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艰难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刷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珍珠港事件刚刚结束中国的孤立局面，蒋介石就要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在日本进攻后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总统、温斯顿·丘吉尔以及斯大林作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
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的缅甸公路，确系中国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委员长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通畅。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在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卫他们的直辖殖民地。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他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日本人。
这是一种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在蔡廷锴（此人1932年在上海抗击过日军）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逐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个方面的日军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英国人担心中国军队的到来会损害与缅甸人的关系。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委员长把他的第五、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在那里，中国军队于1942年2月16日首次与日军交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他此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目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印度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又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伟大的亚洲领袖。罗斯福认为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但丘吉尔却把它看作是未经允许的一种干涉。
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委员长和蒋夫人到达印度五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一个礼仪上的奇怪问题。按照中国的礼节，委员长应该到孟买附近甘地的住处沃尔塔去登门拜访。但是印度的习惯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这次是在新德里）去会面，总督要求按照印度的习惯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克尔将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到沃尔塔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首相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他说，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委员长十分宽厚地屈从了这些同时而来的各种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妥协后的会谈地点。印度的这位领导人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委员长得知此事后极受感动，随后，两人大谈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在2月21日，即访问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广播了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不顾英国的不快，他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井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侵略斗争。
在他离开后不久，甘地和其他一些国会领导人被捕入狱，这种事在他们与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委员长为了不得罪他以前的英国主子，请罗斯福总统从中调解，总统谢绝了这番好意。
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就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的战时首都，中美之间的重大争执从此便开始了。
关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争论，美国方面己有了许多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尖刻的日记发表之后。因此，我们更应该记住中国方面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磨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第一次见面他就通知委员长，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一般简称“中缅印”）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获得的物资以及其他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之间的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作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史迪威应接受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总统的命令自然要高于蒋介石的。
尤其让蒋介石讨厌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他们不愿让蒋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否决权。
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
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头儿”把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作“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他是带着某种野心回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
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这一点史迪威当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然而，他只看到了蒋介石战略上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无比自信。
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并不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陈纳德。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这支“飞虎队”很快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有了保护。陈纳德的志愿兵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成为第十四航空队，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有不同的看法。陈纳德希望把它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缅甸的日军。
与史迪威不同，陈纳德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委员长当时的秘书长吴铁成曾谈到过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他列举了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两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这种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主要还是个战场的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类将军里最好的之一。他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于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离显然不可避免时，他连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份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将把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委员长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
