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三、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
在旧多瑙河帝国（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时代的德国本部（普鲁士、汉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较为豁落大度。
我现在所称“奥地利，”就是大哈普斯堡帝国（HabsbuagEmpric）中的一部分；因为那里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结果，不独在各方面能够表现其创造奥国的永久力量；而且还能够表现其力量于民间，对这政局阢陧的国家，延续其内在文化生生命竟互达数百年。
时代越是向前时展，奥国的命运也越是繁之于日耳曼人而获得继续生存，因为日耳曼人，实在是帝国的生命细胞。
由多种民族混合而成的“奥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溃这绝不可认作旧东马克（Ostmark）的德国的没有政治能力；因为这是要用一千万人的力量，永远支持住五千万异族同居的国家，要是不及早确定原则，那是实在不能维持，而崩溃是必然的。
一个日耳曼奥地利人，他常惯居于一个大帝国的境内，而且永不会忘掉了在这境内的一切义务。
他的视线虽然狭小得只奥国的境内，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国的边界。
他虽然不幸而受到脱离祖国的命运，但他仍能努力负起这伟大事业，为德国保存其祖先在长期奋斗中从东方所得来的权利。
目前我们须知道力量虽然已经分散，但是事业的成功，仍属是可能的。因为优秀的人士对于共同的祖国，永远表示着同情的，他们的祖国的国土，完全是属于他们的。
日耳曼奥地利人的眼界，实较帝国中其他种族的眼界为广。
他们经济的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凡是主要的技术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以前商业势力尚未被犹太人所夺取时，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所经营的。
日耳曼奥地利的补充队，也可加入德国的军队之中，这种军队，可驻于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正同在维也纳加里西亚（Caliia）一样。
军官力仍旧是日耳曼人，高级军官也是的，艺术和科学完全是属于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发展的艺术（这或许是黑人的产物）之外，凡是只有真正的艺术思想以及传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只有日耳曼人。
至于音乐、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维也纳的于联合帝国（Dual Minarchy，Doppelmonarchic），好像是无尽的源泉，永不会有涸竭之日的。
最后，全部外交政策的责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来担负；不过偶或有了少数的匈牙利人在内罢了。
但是，想维持这帝国的任何企图。因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缘故，所以完全归尽于无效。
在这人种复杂的奥地利的帝国中唯有一法，能够把各民族分离的趋势克服的，就是国家必须中央集权，他的内部组织，也须照此目有而进行。
居于最高地位的奥王，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能见及于此的，不过他旋即忘怀罢了；这或者是因其中困难而不克实行的集权的政策的缘故。
德国的统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种单纯的人种所组成，而且常以一种共同的文化为根基，所以问题只是在政治上传统之弊的改革。
至于奥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这相反。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没有伟大的史遗迹的；即使有也是随了时代而消灭了。
总之：大都是黯淡无光的。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众的势力，则日有发展，在这王国的边境。“民族国家”
开始形成的时候，尤其是难于羁么的；因为这种人民和奥国国内的各族。
或是血统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实在比较日耳曼的奥地利人为大。
这种的斗争，就是在维也纳也遭到了失败。
自从布达佩斯发展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维也纳了就首次遇到了劲敌，这劲敌的事业。并不重要在联合整个的王国，而是重要有巩固王国中的一部分。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仿效了布达佩的先例；于是来姆贝格（Lemberg），来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随之而兴起了。
自从约瑟夫二世（Josrph II）逝世（—七九O）之后，这个事业的进程，便可以很明白寻找了出来。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种的因素而定的。这种因素，一部分固在于帝国的本身；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国在各时期对外的政治地位的结果。
如果要维持这国家的奋斗坚持到底，那惟有坚决地行使者一贯的中央集权制，这才能见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原则上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国语来表现的；而完成这事业的专门工具，又必须操行于行政机关；倘使没有统一的国语，那么，统一的国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统一而持久的国家观念的产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学校和教育。
但是，这事业并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有数百年的计划，因为这正和一切的殖民问题相同，目的的坚定，比了一时的努力尤为重要。
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难于发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的。
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想见得到的。
普通我们对于“舆论”两字的概念，仅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和知识，至于主要的部分，还是根据了我们的听闻。
而这种听闻。常常由“启迪”的形式来郑重的诏示着我们的。
民众的正当眼光，仅能觉察到灵魂和智力的苦闷的结果。
在政治“教育”（这里可称之为“宣传”）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报纸，因为报纸是从事于“启迪文明”的工作，对于成人的竟不一种学校。
这种教育，不操之于政府手中，而竟为卑劣的势力把持着。
我在少年时代居住在维也纳，得有绝好的机会认识了这民众教育要关的主办人和计划人。
最初我很诧异。他们竞能在短时期中用了欺骗的手段来转变公众的真正的志愿和意见，而为国内的恶势力造成一种确定的舆论。
但是，几天之后，这种谬论，竟成了国内的重要法令，同时，一切重要的问题，反而竟无人去过剖析，或竟不再受民众的记忆和注意了。
他们往往在几星期之内，在无声无臭中一跃而成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还对之抱着无穷的希望；他们竟享有真正伟人毕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们在一月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至于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杰出的人物，他们都鞠躬尽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毁污他的姓名和变为不齿于人们的口中了。
犹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时从数方面毁污善人的名誉，我们必须先来研究这一种无耻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类，他们在报纸上所有的危害性，是怎样了。
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的议会，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义来比较一下，那我们立刻可以明了人类这一种无意识而且具有危险的错误。
民主议会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选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来决定一切的事件。
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就是政府，纵令从他们这些人中选出一内阁来，为国家处理一切的政事，这也不过是—个傀儡内阁而已。
