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军阀悍将，抗日先锋
刘湘在四川内战中逐渐发达，削平群雄统一四川。他性格内向，深沉含蓄，持身谨严，为人剽悍。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不即不离，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笃信神道，极为迷信，为人所笑。他是最早率军抗日的将领，是为大功；“三三一惨案”他是元凶，是为大过。
找准领路人
少年时的刘湘在读书之余，经常帮助其父推车运送谷米。看上去刘湘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总是习惯于做分内的事情，每次都能中规中矩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但是很少有什么创意。从他幼时的许多表现来看，没有人会想到此人以后会成为四川省最大的军阀。
幼年时期，刘湘在乡间私塾读书，后于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了3年，然后回乡务农。1909年，刘湘刚满19岁，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
清朝末年战事连绵不断，每次战争失败后，都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灾难接着灾难，清政府像是风雨中飘摇的一只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等积极建议。一时间，新型学堂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仅四川成都市一地，就办起了十几所私立法政学校。
1902年，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创办武备学堂，训练新军干部。大邑一县即有刘成勋、陈洪范、杨啸谷、张成孝及王毅等五人考入该学堂，这成了那年轰动大邑县的一桩大事。刘湘当时才12岁，对人生的认知刚刚混沌初开，毫无疑问，耳闻目睹了刘成勋等5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一事，受到的影响极大。到了1906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从巡防军中挑选少数优秀头目并招考部分青年，成立陆军弁目队，在四川全省招生。刘湘得知消息后，背着家人偷偷去招考点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报名，旋即被录取。
回到安仁，刘湘不敢对父亲刘文刚说出这桩秘密，但是父亲还是知道了。没想到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刘湘，还对刘湘的决定深表赞同。上学临行前的夜晚，“刚子老太爷”专门办了几桌酒宴，请来了左邻右舍的亲友，好好热闹了一场。第二天，他亲自帮刘湘拎着行李，一直送到了县城。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入学第二年，陆军弁目队闹了一场学潮。起因并不复杂，因为招生之初校方曾许诺，每名学生每月补助银洋15元，可是学生们入学读了3个月，补助的银洋一直没有到位。于是有人带头闹事，聚集一群青年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说理，群情激愤时，有人向校长动了手，还摔了教学仪器。校长一气之下撂了挑子，辞职不干了。陆军弁目队本来就是一家私立学堂，这一来再也难以为继，只好解散了事。
刘湘并没有参加这场学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书也念不成了。一帮同学前往总督府请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亲自出面处理此事，赵总督好言好语将学生们安抚了一番，当面承诺，允许陆军弁目队的学生重新报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报考后，再次被录取，于1908年2月进入该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陆军速成学堂里，刘湘是个低调的人，尊敬师长，和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此时革命党大行其道，同盟会的触角伸入学堂，几个学生秘密参加了这个组织。有人前来游说刘湘，话刚开了个头，刘湘连连摇头，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游说者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从此不再在刘湘面前谈论政治。
和刘湘同班的有个同学叫刘炳勋，其父是清八旗军队驻成都的官员。刘湘对八旗军官既有几分景仰，又有几分好奇，于是主动和刘炳勋搞好关系，成为亲密伙伴。玩得熟了，刘湘经常去刘炳勋家，对刘炳勋的父亲尤其尊敬，深得其父好感，经常在经济上获得其父资助。这位父亲还认为刘湘为人谦虚，志存高远，让儿子以后多向刘湘学习。此后，刘炳勋果然一直追随刘湘多年，在刘湘手下担任过旅长、机关枪司令等职。
从这件小事能够看出，貌似老实本分的刘湘，对于官场结交那一套有着不同寻常的天赋。这种天赋即使不是出于遗传，也与刘氏家族的家教以及父亲刘文刚行为举止的浸染有关。
