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电影虫子

蛛蛛，双声叠韵，把嘴唇嘟起来，舌头悬空，轻轻吐气，一个电影虫子立即诞生在空气中。林蛛蛛，这个名字使我心花怒放，虽然听起来它有点傻头傻脑，没心没肺，但我无比喜欢它。

我爱它就像爱我自己。

我改名，是因为李管说我的本名像交际花。

李管和我关系纯洁，他是我众多的关系纯洁的男友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是当年我们省文坛的第一才子，因此当他说我的名字像一个交际花的名字时，我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了。

他说，林白薇，陈白露，这两个名字太像了。要是光听名字不看人，我真以为你是三十年代的交际花，就跟陈白露住同一个饭店。

我认为李管的这种说法深深伤害了我。

当时我刚刚看完电影《日出》，我一听陈白露这个名字马上就会想起一付棺材，在清晨的薄雾中，在人迹稀少的大街上，一付棺材无声地抬过。在我看来，交际花就是那种花天酒地结局悲惨的女人。

数年之后，我才看到普鲁斯特关于交际花的论述，他说：这些既无所事事又用心良苦的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其魅力之一在于：她们以她们的热情、她们的才能，以及优美的感情所具备的一种梦境和她们不必破费便可轻易到手的一种金玉般的华彩，像名贵而细巧的嵌饰，把男人们毛糙而缺乏磨砺的生活装缀得富丽堂皇。对于梦境，她们像艺术家一样，既不追求实际价值，也不让它局限于现实生活。

如此看来，交际花生涯也是一种高尚的艺术事业。

但我一开始就已意识到，我即使想当交际花也当不成，我有陈白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电影里的方舒）那么漂亮吗？没有。我有陈白露那么性感吗？没有。我有陈白露那么长袖善舞吗？更没有。但我就是执意不当自己根本没能力当上的人，这是人性之一。

到电影厂是一个契机，一个全新的环境，谁也不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名字，我趁机改了名，而且一见生人就抢着告诉人家，我叫林蛛蛛。而且我给所有的朋友写了信，声称谁在信封上写我的本名，我将永远不回信。

就这样，林蛛蛛这个名字在我的身上迅速滋长，它布满了我的皮肤，漫延到我的血液，然后从我的眼睛里闪烁出光芒，紧接着，林蛛蛛浓密的长发像蛇一样滋滋地长出来，一直垂落到我的肩上。

我觉得它有点像整容术，改变了原来的我。

我的职业电影生涯始于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结束于１９９０年３月。这段时间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责编过两部电影。

广西电影制片厂在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电影厂，张艺谋、张军钊都是广西厂的在册人员，青史留名的《一个与八个》《黄土地》《大阅兵》也都是从这个边远小厂嘴里吐出来的。

当年广影和西影是第五代导演的策源地，虎啸龙吟，车辚辚马啸啸，大风起兮云飞扬，蔚为大观。在当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口的空地上，著名导演和漂亮的女演员进进出出，制片、摄影、美工、录音、服装、道具、灯光、剧务，车水马龙，所有人走路都带着弹性，鼻尖上冒着幸福的亮光（南宁是一座炎热的城市，当时还没有空调，从四月到十一月，没有人能不出汗就度过一天），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我基本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狂欢的时期。我只到机场去接过一次上海导演白沉，我是他将要拍的剧本的责任编辑，剧本是《乡音》《乡情》的路子，有一点淡淡的哀愁。

白沉是一个瘦瘦的矮小老头，满头白发，特别白，脸是红的。

我小时候经常看旧电影画报，知道白沉，知道他是从香港回来的。我希望这部片子能上，出来一部精湛的艺术片，得一两个什么奖。

我至今记得白沉把自己的双手交叉在一起紧紧握着，他说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动作，让男女主角就这样握着，非常含蓄，但感情全都表达出来了，一句话都不要多说。本来这是一个普通的动作，但经白沉这么一番完全沉浸在剧情中的表演，我立即觉得这个动作真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真是太好了。他还提到了女主角的扮演者，好像是叫徐什么，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在什么什么时候上别的戏，什么什么时候有空挡，她当时刚刚拍过《秋天里的春天》，比较抢手，但他一定要等到她，白沉希望厂里能马上筹拍，不然女主角就没空了。

我一直没有看到《秋天里的春天》，但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演员。直到九十年代，我才在青艺剧场的前厅看到了她的照片，她的头发中分，全部往上梳，前额高而光洁，看上去气质非常好，美而含蓄，有一点点幽怨。确实很适合白沉的电影。

但白沉的电影最终没有上成。当时厂里说要上，过几个月就筹备，让白沉回上海等，我和部主任把白沉送回机场的时候他一再希望厂里要抓紧，部主任则不停地表示一定会抓紧，请他放心。

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这是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四年里唯一的一次责编一个艺术片的经历。

商业大潮汹涌而至，所有的艺术片都上不了了。这就是我赶上的电影时代。考虑一部片子要不要上，唯一的因素就是拷贝、拷贝、拷贝。在四年中，我一共责编了两部片子，一部是武打片，一部是喜剧片。