在事实上，这个所谓政府者，事先不是经过了议会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这种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负责任，这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并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议会的多数党的手中的缘故。
政府的存在，仅仅是执行多数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议会的目的，并不是在组成一种好人会议，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无用的人；他们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于驱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运用今日不健全的政党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纵着特有权的后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负人个的责任。
因为一种绝议，无论它怎样的有害于国家，都不能归尽于众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奸徒，而且把责任卸在全体的身上去。
这样，在实际上竞可以说谁是无所谓责任；因为责任是只能上一个人担我，而不能归之于只会空谈的国会知上。
这种制度，只有那此可以取悦他们，或是有益于他们暗中操纵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会欢迎，至于那些负责的人人看起来，那是实堪痛恨的。
这种民主的方式，便是为某种族的工具，该种族为了要促进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现在和未来，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只有犹太人，才能重视这种制度，因为他们的龌龊和虚伪，实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说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领袖是自上选举出来的，他对于所有一切的直接间接的行为，完全我着责任的。
在这种制度之中，个别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多数的投票而完全取决于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不为这取决问题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个自愿致身于这种危险事业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来反对他的决断，那我们唯一的答语是“感谢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点，便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类不能险图幸进，上台去统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无用的人，也将因为这个责任的重大而对之畏避了。”
近年来，在国会的统治之下，旧哈普斯堡帝国，已经在日趋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优势，既因国会而遭受失堕，于是便发生了一种使民族互相攻计的制度，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计的，尤其在法兰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后，他的势力扩大了，逐即发生了一种增加捷克（Czechg）势力的计划，这本是他们居于上位者的政策。
这位奥匈联合帝国的未来的统治人物，他对于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进行，在他势力之下，努力鼓励而且亲为赞助，至少是：加以保护。
纯粹的日耳曼的乡村，便被政府用了纤曲的间接的方法而变成了语言复要的危险地带了。
在低部的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情形进步日见其速，而且许多捷克人竟把维也纳当作了他们的首都。
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说是捷克语，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贵妇人，她生长在仇视日耳曼民族的环境中，太子与她结婚，本届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严格的天主教，而逐渐在中欧建起一个斯拉夫国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国作对抗。
因为情形是这样，因而宗教纯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来观察，那么，这实是一种为害最大的思想。
从各方面看起来，结果是有着更厉害的悲惨的。
因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会都不能获得像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宝座，罗马终也失去了一个大国。
奥皇靠宗教的势力，以达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够会唤起一种意想不到的精神。
这种精神，起初本没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想法来消灭旧帝国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这反应。
实为奥地利的汛日耳曼运动。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竞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而是在形成一种人生观，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实行奋斗的到底。
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为一种世界制度而努力奋斗，指导者不能是英雄地牺牲一切，那么，在短时期内，要想觉得一班敢死的战士，这实在是不可能。
因为仅仅为了他个人而奋斗，便不会再有余力去顾到大众了。
主日耳曼运动和天主教会的击突。很明显的，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缘故，这可以说是击突的唯一的解释。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区台湾省当牧师，这便是实使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方法的一种。
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纯粹的日耳曼的教区去传教。
因为这种牧师他们视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运动的核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师，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们不但不能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并且还不能抵抗对方的攻击。
这样，日耳曼民族，一方因这教权的滥用，一方因为抵抗力的薄弱，于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种的奋斗，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脱离罗马教会”的运动，好像是最困难，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结果势必把敌人的堡寨与以破毁。
假使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远解决了。
这样的一种胜利，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大都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义的，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们的抵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师，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日耳曼牧的热心于教会，实在是主观的，对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属客观了。
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来比较一下，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国家的威权”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的吗？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
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加以研究之后，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这种运动，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