历史为刘湘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前几年有本畅销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刘湘自然不可能读过这本书，但他却深谙这个道理。巴结长官，同样也是从细节做起。有一次，标统周道刚前来基层巡视，连队队官(连长)买了一盆鳝鱼，丢进炊事房后就去陪长官。刘湘见后，主动走进炊事房，抓起一把剪刀剐剖鳝鱼。等到队官陪同标统巡视完毕，刘湘已帮炊事员把一桌菜整好了。队官见此情景，对刘湘大生好感，在标统周道刚面前大肆夸奖了刘湘。
没过多久，成都要开办一期讲武堂，队官为刘湘弄到了一个名额，推荐他去学习。这样的机会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培训班，是官场升迁进阶的摇篮。果然，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培训，刘湘再回到六十五标时，被上级调任一营前队排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刘湘此时是少校差官。1912年，刘湘接替杨森为第二营营长，驻守四川泸州。从此，刘湘手中就有了一个营的武装力量。这个官衔虽说不大，却是刘湘通往大军阀之路的第一级台阶。
尽管刘湘出名之后，许多外国人对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常关注，但据早期和刘湘有过接触的几个外国人写的观察印象中说，刘湘表面上显得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他们认为刘湘“并不是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既无性格，也无才气”。外国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刘湘性格的突出特征是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绝不崇尚空谈或醉心于虚构的远景。从他的外貌看起来像老实沉静的商人，是一个冷静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位名叫托勒的英国人在一封发往北京的函电中写道：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如果说他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这也并不过分。但他的经历使人对他的才能无可怀疑……显然，刘是一个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人。他不醉心于采取戏剧性的政治行动，除非他看清了结局，一般他殆争于采取步骤。
叔侄争霸
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6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他的发展壮大是与刘湘的提携扶持分不开的。刘文辉对刘湘也有过不少的帮助，如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护等。在较长的时间内，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一直互相依赖，时人称之为“川军二刘”。
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刘文辉后来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24军军长等职，其防区包括川康一带81县，几乎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地盘大而且富庶，兵力达12万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刘湘此时任四川善后督办、21军军长，其防区包括川东南和鄂西一带共计46个县，特别是控制着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进出口要津重庆，位置极为重要，兵力约11万人。地盘上虽稍次于刘文辉，但兵力上与之旗鼓相当。
1932年10月1日，刘湘指使驻武胜的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
战争一爆发，刘湘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分三路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亦分头防御，并在防区内布置了五层防线。战争初期，由于刘文辉部防线过长，南北绵亘数百里，兵力分散难支，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后撤，退守沱江防线。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数路围攻泸州。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川南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刘湘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遂采用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两手来对付守城的刘文辉部两个旅长。守军见救兵不至，孤军坚守困难，表示愿意接受改编。11月底，刘湘进驻泸州。
泸州战役正在进行时，刘文辉部在四川省会成都又与田颂尧发生了激烈巷战，即所谓“省门之战”。11月14日，田军联合邓军黄隐部(打着田军旗号)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驻军。由于刘文辉早有布置，田军大败。后双方在四川大学所在地皇城的煤山以及兵工厂、簸箕街等地激烈争夺，兵员死伤甚巨。
