式问题，而涉及内容，如果作品具有文学价值的话，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得到应当的评价和地位。就好像《七侠五义》这部书，鲁迅所写的《中国小说史》也有提到它，《儿女英雄传》也一样，所以这主要要从小说本身的价值来判断。
杜：那么，以您的看法，武侠小说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金：我很同意倪匡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就是不管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他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倪匡那段话的观点很清楚，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
杜：您刚才提到作品是否能感动人是否有意义的问题，那么，您是否认为，这两点就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价值的条件？
金：每个人对文学都有自己的看法，以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我不赞成用“主题”来评断一部作品。主题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文学的功能，如果要表现某一种特定的主题，一篇理论性文章会更好、更直接。
杜：那么您认为文学的功能，不是用来说教，用来讲道理的？
金：对，我认为文学的功能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至于讲道理，那就应该用议论性的、辩论性的、或政治性的文章，像我在明报上写的社评（贵报南洋商报经常转载的）。但是，这并不是文学。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您的武侠小说，主要是要刻画人性在情感上的各种表现？
金：对，就是人的个性、人的情感。中国人向来就喜欢说“文以载道”，认为文章的目的，是用来讲道理的。当然用文字来讲道理是可以的，也是极重要的功能，但那并不是文学。
杜：我看过一些有关您的评论文章，它们都指出您的作品中，具有很强烈的侠义精神，特别是义气这一方面。
金：“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有些文学作品用寓言的方式，讲一匹马或一只狗，用人的感情寄托在他们身上来表现，实际上到底动物的感情如何，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些寓言所描写的，是人的感情和个性。
文学作品要表现人类哪一种感情都是可以的，很强烈的爱，很强烈的恨。所谓义，或者说是特别的一种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当然，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
杜：这种侠义精神，在中国应该是渊源自《史记·刺客列传》那一脉侠义文学的传统吧？
金：应该是的，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杜：除了中国的侠义文学传统之外，西方文学对您的作品，是否会发生影响呢？
金：有的外国小说、电影，特别是外国的动作片，它的侠义精神也是很强烈的。西方很强调动作，类似武侠小说的地方也很多。我们所生活的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东西方交集的社会，不是纯粹东方或西方的社会，耳濡目染之下，当然会受影响了。有些新的中国画和中国音乐，受到西方艺术很大的影响，中国小说也不例外，往往以西方的表现方式来写中国的人与事。我觉得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方式来写现代的人与事，也未尝不可以试验，像张恨水的小说就很受人欢迎。
杜：以您的看法，在现代社会里，武侠小说所具有的，只有纯粹欣赏作用，还是具有其他影响作用呢？
金：文学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和功能，不过，我个人不想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影响社会的工具。我觉得这些都是副作用，艺术本身还是艺术，它并不是追求什么目的，只是追求一种美感。
人的价值观念有许多不同的范畴，科学是追求真实，像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所研究的只是真或假，不用去想到它会有什么其他作用或影响，他们不会想到发明这个定律之后会有什么好处或坏处。至于宗教的道德观念，则是在研究善与恶的问题。文学艺术则是侧重于美或不美的追求，至于真假善恶，则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这种讲法会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文学理论家喜欢把善和美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总喜欢谈论某一部小说对人们有什么效果，那首音乐对人们又有什么好处。有个笑话，说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坐在一旁的倪匡又再笑出声来，说乐圣贝多芬可是一个脾气怪得透顶的家伙。）对，贝多芬自己的性情却一点也不好到那里去。哈哈，所以，我觉得听音乐只要觉得好听不好听就可以了，至于听了之后你会变得好一点或坏一点，相信不会是音乐家作曲时想追求的效果。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一般交响乐究竟是要表现什么，大概连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一直要去解释，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是表现人对命运的奋斗、抗争；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是表现月光的意境等等。其实它原来未必是那么一回事，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音乐很抽象，人们给它添上各种解释，那也无所谓。小说是具体的文字，人们就很喜欢研究某一部小说对人是有好影响或坏影响，对世道人心有没有贡献。当然，一部作品的影响是有的，不过，作家在写的时候，有的人也许会怀有这个目的，我本人则不大想。我如果想写这些人的话，我只侧重于描写他们的情感、个性，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杜：这么说来，您的小说主要是透过刻画书中人物的个性，去表现和反映人类的情感，希望给读者产生一种真实和切身的感受？
金：对的，我只是希望写得真实，写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常注意到的情感都发掘出来，表现出来。当然武侠小说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会这么紧张和惊险，就像倪匡在科学幻想小说中老是碰见外太空人一样，我们大家都没见过。（笑）