这是第一点：因为加入国会，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这是第二点。
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
奥地利国人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
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
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
如果教会中的长老，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
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无论什么态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尤其在德国。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语言、以及自由，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但是要从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这一个企图，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因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新教条对之，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吗？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来和我国的牧师（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了。
这一些，在我们拥护抽象的观念的时候所常有的一种现象。
凡是“国家权威”，“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团结“等等观念，我们常使之变为一种固定而纯粹的理论，以后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发一概由这个观点来给予判断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运动失败的各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因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处置起来，都很妥善而有计划的。
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开始便明白宣布其社会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众。
自从他真正收纳了下层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之后，便得忠实而有牺牲精神的党徒。
这党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团体发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势力的教会所与以拥护。
这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
这党一心想救援奥国而遭遇了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错误，（这是有着两方面），和目标的糊涂。
它的反犹太主义，是依靠了宗教的观念，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
这种错误的由来，正与千万第二错误的原因相似。
它的创始人以为始果基督教社会主义党要救援奥国，那就不应该根据了种族的原则；因为假始是如此，那么，奥地利在不论何种情形之下，全国必解体的，这党的领袖，以为地奥地利现状下的维也纳，必须尽力避去分裂的趋势，百应该拥护促成统一的妯点。
在那个时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维也纳，所以对于一切种族问题，大都作着极的容忍之外，竟也无法可以使这些分子不反对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奥地利，那么，这种分子也是少不来的。
所以该党的领袖竭力排斥曼辙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谋联络维也纳于中的大多数捷克小商；他们想靠了这点为根掠宗教的反犹太主义增加一个口号，并且想藉此而化除旧奥地利的一切人种的纷争。
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宗教而起来的争斗，对于犹太人不会感觉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要有一滴的圣水，便可以解救了他们的危难，而且还可以保存着他们的犹太教。
因了解种不彻底的办法，就使得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犹太人的主张失掉了真实价值。
这种虚假的反犹太主义，比了无论什么都坏，所以与其有实上还不如无，因为人民已被人牵住了鼻子呢！
吕格儿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国的话，他便可以做我们的民族伟人之一；不幸，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都发生在无能的奥地利。
当他死的时候，巴尔干的微弱的火争，已经慢慢地日见扩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够防止的事变。
关于日耳曼民族复兴的目的和理论，凡日耳曼运动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在他所选择的方法是不大恰当的。
这种运动，是有着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为缺少社会性的缘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众的同情，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犹太主义，是革于种族问题的重要，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原理。
还有，他反对一种确定的教义，那是在事实和策略上完全是属于误谬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于运动复兴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标过于含混不清，不过在他的一政党而盲，那他的方法实在是对的。
因为这党能够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重要，但是，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方法，这不免是错误的，而且还把民族的观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当时我极不满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奥地利的空虚，我愈感到要拯救奥地利上无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奥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奥地利阻碍了真正伟大的日耳民族，而赞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我于是憎恨着维也那的人种的驳杂。我更憎恨着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沙泥亚人（Ruthenians）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处，最讨厌而憎恨的，便是到处可遇的寄生的犹太人。
我毫无一些爱护奥地利的心意，但是，对于德意志帝国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奥地利帝国和崩溃，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开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国的心念愈切，因为我在幼年时代已私心向往了，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著名的建筑家，不论命运是怎样，我必专门为民族效劳。
我希望我能够享受我应有的幸运，并且要在他那里参加国事，我最热烈的志愿，终将实现在那里，这便是我所爱好的家乡。
能够和祖国——德意志帝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国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维也纳实给予我最艰苦的而又最完备的训练；到了现在，我才能开始能够完全认识了这几年中的训练的价值。
我对于这时期与以详尽的论述，就是因为在这时期中我明了我党主义有关的问题极多的缘故。
我党在创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仅仅五年（本书写于一九二四年，）便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民众的运动。
倘使命运不是虽给了我这种经验，使我的政见有了确切的。基础，那么，我将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去对犹太教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