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文人论武——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
刘晓梅
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授、讲师四十余人和金庸先生谈他的武侠小说面面观。首先由新亚书院院长、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轻松的拉开了序幕。
金耀基：可惜地方太小，使许多想来参加的朋友没有座位，可见查先生吸引力之大。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射雕英雄传》的时候，立刻着了迷，再一看作者姓“金”还是本家，佩服之余立刻去查作者生平，这一查才知道作者不姓“金”姓“查”。查良镛先生的小说恐怕大家不能不承认，是在武侠小说里面开辟了新的面貌，卓然成家。我二十年前看了《射雕英雄传》之后就不敢看了，这原因是怕过分着迷。小说我是不看了，因为它太迷人，但是查先生在报纸上的社论我一定看，短短几百字，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得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查先生是“有得弹”（没人比得上的意思）。今天很感谢查良镛先生，能接受我们邀请，来做文化的聚谈，我们谢谢他。首先，我们想请查先生谈一谈武侠小说跟文学的关系。
金庸：我个人的梦想是将来退休之后到沙田买间小屋，天天到中文大学来旁听，研究学问，今天有机会和各位聚会，极感荣幸愉快。
我最早一部《书剑恩仇录》是1955年开始写的。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常常有人提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种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现代一般文艺小说，似乎多少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跟中国古典文学反而比较有距离。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现代中国艺术中间，跟中国传统比较接近的，一个是戏曲，还有一个是国画。其他好比小说、新诗、音乐、话剧，电影更是不用讲了，跟西洋艺术形式更接近，与中国传统艺术距离反而比较远。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根深蒂固的。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
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因此，如果武侠小说的情节离谱，一般人在观念上就很难接受。
高木林（艺术系教授）：现代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跟现代的社会教育之间，应该如何来配合？
金庸：我想这个问题很大，对教育问题很多人有很多想法，我仅能讲我自己的看法。
我跟电影界朋友很熟，以前我曾在电影界工作过一两年。在香港一般人认为电影是娱乐，不必要有教育加进去，消极的不把人教坏就好。事实上，积极的要把人教好，对这里的电影界来说并非必要。
长期来，一直有这样的讨论，艺术该不该为人生服务，文以载道是不是必要，两派的争执总是存在，也难说哪派对哪派不对。
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不一定需要跟教育作用连系起来，艺术主要是在美的范畴内，而道德是在善的范畴内，美、善可以统一，也可以不统一，这是永远有争执的。我想这是个人信念的问题，基本上，小说与电影又是大众所接触的，所以，不要故意违反社会公认的道德就好。
陈方正（物理教授）：您的小说中，常被传统道德有所质疑，似乎有意无意间对传统道德提出探索。我们读者，多数一半接受西方思想，一半受传统教育影响。您的小说迷人就在这里：表面上是推崇武侠，骨子里令人思考各种价值。例如《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恋爱，例如《天龙八部》中，汉人与契丹人的斗争。这是神来之笔，还是有意安排？
金庸：陈教授这个问题，我只能讲讲自己的经验。
每部小说我先确定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再配上情节。至于对中国传统有疑问的问题，对真理探索的问题，不是我构思的重点。后来发展下去，自己的想法就自然的融了进去。
好像我念中国历史和其他书籍，常感到中国古代汉人不论怎样对待异族，正义却永远在汉人这一边，我感觉不太公平，这种想法自然反映到小说上。
刚才讲到中国人总有很多基本上的传统想法，但以我多年来在香港对婚姻、爱情。许多事务的看法，都是很现代的。如果说武侠小说纯是反映中国旧社会，譬如着重描写一夫多妻制的话，现代中国人还是不接受的。
李杜（哲学教授）：武当派啦，少林派啦，他们的功夫在中国传统上都是了不得的。我看了您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觉得里面有点意思，好像武当、少林以后都不怎么样了，反倒是波斯之类的异地，另有杰出人才。我猜想，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文化发展到现在，传统的东西遗失掉了，要另外去找，有点否定传统的味道。