杜：也许他那么多小说材料，根本就是外太空人用脑电波传达给他的哩，哈哈。
倪：（哈哈大笑）：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外太空人哩！哈哈。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不管大家说它多好，可是你根本就看不下去，这样的小说又有什么用处？
金：我想这是某些文学批评家所造成的风气……
杜：对，实际上我想，如果曹雪芹当初会想到他那部当时卖都不一定卖得出去的《红楼梦》竟然现在会这么伟大的话，我想他说什么也写不出这部小说来。
金：对，如果作家在动笔之前一心想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他一定写不出来，就算写得出来，也一定不会伟大到哪里去。
倪：不过，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小说还是好看的居多，像明朝的《警世通言》、《拍案惊奇》等等那几部小说，写得都很好看……
金：我想这和文化传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拿给外国人看，他可就觉得没什么看头了，所以这和民族性格大有关系。就像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像《红楼梦》，外国人看它主要也是基于研究性的，一般的外国人不见得会喜欢看，像那些外国家庭主妇，办公室文员，怎么会去喜欢这样一部男女关系搞都搞不清的翻译小说呢？
倪：哈，套用《水浒传》里的一句粗话，就是简直看得“淡出鸟来”，哈哈！因为他们可能看都看不懂，哪能谈什么象征，谈什么意义呢？
金：当然，在这一点上我和倪匡是志同道合，不过可不是什么正统的文学观点啦……
倪（打着哈哈抢着说）：“嘿，你怎么这么长他人志气？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是正统，哈哈。”
金（笑着说）：对，对，通常正统与否和流行与否有关，一般流行的说法往往就会被推许为正统的……
倪：不，不，流行也不一定就是正统呀！其实不过是主张那些观点的人地盘多些吧，一般人的观点不一定和他们一样……
（这一番抢白，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金（点着头）：其实，也许持我们这一种观点的人会更多呢……
倪（又是一轮快攻）：当然多啦，你不信只要看一看小说的销路好了，对吗？
金：今天《明报》上，就有一篇徐速的文章，题目叫《香港文学那里去了》，他们说的文学，就不包括我们这些作品在内。
倪：我觉得古龙讲的一句话最好，他说：我们这些人什么文学奖都别指望拿到，不过，我们却可以得到群众奖。群众喜欢我们就好了，教授喜不喜欢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吗？
杜：可是金庸的小说也大受教授专家的欢迎呀！
倪：对啊，所以金庸小说伟大就在这里嘛。上至大学教授、内阁部长，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爱看，可说是真正的雅俗共赏。我觉得写小说能写到雅俗共赏，是最不容易的事了。对吗？正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要热闹与门道兼具，是最难的了。
金：一般文学批评家可是看门道多，看热闹的比较少了。
倪：门道？老实讲，那些门道也是文学批评家自己造出来的，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每个人都看不到，但都说好。要不然你就是看不懂，是外行，没水准，不是吗？
杜：对！就像现在人人爱看金庸的武侠，而且人人赞好，结果谁也不敢说金庸写得不好了，对吗？
金（开玩笑地说）：这就是造成一股声势的好处啦，哈哈。
杜：这么说来，您的文学观念倒是蛮“正统”的嘛？
金：嗯，其实我的观点是群众观点。我觉得，就借共产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说法来说吧，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作品，工农兵怎么会看得懂？就以刚去世的茅盾来说，你把他的《子夜》和一部武侠小说一同拿给工农兵看，你想他们会接受那一种？他们一定会喜欢看武侠小说。《子夜》那类的作品写得自然很好，虽然说是要为群众或工农兵服务，可是究竟有几个工农兵真的会喜欢看它？这是不无疑问的。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文学史至少在这方面，似乎应该有重新评估和纠正的必要了？
金：这要看哪一方面而定，在反映社会背景或写作的深度而言，《子夜》在反映旧上海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方面，当然有它的功能，至少可以记录当时的社会实况，或甚至所谓可以为革命服务之类，这一点当然是武侠小说所没有的。
倪：其实我觉得就算要表达一种很正确、很严肃的主题，我们也可以用很好看很引人入胜的手法来写，效果不是更好？干么一定要写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不过，老实说，《子夜》在这当中还算是写得好的了，有些更是简直叫人看不下去。
（这段话看似“强词夺理”，其实别有一番“反潮流”的大道理在其中，听得大家大点其头。）
金：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作品的确是有它的长处和价值，不过，如果口口声声说它是要为群众服务，可是群众到底是否看得懂，却大有疑问。这样的矛盾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欣赏，可是工农兵绝对不能欣赏。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应该能够尽量让大多数人接受呢？
倪匡刚才那个说法的确是偏激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我觉得任何东西，包括文学在内，总得要有些是高级的，一些中级的，一些是普通的。就像汽车，无论是劳斯莱斯或是普通的小轿车，都应该制造，因为各有喜欢它们、用得起它们的人在使用它。又好像手表，有人专戴名贵的，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戴那些普通的手表一样。小说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小说可以说是适应群众需要的。有些学者喜欢去钻牛角尖，我们当然也不会去反对。
倪：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都是和群众脱节的，就像那些影评家一样，他们说好的电影一定不卖座（笑）。也许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老是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根本就不去留意一下群众的心态和观点。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好的文学批评家和影评家还是有的啦，可惜大多数的这些什么家还是和那些看皇帝的新衣的人一样，哈哈！
（又是一阵哄堂，好一阵子方停。）
杜：那么以您自己的观点而言，您对小说有些什么基本的要求？