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委员长就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幸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他们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道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委员长写了一封信，说蒋介石不应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一个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
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东西值得感谢。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那笔500，000美元的贷款。
当时蒋介石正在新德里，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电报，电文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这类话还说了很多。十分高兴的蒋介石回电说：“你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3月8日达成的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寻永久性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英国人也马上带来了5千万英镑的贷款。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记述这些事情时，唐（即霍灵顿·唐。一译者）说：
“联合协作的目的，是期望在以后的战争中能使中国的货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但这完全是个空想。
史迪威到达中国时，正值美国和英国宣布对华贷款，这时，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苦力随身都有50元”的现象使史迪威十分震惊。随着战争的延续，货币不断贬值。到最后（据怀持和雅各比的记载），一个月的所得，在一个晚会上就能花光。
为了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存，政府按冻结后的价格向他们每月定量供应大米、布匹、食油、盐以及燃料。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玛拉雅山上空艰难地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制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然而，钱并不是中国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脸面”对他们更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当蒋介石逐渐成为战争中盟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时，毛泽东掌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终于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对这一事件。两方的宣传机器至今仍在争论，而事实真相则更加模糊当时，新四军一直在长江以南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作战。
1940年9月，蒋介石的参谋长何应钦命令新四军向江北转移，然后再过黄河与第十八路集团军（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叫法）配合夺取新的据点。
共产党犹豫不定，一方面因为冒着日军的火力过长江太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汉口的三角地带中建立新的作战根据地（此处汉口应为杭州——译者）。
蒋介石把转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军仍在原地未动。
突然，共产党的参谋长项英秘密率领他的部队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第十四师交火。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项英被杀，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受伤入狱。共产党大约损失了1000人。
1月17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新四军。共产党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以同样的名称重新组成了新四军，用七个师的兵力代替原来的那支军队。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宣传猛烈指责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做法，并指出这个决定是“亲日派”打算与日本人签定和约并参加反共协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3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参政会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并加上了下面这段并不全是实话的文字：
我无须声明，我们的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叛徒汉奸，它绝没有一点要再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意思。政府不愿再听到那种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遗迹的不吉利的话。望他们服从命令，放弃对他们的战斗同志的攻击，并停止一切挑衅行动；这样，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考虑。
以前，蒋介石曾私下说过：“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即使在“新四军事件”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继续。
1942年3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此人在黄埔军校曾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认“解放”区的行政机构。
三、将八路军由三个师扩充到十二个师。
四、允许新编的新四军留在黄河以南，直至战争结束。
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在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当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他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那时，欧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导下，以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军事政治家。对反蒋立场不加掩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又在北京出现。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出现在北京。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而且在越过了重重障碍之后，还要看蒋夫人是否在兴头上。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制立法院、绕过司法院。其实，这些机构只是摆设。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他把政府的事务分配到三个人头上：陈立夫管党务，何应钦管军事，孔祥熙主管政府的实际事务。这三个人每人代表一个派系，因为蒋介石的权术奥秘就是利用相互对立的不同派系。
人们一般都认为，在蒋委员长的三位心腹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陈立夫（多年以后我在台湾见到他时，他仍是位显赫的人物，虽然他已年迈）。他在本书中己经出现过。他有达官贵人的优雅气质：他的头发花白，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有点过早，但他双眼乌黑，炯炯有神。他坚决维护中国的传统，维护儒家思想，认为中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他的智慧和精力，无人怀疑。
作为国民党的秘书长，陈立夫是战时中国的铁腕人物。他是蒋介石早年的保护者陈其美的侄子，他和哥哥陈果夫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们兄弟两人掌握着所谓的CC系（中央俱乐部）。他们兄弟俩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如国内安全局（中统局）的局长、国民党的组织部长等。他们或单独或合伙给共产党和其他各种异已的力量造成很大的破坏。