几经争夺之后，田部不支，经圆滑的邓锡侯从中调解，双方罢兵。刘文辉因急于要与刘湘决战，乃请邓代他守成都。
省门之战一结束，刘文辉又匆匆赶到眉山，并在此建立司令部，筹划在荣县、威远一带与刘湘的决战。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一开始就以凌厉之势向刘湘进攻，双方在此麇集数万重兵，激战五天，死伤上万人。刘湘军全线失利，处境极为不妙。为防止刘文辉乘胜直捣重庆，刘湘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派刘文辉的亲家杜少棠持他的亲笔信到眉山向刘文辉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请其迅速出兵抄刘文辉后路，以免同归于尽；三是加紧对刘文辉部将进行收买分化。这三招果然奏效：邓、田立即出兵摄刘文辉之后向仁寿、双流、温江等地进攻；同时，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阵前倒戈，投向刘湘。局势突变，刘文辉优势顿失，只得同意刘湘的请和。双方于1932年12月21日签订了停战书。
在与刘湘停战之后，刘文辉立即回头来对付抄其后路的邓、田两部。刘深恨邓锡侯“背信弃义”，本想用计扣邓，但邓先走回避。1933年5月9日，刘文辉突入邓的防地温江，两军在郫县、灌县一带发生激战，邓军退守毗河待援。毗河是成都平原上一条大灌溉渠，邓军为了便于防守，将毗河源头都江堰上的分水马槎砍断，把外江的水引入内江，以使毗河水位升高，阻止刘军渡河。刘军则用水雷去炸毁飞沙堰，把内江的水泄入外江以降低毗河水位。由此造成了内外江水量失调，使正在栽种水稻的农民损失甚大。
刘文辉本想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迅速打败邓军，但事与愿违。由于刘军多属挖墙脚方式得来，人数虽多，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刘文辉军屯于毗河边一月有余不能取胜，内部且潜伏着严重危机。
刘、邓两军的长期对峙给刘湘造成可乘之机。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向刘文辉反攻。6月6日，刘湘军西进，田颂尧也由川北抽调军队进攻刘文辉。6月下旬，刘文辉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刘湘军连战皆捷，邓锡侯亦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刘文辉两边应战，疲于应付，被迫撤出成都，退守岷江防线。8月，岷江防线被突破，刘文辉退守雅安，凭雅河防守。联军环攻雅安，刘文辉不能支持，再向西康一带撤退。康藏地区高寒贫瘠，将士多不愿前往，刘文辉的主力师长冷寅东、夏首勋、张志和等辞职离队，部队大部为刘湘收编，陈鸿文师归还邓锡侯，刘文辉只率残部两万余人退往汉源。
无敌神军
提到刘湘的“神军”，自然会想到“刘神仙”。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神军”和“刘神仙”影响深远，对整个四川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道名白鹤，四川威远人，生于1883年。刘从云人很聪明，幼年时读过几年书，后来跟着一位江湖术士学术数，无论是拆字、看相、算命、卜卦，他都很少砸过锅。时间一长，声名鹊起，远近的官吏、富绅、豪商、袍哥头子都来拜他，认为此人的法术灵验。实际上刘从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据曾跟从过他的道徒蒋尚朴在《刘神仙与四川军阀》一文中介绍，刘从云吸引人的最大法宝是“点道作功”：“作功运气时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出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妻间也不能泄露。”
所谓“红线”“红珠”，无非是一些幻觉，但是刘从云为了蒙骗更多人，先是训练了几十个帮手，在他扶乩降休之时装模作样配合，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逗笼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神仙”的影响越来越大，他选择了一批有点社会名望的道徒，凑成了一百单八将星，其势力范围和影响也逐渐扩大。
刘从云创立的教派叫做孔孟道。到1925年，教徒已有1万多人，分布在四川威远、荣县、内江、富顺一带。在道徒刘沸澄的介绍下，刘湘认识了刘从云，一番交谈之后大为倾心，主动要求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宪。随即，刘湘又介绍他手下的部属统统加入孔孟道，并且全都取了道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道名玉美，王缵绪道名玉道，王陵基道名玉豹，范绍增道名玉泉，杨森道名玉勇，等等。刘湘不仅要求其部下加入孔孟道，还要求部下绝对服从刘从云的指挥。有人不解，问刘湘为何迷信神仙，刘湘笑着反问：“你们要那么多小老婆都可以，我要个神仙都不行?”虽说是玩笑话，也能看出刘湘对刘从云的喜爱。
1929年夏，刘从云提出要为刘湘建立一支“神军”，立即得到刘湘的大力支持，电令各部通力合作，共同筹款。有刘湘的号令，部属们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筹集了银元23万多元，指派蒋尚朴、刘晓岚迅速到上海采购枪械。到1931年，神军扩大到13000多人，刘湘将其改编为模范师，师长由刘湘自己兼任，实际上由刘从云掌控。
