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能继续呼吁和平吗?
1961年
南非政府确信，非洲人的抗议斗争已因非国大和伐非大会的被取缔和紧急状态下的大搜捕而被镇压下去。但是在叛国罪审判案对被告的限制结束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狱中的其他领导人已在一起拟定了新的计划。根据卢图利的批准以及根据该案件被告将被宣判无罪的推测，曼德拉被推选出来在危难之际承担领导责任。
他十分清楚其中的含义：其他组织者为了免遭警察迫害，身份一直保密。只有他在党转入地下后，必要时还得公开露面组织群众活动。他必须牺牲家庭生活(本来就没多少)，还要放弃律师职业。正如他1962年对法庭所说的那样：他不得不过一种长期被警察跟踪的生活，不能与亲人团聚，随时可能被拘留逮捕。他说这比坐牢还要难受。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绝不会选择这种生活。“但是，这样的时刻有时会到来，就象我的生活已遇到的那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他只能过着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给他。”他强调说，没有妻子的激励、支持和鼓舞，他根本不能象现在这样行动。
当他对温妮说完那些令人悲痛的话——“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后，便驱车前往彼得马里茨堡。大部分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地区、代表着政治、宗教、体育和文化组织的1400名代表聚集一堂，在1961年3月25日召开了“全非洲人大会”。
正如一位代表所说，曼德拉在被迫沉默10年后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十分振奋”。代表们不分昼夜地讨论政府政策所导致的严峻政治形势。有一位代表特别使曼德拉感动。他曾反对班图地方政府，他发现当决定的时刻到来时，人民被其信赖的他方政府领导人抛弃了。他说，在这次大会上他感到精神振奋，信心十足：“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曼德拉从他身上感觉到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大会要求“国民大会的代表由选举产生，他们必须是成年人，不受性别、种族、肤色、信仰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国民大会必须有“最高权力”，以便为南非“制定一部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新宪法”。这个要求第一次提来是在8年前。8年来，当局实行的压制不断增强。
大会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行动委员会”，负责向政府转达上述要求。如果政府不召集国民大会，全国就举行示威活动——待在家里3天，日期定在5月底，恰好在白人南非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日子。曼德拉离开大会向卢图利汇报，然后又回到比勒陀利亚听取最后判决。从唯一一部有关判决的电影上可以看到，他身穿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精神抖擞。离开法庭后，他转入地下工作。对于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要伪装乔扮是很不容易的。正当他在全国各地秘密活动时，当局发布了通缉令。他仍四处奔波，指导工作。当警察追踪太紧时，他就隐蔽消失一段时间。在一个警察进行恐吓和收买已延续好几代人的国家，告密者无所不在。曼德拉发现在非国大领导人因禁令而失去联系的农村和开普敦穆斯林群众中，组织动员工作尚有很大潜力，他说，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则你无法体会。”他喜爱乡村生活，但在被当局限制活动的年月里，他几乎忘记了这种生活。他到各个黑人城镇活动。在索韦托，他在晚上会见下班回来的工人。他还到各大城市活动，会见工厂工人和一批批印度人。在伊丽莎白港，他住在谢尔大街诗人本尼斯·布鲁特斯夫妇的寓所里；当他在新布赖顿召集开完会议会，就回来教诗人的小儿子打拳。回到约翰内斯堡，他只在深夜回家探望家人。他处处小心谨慎，尽量不累及他人。有好几次他逢凶化吉，死里逃生。一次为了迅速逃离，他不得不在一所住宅的二层楼上系绳子跑掉。
他不断躲避警察，因而被报界称为“黑人平珀诺”。“平珀诺”是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他英勇无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功地躲避了警察追捕。曼德拉遇到过种种困难，其中一件就是他在约翰内斯堡化装成司机所驾驶的唯一一辆汽车经常抛锚。