陈立夫不仅比陈果夫小八岁，而且比息有肺结核的哥哥更健康，他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育部长。他是捍卫“思想纯洁”
的无情卫士，把可疑的学生或教授送进监狱或送上刑场，从不心慈手软。
但是陈氏兄弟对自己要求很严，个人没有腐败行为，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权力，而不是金钱。
当了十四年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将军自然领导了另一支强大的派系，即军人集团。如果这一派能团结起来，本来是可以比目前更强大的。何将军代表着老一代的军人官僚，是他们使蒋介石得以掌握大权。但是，在这个派系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派中派，他们对蒋介石比老一辈更加忠心耿耿，并下决心要扫除妨碍抗战的腐败无能的现象。这些年轻人被称为黄埔系，其中最有名气的是陈诚将军，他是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在国民政府逃到台湾之后，他担任副总统，主管推行了一项极为有效的土地改革计划。他身高刚过五英尺，体形瘦小，但精力充沛，在驻华的美国人中，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受欢迎的中国军官。他二十年代毕业于保定军事学校，曾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年轻的黄埔教宫，黄埔系的其他成员都是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期间从那里毕业的。
1944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位被陈诚取代。
何应钦是个长着圆脸、体格健壮而又很谦恭的人。他是军队腐败无能的象征，在这支军队里，阵亡将士的大批抚恤金直接落入了地方指挥官的腰包，而应征的士兵却在挨饿。
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又代表着另一个派系，即强大的宋氏家族。他娶了蒋夫人那位专横的姐姐宋蔼龄，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为人直率友善，戴着眼镜，蓄着短短的八字胡，他精于为自己聚财，也同样精于毁坏国家的财政。
也许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与生俱来的家世，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代直系后代。
怀特和雅各比引用了孔祥熙一位朋友所说的话，他说：有关孔祥熙的议论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但他补充说：“另外百分之十比那些议论所说的还要糟。”
常有人说，孔夫人的投机生意之所以成功，全靠她掌握证券交易的秘密消息，而这种消息只可能来源于她那身居政府要职的丈夫。
对于这种说法，既没有人出来否认，也无人说这是诽谤。
由于乡村收粮食税的税官大都把税收所得占为己有，所以孔祥熙解决政府各种财政问题的一贯做法便是印更多的钞票。
抗战胜利那天，物价已是战争爆发时的2500倍。
尽管如此，重庆的美元储存量仍然很大，这是因为孔祥熙坚持只让美国人用一美元换二十元中国货币，而当时黑市上的美元价格已涨到了400元，后来又涨至600无，最后高达800元。
在国民党内，还有其他的派系以及一些地位显赫的个人。
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派系是政治科学系（政学系——译者），其成员都是些具有现代思想的专家治国论者（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其中许多人在美国或日本留过学，绝大多数能说英语，并立志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有两个人很突出：孙科和宋子文。身为辛亥革命之父的儿子，孙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位学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另拉一批自己人马的个人欲望。虽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长（英国人称主席），但他无法与陈立夫操纵的党的机器抗衡；蒋介石害怕听到开明的言论，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也有同样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长。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于大胆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员长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欢。
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把宋子文当作另一个该受指责的国民党人与孔祥熙相提并论，可是实际上他们两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宋子文虽然也发了大财，但他与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满活力的企业资本主义发的家，同时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数以万计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富家子弟花一大笔钱就能逃过兵役，这些钱落入了那些出卖免役名额的官员的腰包。
而年纪相同的穷人子弟则被抓丁队强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当兵，有的新征士兵在到达指定的部队之前就丧了命。怀特和雅各比列举了一些有关中国派驻缅甸部队的可怕的数字。
有一支部队在500英里的行进中，损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认为比较强壮一些的幸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国大夫诊断为肺结核。除了结核病之外，痢疾、疟疾、疥疮、脚气和寄生虫病，连同斑疹伤寒和流感，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绝大多数病员得不到医疗照顾。一般说来，一个师平均只有一位中国医师。但是，这里却没有西方军队中一种主要的疾病——性病，这可能是因为士兵的身体太虚弱；因而无力去寻花问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为太穷而付不起钱。
起初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势头增猛，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39年秋，埃里克·周带着少校的荣誉军衔在军事委员会当过一阵翻译。
他每月的工资是60块中国货币。而当时一双鞋都卖到了80元，到1943年，一双鞋的价格大约在900到1200元之间，而少校的工资却一分未长。
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山西省的“模范省长”阎锡山树立了一个大家不愿学习或无法学习的榜样。
1939年（根据他的回忆录），他带领300000军队开进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区。“那里几乎是不毛之地。当地人极端贫穷……”。1940年6月，他开始实行一种以实物形式增收农业税的制度，并在军队、公务员和学校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应制。
至少在他所管辖地区里，军队能吃饱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学习这种做法，但是一心只想满足私欲的国民党军官仍然只顾中饱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也有体恤士兵的好名声，他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当地长官正在那里欢迎他的到来，当地人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向冯玉祥恳求说：
他们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训练营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长官却让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发前把棉袄制服脱下来。当地人喊道：“这么冷的天，他们会冻死的！”冯玉祥为他们作主，干预了这件事，最后，地方长官派人带着棉袄制服去追赶两小时前出发的新兵队伍。
冯玉祥接着还提到了下面这件事：
第二天，我去视察驻扎在白市驿的军队。那里的团长给我看士兵的点名册。我发现上周还是满员的，但是现在每个营都少了三、四十人。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这个团长回答说：“新兵从家里出来时，一路上没有吃的。一到这里，他们就猛吃猛喝，结果把自己撑死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饿死的。
还有一次是在离重庆十五英里的沙坪坝，这位信奉基督的将军问一名团长他的伤病员都在哪儿。团长把他带到了几英里地以外的一个山村子里，那里有二十多个生病的士兵。
冯玉祥写道：
我进去后发现这些可怜的年轻人都在发烧。他们躺在拆下来当床用的门板上，身下垫着干草。我摸了摸他们的额头，问他们吃过药、喝过水没有。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哭了。他们说：“自打我们生病之后，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们。我们连一口开水也喝不上。”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军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般来说，共产党军队的战士一旦穿上军装，就能做到不强奸、不抢劫、不欠债，并帮助农民收割粮食。这种对比是十分明显的。