于是，在刘湘的军事会议上，经常会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刘湘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川军各将领身着戎装，分坐左右两排，神仙刘从云却穿着拖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帽，脸上涂抹几笔油彩，坐在一帮威严的军人之中，显得不伦不类。偏偏刘湘迷信至极，每逢刘从云扶乩之时，便要川军将领在“刘神仙”面前跪下。军阀中也有不买账的，比如有一次杨森就嚷嚷起来：“我妈死了我都没磕头，绝对不能给刘从云跪的。”刘湘的手下师长范绍增，每当碰到给刘从云下跪的场面，他便跪在地上，心里暗骂。
在后来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让刘从云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几路川军的战斗。进攻打仗前先摆开阵势做一番法事，拿乩语当军令，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刘湘手下大多数部将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窝着一肚子火。老牌军阀王陵基在发给刘湘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刘湘拿王陵基没有办法，不换思想就换人，只好撤了王陵基的职。结果，这次战役输得一塌糊涂，许多军官主张杀刘神仙以谢川人，刘湘想保他也保不住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收拾乩盘走人。1935年初，刘湘派人把刘从云送出了川境，任他继续去江湖上蒙混。解放后，刘从云被政府逮捕改造。
大川饭店事件
1936年8月13日，刘湘向成都各界和新闻媒体透露了日拟在蓉置领事馆事。刘湘对与会者说明自己已严词拒绝，大家听了无不热烈拥护，刘湘增强了反对日在成都设领事馆的决心。
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张群等不敢向日言明四川刘湘坚决拒绝的强硬态度。在南京政府模棱两可的怂恿下，日方派驻成都领事岩井英一一行18人，竟于8月17日飞抵重庆。刘湘得报后，一方面致电外交部必须阻止日方来蓉；另一方面又急电重庆市政府转告日驻渝领事馆：鉴于蓉城反日民情激昂，为防滋生事端于未然，请劝阻日方岩井英一等暂缓来蓉。否则，造成事端将概由日方负责。
但日方见了刘湘电文后，仍不甘心放弃对成都的企图，便改头换面，将置领事馆改为“日本国外务省选派深圳经二、渡边洗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等四人游历中国历史名城成都”。其实，这四个日本人是以“游历”为名，欲来成都观察市民动向，他们下榻成都骡马市街大川饭店。
刘湘获悉此事后，立刻召集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21军高级参谋长张斯可、乔毅夫以及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亲信幕僚开会议论，共商对策。
会后，当即形成决议案，由邓汉祥执笔拟文。
(一)先礼而后兵。首先由省政府外事处派员，到大川饭店向该四名日本人说明成都不能设日本领事馆的原因，故劝他们及早离开蓉城；若善说不行，即由21军武德学会策动成都各界示威游行，逼迫其早日出境；
(二)特邀蒋方人员参加。为了避免军、中二统特务捣乱，从而为日后应对中央留有余地，由抗日后援会出面，邀请蒋方在蓉人员，如参谋团办事处、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师生等参加指导游行；
(三)示威游行时，省保安和城防司令部军警等，只能维护秩序、不得干涉游行。
8月24日，四川省政府约集成都市长钟体乾、国民政府派任四川省教育厅长蒋志澄、省保安处长范崇实、成都警备区司令蒋尚朴等在省政府办公厅开会，共商应付日本人和示威游行办法。
8月24日上午8时许，成都各界民众近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大会，在“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大会”的横标下，大会开始时，先由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叶维讲话。
“成都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成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成都在任何条约上均未与日本国建立过任何条约关系；何况成都既非通商口岸，亦非日侨居住城市，因此，我们有种种理由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
叶维讲话到此，会场上群情激愤的民众便高呼起口号来：
“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
“坚决把日本人赶出成都去!”
“中国领土成都神圣不可侵犯!”
此时，省主席刘湘驱车前往民众集会的少城公园，注视着群情激愤的民众和这气吞山河的壮观场面，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禁不住想道：有这样的民众，乃中国之幸，四川之幸!幸而我们早就决定支持民众，抗议日方，否则我这个当省主席的就愧对四川7000万父老乡亲哪……想到此，刘湘忙叫后面随行人员摄影留念：“壮观呀，中国之魂!快将她拍摄下来，立此存照!”