曼德拉与沃尔特·西苏鲁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西苏鲁博学多才，精明能干，平易近人，且擅长决策和组织。多年来曼德拉从他身上以及从他的经历中学到很多东西。曼德拉学会了如何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打交道，他在会见白人报纸编辑和不赞成“待在家里”运动的自由党领导人时，强调共同点并说服大家联合起来。他秘密会见他们，向他们解释自己的主张，听取他们的意见，再阐释自己的看法。如果碰到对方的批评，他从不记恨在心；他总是富有幽默感。
一家荷兰裔白人报纸载文警告说，南非的“敌人”正在使南非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曼德拉还把传单寄给黑人学生，介绍彼得马里茨堡大会发出的“振奋人心的行动号召”，指出班图教育的“奴役”性质。他说，最近的入学考试成绩鲜明的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恶果，如果不把国民党人赶下台，更悲惨的后果将接踵而来。后来学生们响应号召，在示威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知道他的人民没有兴趣辩论南非究竟应当与君主制的英国继续结合还是建立布尔人自己的共和国。但是，这是采取行动的适当时机，能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黑人的要求上来。他说：“我们赞成建立一个根除种族歧视、使全体南非人民享有公民权的民主共和国”，不赞成那种已使南非在全世界无地自容和声名狼藉的白人至上制度。
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在不同种族的自由派、宗教界和学术界中得到赞成。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避免发生再次沙佩维尔事件。4月24日，曼德拉代表全国行动委员会致函南非总理，声称白人共和国一旦建立，这个“因其令人憎恨的政策而臭名昭著”的政府，“将对非洲人的权利和生活现状继续发动更加野蛮的进攻”，对此他深表担忧。认为只有召开“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才能避免出现危险局面。
他介绍了准备进行的示威活动。接着他说：“我们对你的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抱任何幻想”，“最近一年来，我们经历了严酷的独裁统治”。然而，“我们却没有被武力和暴力的威胁所吓倒”。
鉴于过去和政府发生的对抗，他对非洲人的条件能否得到满足不抱希望。南非总理并没有答复，只在议会承认他收到了曼德拉的信，并称这封信带有“威胁”口吻，态度“狂妄”。
5月上旬，曼德拉致函议会主要反对党——统一党的领导人，指出支持召开国民大会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他直率地说：“必须作出抉择，或者通过谈判消除分歧，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他呼吁说：“现在还不算太晚，”“你们发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很可能成为我国历史的转折点，它将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它将孤立国民党政府，并将显露出它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府。”
统一党以白人中产阶级为基础，在矿业、商业和工业中势力较大，但这个党行将就木，它的领导人没有答复。
示威活动采取了从5月29日起3天待在家里的形式。5月下旬，警方开始大规模搜捕，这一次仍然没有抓到曼德拉。警方不仅逮捕了领导人和组织者，还以违反通行证法为由拘留了数千名群众。正如曼德拉指出的，他们都是无辜的群众。全国各地集会被禁止，印刷所遭到搜查，罢工传单被没收。
维沃尔德总理发出严厉警告，斥责“煽动者”、“普通群众”中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和“某些报纸”鼓吹召开国民大会的行为是在“玩火”。谁支持召开国民大会，谁就要为进行共产主义活动负责。
甚至连自由派的英文报纸也不再客观报道，而警告人们不要响应曼德拉的号召。他们也拒绝刊登曼德拉的声明，而在这篇声明中，曼德拉抗议警方逮捕数千人，并对警方捕人的“文明”方式表示“敬意”。他说，警察在示威活动之前抓人是想先发制人。他本人通过了警察设置的路障，但他的人民却被逮捕。难道全国没有必要知道他对如此重大事件的态度吗？
尽管曼德拉断然否认有这样一个计划，《兰德每日邮报》还是刊登了一个纯系内奸捏造的所谓煽动非欧洲人侵占城市的“秘密计划”。
曼德拉走访工业区，散发紧急传单，再次呼吁“待在家里”：
南非人民！抗议仍在进行，逮捕不能阻拦我们……全民有选举权，全体工人有合理工资，废除通行证法，结束少数白人的统治，我们不要怕维沃尔特，我们决不动摇待在家里的决心……不要被吓倒……在我们生命终结之前去争得自由……