蒋介石对人民的这些疾苦不闻不问，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些具体的事例，这时他总要大发一顿脾气。他越来越与世隔绝了。他之所以变得如此难于接近，这与他的独断作风和孤僻性情是有关的。
从1942年11月起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利用蒋夫人及其姐姐和外甥女访美这段较长的空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以绝对优先的高速度排印出来，于1943年3月10日在重庆出版。
这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显然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的回答。
毛泽东的这本书是1940年1月发表的，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了中国的情况之中。人们常说蒋介石的这本书是由一位以前的秘书、前任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不管怎么说此人在该书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本书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蒋介石口授的。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对全书的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并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这本书是蒋介石对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阐述，在重庆被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国之命运》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推出一本内容短得多的书、《中国经济学说》。同样，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但是许多经济方面的专业内容则出自一位姓陈的经济专家之手。
在这两本书里，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重，其中《中国之命运》
比《中国经济学说》更甚。蒋介石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而《中国经济学说》的主要目的则是根据孙中山的教导找出一种中国式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围绕这两本书，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1928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边。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作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本来宣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四、五月间出版。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西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百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
到了1946年1月份，六位国会议员想要国务院自己翻译的这本书的译本，结果他们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
文件，《中国经济学说》就是这个月在纽约的共产党“前线”
杂志《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并附有一篇由美国左翼作家菲利浦·贾菲写的评论。贾菲于1947年将蒋介石这两本书的英译本合编在一起并加了注释。
然而在1943年，广大的美国公众都不知道蒋介石并不是人们听说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袖。
在蒋夫人访美期间，她给许多人作了演讲，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征服了美国的公众。但是在私下，接待过她的人都不喜欢她那种专横的作风。害怕受她“美色诱骗”的罗斯福答应了她要更多飞机的蛮横要求，下令在试飞结束前就马上提供柯蒂期—赖特公司生产的C一46飞机。这种飞机有好几架都在喜玛拉雅山坠毁了。
蒋夫人不在时，重庆传出了委员长与一位姓陈的小姐的风流韵事，说陈小姐与委员长同床共枕，还为他做他爱吃的浙江家乡菜。
这种流言没有依据，但却使蒋介石火冒三丈，在他夫人回来之后，他召集了外国记者、内阁部长、以及工作人员，申明他那高尚纯洁的一夫一妻的爱只属于他的合法配偶，并断然否认了有关他不忠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3月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遭受着灾难性的失败。但是，委员长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却一连几天压倒了有关战况的报道。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说法：“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委员长辟谣的抄件”。
总的来说，蒋夫人对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访问，为重庆政府赢得了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紧接着舆论界就把蒋介石宣扬成一个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1943年10月，盟军最高司令、东南亚战区总司令、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来到了重庆。他带来一封温斯顿·丘吉尔写的介绍信，信中称蒙巴顿与他有二十五年的老交情。蒙巴顿外貌英俊，极具魅力，有着非凡的外交天赋和杰出的战略才能。
根据芭芭拉·塔奇曼的尼载，他送给蒋夫人一个上面用宝石镶着她的名字缩写的卡蒂尔梳妆盒，并在委员长面前说自己是个比较年轻的指挥官，渴望“吸取委员长的丰富经验”，这样一来，他很快就博得了蒋夫人的欢心，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蒋委员长及马歇尔的个人代表B·B·葫墨维尔一起商讨缅甸以及其他抗日战区的战略问题。
然而，蒙巴顿一来就卷入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纠纷之中，因为他到重庆时正好碰上罗斯福听信了中国政府和陈纳德将军的抱怨，已作出决定将史迪威召回国。
蒙巴顿可不喜欢这样做，他不想失去一位对中国有如此广博的知识的同事，也不愿和一个水平不如史迪威的继任者凑合。
蒙巴顿对史迪咸说，他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条件是只要他向蒋介石道歉认错。虽然心里窝火，史迪威还是听从了蒙巴顿的建议，向蒋介石赔了不是。委员长宽厚地接受了他的道歉，两人很快就和解了。
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11月份，他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一起参加了开罗的首脑会议。
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身份参加此会的，在此之前，他已于10月11日宣誓就职，接替8月1日去世的原总统林森。
三位领导人从11月22日至26日在梅纳大厦饭店开了四天的会。
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对蒋介石个人来说是一大胜利，联合公报记录了三个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且，罗斯福保证支持1944年春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九十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中国反对“外国入侵”。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承诺。
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带着从未有过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他不知道罗斯福总统还要在德黑兰（11月27日至12月2日）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会晤，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矛盾的保证。
的确，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委员长作出的许诺。1944年罗斯福取消了对缅甸的联合进攻，也没有落实对国民党九十个师的武装和训练。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没有在战后支持中华民国对付俄国人，尽管他的确作了一次努力，但已为时过晚。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住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