随即，在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的指挥下，上午10时许，游行开始。打头阵的是在新都县集训的童子军以及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师生们。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凛凛威风，喊出了中国军人的气势，足以让日本人为之胆寒!接下来便是成都抗敌后援会的游行队伍。因天气炎热，沿途民众为游行队伍端茶送水，呐喊助威。游行队伍从少城公园出发，中经祠堂街、陕西街、皇城、后子门、顺城街，直向日本人下榻的骡马市街进发。
由于游行队伍有近万人，加之沿途围观民众甚多，移动缓慢，到骡马市街时，已是下午1时许。队伍来到大川饭店门前，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学生们就要往里冲，警察则持枪横栏，竭力劝阻。殊知激愤之中的准军官们，哪里劝阻得住呢?于是，又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刘湘随行人员一一拍下了照片。后来，不知是由于愈来愈多的民众势不可当，还是由于警察有意放行，人们便冲进了大川饭店。
在大川饭店中的四个日本人，先是硬撑着不把刘湘省府外事处的照会当回事，硬以“游历”为由赖在大川饭店不走。后来听说游行队伍径直冲他们来了，又以“引起国际争端，四川省府当负全责”为挡箭牌耍横。现在，游行队伍冲进来了，中国通深圳经二居然与中央军校学生对抗，骂道：“成都人的坏坏的!”
“你们到中国成都来撒野，”中央军校领头一准军官，扬起手来就给他一耳光，“到底是谁‘坏坏的’?”
一旁的渡边洗三郎掏出枪来，向军校学生耀武扬威；深圳经二竟然开枪向那位中国准军官射击，所幸躲得快，仅击穿了衣袖。这下更激怒了中国人。众人一齐动手，顷刻便打死了深圳经二和渡边洗三郎；另外两名日本人田中武夫、濑户尚被吓得一头钻进床底下，也被游行民众抓出来打个半死!是为“大川饭店事件”。
“大川馆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妄图借此机会收拾刘湘。8月27日，蒋介石电责刘湘“此事件防范未周于前，不缉凶手于后，故应对‘大川饭店事件’负完全责任”云云。刘湘当即复电称：“‘大川饭店事件’之前，早告外交部长张群，成都不宜设日领事馆，望劝阻之。殊知日方强行来蓉，遂引起民众激愤。且此次事件系中央方面人员参加，况又系爱国行动，故事前不便阻止；又因中日双方大打出手，秩序混乱，无法缉凶。”同时，将当天所拍摄大会、游行等照片数十幅(内中多为中央派系人员)加急速送国民政府。这才堵住了蒋介石的嘴巴，将此案移交国民政府外交部处理。
壮志难酬
1937年7月10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日，同时通电全国，请一致抗日。7月14日，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谓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决一死战。望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在全国整个计划下，共赴国难。8月7日，刘湘乘飞机飞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国防会议，共商国是。抵达南京后刘湘发表了谈话，决心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刘湘的讲话长达一个半小时，结束之际他表态说：“四川可出兵30万抗战，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话音掷地有声，深得在场的抗日将领们的赞许。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主要由川军组成)的司令长官，长官部指定设郑州。刘湘将所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政府主席两职分别交给钟体乾、邓汉祥代理，匆匆踏上征程。