金：在第一点上我是和倪匡一样，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因为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好看。其次，如果一部小说单只是好看，读者看过之后就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意思。如果在人物刻划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能够令读者难忘和感动，印象深刻而鲜明的话，那就是又进一步了。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
杜：反映哪一部分的人生？
金：当然人生的各部分都可以，也应该加以反映，不过，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因为小说不是流水帐，不能单纯地把所要描写的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小说是要比较精炼一点，所以，应该侧重于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例如你描写一个学生，你不可能去仔细地记录他上午念英文，然后念数学种琐细的事务，而会去选择在某一段时间里，对他最具冲击力的一件事来刻画和描写，这才是小说。
杜：近年来，由于视听式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普遍和越来越受欢迎，例如在新马一带，电视连续剧便是最受群众欢迎的娱乐方式。在这种情形下，有人便担心它可能会对小说构成威胁，像夏志清甚至还担心文学将来会被这种视听大众传播体所取代。对这种现象和可能出现的趋势，您有什么看法？
金：我的基本观点是，整个世界都是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即使将来所有文字都消失了，也不稀奇。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太值得担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小说还是会存在的，至于千百年之后，全世界可能就不再需要文字，那么小说当然可能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也会各有偏好。就短期而言，小说必然还会继续存在，长期而言，如果人类进化到不再需要文字这种表达形式的话，那么小说就不会存在了。甚至像电视连续剧这种表现方式，也会被另一种新形式所取代，这是不足为奇的。
就像当年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美国出现了无线电这种新玩意儿，当时办报的人都很紧张，担心无线电的新闻会取代报章，后来电视又出现，大家就更紧张了。然而，时至今日，报纸还是存在着。当然，如果没有电视，报章的情况会比较好些，至少不会被电视抢去那么多广告。（哄堂大笑）然而，虽然面对这样强的竞争，报纸还是能够存在，因为毕竟各有各的群众基础和特色。
我想，小说和连续剧的关系也是一样，虽然目前也许连续剧的观众会比小说多，但小说也不会因此就立刻被淘汰。
杜：谈到办报的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明报》虽然在销路上不是第一大报，可是，它的素质和水准，大家都公认是一流的，对于这种成就，您个人有些什么感想呢？
金：就个人而言，自然是感到相当满意。一般而言，报纸总是分成两个极端，这在英国是特别明显，一种是以质量取胜的，另一种则是流行性强的。当然，从办报者本身的理想而言，总是希望能够办一份比较好的报纸，销售量倒在其次。以《明报》目前的情形来说，我觉得内容还是不够好，还是可以有改善的地方，这是坦白话，绝对不是谦虚之词。
杜：这次在台北和一些朋友，特别是沈登恩，大家在谈起《明报》和您的时候，大家都对您这份报纸的水准和素质推崇备至。正由于如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和使命感在推动您，使您会办出这样一份高水准的报章呢？
金：我个人一离开学校就进入《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杜：关于这点，刚才您提到舆论，提到理想，提到最好的目标，这使我想到您那有口皆碑的《明报》社评。这里，我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请问您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您的社评为什么写得那么好？
金（微笑）：这是承蒙大家看得起了。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这个原则维持了二十多年，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各种威逼利诱是很大的。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我是怎么伟大，能够不为威逼利诱所动。只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够了，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这样，利诱就容易抗拒了。因为你给我很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一番事业就这样卖给人家，就真是太可惜了。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利诱和威逼。
杜：听说您最近正专心于潜研佛学，为什么您会对佛学发生兴趣呢？
金：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
刚才我曾说过，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探讨真与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是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以讲的。
倪：每个人对佛的领悟都是不同的，连释迦牟尼的弟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悟。
金：对，这要看个人的个性和经验而定。
杜：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您这样在创作和事业上都达臻巅峰状态的“一流高手”，从创作心理而言，内心是否会感觉到特别寂寞呢？
金：“一流高手”是绝对谈不上的，这不是谦虚，是自己真正的感觉。“巅峰”这句话是不太适合，也许用在小说还可以，假如巅峰是指今后我自己不再有进步的话（笑）。至于事业和学问，肯定地离巅峰还很远，因为相信《明报》还会有很多进步，我自己也还不断的钻研与学习。至于寂寞感的问题，我觉得，像一般写作人，或宗教信仰不强烈的人，到了一个时候，可能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出路，于是便滋生了孤独或寂寞的问题。就我而言，倒没有这种寂寞不寂寞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宗教信仰很强的人，我知道做人为了什么，就没寂寞与否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