金庸：有几部小说，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有否定教条主义的想法，我比较信服理性的思想结构，主要是近代罗素、卡尔·波普等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对儒家思想绝对化的反思，这种想法恐怕对近代知识分子来说十分普遍。我想真理本身也有它相对的意义，社会变迁，真理也可能改变。有些事情的道理，千万年不变，我个人绝不相信。事实上，中国思想上的狂热分子很多，不单在政治上，甚至科学上也一样，许多科学理论以哲学观点来批判的话，它也不一定全是对的。
我写某几部小说时就想到这个问题。少林派、武当派是对抑或是错，都不一定，可能会根据环境而有所变化。我相信多元主义可能更合理一点，事情不要绝对化。少林、武当并不坏，其他好的东西同样也多得很。
乔健（人类学教授）：旧小说里，《七侠五义》、《水浒传》等偏重传统侠义气概，而《封神榜》、《西游记》等又以神怪取胜。您的小说似乎融合两者，而招式、武功远超过其范围，可说悬奇得很。请问这两类旧小说，侠义和神怪，您受那样影响较大？
金庸：我想《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是有影响，而较近的武侠小说作家白羽、还珠楼主对我也有影响。还有一个传统来自西方古典书籍，法国大仲马，英国司各特、史蒂文生，在故事结构上对我有影响。
至于故事很夸张，则来自近代武侠小说。民国初年到现在，上海及北方有很多武侠小说，虽然比较粗糙，但难免受其影响。
反而《西游记》、《封神榜》，相信影响不如近代武侠小说，玄过头了
刘述先（哲学教授）：有两个问题。第一：您的小说突破传统，您怎样突破自己？第二：您最得意的作品是那一部？
金庸：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我一共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我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娱乐自己的成分很大，后来一部就写两三年，书中人物天天出现，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如果时常重复，自己都不想看了，读者也不会被吸引。
我比较喜欢最后的一部《鹿鼎记》。书中男主角韦小宝完全是一个叛逆的角色，说谎、整人，唯一会的功夫就是挨打时就逃，谁都没有他溜得快。我的目的是希望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有一些自省的意义。我的一些对文学有兴趣的朋友，多数也比较喜欢这一部。
胡玲达（教务处雇员）：讲起韦小宝，我真想不出他哪里来那么多花样，是不是您亲身经历？
金庸：我没有韦小宝那样本事，韦小宝几秒钟里想出来的花样，我有时要想好几天。
张清如（数学系教授）：我看过一百多部武侠小说，但一旦看了您的武侠小说，再看其他的似乎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您刻画心理一波三折的变化，我猜想您不会武功，可是编出来一大堆功夫都合情合理。当然您写的一些太极拳招数，那是现代的太极拳，都搁到五百年前了。而其他招数却也很恰当，您是怎样想出来的，我希望知道。
（金耀基院长插语）：张教授是太极拳高手。
金庸：很奇怪，有些数学家喜欢看武侠小说，例如陈省身先生、李政道先生。
张先生问我是怎样想出来的，只是胡说八道嘛！没什么道理。有些招数凑一些比较好看的名字啦，好像跟诗词有些关连。
您批评得很对，太极拳一路发展下来，我把一些招数推回五百年前。事实上五百年前是什么名称，现在可能也不容易知道。
刘殿爵（伦敦大学教授、中文系客座教授）：您的文字极好，小说中所用的字几乎一点洋气也没有，在修订本中，有时还刻意把较摩登的语气改过来。您有没有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写些文章？给年轻人一个避免喜用欧化语句的概念。
金庸：刘教授这样推许很不敢当，我想武侠小说讲古代的事情，用现在的语句是不适当的。不过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宋、明人到底怎样讲话，我们无法知道。元朝的白话文我们现在几乎看不懂。我用的是我们想象的古代话，不是古人的古代话。
在武侠小说中，我认为叙述和描写部分用现代语法是可以的，如果是人物对话，就会破坏气氛。
英国人写历史小说不用古英文而用现代英语，古英文已完全不用。现在中国文字还是很多白话与文言并用，不过古人如果冒出一句：“我有一个问题要跟您研究研究”，这讲法总不太适合。
我书中有些描写叙事部分，也是避免用文艺腔，但不是很干净的，我在努力避免。有几部倒是故意不避免，例如《连城诀》与《飞狐外传》。
黄维梁（中文系教授）：您的人物多半不一定好就好到底，或是坏也坏到底，不知道您有没有受到英国近代文学批评家Forster（福斯特）的所谓“圆形性格”的影响？还有写法上，譬如张爱玲、白先勇，受《红楼梦》影响很大，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金庸：倒不是“圆形性格”的理论，主要是人生经验。很多人你很难说他是好是坏，这不像京剧脸谱那样善恶分明。在西洋文学上也早有这样的描写。我个人不太相信所谓文学理论，很抱歉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多。
至于文字的问题，很难讲受什么书的影响，是自然形成的。譬如我读《资治通鉴》，总是兴味盎然，古文的简洁高雅，其文字之美，一直是我希望学到的。当然还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