喜剧使我想起卓别林，辉煌的默片时代，优美的黑白电影，穷人、浪浪汉、盲女，《淘金记》《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它们像水滴一样滴落，赏心悦目。伍迪．艾伦的一些片子色彩鲜艳形象夸张充满了幻想，他的香蕉有一棵树那么高，蔬菜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还有十分有趣的高潮机，说的是未来时代的男女失去了性能力，但是不要紧，这种像电话亭一样的长筒子就是帮助你们达到性高潮的，一男一女走进去，一按开关，性快感从天而降，不论男女，全都哇哇大叫，就像突然着了火。还有前苏联的《办公室的故事》，以及我从未看过但多次听说的《天堂里的笑声》，起码有十个人对我说过这部片子，它被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金，光芒与日俱增，我至今对它怀有无限的憧憬。但我责编的喜剧片使我头昏、疲惫、想睡觉乃至深恶痛绝。

深恶痛绝，这就是我要使用的词。

我讨厌那个剧本，讨厌它的题目，它的故事，它的对话，它的人名。我看哪哪都觉得不舒服。我是一个在文学中浸泡过数年的人，阅读那个喜剧剧本对我来说就像嘴里被人塞满了沙子，有一种生理上的痛苦。但我必须责编这个本子，在领导看来，这是我的福份，是对我的关照。因为这是一个肯定能上的本子，这样我不但能完成全年的任务，而且还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编辑费。

编辑的职责之一，是要到一个干私活的人那里打印剧本，用那种庞大笨重的中文打字机，用蜡纸印油，用手，一张张印出来，然后装订成二十几三十本，分发给有关人员。

为这样一个本子付出劳动，我十二分不情愿，所以觉得太阳数倍地大，道路数倍遥远。我看到亚热带的太阳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南宁西郊的道路上尘土飞扬，空气中的每一粒灰尘都闪着黄色的光，我推着单车来到了阳光下，火烧着我的车（车身、车头、把手和坐鞍全都是烫的）和我的身体，我穿着一套无袖的短衫短裤，我的双臂和大腿在太阳底下发出兹兹的声音，皮肤上起了一层看不见的烟，眉毛也要烧起来了，因为我戴的草帽是当时最时髦的那种，在帽沿上有两排樱桃大小的洞以作为装饰，这些洞把阳光聚集在一起，第一排直射我的眉毛，第二排直射我的脸颊（幸亏没有射着我的眼珠），还没有走出十米我就觉得脸上已经起了黄豆大的黑斑，黑斑正在连成一片，我很后悔自己赶时髦，如果这时候有一顶大笠帽，还有一大块布，我一定马上就把布蒙在笠帽上，把自己弄得像下田插秧的农民也在所不惜！

好在我是千锤百炼成长起来的南方人，几分钟之后我就挺过来了，我以一种燃烧的状态在太阳底下飞驰，我的血液哗哗流动，脸上红得像一朵花。这时候我就骑到了叉路口。

叉路通向广西农学院，那是一条美好的小路，高大的柚加利树的浓荫遮住了阳光，两边是宽阔的稻田，大片的绿色把清凉的水气送进我的肺腑，火焰熄灭了，我全身顷刻变得柔软起来，草帽上的窟窿也不再是敌人，这些洞眼输送着湿润的风，我恨不得它们更大一点。叉路的路面是细沙和细石块（后来它什么时候变成了水泥呢？），既吸水又有摩擦力，还不会像柏油路面那样散发出逼人的热气。这真是最有人性的路面。

为了这样的路面我就要热爱广西农学院，我现在还觉得农学是一门亲切的学问，农学院包含了人间美好的事物，在酷热的下午，说它是人间的天堂也不为过。

现在，天堂就到了，我越过门卫和大铁门，从后门进入了广西农学院。我继续骑车，我的车轮下是水泥小径，周围是芒果树、榕树、枇杷树、桉树，我穿过辽阔的校园来到教工宿舍区，在一丛青草跟前停了下来。

我走上四楼，敲开一扇门，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把我迎进屋，她白晰、文静，看起来特别有文化，但她屋里满是浓郁的油墨味，她的里屋放着一台笨重的中文打字机，每打一个字都要发出钢铁撞击的声音，她戴着一双深蓝色的袖套，上面沾着油墨，我说是电影厂的同事介绍我到这里来，她点点头，问我急不急。

我责编的剧本就是在这里印出来的。我下楼的时候就听到了铁跟铁相撞的声音，这声音一直传到我放单车的那丛青草跟前。

现在看来，我并不那么仇恨这部喜剧，它是我电影生涯的一个硕果，比南瓜还大，比冬瓜还沉，是我评职称的一发炮弹，最最要紧的是，这个成果使我实现了从借调到正式调入电影厂的飞越。我几乎就要把这点忘记了，这真是不应该啊！从现在开始，我要牢记这一点。

但我无论如果都想不起这部喜剧的名字了。

武打片同样使我无地置容。

剧本作者曾是南宁的一个知名作家，他后来调到了珠影。他的文字感觉很好，而且他知道我的文字感觉也很好，他随便我给他的本子取一个漂亮的名字。

这使我大为兴奋。

我呼的一下把自己擦亮，又呼的一下把自己点燃。一只火球在房间里滚来滚去，这就是我当时的样子。

词和短句噌噌地往外冒，在我的头顶像焰火一样开放，在黑暗中蔚为壮观。至凌晨一点，这部武打片的片名就有了五十个，它们歪歪扭扭挤在一张纸上。

这使我得意洋洋。

(林白：19岁开始发表诗歌，后以小说写作为主。现从事自由写作。我的爱与性、我的心痛、我的疯狂、我的黄上衣与木耳环、我的北京和广州、我的恋人我的情敌、我的花与酒、我的西园和明园、我的无赖、我的脚踩三只船、我的喜剧和武打，所有这些，都缭绕在电影厂淡黄色的大门里。)