上任之际，刘湘的胃病已经很严重，经常咳血不止，钟、邓等部下劝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赴任，他执拗地坚持说：“过去打了那么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为他晚年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刘湘领导的川军出川抗战，是中国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四川安县“模范父亲”王者成，主动送儿子王建堂请缨出征，临行前，王者成手执一面“死”字旗相送，在白布旗正中写着个大大的“死”字，旗的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读之让人热血沸腾，欷歔不已。据曾经参加过当年淞沪战役的四川人何聘儒先生回忆：“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机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见。”然而就是这种装备的军队，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战斗力，该部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会战的70个师中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然而该部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余人！
据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说，抗战八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阵亡的川军人数为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为全国之冠。
11月中旬，日寇先后攻占嘉定、常熟、苏州等地，分两路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向南京进发。刘湘闻讯后向蒋介石请求，调集川军两个集团军保卫南京，他本人亲自担当总指挥。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刘湘说道：“我以带病之身，如能与首都共存亡，也是心安理得、含笑九泉的。”遗憾的是，正值此时刘湘旧病胃溃疡复发，且陷入昏迷状态，濒临于生命垂危之际，被紧急送往汉口医院救治，夙愿未遂。
刘湘从昏迷中醒来时，感到周围死一样的安静，深为疑惑，不知身在何处。旁边的护士小姐告诉他，这里是汉口万国医院，他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在医院里疗养了一段时间，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到12月上旬，已经可以由人搀扶着到花园中去散步、晒太阳了。他支撑起病体，向守护在身边的参谋长傅常、参赞黄罔等询问前线敌情，阅读各地传送来的电报、信件。此间，社会各界贤达董必武、张澜、沈钧儒等亲赴医院看望，刘湘热情洋溢地和他们畅谈抗日大计。
身体稍微恢复后，刘湘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一病月余，痛苦难喻，除告侍从副官数次书函寄达外，顷头昏已减，试亲笔作函奉寄如下：一、余病景象，完全与上年同，所异者口中未吐血耳。现在仍然贫血，不能操劳，奈何!幸德国医生着手即日认明为胃失血，故能逐渐起色，或者危险时期已过矣；二、军国情势迫切之际，余思虑失检，致旧疾突发，种种计划未能躬亲达到，不胜忿念。现在前方一切较重事务，虽仍常来电决定，但军事要点已失当机立断功能，斯亦无可如何耳；三、世哲、世英两儿明年读书，仍以考入较良中学为善。家中只延请徐老师、唐先生再为之照料中文、英语，不必再聘多人可也。至三儿书名，兹为拟就刘康怀，号济殷，幺妹亦拟书名为刘蔚文(女儿家，不必有号)，即盼照此改定为要。余久病思家念切，尤以三儿、幺妹久不见，殊愀然。但世乱不定，故迭次函阻来也。欲言至多，心神不及，只此后告，并询问阖家平安。1月7日于汉口万国医院。甫澄手启。
1938年1月1日，刘湘发表元旦献词，文章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新年刚过，刘湘病情急剧恶化，至17日，德国医生说要输血，可是此时血管已经收缩，血输不进去了。1月20日晚8时，刘湘与世长辞，终年48岁。
临死之前，刘湘留有遗嘱如下：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此嘱。
刘湘这一遗嘱，在抗战前线军队中(尤其是川军中)影响极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升旗时川军官兵必同声诵读：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掷地有声，豪气干云。
家有悍妇
