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的请求。
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中国人控制。
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入进攻。
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的抵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总的来说，国民党的军队在打游击战方面无法与共产党相比。
蒋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区开办了一个训练游击队伍的学校，以达到从后方骚扰日军的目的。
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此话果然言中。
国民党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但是，蒋介石每月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花的钱还不足六元，而当时一顿简单的饭就不下一百元。（原文如此。——译者）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每月六元钱活命都不够。结果，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国民党游击队的确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的游击队，这个地区因出产煤和其他的矿产对日本人极具吸引力。
战争初期，日本人就占领了省会太原，并控制了铁路，但是他们没能打垮山上的游击队，在整个战争中，这批游击队几乎随时都可以下山来，重创日军。他们一共钳制了500000日军。
1940年头几个月里，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卫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当他1938年底逃到河内时，蒋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开反应就是在1939年1月7日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他和汪精卫事先没有讨论过与日本讲和（这不是实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有人让霍林顿·唐站出来说，蒋介石当时是想给汪精卫留条后路，让他再考虑一下他的行动。
我们已看到，实际上蒋介石已派了杀手去刺杀汪精卫。当看到刺客显然不可能成功时，蒋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发出了捉拿惩罚汪精卫的命令。
7月9日，汪精卫指责蒋介石在“为赤色分子帮忙”，要把中国引向灭亡。随后，他宣称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这个伪国民党开了一个“第六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主席”。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受。一个月之后，有报道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对于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打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是中国唯一一条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责英国的决定违背了现有的中英条约。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国的和平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英国人又开放了缅甸公路。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改变了原来那个残酷的决定，这表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国的地位，至此，他已坚信，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受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人预料地与日本签定了五年的中立条约。在蒋介石看来，斯大林变幻无常的政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为中国提供军需品，以对付日本人。
可是现在，俄国人却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不顾，使日本人不受苏联在其亚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中国为所欲为。
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显得尤为沉重，这是因为仅仅在两天前，即1941年4月1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俄国绝不会出于自私的考虑而牺牲一个友好国家的利益。
在上个月，中国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结束访德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一直十分关注。但是，这位大使说，苏联政府给予松冈洋右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遇。在苏日新签的条约中，日本承认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共和国，而苏联则承认“满洲国”。
多年以后，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时说：
1941年4月的中立协定只是俄日庞大阴谋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阴谋中，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陕西省的潼关山口都将划归苏联。
蒋介石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美国的帮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告别晚宴上，委员长对美国说了一番带鼓动性的恭维话，他说：
“我坚信，世界上任何胆敢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敌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与日本签定的“中立”条约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它对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协定是一个补充。苏德协定起初给两个反共伙伴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现在的苏日协定则进一步使苏联受到威胁的边境得到了某种不受侵犯的保证。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能保护苏联，就象与希特勒签的那个协定一样，没能阻止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时，斯大林呼吁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按照他的考虑，这种牵制能使他得以把东部边境上的苏军撤到其欧洲地区，以用于防御。但是毛泽东不愿意让他的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9月份，别无他法的俄国人只好把远东军转移到欧洲前线，这时朱可夫才得以把纳粹的进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这时的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相反，他们的计划是打击美国的海军，横扫东南亚。问题在于，“中国事件”已经拖了四年多，仍然牵制着日本的大部队。
这样，在1941年9月，东京又作了一次“讲和”的试探。这一次，他们暗示将接受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和解。但是蒋介石仍不愿和他们来往。
委员长发现美国的态度很难捉摸。1940年夏，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进攻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个中国呢？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让他的行政助手劳克林·柯里给蒋介石带去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口信。柯里与委员长的会谈不下十次。第一次会谈时，柯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里中国的共产党看上去更象社会主义者，这样，目标当然就应该是国共合作。
柯里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委员长对此没有反对，但是，当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时，蒋介石严厉地指责了这位总统特使。在蒋介石看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情报传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已有多时了。
随着1941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斯福总统与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强。7月份，他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资产。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们进一步采取对亚洲实行军事占领的政策，将会迫使美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卫下台，取代他的是军国主义的头子东条英机，随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至此，“中国事件”已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