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斗争的基础
1971—1978年
有一次曼德拉说：“南非的监狱想使我们放弃战斗，使我们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我们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些人不仅被当作犯人，而是也被当作黑人对待，这样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它加强了他们的反抗。
到70年代初，他们顽强地表达的不满再加之国际上的压力，赢得了虽不大却有意义的改进：牢房里有了一张桌子、一个板凳，冬季有“权”在读书时用条毯子围在身上；有热水洗澡；院子里有了一个排球场，它后来改成一个网球场。他们要求踢足球但被拒绝，因为这意味着走出隔离区。在室内，他们有乒乓球和国际象棋，每月有一场电影，每天晚上放录音音乐。但是吹口哨仍要受惩罚的。更重要的是，接触新闻的要求一再被严辞拒绝，从事木工和编篮子之类创造性活动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由于曼德拉最初在1962年判刑，他得到许可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位，但在政治犯大批到来后狱规进行了更改，及时得到最新书籍以完成课程变成不可能了。接着，当局又禁止政治犯修习研究生课程，这严重剥夺了求知的要求。曼德拉转而学习经济学，并且因不许学法文和德文，就改学高年级的阿非利堪语。
经过在石灰矿坑多年劳动，他不是唯一视力减弱的人。由于他患高血压而且腰部不好，狱方做了一些让步：给他一张床，板凳换成椅子，并给予无盐伙食。象利沃尼亚案其他人员那样，他从D类升到C类，然后又升到B类，他被允许有更多的探视，但还是限于每次半小时。
他的探视者当中有马克加图、马卡基韦和他的姐姐梅布尔·诺坦库·恩提马克韦。他的母亲也曾远途跋涉渡海来到罗本岛。相聚之后，当看着她离开时，他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他接到姐姐的来信说母亲已经去世。温妮和孩子们在特兰斯凯参加了葬礼。
一位从特兰斯凯来的亲戚在葬礼之后到罗本岛探视，他说到曼德拉对于那些操办葬礼的人是如何的感谢：“他一直问，某某人来了吗？某某人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消息如此灵通。他让我对所有那些参加葬礼的人表示问候和感谢。”
1973年12月，监狱部长吉米·克鲁格到罗本岛视察，这反映了政府急于兜售它班图斯坦“独立”的政策。他向曼德拉和由一名难友麦克·马哈拉吉率领的代表团指出，如果他们承认特兰斯凯，愿意住在那里，他们的刑期就能赦免。答复是“分别发展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绝不会妥协。”（尽管如此，政府后来仍几次向曼德拉重提此事，他的回答还是“不”。）有讽刺意义的是，小酋长凯泽·马坦齐马因南非政府的支持，领导特兰斯凯走向“独立”，按滕布人风俗，他是曼德拉的侄子。总理沃斯特也向温妮·曼德拉提出过，给她自由的条件让她承认特兰斯凯是她的“家园”。她的回答是：“厚颜无耻！要是有人应该离开南非的话，那是殖民者的政府。”
温妮·曼德拉一再受到的逮捕、指控、判罪、申诉、缓刑和监禁，关于这些方面的详情难以掌握。在她而言，长时间的反抗是对成千上万男女身受其害制度的揭露。在和警察的遭遇战中她无所畏惧，对他们的粗暴侵扰，她大胆地予以还击。可是一系列的阴险袭击，使她身体受到攻击，她的住宅被扔进汽油弹，她毫无办法也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曾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攻击行为出于政治动机。”
这两个女孩子被埃莉诺·伯利从女修道院的不快乐生活中拯救出来。埃莉塔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伊顿公学过去的校长——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育学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德，那是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这两个孩子长到十几岁，被允许去探视她们的父亲。温妮不无担忧：她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来吗？会因为这个经历而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吗？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亚纳领导黑人学生从多种族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分裂出来，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学生组织”，并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虽然受到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弗朗茨·法农激进著作的影响，但“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白人种族主义作出的反应，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摆脱对白人的依赖并使全体黑人团结起来：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属于“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觉醒运动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过这个运动青年中产生出一种新的坚定和自信。
“阿扎尼亚”是“黑人觉醒运动”给这个国家起的名称。它是60年代从泛非主义者大会那里继承来的，渊源不大清楚。它是古老英国地图上一个野蛮人的国度呢，还是给东非一个奴隶国家起的名字？伊夫林·沃在《黑色恶作剧》一书中，把想象中的非洲国家叫做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这个名称。
70年代初，罢工浪潮席卷纳塔尔，也发生在德兰士瓦的工矿企业。新的战斗精神传播起来，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工人们懂得了组织者们是多么容易受逮捕。因此这些罢工找不到谁是领导人。
出乎意料，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却没有再延长。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被捕的77人，并向人们述说她自己前几年在“恐怖主义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她说，这“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反对，一种为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精神的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的方法使那些敢于和这场斗争站到一起的人们失去个性。”