随着外国记者纷纷拥入约翰内斯堡，报纸刊登了题为“新闻记者抵达约市报道最新动乱”的头版文章，预示着又一个沙佩维尔事件即将发生。伦敦《观察家报》记者对当时背景作了如下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征兵动员中，各大城镇组织了几十个公民自卫队和突击队。在战略要地设立了营地；载有装备给养的重型车队沿着矿带㊟缓缓行驶，直升飞机在非洲人居住区上空来回盘旋，用探照灯对房屋、庭院、土地和无灯区进行搜索。数百名白人宣誓担任临时警察。几百名白人妇女在周末练习打靶。枪支商店的左轮手枪和弹药已被抢购一空。各地取消了警察休假。发电站和其他基本服务设施配备了武装警卫人员。萨拉森装甲车和运兵车在各个黑人城镇巡逻。警车也四处巡查，电台广播着，参加罢工的非洲人将被解雇和勒令迁出城镇。
1961年5月29日，星期一，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不顾失去工作和住房的威胁，响应了曼德拉的号召。在德班，印度人工人加入了罢工；在开普敦，有色人工人也首次加入这一活动。这同警方的宣传大相径庭。被警方控制的南非广播公司大清早就宣布说，各地的工人没有听从“待在家里”的号召。当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广播说一切都“正常”，第二天广播又说一切“恢复了正常”。在伊丽莎白港，第二天有75%的人参加罢工，在另外几个地区，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示威(警方最后承认在约翰内斯堡参加罢工的占60%)。
曼德拉赞扬了这一“伟大的响应”，称赞这是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们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结果。他们“不顾当局最严厉的恐吓，不怕警察特别分队的追踪，坚持在警察经常巡逻和特务与告密者时常活动的地区开会和活动”。他说，吸引各国新闻媒介关注的不是南非白人共和国的庆典，而是广大群众拒绝白人共和国的“振奋人心的运动”。
但是无可置疑，全国范围的反响却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宣布取消罢工。那天早上，伦敦记者在约翰内斯堡市郊白人居住区一幢陈设简陋的住所里采访了他。曼德拉身穿条纹运动衫，看上去一点也不象一个密谋者，在欢迎记者时，他还发出爽朗的笑声。一位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罢工已经失败？
他回答说：“按照政府采取的镇压步骤来看，罢工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介绍了工人在罢工中蔑视警察、军队和雇主的勇敢行为。政府一心想杀人。人民已经绝望，绝望的人最后会采取报复行动。
他严肃地补充说：“如果政府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会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头脑里，非暴力政策一章正在结束。”那天晚些时候，他在接受伦敦一个电视摄制小组的采访(后录制成唯一保存下来的关于曼德拉的新闻片)时，也发出了同样严肃的声明。
他和同志们一起分析这次罢工的得失。他们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非国大被取缔仅仅14个月，它仍然在整顿组织，对习惯于公开活动的干部们进行训练。你既要从事秘密活动，又声明你实际上是在秘密活动——那将导致被捕，怎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考虑过人们对非国大时常提出的一个批评：这次罢工没有涉及到面包黄油。他不同意这个看法。要求召开国民大会毕竟是指“一人一票，这是关系到我们前途的关键”。然后他又回到非暴力问题上：“全国上下不断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当我们面对的政府采取野蛮行径给非洲人带来无数痛苦和灾难时，继续呼吁和平与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确？”
他在心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61年6月26日“自由节”这一天，他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出了新的斗争方式。当时，他能具体说明的只有“不合作”。非洲人民将要求国外的千百万朋友利用外交、经济及其他种种方式抵制与南非的来往，并进一步孤立南非政府。他自己将继续从事地下斗争。
他向他的人民保证：“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和政府进行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你们准备做什么？是加入到我们的行列，还是与政府合作，帮助它来压制你们同胞的要求和愿望？……或是在关系到我的同胞、我们的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和中立？就我自己来说，我已作出抉择。我不离开南非，也绝不投降。”
南非历史上的新纪元将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