刘湘的夫人姓周，名叫周玉书，家庭出身贫寒，是大邑乡下一位农民兼裁缝的女儿。据说，周玉书刚嫁到刘家时并不叫这个名字，人们称呼她为“周氏”，后来刘湘发迹了，觉得自己的太太没有个名字不好，才请幕僚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稍后，又根据民国《民法》规定的“妻冠以夫姓”，将其名字改成了“刘周玉书”。不过，这个洋派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叫过，因刘湘字甫澄，他成了“四川王”后，被人称做“甫公”；妻以夫贵，刘周玉书也被人喊做了“甫婆”，久而久之，她的真实姓名反倒没有人叫了。
刘甫婆比刘湘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刘湘娶了这个女人，确实为家庭琐事少操了不少心。刘甫婆生性勤劳肯做，又十分节俭，在刘湘早年出外求学以及当兵打仗的那些日子里，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敬公婆，抚养儿女，堪称贤妻良母。刘湘发迹后，将她接到了重庆，她仍然是原先的那个做派，穿件老蓝布衫，脑后蓄着个“大粑粑”的发髻，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其他军阀太太打扮得妖里妖气，动辄呼奴唤婢的。再加上她为人作风泼辣，敢作敢为，因此，刘甫婆成了个让人敬畏的人物。
刘甫婆贤惠聪颖，善理家政，她对于刘湘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但对刘湘的管束也相当严厉。她可以允许刘湘吸烟、喝酒、打牌，但绝对不容许刘湘接近女人。对于来到刘家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一概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即使是其他军官的太太，也不例外。
一次，刘湘手下新上任的参谋长郭昌明带着花枝招展的太太，专程前来刘公馆拜访刘夫人，刚一进门，就被刘甫婆来了个下马威。当时刘甫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郭昌明上前问道：“大嫂，请问军长夫人在家吗?”刘甫婆停下手中的活计，拉扯一下揉皱的衣服，冷着脸说：“你看我像军长夫人吗?”又指着郭昌明身后的那个女人，扯起嗓子大声嚷嚷：“从哪里哄骗来的一个小婆娘，像个妖精。”几句话说得郭昌明哭笑不得。据说，郭昌明新娶的妻子回家后和丈夫大吵了一通，要他交代共哄骗了多少女人，并发誓再也不登刘家的大门。
刘甫婆还是个好奇心特别强的女人。刘湘身边的幕僚都知道她有个醋意十足的毛病，便想方设法搞了一通恶作剧。一次，刘甫婆又躲在门背后偷听他们议事，幕僚们你一言我一语演开了戏。这个说，军长最近看上了个女戏子；那个说，军长准备为那个女戏子买别墅呢。说话的人一个个装得神秘兮兮，煞有介事的样子。刘甫婆在门外听得怒火冲天，猛地闯进大厅，无论见到什么东西提起就摔，桌上的茶壶、茶杯、花瓶等物被她摔满一地，又抓起文物摆设和椅子出气。最后还是师爷甘典夔出面解释，说大伙是开玩笑的，压根没有这回事，刘甫婆仍然不依不饶，将在场的幕僚们指着鼻子挨个骂了个遍，方才罢休。
有这样凶狠的老婆，刘湘在家里自然成了“粑耳朵”(怕老婆的人)。据说，刘湘手下的军电务处长王用宾，曾为刘物色了一个秀外慧中的华美女校学生，那些幕僚们也为之撮合，从旁推波助澜，说得刘湘很有些动心。但是当女学生得知刘甫婆的脾气后，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事情就此黄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率10万大军出川抗战，不料胃病发作，住进了汉口一家德国医院治疗。在此期间，蒋介石授意安排了一名女护士，负责照料刘湘的起居饮食。这名女护士姓陶，老家是安徽宣城人。起初她认真执行国民党军统特工头子戴笠的指令，监视刘湘的一言一行，按时向上级报告。过了段时间，这位单纯善良的陶护士竟迷恋上了刘湘，二人朝朝暮暮，难舍难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可惜刘湘此时已是病入膏肓，他和陶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曲凄美绝唱。
等刘甫婆乘坐飞机赶到汉口时，刘湘已经溘然长逝。一下飞机，见前来迎接的人胸前清一色戴着小白花，胳臂上缠着黑纱布，心里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到了吊唁大厅，刘甫婆脱下身上的狐皮大衣，一边哭嚎，一边用穿着尖头皮鞋的小脚乱踢，随手抓起花瓶、茶几和笔墨纸砚到处乱砸，哭闹着说蒋介石逼死了抗日英雄刘湘，她要去找蒋介石拼命。