她到德班去，那里有一位老朋友法蒂玛·米尔，是纳塔尔大学的社会学讲师。由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各个团体组成的“黑人妇女联合会”在那里正日益壮大。温妮在一次对“妇女联合会”的讲话中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妇女象在这个国家里那样惨遭剥削。”“黑人妇女必须忍受各种法令。面临这种情况，一点地位也没有……丈夫的死亡意味着家庭的自动丧失。没有任何权利，就和一个孩子一样。”
在一系列讲话和对新闻界的谈话中，温妮谈到黑人青年愤怒方兴未艾的问题。她警告说，他们遭受拘留和单独监禁的野蛮行为，将对这个国家产生“痛苦后果”；而“班图教育法”坚持让黑人儿童学阿非利堪语，并不能实现它“逐步灌输主仆关系”的意图。她还说：“非洲人有句谚语，大意是说，垂死的马爱踢。这个国家在垂死的阿非里卡人国民党这匹马最后挣扎时，还将会遭受痛苦。”
数万名黑人学生罢课，教师们辞职，家长们也加入待在家中抗议的罢工行动中，暴动仍在继续。正如政府一个调查委员会所说，那是一次“炮火的洗礼”，青年们失去了对暴力的恐惧。这个1000页的调查报告等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指控，因为它引起对白人的“仇恨”，它记录了人们对分别发展、集体居住、特别是流入控制和通行证法的强烈谴责。
在罗本岛，犯人可以议论这件事，但仍然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到这些。这时候曼德拉写信给他的妻子，叙说有一棵番茄，他在园子里不当心给弄伤了，现在特别照料着。他描述这株植物多么漂亮，它是怎样长了又长，他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后，他怎样从土里把它拔出来，把根洗干净，回想那生命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理解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环境里成长的情形——做为父母，你把一切能给的都给了他，把那个生命养育成少年，然后他却被杀害了——他的感情与那些家长在千百个儿童遭到扫射时感情一样。她解释说，“如果他照直说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在审讯被拘留者时，酷刑和杀害已司空见惯，这在斯蒂夫·比科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中暴露无遗。他在伊丽莎白港警察总部经3周的审讯后，赤身露体几乎不省人事地被装上一辆越野汽车，行驶700英里送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第二天(1977年9月12日)他在那里去世。他的亲密朋友马佩特拉·莫哈皮也是在拘留中死去，而一个印度人青年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10层楼跌下摔死。南非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也在国外对付反对势力。一名“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是被邮包炸弹炸死的几名积极分子的第一个，他当时在博茨瓦纳。
索韦托的10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博士的被拘留，进一步证实政府绝不容忍真正的非洲人组织者或领导人。这个委员会代表了当时城镇黑人所作最积极的努力，对政府政策和政府委派人员提出变通的建议。那些雇用人员为人们所不齿，无论在城市地区还是在班图斯坦都被视为走狗和傀儡。莫特拉纳最初是在黑尔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积极分子，并参加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后来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区代言人。政府把煽动1976年6月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曼德拉身上，当然这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在随后的审判中，他和温妮不但反驳了政府的证据，还打赢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
警察开车送她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300英里，来到位于奥兰治自由邦低湿平地的名为布兰德福特的小乡村，把母女二人放在灰尘弥漫的802号门牌的房前。这是政府能找到的对她最生疏的环境：这里有阿非里卡人政治和文化的精髓。曼德拉一家却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
温妮把那3个水泥房子叫做“我的牢房”：没有天花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个屋外厕所是摆便桶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住处，除了她的住处满是瓦砾。她被命令从家里带来的家具无法通过狭窄的房门，只好又送回奥兰多。
镇上她的邻居们得到警告，不许和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是他们逐渐有了勇气；他们不能长期抵制她的热情和慷慨。看到他们被剥夺得精光——贫穷、挨饿和卑躬屈膝——她感到震惊，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帮助他们。
津姬发现写诗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她在沃特福德学校时就以写诗见长。通常她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而她的母亲善于将这样的诗句拾起来，于是1978年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还有这个家庭的老朋友彼得·马古巴内拍的一些相片。津姬把这本书题献给她的父母，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的父亲：
一棵树被砍倒了，果实散落一地。我哭泣，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那树干，我的父亲，那枝桠，全靠着它的支持。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他们对他珍贵无比。他们该是多么甜美，多么可爱，可是都落在地上了，有些离他很远。在土里那树根，意味着幸福被切断了和他的联系。㊟
津姬·曼德拉出席对索韦托“学生代表会议”的审讯，该组织被指控策划1976年6月暴动以后不断发生的抗议活动。她自此开始代替她被监禁的父亲和被放逐的母亲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