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愿进牢门
1952年
实际上莫罗卡博士放弃了在塔巴·恩丘的繁忙事务，此时西苏鲁在约翰内斯堡的非国大总部承担着主要工作。1952年1月21日，他们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非国大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实现非洲人的合法要求。而政府从未理睬过合作的要求，多年来却不断加剧镇压，致使如今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对非国大来说，保持沉默就是背叛自己的使命。那些加剧紧张局势的法律当中包括通行证法、集团住区法和镇压共产主义法。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法律，大会将在4月6日举行示威，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出来的是干巴巴的回答。他指责西苏鲁不去与土著事务部部长进行交涉，并对他代表非国大讲话提出质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无差异的说法自相矛盾，“特别是当考虑到这些区别是永久性的，而且不是人为的。”政府无意取消那些法律，因无论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是压迫性和卑劣的。它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工具制止任何动乱，并会“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莫罗卡和西苏鲁回答说：非国大从没有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当渠道”。他们又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物学”，而在于“公民权”。“只要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恰恰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正在为获取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基本人权而进行抗争。他们最后说，人们已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发动群众运动。“我们愿意强调声明：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什么动乱，即使发生，也不会是我们所为。”
4月6日，当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登陆300周年时，非洲人也聚集到各个中心：在东开普，数万人聚集在一起为自由祈祷；在约翰内斯堡，莫罗卡博士面对着自由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庄严宣誓：我们要把我们头脑中、身体中和心灵中的全部力量聚集在一起，一定要让我们的恶劣生活环境不再持续。他号召组成蔑视法律的万人志愿者队伍。
曼德拉和卡恰利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开始招募志愿者。曼德拉在服装工人工会礼堂对大约200名非洲人和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发表讲话，对他们进行指导并出主意。他指出：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暴。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他们都绝不能还手。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纪律。绝不能乱吵乱闹或出现任何酗酒现象。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并且要干净整洁。一位印度人说，曼德拉与志愿者们很快就建立了亲密友情，他自己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
曼德拉来到开普敦。一个对这个国家种族歧视现象早已熟视无睹的南非白人是这样描绘他：“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去盯着马路的另一边看，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雄姿。他仪表堂堂。不光是黑人，连白人、包括白人妇女也都转过身去崇敬地望着他。”
非国大的纳塔尔主席是卢图利酋长。他较晚担任大会领导职务。他和奈克尔博士全身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意义深远的历史新篇章将在这里揭开。印度人特别为他们加入到非洲人的自由歌声中这一新经历而感动。这些歌声伴随着每一名前来的志愿者。
政府的第一次报复行为是以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为依据列出500名男女名单。这样，这些人组织集会或发表演说就成了非法行为。马克斯、科塔尼和达杜召集起群众集合以示抗议，但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
6月26日是非国大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的周年纪念日。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在冬天的早晨，一群斗志旺盛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妇女，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去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马伊布耶！阿非利加！”㊟他们欢呼着前进，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遭到严阵以待警察们的逮捕。他们被带到车站的另一侧，令他们高兴的是还要通过一座“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一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喝彩声。这群人中的领头人被判30天徒刑，其余的人被判15天的监禁。
在750英里以外的德兰士瓦，一位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和西苏鲁一道带领着52名蔑视运动参加者进入了一块非当地居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遭到逮捕。
这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此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须有特别准许才可外出。他本想躲避逮捕以继续组织群众，但是这时他发现自己也被警察抓住。警察已经逮走了志愿人员，志愿者高唱着他们自己的国歌登上警察捕人的车，被送往监狱。
曼德拉获释后，他看到这场运动象“野火般”地传播开来。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隔离制度。老一辈蔑视运动的参加者们回忆起早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他们的目标只是证明他们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抱着发动一场根本性变革的期望面对着白人当局，精神倍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象征。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我们的土地哭泣。他们夺走了它，他们夺走了它，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个白人警察向两个据称偷了一罐油漆并拒捕的非洲人开枪。随后的一场混战中，这个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溜之大吉。留下一群愤怒的群众，他们向火车站发动攻击，开始了一场暴乱。7个非洲人和4个欧洲人(无1人是警察)被打死，27人受伤。
西苏鲁立即赶到现场调查。非国大谴责这种暴力行为，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然而政府的反应却是将警察的镇压行为进一步升级，在整个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施通行证法。在一次非国大举行抗议罢工后，雇主竟解雇了上千名工人。在金伯利和东伦敦还发生了暴乱，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更多的人受了伤。在东伦敦，人们一见白人就打。他们先看到了一位跑来救护受伤者的修女和一位保险业业务员，两者均被打死。
政府对52名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的终身禁令，使蔑视运动停止了。在征召的1万名志愿者当中有8577人做出响应，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被废除。事实上，政府还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制度。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在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漏洞，并且缺少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受到了政治洗礼。非洲人国民大会估计其成员人数从7千人猛增到10万人。
曼德拉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以代替刚刚被宣布禁令的J·B·马克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人们对他的领导抱有极大的期望。他的朋友坦博注意到，他并不是雄心勃勃想当什么官，而是克己奉公，只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员。但他却具有群众领袖的天赋，能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他称颂那些为蔑视运动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职业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荒疏了业务的专业人员。蔑视运动已经向人们表明人民大众怎样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它还为人们表达对政府的愤怒提供一个有力的手段。它激励和唤醒了人民，把他们从“被征服、被奴役的顺民改造成一个勇于战斗、毫不妥协、同心协力的集体。”
曼德拉也同样受禁令的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和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有同样遭遇。
曼德拉被禁止在6个月内参加集会，也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他说道，“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出于偏见，或许是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诉讼程序所产生的。”
另外还增加了几项严酷的法律：对任何人“以抗议方式或支持某项运动的方式反对法律”的犯罪行为，将处以3年监禁、300英镑的罚款、10下鞭挞，或是三者中的两项并用。对于那些用言行鼓励他人触犯法律以示抗议的人，增加200英镑罚款或2年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