陶小姐哭着对刘甫婆说：“夫人，我没有亲人，让我跟你回四川，服侍少爷小姐一辈子吧。”来汉口之前，刘甫婆对这位陶小姐已有所耳闻，如今见她这么说，心里原先的猜想被验证了。不过，这一次刘甫婆表现出了她从来没有过的大度，她没有丝毫责骂陶小姐的意思，甚至还柔声细语地安慰了几句，然后吩咐手下人给了陶小姐一笔钱，还清了老公刘湘生前的这笔风流债。
刘湘既死，刘甫婆向蒋介石提出了四个条件：让刘湘之子刘世英、刘世哲继承他老子的职位，当四川省主席；给刘湘修建一个像中山陵那么大的陵墓；办一所甫澄大学；发给丧葬费10万元，在四川各地轮流开追悼会。刘湘和刘甫婆的大儿子叫刘世英，二儿子叫刘世哲，其时年龄尚小，还在四川甫澄中学读书。刘甫婆的如意算盘，是想让这两个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做“四川王”。可是蒋介石也不是那么轻易好对付的，刘甫婆披散着头发又哭又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终于松口，给那两个小屁孩授予了少将军衔才算了事。
四川甫澄中学是刘湘生前出资创办的一所学堂，当时，刘湘的两个儿子刘世英、刘世哲就在这所学校里上学。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后，刘世英、刘世哲经常爱穿佩戴着一块金板加一颗金星的少将军服进出学校，学校里的同学平时就对这两个孩子有意见，如今见他们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心里更不服气，在背后议论说：“当老子的是军阀，当老娘的是吸血鬼，祸国殃民，全靠发国难财。”这些议论被刘世英、刘世哲听到了，回家向刘甫婆告了一状。
刘甫婆一听，气恼得肺都快要炸了，吩咐勤务兵赶快安排汽车，立马赶到甫澄学校，将校长猛训了一顿，然后通知全校学生停课，全部集中到操场上听她训话。刘甫婆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又带有浓浓的四川乡音，一上讲台，开门见山，尖着嗓门干嚷：“你们天天军爬、军爬(军阀)的，老娘莫非爬了哪个的幺妹不成?”一通开场白，说得校长、老师和全场学生们目瞪口呆。刘甫婆停顿一下，喝口水润了润嗓子，又接着说：“现在有很多人说老娘发了财，赚了黑心钱，真是岂有此理。古时候的孔圣人就曾经说过，‘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兔’(原文为‘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既然母狗都可以发财，老娘难道连条母狗都不如?将本求利，做生意赚点钱，又有哪点要不得?老娘如果不赚钱，哪里来的这所甫澄学校?你们如今倒好，读书的不好好读，教书的不好好教，还躲在背后骂起老娘来了。把老娘惹冒了火，把学堂关了，还看你们骂不骂!训话完结!”
她训完话，台下一片哗然。刘甫婆没有什么文化，又是在气头上，说起话来口无遮拦，没想到她的几句激愤之词，却换来了个不雅的绰号：母狗。当然，人们只敢在背后议论，当着刘甫婆的面，仍需表现出十二万分的尊敬。
刘湘的灵柩运到成都后，那些军政大员郊迎十里，扶柩进城，临时安放在文殊院内。一时间，铺天盖地的挽联、祭幛堆满了文殊院附近的几条街。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在寺院内举行了一场公祭，刘湘昔日的部属来了不少，有王缵绪、范绍增、潘文华、唐式遵、刘从云、陈益廷、廖泽、李根固、傅真吾等二三十人之多，站成两排，在刘湘灵前俯首肃立。刘甫婆领着两个“少将”儿子，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匍匐在侧边陪祭。
身穿蓝布长衫的礼仪先生在诵读祭文，抑扬顿挫的男中音响彻整个大厅。祭文刚一念完，刘甫婆忽然几步蹿出来，披散着头发，拿着一根哭丧棒，朝刘湘昔日那些部属劈头盖脑一阵打，一边打一边哭诉：“你们这些砍脑壳的，太不争气了，把甫公活活整死了，呜呜，这下子你们安逸了，可以去升官发财了，呜呜，老娘这一家怎么幺台啊……”被她打的那些将领们个个面面相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生活中的刘甫婆不仅泼辣，而且是个节俭的女人。最初刘湘接她到重庆时，每月只给她100元零花钱。可是每个月下来，刘甫婆都基本不会动这100元。到了后来，刘湘在经济上对她完全放手，所有家庭收入一律都交给她安排。刘甫婆也很会聚财，平时积积攒攒，舍不得用，存下来的钱全部拿去买田地房产。买的太多了，嫌每次写契约麻烦，就印了许多空白的契约单，每当买田地房产时就填一张了事。
刘湘去世之后，她学会了做生意。买卖粮食，贩运烟土，什么生意赚钱就做什么，很快就成为四川众人皆知的女财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